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与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有颇多相似之处。
他们的事业相似：都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顺便说一下，历史上，特别是古代，哲学家、教育家往往是一身二任，研究哲学往往不是一个人的事，也往往不是一代人的事，薪火相传，而这就离不开教育，亦即，从某种角度说，哲学是教育的内容，教育则是哲学存在及发展的形式。学习分类理论诞生之前的教学论被称为是哲学取向，这也是原因之一。
他们活动的时代相似：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前后相差不足百年。而与此相关的是，他们活动的背景也很相似——都处于新旧制度交替的动荡期：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是古希腊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的交替时期，孔子生活的时代是处在奴隶制的衰落和封建制兴起的时期。
他们的出身也很相似。苏格拉底的父亲索弗罗尼斯科是一个雕刻匠，母亲法伊纳列特是接生婆，且苏格拉底在未成年时父亲就已去世。父亲生前为苏格拉底选择的人生道路是学雕刻做石匠，而他也确实成了一个出色的雕刻匠。孔子虽出身贵族，但三岁丧父、家道中落，他也饱尝艰辛，管理过仓库和畜牧。
但是，他们却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以自身都聪颖好学，且学无常师，所学知识既广泛又深入。苏格拉底是因为一个好心的雅典人资助了他，从而使他在雕刻之余获得了学习的机会。阅读了当时他能得到的诗人和哲学家的作品，还“吸收了家乡街头传闻的各种理论”，“被认为是一个有全面教养的人，受过当时所需要的一切教育”。（转引自《外国教育史教程》）而孔子则是因为出生在当时文化比较发达的鲁国，七岁就开始学习礼、乐、御、数等知识，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等人为师。儒家的经典“六经”与他有密切关系，《春秋》是他所作，其他的则是经过了他的整理。可见他的知识广博精深的程度。他的学生颜回就称他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不仅是称赞他人格的伟大，也在赞扬他拥有丰富的知识。
他们对知识都非常重视。苏格拉底主张有知识的人才具有美德，强调“美德就是知识”。孔子没有说出“美德就是知识”这样的话，但他特别强调学习。《论语》中强调学习的地方比比皆是，如“三人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不厌”……。孔子还把学习和美德的养成关系结合起来，他的那句名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讲的就是人生的修养过程，其中有知识的积累，能力的提高，当然也有美德的养成。可以说，孔子的言论中贯穿著“美德就是学习”的思想，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说出这句话。
苏格拉底的“美德就是知识”是不正确的，知识和美德不能画等号，但知识和美德也确实有联系，即掌握知识对美德的形成有一定的帮助，用中国古代的说法就是“人不学，不知义”。亚里士多德说：“美德就是知识，这是不对的，但是说美德不能没有知识，这句话确有道理。”这一点值得引起当下的教育工作者们的注意和借鉴。因为现在反对知识本位，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特别是能力的培养和价值观的形成。但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似乎又忽视了知识。这也是不对的，难道能力的培养和价值观的形成能离开知识吗？
他们从事教育的年龄也类似：苏格拉底是在30岁的时候成为一名社会道德教师，孔子也是在30岁左右奉诏办私学收门徒。
他们教育成果的形成也类似：都是“述而不作”，即本人并没有撰写论著。他们的思想都是由学生记录下来的。苏格拉底的言行由弟子柏拉图、色诺芬等人记录，孔子的《论语》也是他与学生们谈话的记录。他们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他们的教育目标类似，都是以培养国家的管理人员为主。苏格拉底和孔子所处的时代，在对治国者的选拔上都存在巨大的弊端，当时的中国是世袭制，古希腊更不堪，用抽签的办法选拔官员。孔子和苏格拉底对此都是不满意的，都认为国家管理人员应该由受到良好教育且成绩优异的人担任。孔子说：“学而优则仕。” 意思是学习成绩优秀的人才能去做官。苏格拉底则认为，治国者受教育更为必要，“最大的骗子乃是那些本来没有资格，却用欺骗的方法使人相信他们有治国才能的人”。（转引同上）即使在现在，为国家培养管理人才仍然是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
他们的教育对象类似，都非常广泛。孔子强调“有教无类”。苏格拉底似乎更彻底，他说：“我愿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听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乐于奉陪。”还说：“我不仅不索取报酬，而且有人愿意听讲，我还愿意倒付钱。”
他们的教育原则、教学方法也类似。他们都坚持因材施教，即根据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情况，对学生施以不同的教育。
譬如不愿学习，有不同的原因，苏格拉底会施之以不同的教育。对于天赋优越而轻视学习的人，苏格拉底告诉他们：越是禀赋好的人越应该受教育。这好比烈性而桀骜不驯的良种马，如果在小时候加以训练，就会成为最有力、最骁勇的千里马，否则，将始终是难以驾驭的驽马。对于那些富而不学的人，苏格拉底就教导他们：幸福不在于财富，而在于知识，在于对人类做出贡献。否则不会获得人们的尊敬。
孔子在这方面似乎做得更好，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学生问，会有不同的答案。最典型的例子是子路和冉有问孔子同一个问题：“闻斯行诸？”——听到一个正确的道理就要马上去做吗？对子路，孔子的回答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有父亲和兄长在，怎么能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呢？亦即要先同父兄商量取得他们的同意。对冉有，孔子的回答是： “闻斯行之！”——听到一个正确的道理就要马上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不明白了，问孔子：“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的回答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冉求畏缩不前，所以我鼓励他进取；仲由好勇过人，所以提醒他退让些。
他们都提出了启发式的教学原则，与此相关的，他们都开创了问答式的教学方法。
苏格拉底从小跟着母亲到别人家去接生，帮着递器械，打下手。这一段生活经历在苏格拉底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从助产中得到启迪，创立了“产婆术”的教学方法。他对朋友说：我母亲是产婆，我向她学到了接生术。所不同的是，她是肉体的接生者，我是智慧的接生者。
下面举一个例子：
一天，苏格拉底和一个非常自负的名叫尤苏戴莫斯的青年讨论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写下δ和α（分别是希腊文“正义”与“非正义”的第一个字母），然后问答开始：
苏：虚伪应放在哪一边？
尤：显然应放在非正义一边。
苏：那么欺骗呢？
尤：当然是非正义一边。
苏：偷盗呢？
尤：同上面一样。
苏：奴役人呢？
尤：也是如此。
苏：看来这些都不能放在正义一边了。
尤：如果把它们放在正义一边，简直是怪事了。
苏：那么，如果一个被推选为将领的人，率领部队去奴役一个非正义的敌国，能不能说他是非正义的呢？
尤：当然不能。
苏：那么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了？
尤：是的。
苏：倘若他为了作战而欺骗敌人呢？
尤：也是正义的。
苏：如果他偷窃、抢劫敌人的财物，他的所作所为不也是正义的吗？
尤：不错。不过开始我以为所问的都是关于我们的朋友呢。
苏：那么，前面我们放在非正义方面的事，也都可以列入正义一边了？
尤：好像是这样。
苏：那么，我们是不是重新给它划个界线，这一类事用在敌人身上是正义的，用在朋友身上就是非正义的了。你同意吗？
尤：完全同意。
苏：那么，当战争处于失利而又无援的时候，将领发觉士气消沉，就欺骗他们说援军就要来了，从而鼓舞了士气。这种欺骗行为应当放在哪一边呢？
尤：我看应该放在正义一边。
苏：小孩子生病不肯吃药，父亲哄骗他，把药当饭给他吃，孩子因此恢复了健康。这种欺骗行为又该放在哪一边呢？
尤：我想这也是正义行为。
苏：又如，一个人想自杀，朋友们为了保护他而偷走了他的剑，这种行为该放在哪一边呢？
尤：同上面一样。
苏：可你不是说对朋友任何时候都要坦率无欺吗？
尤：看来是我错了。如果您准许的话，我愿意把说过的话收回。（色诺芬：《回忆录》第4卷第2章）
孔子则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熹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徘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这即是说，当学生对某个问题积极地进行思考，还没有完全想通的时候给予启发；当学生对某个问题思考已有所得，但还不十分明确，还表达不出来的时候，教师要给予开导。
下面举个例子：在（《孔子家语》）中
子路见孔子，子曰：“汝何好乐？”
對曰：“好长剑。”
孔子曰：“吾非此之问也，徒谓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学问，岂可及乎？”
…… ……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斩而用之，达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学之有？”
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砺之（把箭杆的尾部刮一刮装上羽毛，箭杆的头部装上金属的箭头再把它磨快），其入之不亦深乎？”
子路再拜曰：“敬而受教。”
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和孔子的“启发”，恐怕是他们对教育教学的最大贡献，问世以来，影响至今。但两者相比较，其间是有区别的。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美德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人的，是人的心中先天就有的。把人的先天就有的、潜在的知识、美德诱发出来，这就是教育。这是他提出“产婆术”的认识论的基础，这种认识论有些唯心主义。孔子则强调“学而知之”，这是唯物主义。虽然也说过有的人是“生而知之”，但他的“生而知之”是强调人的聪明，不用人教自己就会，也不同于苏格拉底的知识早就存在于人的心中。而且，孔子说他自己也不是“生而知之者”，那么，孔子是否真的认为有人“生而知之”是大可怀疑的。
从问答法具体运用的过程来看，苏格拉底与孔子也是不一样的。苏格拉底的“产婆术”，结论不是由老师给出，而是由对话的另一方即学生自己得出的；孔子的“启发”，结论是由他自己（即老师）给出的。即以上面的例子而论，如果是苏格拉底，他就不会说“其入之不亦深乎？”这样的话，一定是继续追问：“如果把箭杆的尾部刮一刮装上羽毛，箭杆的头部装上金属的箭头再把它磨快，结果会怎么样？”“射得会更加深入”即需要学习，这个结论会让子路自己说出来。
于是有人认为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是让学生思考、探究，而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最终只是让学生记住老师讲的道理。这本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如果进一步扬苏贬孔，甚至认为当代教育应该取苏弃孔，那恐怕就过分了。
苏格拉底的 “产婆术”能够启发学生积极思考，从而自觉地获得知识，对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推理能力、概括能力确有一定的作用。但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是万能的、唯一的。
首先，苏格拉底是社会道德教师，与学生交流的多是有关思想道德的一些问题，未必适用于所有知识的教学。有人指出，它只适用于人们已知的东西，而不适用于未知的东西。苏格拉底也教学生几何、天文、算术，不知道教这些知识的时候他是不是还用“产婆术”。
其次，运用“产婆术”，进行的都是一对一的交流，即针对的都是个别学生。苏格拉底的时代没有班级、没有教科书，“产婆术”可以大行其道，但现在都是班级制，每班四五十人，而且有教科书，“产婆术”的运用就大受限制，你怎么能通过与个别学生的对话交流让全班学生都能完成教科书中的学习任务？
第三，在学生困惑不解的时候，教师把自己的经验、感悟告知学生，使学生茅塞顿开，大惑得解，终生得益，难道就一点意义也没有？难道教师一句话就解决的问题非得让学生花费大把的时间，在迷茫中自己去摸索出路吗？
即使是苏格拉底本人，也不只是运用“产婆术”这一种方法。他还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难道他面向成群的听众演说时，也运用“产婆术”进行一问一答吗？这恐怕不大可能。虽然不能用“产婆术”，但苏格拉底的演说效果极佳。雅典将军亚尔西巴德曾说：“每逢听苏格拉底说话，心就狂跳起来……眼泪就会夺眶而出，大部分的听众也表现出同样的情绪。”
所以，在教育教学中，我们应该既要学习苏格拉底的长处，也要吸取孔子文化的精髓。
有意思的是，苏格拉底和孔子的相貌也是相似的。
苏格拉底相貌丑陋，额头凸出，这样的额头被称为苏格拉底式的，列宁就被认为是有着苏格拉底式的前额。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司马贞《索隐》中提到：“圩顶言顶上窳也，故孔子顶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孔丛子》说他“河目隆颡”，“河目”是眼睛长，“隆颡”是额头突出。综合起来，孔子的头顶是平的，甚至有点凹，额头是凸出的。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在两个相隔那么遥远的国度中，产生了两个如此相似的伟人，真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那样，难道这是上苍有意为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