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青花瓷革新

格式化的纹样，三朵侧视的牡丹完全一样，而其他正视与背视的牡丹仅在小细节上略有不同。上海罐与巴黎罐上复杂的缠枝纹样也简化为两种交替出现的纹样，对莲花纹的处理也具有同样的形式化特点。这在2006年苏富比拍卖的青花大罐上最为明显，罐身上的六朵牡丹与缠绕的枝叶突出地具有纯形式性质。

与上海罐、巴黎罐相比，苏富比所拍卖的瓷罐及其他插图中的青花大罐都缺少形态完整的球形子房、雄蕊和雌蕊，然而丹纳罐却具有这些特点。在苏富比文章中提到的另一件瓷器上也出现了相似的细节，这是1973年出土于安徽汤和将军墓（活跃于1330—1350）的有盖大罐，罐身也装饰有莲花纹样和经典的牡丹纹样。Percival David收藏中那两个1351年的祭祀用瓶中，瓶身的牡丹纹样上几乎看不到它的繁殖组织。在明代纹样中，这种类型完全消失了。然而其间具有图案化花蕊的过渡纹样类型出现在器形较小、工艺较为粗糙的釉下彩瓷罐上，虽然它们也按照各个条带来进行装饰，但却不具备全部五种新纹样，这些可能是明代早期的模仿之作。

上海罐与巴黎罐尺寸相当，与其他四个青花大罐相比，它们略矮，约为28.5厘米，罐肩与罐口更宽，分别为35厘米和20.5厘米，而足宽更明显小于其他四个大罐，为18.5厘米。它们的口沿明显不够平整，这是因为在制胎时，开出罐口之后，没有修整器形。后来的瓷罐口沿更为平整，而且更高更瘦，罐通高约为29.5厘米、宽33厘米，但丹纳罐除外，它为27.9厘米高。上海罐和巴黎罐特殊的尺寸比例（口宽20.5厘米、肩宽35厘米、足宽18.5厘米）构成了和谐的“V”字形，下文中分析的另一个瓷罐就是如此，它的颈部具有宋代波浪纹，肩部有6朵牡丹纹，罐身上是一幅优美的花园图景。宽肩、阔口、窄足的比例令人感到一种向上升起的趋势。而后来瓷罐的足宽与口宽大致相同，造就出更为稳定的形式。遗存至今的元代大罐尺寸相似得令人震惊，其原因想必是因为当时运用了模具来制作和修整较大瓷罐的瓷胎。瓷罐是由两个对称的大碗相扣而成，两个碗的碗口尺寸必须绝对相同。之后再用刮板削除某个碗的碗底，形成罐口。特定窑场显然会使用同一套模具和刮板来制作一系列瓷罐。这种情形在后来发生了改变，因为陶土中混合了高岭土之后就更容易塑形，较大的瓷罐可以单体成胎。器形与尺寸方面类似的演化，以及空间感、体量感的明显丧失，在具有宋代波浪纹、主体部分装饰精美鱼纹的瓷罐上都可以得到证实。

根据三种不同的尺寸与不同的纹样处理可以将这些青花罐分为三组。上海罐、巴黎罐和曾属于英国铁路养老基金的瓷罐为制作年代最早的一组；丹纳罐和汤和墓有盖罐为中间过渡的一组，它们兼具上海罐和后来瓷罐的某些细节，同时又将花蕊处理为图案化的纹样；年代最晚的第三组包括近期在日本拍卖的瓷罐以及其他类似的瓷罐，花朵中的雄蕊和雌蕊完全消失，它们的年代晚于Percival David收藏的两个1351年的祭祀用瓶。这三组瓷罐上独特的花枝纹样大体一致，只是在枝叶图案的处理上有所区别，似乎绘瓷工匠曾拥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画样。上海罐和巴黎罐上的牡丹表现出体量感和空间感，它周围的枝叶卷曲自由，这在后来的瓷罐中发生了改变。较晚的瓷罐缩小了花朵的尺寸，使得白底的面积增大，并且简化了缠枝纹样，突出表现着设计中的纯粹形式元素。

苏富比的目录中提到：“在器身的某一条带中渐次表现花朵，仿佛这是一幅沿器身展开的手卷，这无疑是一种相当精妙的设计。”元代文人不愿意加入蒙古人的统治阶层，他们往往通过艺术创作聊以谋生。他们的参与，使得当时的瓷器具有了革新性。多视角的牡丹与多面的枝叶无疑源自元代画家的花鸟画风格。王立本（活跃于1330年前后）的几幅牡丹图具有相同的循环式处理手法，花冠上的花瓣末端附有裂片，盘结的枝叶缠绕其间，刚刚绽放的球形花朵具有末端尖细的花瓣、突出的球状子房、雄蕊和雌蕊，从下方看上去的花朵中，花萼处分为6个萼片，稚嫩的花苞也包裹在6个萼片之中。所有这些元素也都出现在一个14世纪的漆盒盒盖上。花鸟画与漆盒盒盖上的多视角牡丹及其枝叶与巴黎罐的纹样在细节上更为符合，而与上海罐略有出入。

另外一个元代青花大罐于2005年由佳士得在香港拍卖，它曾属于英国铁路养老基金。这个瓷罐罐肩上有典型的宋代波浪纹样，罐身装饰着一幅优美的花园场景。画面分为三个相连的部分，始自一座名为“锦香亭”的小亭子。亭子左侧的树丛分隔出这样的场景，一位梳着精美发式的歌伎正在向一位书生招手，两人之间有一片“S”形的多刺玫瑰丛。书生的头转向另一侧，隔着花园的假山，望向一位朴素的女子。这位女子在同一位衣着优雅的长者或老妇讲话。两位少女之间的对比极其鲜明。那位朴素的女子在讲话的同时，意味深长地指着她身边一朵怒放的牡丹，牡丹上的雌蕊和雄蕊清晰可辨。这两个人身旁是装饰有宋代波浪纹的栏杆，栏杆之后的画面就是之前提到的锦香亭。该场面出自元代杂剧，描写的是唐玄宗安史之乱时期，孟月梅与长安书生陈圭在园中相遇，遂生情愫的故事。故事开始于孟家花园中的锦香亭，两人在此相遇，互许终身，而被孟父发现，孟父要求陈圭考取进士，否则不能迎娶孟月梅。陈圭离开后考取进士，但是恰逢安史之乱而未能回来迎娶孟月梅。而孟家也因时局动乱而破败，月梅被卖作将军家中的歌伎，但最终回到陈圭身边。而此时的陈圭已与他人结为夫妇。瓷罐上的场景正是锦香亭故事的开头部分。年轻书生无疑是陈圭，与歌伎相对的朴素女子为孟月梅，她正在同父亲或母亲交谈，并且手指着一朵盛开的牡丹。这个瓷罐的罐肩上有8朵缠枝牡丹，花朵呈球形，与巴黎罐一样，都明显地展露着花朵的繁殖组织。

尽管这个瓷罐尺寸略小，高27.4厘米，但罐口与罐足的比例、器形与纹样的细节都表明它与上海罐、巴黎罐同属于一个时期。大朵的球形牡丹花瓣分明、子房突出、雄蕊雌蕊清晰可辨，它所表现的可能是一个新的牡丹品种，这一品种可能在元代的中国南方相当流行，而于明代时完全消失。中国培植牡丹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最初出现于1340年前后的波浪纹、莲花、牡丹和垂饰，可能是元代统治者自觉创造新纹样的结果。1278年至1352年间，元代统治者积极地发展了景德镇官窑，将各地工匠聚集于此，并在1322年，指派一位非汉族官员来进行管理。1333年，顺帝登基，他试图复兴伊儿汗国时期的繁荣局面。这些青花大罐上混合了蒙古人曾统治过的波斯、中国两地的文化，与蒙古人统治关系密切，钴蓝釉彩后来被称为“回青”。近期在中国发现的早期青花瓷大部分都出土于元代武官的墓葬中，汤和墓就是其中一例。1350年之后，蒙古人的统治在中国分崩离析。随着元代在1368年的覆亡，御用瓷被明军一举破坏。中国官员家中藏有此类青花瓷似乎成为极其危险的举动，未被破坏的青花瓷或者被埋在高安窖藏之类的地方，或者出口到中东地区，正如红海沉船中发现的瓷片所显示的那样。

在Percival David瓷瓶制作的1351年前后，牡丹纹样被改变为更适合宋代传统的样式。这两个祭祀用瓶上的牡丹不再呈椭圆形，表现花蕊的细节也消失殆尽，尽管它还保留着不同花期的样式、叶状的花瓣以及缠枝纹样。Medley认为，14世纪上半叶瓷器中杰出的自然主义纹样具有鲜明的空间感和体量感，这在后来变形为平面的装饰图案。巴黎罐牡丹的立体感与苏富比罐牡丹的样式化之间形成了惊人的对比。上海罐与巴黎罐的区别也并不仅仅在于宋代波浪纹数量的不同，它们在牡丹纹细节上也有重大的相异之处。巴黎罐中央部分的牡丹纹样更宽，正视、背视与侧视牡丹的尺寸各不相同，其间的空间布局也更富于变化与活力。在较晚的青花大罐上，六朵牡丹的尺寸相同，均匀地分布在相对较窄的中央装饰带中。然而，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巴黎罐上侧视牡丹的左手是背视牡丹，它具有球形子房，突出的花蕊，为两个花苞所围绕，一个尚未开花，另一个则初绽芳颜。

在巴黎罐和上海罐中，侧视牡丹左侧上方具有复杂缠枝纹所环绕的尖尖花蕾，这些缠枝纹的规则与秩序并不相同。但是晚期青花大罐上的相同纹样只是重复出现在，而且被布局在正视或背视牡丹的左侧。纹样的调换发生在1351年Percival David祭祀用瓶被制作出来之前。后来的绘瓷工匠结合了两种不同的设计。上海罐上的尖花蕾绘有8个萼片，而通常情况下萼片的数目为6个，正如巴黎罐上所示的那样。这两个青花大罐所具有的另一个重要元素在于三朵侧视牡丹最外一层花瓣，中央那片花瓣采用透视缩短手法绘制，各有三片展开的花瓣伸向左右两边。而第二组和第三组青花大罐都在中央花瓣下方增加了一片花瓣，它可能出现于1351年前后。这片多余的花瓣表明，后来的绘瓷工匠未能理解原本那片花瓣所采用的透视缩短手法。英国铁路养老基金罐的牡丹具有分向左右各为三片的展开花瓣，以及位于中央的那片透视缩短法所绘制的花瓣，而没有附加多余的花瓣。尽管上海罐和巴黎罐可能使用了相同的纹样模本，在形式与技巧上颇为相似，但是巴黎罐的牡丹纹样中，椭圆形的花朵与活泼的缠枝纹具有更为明显微妙的空间感与体量感。

上海罐的内部较为粗糙，而且纹样上大面积的钴蓝釉氧化程度相当，缺乏层次感。巴黎罐在设计与制作上更为精细，但它的重量为5,584克，较上海罐为重，这也表明巴黎罐的年代较早。归根结底，上海罐和巴黎罐都具有优雅的器形，细致地刻画了花朵纹样，这使得它们在后来的青花大罐中卓尔不群。若将巴黎罐与英国铁路养老基金罐、Eskenazi罐以及布鲁克林鱼纹罐相比较，它们在器形、比例与釉下彩绘的杰出品质表明，这四个青花大罐在同一个时期制作于景德镇官窑，同一位工匠运用相同的模具与刮板制作了它们，而绘制图案的是否是同一位绘瓷工则并不能确定。

1341年前后制作的最早一批青花瓷罐中，装饰有宋代波浪纹的元代青花大罐迄今为止记录在案的尚不足10个，而巴黎罐是存留至今的最早的一件。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揭示这段历史，开始揭示青花瓷最初产生时的工艺革命。我们需要全面细致地梳理元末墓葬中出土的青花瓷（例如汤和将军墓）、沉船古瓷或者高安等地的窖藏，这些青花瓷都制作于这个时期之内。于此同时，我们还要细入地研究这个时期的文献资料，这样才能够洞察元代的青花瓷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