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就当前高考语文改革与传统文化考查提出了要从语文学科特点、中华文化特质和时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高度来认识、思考和推进考试改革的观点。简要地概述了语文学科在新时代的发展“境遇”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主要特征，提出摈弃用“分数”引领改革的陈旧套路，强调要遵循语文学科和传统文化发展所体现的规律、依据青少年身心发展特征确定考查思想，注重从文化实践的角度设计考查方式，构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体系。
【关 键 词】 高考语文改革；文化传统考查；规律
【作者简介】 何国跻，广东省广州市第四十七中学，高级教师，研究方向：高考现代文阅读与作文教学研究。
2013年10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中高考改革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高考五个科目除了数学分值没有变化外，其他四个科目的分值均有调整。此次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将在中、高考中降低英语分值，提高语文分值；其中2016年起拟将中考语文卷分值由120分增至150分，高考语文分值由150分增加到180分；中考英语由120分减为100分，高考英语由150分减为100分。
“征求意见稿”发布以后，官方与民间，报纸与网络顿时“沸腾”起来。大多数人都为此改革“意见稿”发出一片赞赏和欢呼之声。有的网友甚至以“网上忽传语文贵，初闻涕泪满衣裳”来描绘其激动的心情。不少语文教师更有因长期以来深受“外语”学科强势“打压”以致语文学科渐趣“边缘化”而今终于“苦尽甘来”的兴奋与激动。不少语文界、教育界人士为之大唱赞歌。甚至有语文教师欢呼：“语文的春天就要来了！”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作为中国人的一分子，作为汉语文教学工作的一位从业者，笔者与众多欢呼者一样，对北京市的这一改革方案投上赞成的一票。
36年前，中国走出“文化革命”的噩梦，打开封闭而沉重的国门，走上改革开放的大道。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我们的教育及时地恢复了外语学科的教学，随着与国外交流日益增多，外语学习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日益显现，人们对外语学习的热度日益升高。于是外语学习“从娃娃抓起”，一直抓到大学、硕士、博士等。同时，外语成了每个中国人升学、就业、晋职等人生不同发展阶段都必须反复逾越的“一道坎”。汉语学习在外语面前的“土鳖”形象愈来愈显出“萎缩”感。
时代进步到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人的“口袋”愈来愈充实，同时，不少中国人“脑袋”的空虚感却愈来愈强烈。中国民众精神追求的现实虚妄与迷茫，呼唤中华文化文明的精神疗救。更多的国人在走出国门“周游”世界之后，逐渐发现“外国的月亮也不圆”。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意识逐渐成长。这样，承载着“传道、授业、解惑”功能的语文学科的“复出”就势在必行了。
如此，作为从事母语教学工作的语文教师听到高考中增加语文学科分值的消息时，不论从文化认同还是从职业情感上，怎能不欢呼雀跃呢？
不过，作为一名专业的语文工作者，我们对此应该有更多理性的社会性和专业性认知，有更加清醒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的视野，同时还更应有我们职业和社会的责任担当。高考语文增加30分的分值便欢呼“春天就要来了”，颇有“书生意气”之嫌。
语文教师不宜从学科本位出发，以在高考科目中的最高分值赢得“专业身份”而欣喜若狂，也不应以为这一改革“方案”使得语文学科地位提升而志得意满。从本质上说，对语文学科予以应有的“重视”，是民族文化发展进步的必然，是中华文化本身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使然，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和国民教育现代化的需要，是考试选拔制度的历史惯性和社会现实认知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语文教学工作者，需要从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精神救赎、国际实力竞争等视野和高度来理性认识语文学科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而这些与高考“分值”没有多大的关系。高考语文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分值抑或是保持高考分值不变，都不影响语文学科本身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和“价值”。我们应该撇开分值增减的“功利观”来认识语文的文化价值和教化作用。这样，我们才会对这一次高考改革有更加理性的认识，才会有对改革后的语文学科有更加准确的定位，才会在今后的语文教学工作中有更加自觉的专业反省和应有的专业责任担当。
我们不能忘记上个世纪末“误尽苍生是语文”的责难。那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语文教学大讨论之后，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对语文教学是“爱之深，责之苛”。今天，对高考语文增加分值的热切期盼，也是人们对语文教学“深深地爱”的现实反映。对此，我们必须深知其内在之“理”，进而探讨正确的应对之“策”。
北京市教委负责人就该项改革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介绍，此次语文学科分值增加幅度很大，旨在突出学科的基础性重要地位，注重同其他课程、同生活实践的联系，以及注重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考查。
从这位负责人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就语文学科而言，这次改革的目的似乎有三条：一是用提高分值“突显”语文“学科地位”；二是加强语文与其他课程、语文与生活实践的联系；三是注重加强文化传统的“考查”。
就上述第二条而言，我们是容易理解的，而就第一和第三条而言，在没有看到具体的实施方案之前，我们有理由带着疑虑和担忧的心情观察和等待的。
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几轮语文教学“改革”，每一次“改革”，我们除了专业术语不断翻新、时髦论述连篇累牍、“教改专家”周游“列国”之外，我们的语文天地里“山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我们的语文教材里依旧长居着“那童年的阿娇”，我们的语文课堂里依旧唱着“过去的歌谣”，我们的语文评价世界里“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北京的这个改革方案，最引人注目的是高考语文分值提高到180分。在当今这个分数是“硬道理”的应试现实中，“增加分值”无疑是会提高学科“身价”的。但是如果不避讳我们用经历了多轮“改革”的“旧眼光”来认识这个“180”分的“内涵”，那么，为高考语文增加的“30”分的分值，它除了有学科分量的“广告性”效应之外，与语文学科本身的发展、与语文学科的功能与价值提升、没有太多的关系。因为增加分值并不改变我们被责为“误尽苍生”的社会环境和语文教学的现实生态。相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用增加“分值”提升语文学科“地位”的办法，其本质仍然是沿袭了“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的陈旧套路，有着通过“分数”迫使学生重视母语的“强按牛头”的嫌疑。
北京市教委负责人还表示，这次改革要“注重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考查”。这“考查”二字，很容易引发我们心中的“余悸”。在我们的经历里，“考查”的“落实”就是“考试”。想到这里，一直在“应试”中过日子的我们心中不由得生出一阵“颤栗”。
长期以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内涵模糊化，“工具性”意义被扭曲。高中语文沦为高考“获取高分”的“工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吕叔湘说过，语文教学需要二十年以后才能见到成效。但在高考功利化的环境里，高三教师承受着语文必须“一年见到成效”的沉重压力。如同达尔文“环境选择”理论的验证，高考功利化的现实环境造就了一批研究高考答题规律“卓有成效”的语文教师。犹如笔者这样将语文化为“一年见效”的高考“工具”而内心十分清楚自己的“作为”已然背离了语文的本质而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背负“罪孽”苟且度日的专业“双面人”，似乎可以预见到在改革后“180”分到来之时的“应对策略”。那么，我们就不无担忧：这增加的“30”分是否会成为众多语文专业“双面人”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需要强调，不论做什么，我们可以“始于情”，但不能忘记“知乎理”，这个“理”，就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寻求和尊重事物这一客观规律，是行事的根本之道。否则，必然遭到“规律”的惩罚。那些有着美好的初衷最后却以失败告终的种种“改革”，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古人有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只能认识和顺应规律，我们别无选择。语文教学与考试的改革也必须这样。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语文之“理”，认识学科自身的规律所在，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按照规律指引的“东流”方向，遵循其固有的逻辑发展之“理”制定语文教学和考试改革方案。我们不能再自以为是地从主观愿望出发，“制造”一些似是而非的高谈阔论去“规范”语文教学与考试改革。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陷于“理论很丰满，实践很骨感”的改革窘境，才可以避免重蹈那些说起来“高大上”行起来是“烂泥潭”的教改历史覆辙。
列宁说：“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些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这里，列宁明确揭示了当代文化继承发展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遵循发展规律的重要性。它也应该作为我们语文教学与文化考查改革的警策之言。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中华文化的历史与现实，需要真切认识到中华文化本身几千年来的发展脉络，需要厘清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发展的政治生态社会教育的关系，需要把握中华文化对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人文发展大势的影响力。在这样的视野里，加强对中华文化传统考查的实践探索和研究，我们才能真正明确高考语文关于中华文化的考查应该“往何处去”，才能就“如何考查”制定更加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的正确策略。反之，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从情感上欢呼语文学科增分的“胜利”，只是凭借考试这一不二法宝，以考促学地考查学生传统文化知识的记忆储存，那么，我们的语文教学和文化传统教育迎来的可能不是温暖可人的“春天”，而是萧瑟寂寥的“深秋”。
站在纵与横、情与理的坐标点认知语文学科与传统文化考查，我们才可能有高屋建瓴的思维与眼光，改革了的高考语文的传统文化“考查”才能更加符合其固有的规律性，我们才能更加有力有效地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这里，我们不揣浅陋，尝试用“遵循”、“借鉴”和“情境化”来“白描”这一“考查”的前景，以供关注语文考试改革和文化传统考查的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关于“遵循”。如前所述，我们强调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而遵循规律的前提是全面考察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理性认知其发展脉络，把握其发展的内在推动力。中国传统社会是人伦社会，中华文化发展的核心在于“人”，在于对“人伦”的规范和对“人本”的尊重。而“人性”与“人本”的基本特征是“自由”。纵览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繁荣史是一部自由发展的历史，也是人性人本的历史。
战国诸子各自立说、百家争鸣自不待言，即使同一学派内部也各有所重而自由论辩。韩非有言：“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 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学术自由而得文化之盛可见一斑。到汉武时代虽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道家学说仍绵延不绝，法家法术为汉所用，天文地理、医学算学、农学史学均各有所成。魏晋玄学清谈，南北朝佛学流行，隋唐三教（儒、佛、道）并尊，中唐儒学复兴，明清西学东渐。中华文化自由开放，虽历经波折而源远流长。
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本理论体现在人兽之别，君民之分。《论语》云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里体现的是人马之别，人命之重。孔子还有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他强调、肯定的是人的独立意志的崇高价值。孟子则直接宣称“民贵君轻”。孟子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有“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对“好货”、“好色”欲望的认同，充分体现出对基本人性的尊重。
总结发掘蕴藏在中华文化中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精华，是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中华文明进步的基石。遵循文化发展“自由”“人本”的基本规律，是文化传承进步的基本条件。
关于“借鉴”。近年来，我们注意到，讨论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不少人都很容易想到海峡对岸的台湾。到访过台湾的大陆知识分子，对台湾民众的文明用语、温和态度、亲切待人的“温良恭俭让”十分歆羡。认为这是台湾地区比较好地保留了传统中华文化的结果。对此，虽然学界有不同理解，但我们认为，大陆加强中华文化传统教育，要借鉴台湾的一些好的做法是毋庸置疑的。近几十年来，台湾地区在保留继承中华文化传统上作了很多工作，效果良好。台湾对中华文化传承突出体现的传统文化渗透的日常性、文化理念的实践性、“儒释道”多家相融的完整性特征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虽然如此，理性告诉我们，台湾的做法不是可以简单“移植”的。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大陆与台湾区域之间的长期阻隔以及两岸政治生态与民风民俗的差异。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十年浩劫，不仅造成大陆传统文化“物质”形态的破坏甚至毁灭，更严重的是它使大陆文化传统精神链条几近断裂，文化家园基本荒芜，人们精神世界变得十分混乱与茫然。关注到这样的现实背景和差异，我们才可以在学习台湾中华文化传承的做法上做到“台为陆用”。
关于“情境化”。这里我们要提到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 T ·霍尔的“高情景与低情景文化分析构架”的概念。霍尔认为：“情景”是环绕着一个事件的信息，而“事件”则是沟通所要表达的内容，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反映一种文化的特征。高情景文化的特征是：在沟通过程中，只有很少的信息是经过编码后被清晰传递出来的，人们在交往过程中重视“情景”而非“内容”。从通俗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高情景化文化”理解为一种注重情感的人际关系；而低情境文化是与高情境文化相对比而存在的，强调制度和理性的人际关系，这在现代企业及社会管理中普遍存在着。我们这里使用“情境化”而非“情景化”，希望既能借助霍尔先生的部分描述语言表达我们的概念，又能够将二者区别开来。
我们所说的“情境化”不是一种文化概念意义，而是指以“情节”为载体用语言“再现”“事件”，将体现中华文化价值内涵的“现实场景”呈现给考生，使他们具有直观参与的“现场感”，产生一定的内心感受和情绪体验，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理性分析判断，以考查考生的文化积累、文化素养和文化价值观。这样的考查方式将考生的知、情、意、行融汇成一体，比较符合人们对文化的认知特点和文化熏陶生长的基本规律。
2014年台湾“高考”试卷中有这样一道国文试题：
言语交际过程中， 常见运用“谦逊原则”尽量降低姿态，不彰显自己，例如： “小弟不才，能力有限，请多包涵”。但基于某些目的，也可能刻意不采取这项原则。请就下引诸葛亮《出师表》的文字分析：
①列出并简要说明文中何处运用“谦逊原则”？ 何处刻意彰显自己， 不采取“谦逊原则”？② 文中运用“谦逊原则”的同时， 又刻意不采取“谦逊原则”， 目的为何？请将答案标明①②书写，①②合计文长约250～300字（ 约12～14行）。
臣本布衣， 躬耕于南阳， 苟全性命于乱世， 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 受任于败军之际， 奉命于危难之间， 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 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 夙夜忧勤， 恐托付不效， 以伤先帝之明， 故五月渡泸， 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出师表》是诸葛亮在北伐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诸葛亮痛心地目睹后主嬖昵小人，国势危颓，便借出师之际痛彻叮咛，言辞质朴剀切，情感真挚动人，既不失臣子进言之身份，又饱含长辈殷切之期待。这道试题成功地抓住文本的这一特点，将“谦恭忠敬”的文化传统和人际交往的礼仪规范放在诸葛亮《出师表》文本理解中考查，颇有“一石三鸟”之妙。它将在特定时刻君臣告别的特定“场景”呈现在考生面前，引导考生思考和理解文化传统礼仪的规范、变通与灵动。既考查了基本的文化传统礼仪常识，又从客观现实“场景”参与的角度考查文化礼仪“实践”活动，将文本理解和文化考查有机结合。命题者在这道试题中所体现的对文化传统理解的深度与高度以及巧妙的考查方式所体现的文化智慧和考查思想令人耳目一新而让人钦佩之至，为开启我们的文化考查思路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2014年3月26日，国家教育部公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完整阐述了从小学到大学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具体要求，强调要将其“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同时要增加优秀传统文化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我们知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范畴相当宽泛，命题人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的概念，如何确定命题思想，如何组织试题内容，如何选择考查方式，都将深刻影响教育部“指导纲要”精神的落实，影响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施效果，影响语文教育考试改革的方向。因此，我们需要系统研究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研究当代青少年身心成长的时代特征，遵循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有效地借鉴中华文化考查的他山之石，着眼于引导青少年从实践的角度培养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意识，提高他们践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自觉性，让优秀文化传统从书本走向生活，让古老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辉。
我们需要明确，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它既有鲜明的历史性和传承性，又有现实的灵活性和变异性；它既为我们的文化文明发展提供历史依据，也为我们时代进步文化创新提供智慧和借鉴；它既有灿烂的文明成果，也有封建的尘垢与糟粕。如何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和可分性特征，在正误错杂、真伪交糅的文化体系和文化命题面前引导我们的青少年学生学会自主甄别、扬弃、继承、发展，培养他们自觉践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意识，学会构建有利于当代社会文明发展的新的文化体系并富有创造性地超越前哲，应是我们重点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范存忠.中国的人文主义与英国的启蒙运动[J].文学遗产，1981，（4）：1-13.
（编辑：赵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