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须弥山石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地域性特征，本文对须弥山石窟不同分期的洞窟形制和造像艺术特点进行论述，进而分析指出须弥山石窟在我国石窟中的地位、作用。
关键词：须弥山石窟 造像艺术 形制特点 自然景观
石窟最早出现在印度，原是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仿效其修行之所而建造的洞穴。它传人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石室”建筑形式结合起来，珠联璧合，成为我国佛教建筑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僧众礼拜、修行、供养的重要场所。须弥山石窟西承河西地区石窟的影响，东受来自中原地区石窟的影响，同时由于它地处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汇地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既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又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地域性特征的石窟艺术。本文将对须弥山石窟的造像艺术、形制特点和自然景观进行简单论述，不妥之处请予指正。
须弥山石窟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原州(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它始建于北魏晚期(公元5世纪末)，后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历代王朝的开凿和重修，石窟艺术历时1500余年，是中国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公元5世纪末至15世纪最为精美绝伦的一页。作为中国内地石窟开凿最早的佛教石窟寺之一，北魏、北周、隋唐(公元5世纪末至8世纪末)为其全盛时期，明代曾在寺院文化方面一度中兴。中华文明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历史，宁夏固原乃至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大都为须弥山石窟所见证。
一、石雕造像艺术
由于须弥山属典型的丹霞地貌特征，山体为红砂岩结构，质地疏松，容易进行细致雕刻，古代工匠因地制宜采用了石雕和石胎泥塑的塑作方法，充分利用石质松软、可塑性强的特点，雕刻了大量石雕艺术珍品，艺术水平高超，保存完好，发展的延续性强，在中国古代雕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5世纪末是须弥山石窟造像的开端时期，此时的造像，全都是孝文帝提倡汉化改革时期的作品，这时北魏国力强盛，经济比较发达，由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促使了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第14窟和24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洞窟，其艺术风格已由早期的古朴雄健，变得清秀俊美，其主要特点是面形长方，偏重风骨。体形瘦而俊俏，衣着服饰上出现了褒衣博带式的通肩大衣和汉装式的袈裟。在艺术风格上，更加突出了窄肩含胸、体态修长的“秀骨清象”式形象，所以北魏晚期的造像全部进入了民族传统形式的佛教艺术的新阶段，创造出了许多形象清秀、姿态优美、形体窈窕的佛教艺术形象。在雕刻技法上，虽然采用的是疏密相间的阴刻线条，但它既概括洗练又严谨不苟，给人以庄严大方和朴实敦厚之感。第24窟的佛传故事雕刻，在有限的壁面上，适当地舍取佛经故事中的情节，集中了二、三个关键的场面，选择了其中最生动和最富有表现力的情节，不仅主题突出；而且雕刻生动、表现自如，使观者一目了然。
北周时期须弥山是其重要的造像地，在雕刻技艺上达到了人神交融的高度。北周提倡鲜卑旧俗，推行汉人鲜卑化政策，所以这期造像无论是石刻还是泥塑，又具备了更多的地区性、民族性和强烈的时代色彩，独创了鲜明的北周石窟艺术特色，一改纤细飘逸“秀骨清象”之风，呈现出粗壮敦厚之感。第45、46、51窟为其代表作品，佛像浑圆的面相，体格雄浑敦厚，庄严肃穆，突出了西北民族刚健的体魄；菩萨神态高雅洒脱，动人心脾，披巾舒展，璎珞交错，层次丰富而有条理，考究精细的宝冠及项饰、臂钏，不但增强了装饰性，而且显得格外华贵。特别是被誉为“须弥之光”的第51窟，在窟内正壁通宽的高坛上雕造有3尊6.3米高的坐佛，右壁为一佛二菩萨，中心柱四面四龛中均为一佛二菩萨。从现状看，该窟的雕饰彩绘富丽堂皇，可以说在全国各地北周石窟造像中都是绝无仅有的精品。这些造像不仅比例适度，雕作手法纯熟，且能准确生动地表现出佛、菩萨的气度，方圆的脸型与匀称的身躯给人一种完整的丰润之感，而且将木结构的建筑形式融入到洞窟的开凿当中，是北周石窟艺术开凿史上的伟大创举，国内实属罕见。
须弥山第67、70窟是隋朝时期的代表作，均为中型窟，内容多为一佛二菩萨，少量的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窟室形制继承了北周仿木结构的传统作法。在艺术风格上，同样既继承了北周遗风，又创造了一种丰满圆润，作风写实，夸张但比例不够协调的新风格，佛像头部较大，上体略长。其作品内含超脱，个性突出。此期的造像面容饱满，神态安祥，胁侍菩萨腰肢半扭，微露笑意，虔诚地立于佛的两侧。在隋代造像中，已不是像北魏时期那样将佛与菩萨置于至高无尚的地位，而是企图进一步说明供养人只要虔诚敬佛，也是可以登上天国的宝座。
佛教石窟艺术到了唐代，基本上摆脱了北朝以来那种宗教神秘色彩，明显地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与过去的造像艺术截然不同，以丰满健壮为美，以雍荣华贵为美，体现了其时代习尚和艺术风格。须弥山石窟的唐代窟龛造像，较之前代保存得比较完整，为我们能够比较系统地研究佛教石窟的发展、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此时的造像规模宏大，内容完整，形式活泼。形象感人，窟龛数量众多，约占须弥山现在全部洞窟的三分之二，具有代表性的洞窟有1、5、54、62、69、77、78、88、89、105等窟。纵观这一时期的造像，作风更加写实，行动自然，从其袒露身躯，薄衣透体、形态自然的特征中，不难看出雕刻手法的纯熟，如第5窟内的倚坐大佛，通高20.6米，面型方圆饱满，面带微笑，体格健壮等特点，体现出较强的西北地区色彩。这一时期的造像中，无论是佛与菩萨，还是弟子、力士、天王等，都雕刻得丰满圆润、生动健美。充分反映出须弥山唐代工匠们高超的雕刻艺术水平。佛像，丰富的面庞，宛如新月的双眉，笔直而隆起的鼻梁，微启下视的双眼，端庄微合的嘴巴，冷静而安祥，流露出了沉思与智慧，宽阔的双肩，丰满的胸膛，充满了活力，丰满的身体中透出清瘦之感，神情潇洒大方，轻薄如纱的袈裟，像水湿透后紧贴身躯，透过轻纱般的衣衫露出的肌肉，圆润饱满而富有弹性，堪称须弥山唐代雕刻的上乘之作。菩萨含蓄敦厚，姿态优美，而有曲线，衣纹柔和，裙薄透体似轻纱，婀娜多姿，富有情感，尤如纯朴文静善良的女性，既表现了“曹衣出水”服饰的轻薄动感，又深化了人体美的内涵。在艺术创作上，采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强调菩萨的曲线美，如第54窟内的菩萨，通高只有1.5米，上身为0.5米，下身为1.0米，就实际比例而言，虽然不符合人体正常的比例标准，但它运用了艺术比例的尺度，从视觉上弥补了人们的误差。在弟子像的创作上，艺术家又表现出了刻画人物性格的卓越技巧，天真无邪的阿难、世故深沉的迦叶是最好的范例。更强烈地吸引我们的是天王、力士像，这和菩萨表现了女性的优美相反，它表现了男性的刚毅和力量。如第69、72窟的天王、力士，虽然失
去了头部，但宽厚的肩胸，有力的手臂和坚实的双腿，一个具有威严气概的佛的护法神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天王身披铠甲，足踏夜叉，身躯硕壮，神态严肃，如赤膊上阵，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如闻其声的力士，虽然都是佛国里的护法神，但都是现实生活中勇猛善战将士的真实写照，都同样表现了唐代武士的威严、勇猛、正直、坚毅的性格，尤其裸露的部分做了合理的夸张，使肌肉的隆起、关节的强调、青筋的暴露，都是蕴藏在内部的、即将进发的力量的显示。须弥山石窟唐代造像，衣饰简朴，朴实无华，既不同于洛阳龙门石窟中唐代造像中的华丽繁缛，也不同于永靖炳灵寺石窟中唐代造像的持重、简练明快，它创造出一种具有敦厚含蓄、健康优美的艺术形象，这些唐代造像，以其别具一格的风貌，赢得了人们的赞赏和惊叹。
与泥质塑像相比，须弥山石窟石雕艺术作品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艺术家吸收、揉和了成熟的泥塑技巧，很好地把握住材料质地，运用高浮雕、浅浮雕、线刻等多种艺术手法，成功地雕凿出许多技艺非凡的作品，如第24窟内的造像衣纹大量运用密集平等线阴刻技法，极为流畅、成熟，被称为“黄土高原”雕刻风格。第45、46窟内飞天、伎乐天、供养人和神王等，刻工精湛，技艺纯熟，艺术水平和泥塑相比毫不逊色，且在柔美之中增添了一份刚劲的韵味。
二、洞窟建筑形制
在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历史中，中心柱窟始终是各个时代洞窟的主要类型。从北魏有隔梁分层(三层)的中心塔柱向西魏无隔梁分层(七层)中心塔柱演化，再向北周、隋代的仿木结构不分层中心方柱演化，又向唐代无仿木结构不分层中心方柱演化，而中心柱四面均开龛的形制是北魏到唐代各时代中心柱的共同特点。同时，中心柱也由早期的细小向后期的粗壮演化。从须弥山中心柱窟的窟形来看，主要受到印度、龟兹、河西、中原等石窟的影响，但它与我国传统的建筑形式相结合，创造出了具有当地自然特点的中心柱式洞窟，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北魏、西魏时期须弥山石窟的洞窟形制多是平面方形的覆斗式或穹隆顶，中心塔柱直接窟顶，柱身为上小下大的梯形状，塔柱四面分层开龛造像，少的三层，有的达七层。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步伐，洞窟形制也有较大变化，逐渐摆脱外来影响，已经完全演变成有中原特色的、蕴涵有中国建筑特点的洞窟形制。
北周时期洞窟的主要构造形式是中心方柱式窟和四室组成的中心柱式窟两种形式，在这个基本形制中又以各类帐形洞窟为主流，反映出当时佛教寺院和世俗供佛的基本形式。并开始出现模仿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外观形式而开凿的洞窟，且逐步地完善和成熟，类型丰富而演变序列清晰完备，成为窟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观。
隋代时期中心柱窟形制一般为方形平面，覆斗顶，中心方柱式，窟内雕仿木框架结构，龛以帐形、尖拱、圆拱为主，帐形龛雕饰简单，继承了北周遗风。
须弥山石窟的唐代窟龛形制，主要是以方形或长方形的平顶或覆斗顶的中型佛殿洞窟为主，其次还有中心柱窟、大像龛、涅槃窟、僧房窟、禅窟等类型。这种佛殿窟形，虽然形式较简单，但结构严谨，由于不少洞窟内三壁不开龛，将佛像置于马蹄形坛基上，这样在洞窟内给观佛者或礼佛者，以充分的活动余地。此时的窟龛形制，在继承前代凿窟传统的基础上，在雕造技法和形式上，突破了北朝以来的一些传统技法，开凿出完全民族化了的宫殿式窟龛，除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外，与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庆阳北石窟寺等地的唐代洞窟，都有不少共同之处。
三、须弥山称谓的历史渊源
须弥山在汉代时曾名逢义山，北魏时改称石门山，隋唐时沿称石门山。唐名为石门景云寺，明代由皇帝敕封为圆光寺。据有关史料可知，宋代已有一级地方行政建制—须弥寨之称，须弥寨当是因须弥山之名而来。因此，须弥山之名最晚也始于唐代，相对确凿年代，应在须弥山大佛开凿之后。到了唐代末年，须弥山之名已约定俗成。明代《万历固原州志》和《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碑文里，已直呼“须弥山”之名。
须弥山，是佛教典籍中的专用术语，通常认为是“宝山”的意思。佛经中说须弥山高大无比。为神仙聚居之处，且有日月环绕。据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宗教词典》解释说：须弥山是梵文sumem的音译，同时还有好几种叫法，如修迷楼、苏弥楼、须弥楼等；意思都是“妙高”、“妙光”、“善高”、“善积”等。原本是指印度传说中佛教名山。相传此山非常高耸，山顶为“天帝释迦所住金刚山也”。四面山腰为四大天王所居，四周有七香海、七香山，第七金山外有铁围山围绕的咸海，咸海四周有四大部洲。许多佛教造像和绘画都以须弥山为题材，以此来表示天上的景观和仙境。从早期的石窟壁画和佛教典籍看，须弥山之称由来已久，基本上是伴随佛教东传，即与佛教经典的翻译、石窟的开凿、佛本生故事及石窟壁画的出现相伴随而产生的。因此，须弥山名字的出现是佛教文化传播的结晶，是须弥山石窟佛教文化繁荣和发展的象征，是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存和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历史上把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山称为须弥山，自然增加了须弥山的神秘和浓郁的佛教气氛。不仅说明了须弥山具有与传说中佛教名山相提并论的优美自然环境，而且也说明了须弥山石窟的兴盛和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四、石窟自然景观
须弥山石窟的整体地貌造型，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黄土地构造，而是典型的丹霞地貌构成。须弥山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光秃秃的黄土，惟独须弥山上古松苍翠，草木青青，山涧流水潺潺。这种奇特的地貌特征，本身就是一大景观，尤其是以黄土地著称的西北地区，奇特的山石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自然景观。四周山岭起伏，峰峦叠嶂，苍松挺拔，桃李郁然，植物种群丰富。春、夏、秋、冬四季随植物色彩的变化而出现不同的自然景观，自然生态保持完好。“须弥松涛”为清代固原八景之一，自古至今，特别是十七世纪以来，有许多文人雅士以诗歌、散文等形式吟颂这一自然景观。
古代僧侣和信众所开凿的洞窟分布在迂回曲折的八座山峰上，洞窟比较分散，各个时代单独开山造像，气势宏伟壮观，这在中国古代建设工程中，特别是在石窟的开凿中，是施工难度最艰巨的一项工程，在古代诗文中有“虽自人力，疑是神功”的感叹。充分体现出古代人民在工程建设方面的智慧和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精神。
在一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洞窟和寺院等人文景观完全融入自然景观之中；而崖壁上密集的洞窟在整体上并没有破坏自然的山体面貌，反而在险峻的自然环境中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景观，登高而望，美丽的自然景色尽入眼中，雄伟、神奇的自然景观和古朴、精美的古代艺术品相互衬托并融为一体，达到了高度的和谐。
石窟寺是佛教思想和艺术的载体。它起源于古代印度，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中印文化的相互交流逐渐传人中国，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石窟寺艺术。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和形成，是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产物，是丝绸之路繁荣的标志，它以风景别致，风光秀丽的景观而异于其他石窟，以精美的石雕艺术而著称于世，以交汇南北、融通中西而形成的具有浓郁的民族化、民间化和世俗化的佛教艺术为主要特征，在全国石窟造像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须弥山石窟以鲜明的文化特色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多角度全面地反映出随着古丝绸之路的贯通而传人的印度佛教艺术传人内地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脉络，尤其是在佛教世俗化和民族化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全面而完整地保留了反映中国佛教文化、思想信仰发展变化的实物资料，对全面理解和掌握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