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此事震怒了中国的文化界，300余位知名人上联名要求严惩奸商岳彬。岳彬被判死刑，缓期两午执行(后病死狱中)。
1973年我国首任驻美联络处卞任黄镇来到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参观时，提出要看该馆收藏的《文昭皇后礼佛图》。馆长的表情显得尴尬，指着上覆油布的雕塑说，很抱歉，正在修理，看不清楚。黄镇走上前去撩起油布，露出了半截雕像(《黄镇出使美国》，1995年10月28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作为上海美专的学生，饱经数十年的战乱和忧患的新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黄镇，他在看到这一国宝时，心里想到的又是什么呢?
作为一名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中国学者，只有在改革开放的路线指引下，才有可能到美国去讲学(任密歇根大学客座教授)，在应堪萨斯大学华人教授李铸晋先生之邀到该大学讲学期间，我顺路到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参观。
当我站在这一浮雕前面的时候，往事如烟，心潮澎湃。我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屡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抢去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格伦威德尔、法国的华尔纳、俄国的奥登堡、日本的“大谷探险队’等，他们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掠夺，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的脑海里映过(图4、图5、图6、图7)。国宝!国宝的流失!中国近百年的贫弱受欺凌的痛史!心中沉痛、愤慨的呼喊，促使我下决心要把这些都记录下来，立下档案，作为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讨回国宝的依据。
中国境内沿丝绸之路的佛寺与石窟的分布，大致是西自新疆的托库孜萨拉依与图木休克佛寺、克孜尔石窟、七格星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甘肃的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山西的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直到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其中被外国掠夺最严重的是新疆地区，甘肃的敦煌，山西的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比之云冈尤甚)，河南的龙门石窟。龙门石窟是全国遭劫最严重的石窟之一，据查原有佛像近11万尊，但现今完整的不到1／10。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笃信佛法的孝文帝迁都洛阳，皇室祈福造像中心由平城(今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移到洛阳，龙门北朝诸窟中，尤以宣武帝元恪为其父母荐福所造的宾阳三洞规模最大。从景明元年(500年)到正光四年(523年)，其中尤以唯一最终完工的宾阳中洞造像艺术成就为最高。龙门石窟北朝造像遭劫掠也以此窟最为严重。仅宾阳中洞一处，造像遭凿毀即达60处，包括主像4尊、大型浮雕6幅，涉及人物造像达116身之多。
上文所提到的《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后礼佛图》即分列在宾阳中洞洞门内侧的两侧。据我在20世纪60年代的考察笔记，《帝后礼佛图》居6幅大型浮雕两侧的中间。《文昭皇后礼佛图》的上面还有一幅《维摩诘变·维摩图》，与《孝文帝礼佛图》上面的《纸摩诘变·义珠图》相对。两件作品下部还各有一图，分布有山水人物，似亦为经变，底郎还有长鼻的神兽等(图8)。这就是王振国先生书中所指的“大型浮雕6幅”，但在6幅浮雕的原处，现仅剩累累凿痕了。除《帝后礼佛图》两幅浮雕现存美国外，其他4幅皆不见收藏的记录，很可能是岳彬所主使的保甲、土匪等，在仓皇的盗凿行径中凿毀而未能恢复原状，因而永久被毀了。《维摩诘》浮雕是现存最早的《维摩诘》经变作品，与文献所载东晋顾恺之在建康(今南京)瓦官寺壁画《维摩诘》的时代最为接近。浮雕所刻继摩诘为一清俊飘逸的老头，随意地靠在“颐”(一种圆筒形柔软的靠垫)上，也与《历代名画记》所说的维摩诘为智者带有一点骄矜又有点病容的形象最为近似。此一浮雕是了解顾恺之《维摩诘》壁画的重要作品。
这里还要特別指出的是，美国大都会美术馆普爱伦与古董商卢芹斋等勾结，除了从云冈、龙门盗去许多石雕佛像、佛头、浮雕外，还盗去厂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右手掌。
卢舍那大佛窟是龙门窟中最大的一处石窟。它已经成为龙门石窟的标志，游览过龙门石窟的人，无不对卢舍那大佛窟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这座相传以武则天捐献脂扮钱凿造的石窟，是大唐用国家公款建造的大窟，卢舍那大佛也是以武则天的形象为依据雕造的。总高度达17.4米的卢舍那大彿像，耳长1.9米，头部4米。大佛的右手掌长是0.52米(图9)，却被美国普爱伦勾结卢芹斋盗
去。早先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中国雕塑，大多以等人高的佛像为主，然而像卢舍那那样的大佛，他们实在无法动手，却竟然把她的右手掌“斩去”!真是可恨之极。
如果说这些掠夺者和古董商对北魏《帝后礼佛图》凿成碎片组装是“粉身碎骨”，那么我国历代雕塑所遭浩劫还可归为以下几类：一是“斩首”，即凿盗佛头，此类最多。二是身首异处，如山西天龙山石窟第21窟唐窟，北壁原为一佛二菩萨，其西侧菩萨的头藏在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而菩萨的身躯却被藏在日本出光美术馆。三是个身搬走，这种例子很多，不必细说。而最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第四类，那些太大实在无法拿走的大佛，却被“斩手”。上面列举的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像右手掌被“斩”就是一例。
至于龙门石窟扣人心弦的故事，还有古阳洞窟北魏高树龛佛像头、火顶洞唐代左胁侍观音菩萨头像，被盗流落法国，再到比利时。又到美国，终经华人收藏家陈哲敬先生购得，然后回归祖国等等，多已见诸报端、电视台，本文后面还要细说。
使命感
20世纪由于列强的侵略，中国与埃及、伊朗，印度等几个文明古国文物严重外流，每一件国宝的外流，其背后都有一个揪心的故事。主要内容还是说中国。
说到中国，就名画来说，1860午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抢去东晋顾恺之《女生箴图》卷(早期摹本)，1903年由英国约翰大尉卖给英国国家博物馆。就雕塑来说，1903年那次的放火打劫，还抢走了圆明园12个喷水兽头铜像。其后就是洛阳宾阳洞北魏的《帝后礼俳图》浮雕及唐《昭陵六骏》石刻二骏(其中两区最精的)被盗。
而被盗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敦煌藏经洞约5万多种各类文物，其最精彩的绢画、纸画、经文等被英、法、俄、日等国运走，至今分散在十几个国家，后来产生了世界的显学“敦煌学”。1985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参观，见到了华尔纳用最野蛮的手法
胶水与布粘走的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和一座精美的唐代供养菩萨塑像(图10)，还有在山西天龙山石窟藻井被挖走的一个个飞天浮雕。1987年我到山西天龙山石窟考察时，见窟内伤痕累累，几乎被盗挖一空。后来在2005年8月看了中央电视台4频道的《国宝档案》，又进一步了解到天龙山石窟的被盗，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学者”和山中商会肆无忌惮的劫掠。天龙山石窟雕刻的被劫，是近现代我国雕刻被掠夺的又一个典型事例。
关于敦煌学问题，近来有很多议论。有人说，尽管敦煌藏经洞文物是被连骗带抢掠走的，但这批文物在国外保存得很好，如果不是他们掠走，在国内，今日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呢；而国外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却使敦煌学显赫于世界。但今日的敦煌石窟还是好好的，甚至比以前更奸。这与在敦煌掠去壁画和泥塑的美国华尔纳唱的是同一个调子。1924年华尔纳等人来到敦煌莫高窟，当他站在如此丰富辉煌的壁画和塑像前时，不觉看呆了。正是他发表了只有他们才是敦煌艺术真正保护者的谬论，好像当午如果没有他们的掠夺，今天敦煌就不可能存在了。根据华尔纳的记载，在抵达敦煌以前，还带了他的学生霍雷斯·杰尼，在甘肃泾州县王母庙石窟进行偷掘，掠走7个菩萨头像、一段异常精美的唐代菩萨残躯。前往居延海黑城子时，又盗走一尊彩塑佛像、几方壁画。也有一些理陀，说是以前我们国力贫弱受欺，但现在强大了，不必再搞什么民族主义，斤斤计较了。
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文物以及丝绸之路上新疆诸石窟壁画、雕塑等的被掠夺，是由于当时我国处在落后状态，帝国主义列强的“学者”进入这些地区，如入无人之境，没有《文物保护法》，要什么拿什么，这有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这些学者在敦煌学等方面的确也做出很多成绩，不必一笔加以勾销。2002年我到欧洲法、德等国调查考察(图11)，见到陈列的中国绘画、雕塑确是保存得很好。可惜被掠到德国的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部分被炸毀了。
历史，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60年英法联军的火烧圆明园；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到日本的投降；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与美国侵略军的较量，又到尼克松访华；从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提出，到今天的“神舟”6号载人飞船进入空间轨道，中国正在一天天地走向由弱转强、由贫到富的道路。
现在欧美博物馆、美术馆的领导秈研究班子，已经不再是纳尔逊·艾京斯昔日的馆长席克门等；该馆的东方部：卜任已换成美籍华人何惠鉴。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馆长罗潭，在我到该馆参观凋查时，亲自与该馆的东方部主任、华人傅中陪同接待，要看什么就拿什么，尽管这些美术品都是国宝级的。傅申现已被凋回台湾担任台湾大学教授，他的学生张子宁接任了弗利尔美术馆东方部主任。华人学者武佩圣现在已当上了密歇根大学美术馆馆长。2004年11月在沈阳庆祝辽宁省博物馆新馆建成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与这些朋友相聚一堂，共同讨论。
这里还要提一下作为前辈的何惠鉴先生。他是著名学者陈寅恪的学生、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曾先后任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馆长和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的东方部主任，并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2004年沈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已是85岁的高龄，还拄着拐杖上台发表《<洛神赋图>是顾恺之的作品吗?》这样有特殊见解的论文。1985年我到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参观调查时，承他热情接待，陪我到仓库里查阅资料，要看什么，就随手拿来观摩，临别时还赠送该馆出版的图录等书。正是有何先生这样的华人以及美籍、英籍等友人的鼎力帮助，我才有可能编出《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和《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这样巨型的著作。何先生2005年春天还到上海与上海博物馆联系中美交流展览事宜，不幸因过于劳累，心脏病突发病故于上海。
至于多次被评为“世界第一”的哈佛大学，曾一度被视为当年掠夺中国文物中心之一，这里培养了赛克斯、史道特、华尔纳(粘走敦煌壁画、掠走菩萨塑像者)，还有华尔纳的学生霍尼斯、杰尼、普爱伦(参与盗掠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浮雕、云冈石窟北魏佛首、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右手掌、易县八佛洼辽代三彩釉陶罗汉(图12)、大量殷周铜器、明清官窑瓷器等)。华尔纳的另一个学生席克门于1930—1934年来中国，从北京智化寺万佛阁拆走明代的藻井，从山西广胜寺盗走元代壁画，把它们组成一个“中国庙宇式”的大厅(此为我1985午到美所亲见，而且大厅还摆设一个宋代木雕观音坐像)。然而哈佛大学也培养了我国现代考古学的第一代学者伞济博士，他是殷墟发掘的主要参加者。再就是培养了新一代考古、美术考古的学者张光直和巫鸿等。
对于以上这些单位、人物和问题，今天要历史地来看，要一分为二来看。像华尔纳，他既有罪行，又有言论，尽管已成历史，有当时的客观因素，还应定为“掠夺者”。日本山中商会的山中定次郎，也应定为掠夺中国文
物的奸商。但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却不必声嘶力竭地举起拳头喊口号，大加申斥。正如前辈季羡林教授说过：“敦煌是属于吐界的，但首先是中国的。”
关于讨回国宝的问题。前些时候中国美术学院前院长肖锋教授来信谈到要我协同并提供有关国宝外流的资料，准备在“两会”期间提出改案，讨回国宝。这也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了。我曾提出呼吁，并且在美国、法国等国家得到很多华人的响应，有的还成立了“讨回国宝委员会”这类民间组织，并希望我到日本东京去参加他们的会议。讨回国宝，特别是敦煌藏经洞这批文物，季羡林、宿白教授等早已呼吁过，国家文物局马自树副局长也发表过谈话。最近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博士来南京，畅谈了他在国外调查国宝外流的情况，并接受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这个头衔，在南京传为美谈。可见报效国家、调查研究外流国宝、呼吁收回国宝之心，人所共有。问题是还要有理有节，尽景做到有法可依，充分运用国际文物回归的有关法律。
“丝绸之路”新疆地区外来宗教的输入与雕塑
1 外来宗教输入西域
古代所称“西域”，泛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主要属今新疆。《汉书·地理志》说，西域，西汉武帝时始通，本三十六国，以后增到五十六国。从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来看，正处在“亚洲腹地”，成为丝绸之路的中间枢纽。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13年，到过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并看到已有从四川输入的蜀布和邛竹杖，东汉班超干永乎十六年(73年)以司马出使于阗(今和田)，率军驻守西域。汉军曾驻守疏勒(今喀什)城郊。到魏晋时期与内地的来往逐渐频繁。
关十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目前还有争论。传人时间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两汉之交；传播路线之争，主要有北方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的“滇缅道”三条。我主张早期佛教传入路线的多元说，即佛教是同时从这三条路线传入中国。
佛教传入古西域新疆的时间也有争论。新疆学者孟凡人编著的《新疆古代雕塑辑佚》，谈到根据《汉书·西域传》《洛阳伽蓝记》《宋云行纪》《大唐西域记》等以及新疆践存的佛教遗迹推断，佛教首先传入“西域南道”的于阗(今和田)地区，似在公元2世纪上半叫前后，而佛教在西城南道普遍流行，恐怕要到公元3世纪左右了。至于佛教传入高昌(今吐鲁番地区)，从吐峪沟石窟寺发现西晋元康六年(296年)竺法护译《诸佛要集纤》残件以及该石窟寺有些洞窟开凿于高昌郡时代(327～442年)或在此之前来看，佛教正式传人高昌地区可能在3吐纪后半叶左右。
金维诺、罗世平著《中国宗教美术史》，认为印度阿育王弘传佛教，《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有龟兹国名。如传说可信，则龟兹于阿输迦王时已与印度有所接触。但汉代有关西域的记载，却从未提到新疆当时奉行佛教，新疆发掘的两汉遗址也不见有佛教寺院及有关遗迹。有人认为是在东汉顺帝阳嘉至永和(132～141年)间，中原地区困干羌乱，无暇顾及西域。笃信佛教的大月氏势力，由沙车、疏勒进入于阗，佛教的传人也当在此时。
2 进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外国“探险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到强盛阶段。而我们的祖国却衰落已极。回顾一下100多年来丝绸之路的考古史，可以明显看到西方列强的“学者”依仗其经济、文化的优势进入这条古道，如入无人之境，肆意掠夺。
就丝绸之路新疆地区外流雕塑来说，最早进入塔克拉坞干沙漠的是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他于1895年进入我国新疆。第二个进入新疆的是匈牙利入(后入英国籍)奥利尔，斯坦因，他于1900年5月开始了对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的3次考古搜索行程(图13、图14)。斯坦因在中国共掠去大小文物5万余件，其中主要取自新疆。紧跟着斯坦因的是德国人艾伯特·格伦威德尔、艾伯特·勒考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他们先后进行了四次掠夺、涉及的范围西至克孜尔石窟，东至吐鲁番地区(图15、图16)，其掠夺的雕塑作品主要收藏在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
伯希和(panl pelliot)，法国人。他1906午在喀什附近、在巴楚托库孜萨拉依，1907年在拜城克孜尔石窟寺、库车的库木吐拉石窟寺、苏巴什佛寺遗址、新和的杜勒杜尔－阿库尔佛寺遗址等处，劫走了大量雕塑艺术品(图17)。运回法国后，主要收藏在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
日本人谷探险队，1902～1904年，渡边哲信和专贤雄在和田的约特干及其附近诸遗址以及阿克苏、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调查。1908～1909年，野村荣三郎、桔瑞超在吐鲁番、焉耆、楼兰、米兰、尼雅、和田、库车和图木休克等地调查。1911～1914年，桔瑞超秈吉川小一郎先后在楼兰、和田、吐鲁番等地调查发掘。日本大谷探险队通过上述活动亦劫掠很多雕塑艺术品。这些雕塑艺术品，少量存放在旅顺博物馆和韩国国立博物馆，绝大部分运回日本。
3 “西域南道”的宗教雕塑
古称“西域南道”的走廊地带，分布着于阒、鄯善两个大国和一些小国。这条路线与汉代开通西域的道路有着直接的联系，魏晋时期的西域都护史即设于此。其出土的代表作品有：
楼兰古城出上的有LB第五寺遗址的浅浮雕佛像(木雕佛像)等，制作于公元3～4世纪，是新疆现知最早的佛像遗存之一。
拉瓦克佛寺遗址(在和田东北，属古于阗国)发现80余躯等身立像，头毀，身躯颀伟，全身比例解剖恰当，薄衣贴体，衣纹密集，呈平行细线。另一种为模制焰肩佛坐像，说明这些佛像受波斯袄教的影响。
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室内狮子方座与犍陀罗形制相似。天王像着波斯式铠甲，下踏螺发人物的毗沙门天王，却是西域特有形象。
约特干遗址(多数学者认为是于阗国都所在)出土有：日本人谷探险队收集的两件圆雕铜鎏金铜佛头(图18)，时代一況定为3世纪上下，一说定为4～5世纪；瑞典斯文·赫定收集的一件浮雕小铜佛像、一件玉雕四臂孔雀明王像。
以上除日本、瑞典人所收集者外，大都为斯坦因所掠，现藏英国国家博物馆。
1959年在民丰县以北发掘了一座东汉墓，出土的一件蜡染棉织品，下部边饰上有龙纹；中部残，留有人脚、狮爪和狮尾；画的右下角画一半身女像，头有项光，胸裸佩瓔珞，双手捧一下尖上圆的容器，其中满盛葡萄。金维诺教授认为这是一幅时代明确属于汉代末期的佛画。残留人脚即为佛像，女像即为供养人像。也有人提出此女像手捧容器，内装葡萄，是属于波斯的祆教画，这实际上已经是波斯化了的佛画，却又画上中原特色的龙。它是东汉时期这一地区既具有印度佛教色彩，又是波斯化了的并带有中原汉文化特色的艺术品，表现了该时代该地区的宗教画特色。
4 “西域北道”巴楚的佛教雕塑
天山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的走廊地带，古称“西
域北道”。其西以龟兹国为中心，东以焉耆国为中心。佛教以小乘教为主，大乘教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条路线石窟连接，最西有喀什附近的三仙洞石窑，但遗存壁画已是唐代及以后所作，未见雕塑作品记录。
托库孜萨拉依与图木休克佛寺遗址，该遗址在西域北道最西端的巴楚县，属龟兹国。托库孜萨拉依遗址由法国伯希和发掘，出土大量泥塑圆雕和高浮雕像，仅佛头就有128件，还有与和田地区相近的兽面以及少量木雕像。
该遗址第一建筑群以佛塔为中心，两侧有多间小佛殿，有供养人立像及佛头、菩萨头、供养人头像。塑像风格明显受犍陀罗影响；但一些塑像面部较丰满，眼鼻略向中间集中，又有西域本地塑像的特点，时代约为3～4世纪。第三建筑群发现有立佛像、坐像，残毁严重。壁间绘有中原式童子，背光光轮和鸟的形象有明显波斯影响。此遗址出上有唐开元通宝，其时代下限可晚到8世纪以后。第二建筑群在残存三壁殿外分铺连续塑高浮雕佛传故事，尤为精彩，这是新疆仅见的高浮雕佛教故事塑像(图19)。图上中间端坐的佛与上面两个飞天都长有翅膀。以此和尔西丝绸之路上诸佛教遗址比较，如印度阿旃陀石窟、伊朗斜依布石室、阿富汗巴米羊石窟以及往东的克孜尔石窟的链接，可以明显看出西来佛教艺术的传承。
5 拜城的佛教雕塑
克孜尔石窟雕塑：克孜尔石窟是我国境内丝绸之路上开凿最铲(约在3世纪)、延续时间最长(下限可达13吐纪)的石窟之一。1983午，我曾带研究生到此呆了一段时间，2002年又率代表团到欧洲调查外流的中国名画和雕塑(图20)，在德国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看到由载考克掠走的此石窟雕塑，印象甚深(图21)。这里发现的古代雕塑，虽然数量不算多而且缺少早期作品，但是很有特色。些菩萨头像(其年代据推测为6～7世纪，有的要到8世纪)的民族化、民俗化的面目已很清楚。如第三区最终窟佛涅群像中的一个头像，基调是用中原画塑结合的手法，而头发的处理是希腊式的，而相是龟兹型的。面部比较平而光滑，涂白色相粉，墨线描眉毛与眼眶，用墨色点眼珠，面部其余线条均用红褐色。“点睛”的手法，活泼生动而传神，这是中原传统绘画的手法，有的学者称之为“西域式”与“龟兹式”。而二区凹窟所山的妇人像(人首兽身像)发式、睑形很像中原汉人，其下却以象头为胸部，用象脚作底座。据称与西域南道尼雅和楼兰地区出土的人头兽足木雕一样，有希腊罗甌与典艺术的因素，可称“中西合璧”了。又立佛泥塑，其体形和衣纹处理是“曹衣出水”的代表作之一。此石窟还出土一些小型木雕像，题材以佛、菩萨、天部为主，有的薄衣透体，或衣褶浅平，具印度造像风格。这些造像也可与中原的佛像进行比较研究。其中两个“伎乐像”，一拍腰鼓，一弹竖琴，却又像中原的泥俑与石窟中的雕刻。克孜尔石窟的雕塑上继托库孜拉依、图木休克的雕塑，是“西域北道”雕塑的代表作。这些雕塑结合壁画，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龟兹艺术”。
阿拉杜尔——阿库尔佛寺遗址的雕塑：遗址在库车、新和交界处，隔渭干河与库木吐拉石窟相望。多数学者认为是龟兹著名的阿奢理贰式伽蓝。所出主要是泥塑和小木雕像。其发式多为希腊式，鼻眼较小、较平，又是“西域式”。色彩丰富，有的贴金，颇为精彩。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陈列即达20件以上。遗址出土开元通宝、大历通宝、建中通宝以及汉文佛经及文书，可知受中原唐文化影响显著。
库木吐拉石窟雕塑：此处石窟是龟兹国境內汉人开凿、汉僧住持最多的石窟。1983年我到此调查时，印象是其全部壁画色调皆以赭红色为主，艺术形式与敦煌唐窟壁画甚为相似。所出泥塑、陶塑、石雕、铜像和木雕种类齐全，唯数量较少。泥塑方面，大像无存，仅在“第五大洞”见一尊造像石芯、一佛像身，全身作汉式的图案，是汉式彩绘。两个“天部像”涂以黑发，脸形也是汉人。一些供养人，其鬓发、脸形也全是中原汉人。此石窟是龟兹石窟中中原汉文化表现的典型窟。
6 关于大像窟
克孜尔石窟内的大像窟，前室高敞，正壁雕塑大立佛。据统计，现共存7个大像窟，如47窟、48窟、77窟等。其中规模最大、年代较早的为第47窟。该窟主室券拱高18米，宽7.6米，中心线两側各有凿孔。原像为泥塑，推测高度在15米以上。以大立佛为主尊，两侧塑十方佛。后室涅槃，台上有大型涅槃塑像。第47窟的碳14测定年代为350±60年，大致与鸠摩罗什在龟兹弘扬大乘佛教的年代(359～385年)相合，两者当有关联。惜大像皆已崩毁。在克孜尔石窟期间，该窟工作人员曾谈到发现新窟中曾存有一巨大横卧涅槃佛像，极完整。但仅数分钟，像便轰然一声粉碎。可能是长期密闭状态突然接触空气之故。
龟兹地区的石窟一般都凿有大像窟，克孜尔石窟以外，还有库木吐喇石窟、森木赛姆石窟等。其立佛的高度约在10～15米上下，亦作泥塑，并皆毀坏。
克孜尔石窟的大立佛，往西可与今阿富汗的东西两大佛链按。两大佛分別高38米和53米，是丝绸之路西段重要遗迹(图22)，惜已为塔利班军队炸毀。二大佛的开凿年代一般认为较克孜尔石窟大佛为早或同时。近年有的口水学者认为造于6世纪，那么克孜尔石窟的大佛有可能向西传向阿富汗，向东又传向甘肃的炳灵寺和山西云冈的大立佛。在“丝绸之路”的古道上，以大立佛为标志的东西相传之迹，风采依旧，赫然在目。
7 七格星佛寺遗址的雕塑
七格星佛寺遗址和石窟雕塑在焉耆县城西南约30公里。时代在3～11世纪左右，盛期在7～8世纪(唐代)，属焉耆国，是古焉耆国的典型石窟，发现塑像较多。塑像头发多呈犍陀罗或印度式，衣褶有“曹衣出水”特点。皆标准像，装饰和铠甲武士有明显波斯影响，尤以焉耆明屋佛寺所出完整而典型，膝部衣饰塑出圆褶，是焉耆塑像独有的风格(图23)。制作方面有两大特点：一是模制像较多，有同一地方的塑像早于壁画时代的现象；二是接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彩塑多于库车地区，具有唐代中原风格，与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唐塑菩萨像极为相似。《菩萨像》与焉耆明屋佛寺遗址出土泥塑《武士像》和《贴金佛坐像背光》亦有典型意义。《武士像》着波斯铠甲，是“波斯影响”的典型。
8 高昌地区的雕塑
吐鲁番盆地古称高昌。唐代以前的佛像罕有发现，入唐后，佛教泥塑、坟墓泥俑增多。所谓“唐代雕塑风格”，主要是指塑绘结合，形态上脸形较圆，眼细长，鼻柔和优雅，口较小。少数可以看到犍陀罗、印度的影响。其次是在汉族墓葬中大量出十木、泥俑。其形制、风格与唐俑关系极深，简直像是从中原移植而来，但也不乏西域地区的特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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