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规定企业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待遇和奖励，企业依法履行义务即可。
（二）规定涉企行政审批、行政许可事项的法规
此类事项属于企业外部程序性事务，故不涉及内部管理制度。如《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规定企业用地的行政审批和其他程序，《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条例》规定企业特许经营权的取得或丧失。
（三）规定企业社会责任的法规，分为防灾类和环保类
防灾类法规规定企业应承担的防灾责任，但灾害属于偶发事件，北京亦非多灾地区，故防灾不属于企业重复性管理内容，无需制度化。如《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规定企业防洪自保的物质筹备，《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规定了企业防空工程的建设和责任，《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办法》规定企业履行建筑物抗震评价和鉴定的义务和其他防震减灾的配合义务。环保类法规本应同企业制度建设关系密切，但此类环保法规以确立政府职责为主，辅以企业协助，所涉事项不属于企业生产性污染，故般不必制度化。如《北京市绿化条例》规定了企业的植树义务、绿地管属义务等，《北京市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规定了森林资源的权属、病虫害防治的责任主体等。
（四）规定企业政治责任的法规，即《北京市信访条例》
信访所涉企业仅限于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或派员的企业。由于企业人事纠纷通常以劳动仲裁予以救济，信访事件很少，一旦出现，直接以国务院和北京市的信访条例为依据即可。
二、非纯粹制度建设问题
本类所属11项法规对相关事项提出禁止性的消极义务，或者原则性、鼓励性条款，较少给出积极作为义务，更未提出建立特定管理制度的要求，因而不属于纯粹制度建设问题。企业应酌情研究确定，哪些属于制度司题，哪些不属于制度问题，哪些属于可以制度化的事项，哪些属于未来需要制度化的事项。判断是否需要制度化的标准有二：其一，企业具体情况，如所属行业、人员规模、管理事项的普遍性和重要性等。其二，企业实际需要，如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越强，精细化和机制化管理水平越高，就越重视以制度管理代替人的管理，制度需求越高。
（一）市场规制法
包括《北京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尽管企业是市场规制法最重要的调整对象，但本类法规未对企业提出内部规章的要求，原因有二：其一，在与行政法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同样以企业为规范对象，两者运用的规制方式不同。行政法主要运用管理型规范模式，设定“应当为”的命令性义务规则进行积极调控，通过对行政相对人提出作为要求，追求特定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本类市场规制法主要运用底线干预型规范模式，设定“不得为”的禁止性义务规则进行消极规范，通过为市场主体设置不得违背的底线要求，搭建公平竞争的规则平台。企业只要不触犯法规底线，法就不予干预。至于企业如何避免违法，是否需要制定内部规章，则由企业自治。其二，本类法规的作用般不及于企业内部管理，而仅针对企业的外部市场活动和外部市场关系，给企业设定外部约束，企业未必需要做出制度性回应。实践中，法定交易规则往往是商业惯例或者最低限度商业伦理的法制化表现，企业可以自律性地在营销活动中执行，也可以制定专门的市场营销制度予以强化实施，当然对于销售公司或者营销业务规模大的企业，制定专项管理规则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