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在武汉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是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机构。郭沫若在担任厅长期间为三厅工作殚精竭虑，他从抗日救亡出发，从不愿当厅长到愿意，并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
不愿当架空的厅长，不愿与康泽、刘健群等人共事，悄悄从武汉赴长沙
1938年1月6日的晚上，一列火车由广州黄沙车站启动。这列从广州至汉口的客车5号车厢里靠窗坐着已在文学界声名鹊起的郭沫若。他正与对面一位年约20多岁的青年女子在说话。这女子就是郭沫若后来的夫人、时在戏剧电影界已小有名气的于立群。此刻他俩正前往被誉为“抗战临时首都”的武汉。于立群是打算绕道武汉去延安；而郭沫若则是因为突然接到陈诚从武汉打来的电报。电报内容简单又神秘：“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郭沫若本来是要到南洋去募集资金办报或搞其它文化工作的，不想正准备走却接到了这样的一封电报。
经过三天三夜的旅途颠簸，1月9日傍晚，郭沫若和于立群抵达武汉。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决定西移重庆，西移途中实际主要党政军要员聚集武汉，各机关、学校甚至有些工厂也迁至武汉，各界名流亦汇聚武汉，武汉实际成为抗战的临时首府。第二天郭沫若与位于汉口太和街26号的新四军军部通了电话，找到时任军长的叶挺。与叶挺交谈后，方知道陈诚来电的意图。原来，蒋介石想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上恢复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中的政治部，其具体做法是撤消原国民政府军委会下属的行营政训处和第六部，成立军委会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辖4个厅，即总务厅、第一厅、第二厅和第三厅。总务厅主管本部总务人事、经理、纪律等事宜；第一厅主管军队政治训练及军事学校政治训练事宜；第二厅主管民众运动及国民军事训练事宜；第三厅主管宣传事宜。周恩来起先不愿出任政治部副部长之职，认为做该部副部长可能引起两党摩擦。但蒋介石、陈诚等一再要周出任；后经中共中央同意，认为周参与政治部工作能表示共产党人的通力合作，可推动军队政治工作，改造部队，扩大我党影响，周恩来这才出任了中将衔的政治部副部长。然而这第三厅，蒋介石则想请刚从日本回来在文化界深孚众望的郭沫若当厅长。其用意是昭然的，那就是借以延揽大批文化、学术文学艺术界著名人士，既装潢了门面，又抬高了自己。
得知蒋介石、陈诚的用意后，郭沫若向时在党内任中共长江局副书记、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办公的周恩来表示，不愿当这个厅长，认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尤其是与担任第二厅厅长的康泽、担任第三厅副厅长的刘健群、担任第一厅厅长的贺衷寒等人共事，感到厌恶。这几个人都是复兴社的大将，尤其是把刘健群安置在自己身边，实是一名监军；这厅长实际是架空的厅长。
周恩来做起郭沫若的工作来：“考虑是可以的，不妨多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必要上我们也还须得争取些有利的条件。但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看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宁愿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会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后来的一次部务会议更坚定了郭沫若不做厅长的决心。这是陈诚主持召开的第一次部务会议，时间是2月6日。事前郭沫若并不知道是开部务会，只知道是陈诚请吃中饭，当他与阳翰笙赶到陈诚公馆时，才知道是部务会议。说是部务会，却没有通知周恩来参加，这使郭沫若感到诧异。在吃饭前有一些闲话式的讨论，吃饭后会议正式开始，弄得郭沫若有点进退维谷。会上，陈诚、康泽、贺衷寒等大讲“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极力抬高国民党，郭沫若觉得极不舒服。轮到他发言，他不客气地说了一通：“希望大家认清楚这工作的困难，而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假使门关得太严，不仅外边的人才不能进来，连里面的人才也都要从窗口跳出去了。今天不忙说要物色这样多的专门人才是困难的事，而尤其困难的是这样的专门人才大体上都不是国民党党员。假设我们要拿‘一个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人才，那我就敬谢不敏，实在连一打也达不到。”
散会后，郭沫若决定离开武汉到长沙去。他对阳翰笙说了心中的不悦；阳翰笙劝郭还是见了周恩来再走。郭怕见了周又会被挽留下来，便决定不告而辞。是日晚，郭沫若在于立群的送别下上了火车。当火车快启动时，阳翰笙气喘吁吁地赶来送别，递给郭沫若一张纸条，那上面有周恩来的字：“老郭，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事忙，不能来送行，祝您愉快。”看了字条，郭沫若从心中对周恩来这位知己表示歉意。
为了抗日救亡，不计前嫌，毅然从长沙返武汉就任厅长职
在长沙，郭沫若见到了许多十几年未见的文友，如主办《抗战日报》的田汉、廖沫沙，音乐家张曙等。田汉号召长沙文化界的朋友为郭沫若召集了一次欢迎会，又时而动员朋友请郭沫若吃饭，请他演讲，请他写字，陪他去听湘戏，进咖啡馆，游岳麓山，凭吊黄兴墓、蔡锷墓、屈子庙、贾谊祠。时间一天天过去，郭沫若倒也觉得别有一番滋味。然而下一步究竟是去南洋还是回武汉，他拿不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这阵子武汉方面的朋友不断有函电来催促。有的是劝勉，有的是严词责备，说他不该不告而辞。陈诚也有几次简短的电报来。还通过黄琪翔和其他人表示了一定要请郭沫若回去，一切问题都可以当面商量。甚至将郭沫若的“军”：要等郭沫若回去三厅才开始组织，假如他不回去，三厅就让其虚悬在那里。黄琪翔在转达陈诚的意见外，还不断给郭沫若写过几封信，其措词十分严厉：“老郭，你假如要再开玩笑，那大家都不把你当成朋友了。将来的历史也不会容恕你的!”
武汉各方人士的信电劝告仍没有打动郭沫若，只是后来于立群的亲自来湘，才促成了他北上之行。2月26日，于立群带着周恩来等人的嘱托从武汉来到长沙；她原本是打算到延安去的，结果还是被朋友们挽留下。她给郭沫若带来了许多信，告诉郭，陈诚对周恩来有了明白的表示，要郭立刻回去，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又说，副厅长的人选也不成问题了，刘健群惹出了什么桃色事件，已经跑到重庆去了。周恩来托于立群专程来请，郭沫郭沫若怕演不好这场“大戏”的担心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武汉三镇自大革命失败后已沉寂了整整10年，民众的热情能否再度调动起来，他与阳翰笙等人的心中都打了个问号。然而7天宣传活动的轰动效应却出乎他们意料，也令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要员大为惊色。
4月7日是预定的文字宣传日，为演好“开场白”，郭沫若等人精心筹划了这天的活动，由武汉各报纸推出特刊，各团体出版壁报，以政治部的名义发送说明第二期抗战形势的特刊、通俗唱本、告将士书、告同胞书、告战区民众书、告日本民众书、告伪军书及其它传单共10多万份。为扩大宣传的影响，还发动各界人士写国际连锁信和国内连锁信各1万份。这一天恰逢台儿庄大捷，消息传来，武汉民众举行了热烈的游行庆祝活动。台儿庄大捷是继平型关大捷后中国军民在抗战时期取得的第二次大捷，也是中国抗日正面战场自抗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大捷。中国军队在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取得了歼灭日军2万余人，重创日军第五、第十师团的胜利，因此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武汉三镇沸腾了，各机关、团体、学校、商店、工厂、居户都悬挂着国旗以庆贺。一时间鞭炮声、欢呼声、口号声不绝于耳。当晚，武汉三镇举行了有10余万人参加的火炬大游行，隆重庆祝这一空前大捷。一束束火光汇聚成一条条火龙，映红了武汉的半边天。文字宣传日大功告成，朋友们都说：“老郭赶上了鸿运，宣传周第一天就造成了轰动效应。”次日，郭沫若还布置武汉各大报社印发台儿庄大捷的号外，广为散发。
8日是口头宣传日，郭沫若邀请在武汉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和社会名流冯玉祥、邵力子、张之江、黄琪翔、史良、邹韬奋、于右任、陈铭枢等人进行广播演讲或公开演讲，组织起3000多个宣传队到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和市郊进行街头演讲，并深入到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处进行抗战宣传。在9日的歌咏宣传日，民声歌咏队、星海歌咏队、量才歌咏队、青年女子歌咏社等100多个歌咏团体，分头上街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保卫大武汉》等抗战歌曲。在汉口中山公园的人民体育场内，还举行了由冼星海、张曙任正、副总指挥的万人大合唱。一时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打回老家去……”等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了整个武汉的上空。在美术宣传日，在汉的美术工作者创作了数百幅抗战宣传画，陈列在武昌黄鹤楼旧址的两侧和台阶上，并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的醒目处绘制许多巨幅壁画和漫画。戏剧宣传日，武汉各戏院昼夜连场免费上演具有爱国主义的戏剧，如《前夜》、《东北之家》、《打鬼子去》、《放下你的鞭子》、《岳飞》、《八百壮士》等。参加演出的有三厅所属各剧团及上海等地的救亡剧团。在电影宣传日，三厅统一部署武汉所有的电影院都交替上演宣传抗日的《火中的上海》、《保卫我们的土地》、《抗战特辑》等影片。同时，郭沫若还组织了几个电影巡回放映队到三镇大街小巷为民众放映。13日是宣传周的最后一天，是游行宣传日。为组织好游行，郭沫若等除广泛发动武汉各界民众积极参加外，还指导戏剧、美术等团体组织化装、彩札游行队伍。这天虽风雨交加，但群众热情很高，有数十万人参加了游行，武汉三镇彩旗飘扬，歌声不绝，口号声如雷，盛况空前。
三厅组织的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取得了如此轰动的效应，而陈诚却又感到害怕，他原本是想借宣传周为他领导的政治部增添一点色彩，没想到武汉的民气竟那么一点就燃了。
1938年7月初，武汉会战进入紧张阶段，时值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为了更深入更广泛地发动广大民众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实际行动来保卫大武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三厅决定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七七献金活动。当郭沫若将拟好的汁划送到陈诚那里时，陈诚对计划中采取设献金台献金的方式有看法，认为还是采取向有钱人摊派的办法为好。他说：“老郭，我认为设献金台的计划一定会大败!哪会有人来给你献金呢?有钱的人不会到你台上来献，没有钱的人根本不会来献。”
郭沫若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虽然不敢说一定会大成功，但我敢于相信不至于就会大失败。一般人民的抗战热情是很高的，集少成多也必然可观的啦。再则，我们所着眼的，倒还不在钱的多寡，而是在那热情的高度。”
陈诚见郭沫若态度固执，便不再争了。其实陈诚是担心献金成效太差，弄得自己难看。
献金活动正像郭沫若预想的那样，武汉民众的抗战热情异常高涨。这次活动计划是3天，7月7日至9日，在汉口、武昌、汉阳共设6座献金台。7月7日上午，摩肩接踵的人群就把6座固定献金台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争相前来献金，从早到晚，川流不息。每座献金台原安排8个工作人员负责登记。由于忙不过来，增加到30余人。参加献金的有逾古稀的老人，也有几岁的孩童，有男有女；有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负责人，社会知名人士，国际友人，更有广大的普通群众。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献出重达17两的金鼎一座、金戒指4枚；蒋介石派代表替他和宋美龄献金1．8万元；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等国民党党政军大员也积极捐款。国民党中央党部献金2．3万元。中国共产党尽管经济上极
为困难，但仍从中共中央6月份所缴党费中拨出1000元捐献。毛泽东等7位中共参政员献出7月份的薪金共2450元。周恩来捐出他任政治部副部长的一月薪金240元。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的参政员黄炎培、史良、邹韬奋、张澜、陶行知等200多名中间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均热烈献金。
献金中大量的是工人、农民、人力车夫、店员、小贩甚至乞丐、妓女等，他们献的钱虽少，但汇聚成巨。7月8号，汉口水塔献金台前出现壮观场面，600多位人力车夫一起赶来，逐个献出他们当天血汗钱。天生裕茶叶铺的24位拣茶女工，各持5角一张的毛票，投入捐款箱，这是她们一天的工薪。两位断了腿的辛亥老兵，拄着木棍爬上献金台，献出2元钱。沦陷区的一位难民无钱可献，竟脱下长褂，哭着捐出。其他献金台的情形也一样，擦皮鞋的小孩献上一角两角毛票，还有澡堂擦背的、茶楼酒店的堂官等。有的不止献一次，献两次、三次甚至十多次，时时献，天天献，不仅献钱，而且献物；人与人之间在比赛，台与台之间在比赛。新闻界也积极进行宣传；3个流动献金台增至10多个，武汉三镇简直是狂了!至9日，原定献金活动的最后一天，由于至晚上仍有潮水般的献金者，郭沫若等又决定将献金时间延长两天。这次献金活动十分圆满，参加献金者达百万人次，献金总额达百万元以上，其中有法币、外币、银币、铜元，还有各种各样的物品，如手表、金戒指、金手镯、银盾、金杯、首饰、大刀、衣服、药品及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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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献金狂潮所取得的效应，不仅令陈诚等人大为惊色，而且也出乎于郭沫若意料之外。
聘请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和绿川英子，开展有声有色的对外宣传
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是三厅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先后在日本呆过20多年精通日语的郭沫若，仍然聘请了鹿地亘夫妇和绿川英子女士。他觉得对敌宣传单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土生土长的日本朋友来帮忙，他们的声音纯正，宣传效果要好些。于是郭沫若想到了鹿地亘这位老朋友。鹿地亘生于1903年，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由于一直从事反战创作，长期被日本反动当局监禁在狱中。出狱后，他于1936年1月和夫人池田幸子流亡到上海，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致力于《大鲁迅全集》的编译。抗战爆发后，他流亡到香港，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郭沫若1938年1月到香港时，有好友递给他一张字条，那字条是鹿地亘写的，说他在上海受敌人迫害，已经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逃到了香港，但生活无着落，要郭沫若给他们想想办法。但当时郭沫若自己都不知怎么办才好，实在是无能为力，而且连信也没有回。，
于是郭沫若一次在陈诚的公馆吃饭时，转弯抹角地向陈诚推荐了鹿地亘。他对陈说：“对敌宣传要搞好，单靠几个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日本朋友来帮忙。譬如我，虽前后在日本呆了20年，而且过的生活差不多和日本人同样，然而我的日本话却没有到家。”
陈诚显出不太相信的样子，说：“你在客气吧?任何日本通，谁还通得过你?”
郭沫若解释道：“不，事实并不是那样。凭我自己的经验，凡是学一种外国语，要从小时候起就受过外国人的小学、中学的教育，那样才可以到家，但那样的人可能就不是中国人了。如果到了20岁才到国外去开始学习，即使学到老，也不见得会到家。”
陈诚这才有些信，但问道：“现在哪里去找日本朋友呢?”
见目的已达到，郭沫若便推荐了鹿地亘。陈诚同意了，要郭沫若马上着手联系。于是郭沫若以陈诚和自己的名义，发了两份电报到广州，一份给《救亡日报》的夏衍，一份给当时广州的保安处长，此人是陈诚的老熟人，请他们设法把鹿地亘夫妇护送来武汉。
有了夏衍和那种保安处长的帮助，一星期后，鹿地亘夫妇就安全地到达了武汉。至于鹿地亘的工作安排， 郭沫若提议其为厅属设计委员，每月薪水200元。考虑到 鹿地亘夫妇是两个外国人，怕200元薪水不够用，陈诚索 性请他们夫妇二人都做设计委员。在以后半年左右的时 间里，鹿地亘与夫人池田幸子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武汉 的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参加各种集会，以日本公民的身 份，用切身的感受痛斥日本法西斯的种种罪行，鼓舞人 民奋起斗争。4月1日，郭沫若组织200余中外人士举行鹿 地亘夫妇的欢迎会，沈钧儒、邓颖超、田汉、郁达夫、史沫 特莱等中外人士参加了这个会，他们在发言中盛赞鹿地 亘夫妇，称其为人类正义事业的斗士。鹿地亘在会上介 绍了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他充满信心地说：“任凭法西 斯去厉行战争吧!他们已坐在巨大的冰山上，被打得粉 碎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4月6日，鹿地亘在汉口广播电台向日本军民发布日 语广播讲话，号召日本军民和中国兄弟站在一起，共同 反抗日本法西斯。4月27日，他出席14团体欢迎国际反侵 略运动大会代表大会，呼吁世界舆论支持中国人民的反 战斗争。此后，他还应邀赴戏剧训练班讲课，到湖南常德 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对日俘作反战教育工作，冒着 战火随武汉前线慰问团赴长江南岸前线慰问。除了参加 这些公开活动外，他与夫人池田幸子坚持在三厅对敌宣 传处的日常工作，坚持在播音室里每周与青山、绿川英 子轮流作日语对敌广播。以日本人对日宣传，收到了良 好的宣传效果。
绿川英子生于1912年，原名长谷川照子，1938年在武汉时26岁。她生于日本一个土木工程师家庭，1932年考取奈良女高师，后因参加左翼文化运动被开除学籍。1936年与中国留学生刘仁结为夫妇。于1937年初来到上海开展反战宜传，后流落香港。1938年6月，在郭沫若的协助下，绿川英子来到武汉，在三厅对外宣传处对日宣传科做日语广播工作。她以流利的日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报告日本人民的反战情况，号召日本人民起来反对本国政府的反动政策，赞扬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她经常向在前线作战的中国士兵去信问候，指出战争的正义性在中国一边。绿川英子的反战宣传遭到日本主战派的咒骂，骂她是“娇声卖国贼”。周恩来热情赞扬了她，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
郭沫若聘用鹿地亘夫妇、绿川英子等国外朋友的效应是显而易见的，是三厅对外宣传的佳作。生活。郭沫若1938年1月到香港时，有好友递给他一张字条，那字条是鹿地亘写的，说他在上海受敌人迫害，已经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逃到了香港，但生活无着落，要郭沫若给他们想想办法。但当时郭沫若自己都不知怎么办才好，实在是无能为力，而且连信也没有回。，
于是郭沫若一次在陈诚的公馆吃饭时，转弯抹角地向陈诚推荐了鹿地亘。他对陈说：“对敌宣传要搞好，单靠几个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日本朋友来帮忙。譬如我，虽前后在日本呆了20年，而且过的生活差不多和日本人同样，然而我的日本话却没有到家。”
陈诚显出不太相信的样子，说：“你在客气吧?任何日本通，谁还通得过你?”
郭沫若解释道：“不，事实并不是那样。凭我自己的经验，凡是学一种外国语，要从小时候起就受过外国人的小学、中学的教育，那样才可以到家，但那样的人可能就不是中国人了。如果到了20岁才到国外去开始学习，即使学到老，也不见得会到家。”
陈诚这才有些信，但问道：“现在哪里去找日本朋友呢?”
见目的已达到，郭沫若便推荐了鹿地亘。陈诚同意了，要郭沫若马上着手联系。于是郭沫若以陈诚和自己的名义，发了两份电报到广州，一份给《救亡日报》的夏衍，一份给当时广州的保安处长，此人是陈诚的老熟人，请他们设法把鹿地亘夫妇护送来武汉。
有了夏衍和那种保安处长的帮助，一星期后，鹿地亘夫妇就安全地到达了武汉。至于鹿地亘的工作安排， 郭沫若提议其为厅属设计委员，每月薪水200元。考虑到 鹿地亘夫妇是两个外国人，怕200元薪水不够用，陈诚索 性请他们夫妇二人都做设计委员。在以后半年左右的时 间里，鹿地亘与夫人池田幸子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武汉 的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参加各种集会，以日本公民的身 份，用切身的感受痛斥日本法西斯的种种罪行，鼓舞人 民奋起斗争。4月1日，郭沫若组织200余中外人士举行鹿 地亘夫妇的欢迎会，沈钧儒、邓颖超、田汉、郁达夫、史沫 特莱等中外人士参加了这个会，他们在发言中盛赞鹿地 亘夫妇，称其为人类正义事业的斗士。鹿地亘在会上介 绍了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他充满信心地说：“任凭法西 斯去厉行战争吧!他们已坐在巨大的冰山上，被打得粉 碎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4月6日，鹿地亘在汉口广播电台向日本军民发布日 语广播讲话，号召日本军民和中国兄弟站在一起，共同 反抗日本法西斯。4月27日，他出席14团体欢迎国际反侵 略运动大会代表大会，呼吁世界舆论支持中国人民的反 战斗争。此后，他还应邀赴戏剧训练班讲课，到湖南常德 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对日俘作反战教育工作，冒着 战火随武汉前线慰问团赴长江南岸前线慰问。除了参加 这些公开活动外，他与夫人池田幸子坚持在三厅对敌宣 传处的日常工作，坚持在播音室里每周与青山、绿川英 子轮流作日语对敌广播。以日本人对日宣传，收到了良 好的宣传效果。
绿川英子生于1912年，原名长谷川照子，1938年在武汉时26岁。她生于日本一个土木工程师家庭，1932年考取奈良女高师，后因参加左翼文化运动被开除学籍。1936年与中国留学生刘仁结为夫妇。于1937年初来到上海开展反战宜传，后流落香港。1938年6月，在郭沫若的协助下，绿川英子来到武汉，在三厅对外宣传处对日宣传科做日语广播工作。她以流利的日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报告日本人民的反战情况，号召日本人民起来反对本国政府的反动政策，赞扬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她经常向在前线作战的中国士兵去信问候，指出战争的正义性在中国一边。绿川英子的反战宣传遭到日本主战派的咒骂，骂她是“娇声卖国贼”。周恩来热情赞扬了她，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
郭沫若聘用鹿地亘夫妇、绿川英子等国外朋友的效应是显而易见的，是三厅对外宣传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