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印巴犍陀罗艺术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自19世纪中叶，终于印巴分治。当时，西方学者主导犍陀罗地区的考古和研究，研究的热点在于剖析犍陀罗艺术中的西方文化因素。印度学者的犍陀罗艺术研究在殖民主义话语权的笼罩下，处于相对“失语”的状态。第二阶段为印巴分治后的前三十年。巴基斯坦学者拥有考古优先权，犍陀罗艺术的考古和研究崭露头角。第三阶段始自20世纪80年代。印巴学者力图摆脱西方的学术窠臼，回归印度传统文化视角，犍陀罗艺术研究渐入繁盛期。
[关键词]犍陀罗艺术 研究 印度 巴基斯坦
犍陀罗艺术研究，迄今已逾170年。1833-1834年，杰拉德（J.G.Gerard）博士在今阿富汗喀布尔河畔附近考古，发掘出一块刻有佛陀冥想像的圆形石雕，引起学术界，尤其是西方考古界的极大兴趣。在随后的近两百年里，古代犍陀罗地区的考古活动连续不断，东西方学者以各种方法研究犍陀罗艺术，构建犍陀罗学。印度和巴基斯坦是犍陀罗艺术的发源地，然而，由于长期受西方殖民统治，考古和艺术研究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为西方学者所控制。印巴两国学者对犍陀罗艺术的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47年以前，西方学者话语权主导下的“失语期”；印巴独立初期的“萌动期”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繁盛期”。
一、失语期：西方考古学视野下的犍陀罗艺术研究
犍陀罗艺术文物出土之后不久，1849年，旁遮普沦为英国殖民地，犍陀罗地区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杰拉德发现的这一块圆形石雕，为西方学者，尤其是英国考古学家在犍陀罗地区进行大范围考古打开了一扇大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犍陀罗艺术研究空前发展的时期，大量的出土文物和随之而来的考古报告，为后世的犍陀罗艺术研究奠定了厚实的资料基础。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西方学者掌控了犍陀罗地区的考古和研究；犍陀罗艺术研究依赖于考古发现，考古发现不断拓展犍陀罗艺术研究的新维度。研究者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印巴学者在殖民主义话语权的笼罩下，处于相对“失语”的状态。
早在18世纪末期，马森（C.Masson）、霍尼希贝格尔（Honigberger）、文图拉（Ventura）、考特（court）和考特利（P.T.Cautley）等西方学者和探险者便开始活跃在北印度，进行小规模的考古发掘。真正受到政府资助、有计划、有组织的考古活动始自19世纪中叶。1861年，被誉为“印度艺术研究奠基人”的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坎宁安（Alexander Cunningham，于1861～1885年任印度考古局局长）向当时的英属印度总督坎宁勋爵（Lord Canning）递交了一份设立印度考古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的计划书。坎宁勋爵批准设立印度考古局，并任命坎宁安为首任局长。在长达50年的考古生涯中，坎宁安考古和研究的重点落在北印度的佛教遗址。他沿着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路线进行考古，走遍北印度的各个角落，主持了塔克西拉、克什米尔、旁遮普等地的佛教遗址发掘工作。尽管坎宁安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建构犍陀罗艺术研究体系，“他的考古报告中也常常因出现不恰当的图像解读，而为国内外学者们所诟病，但他对旁遮普和犍陀罗地区的佛教研究的贡献功不可没。”他致力于以科学的方法建构印度佛教艺术的研究体系的决心和雄心，以及自1861年至1885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考古报告，为印巴的犍陀罗艺术研究揭开了宏伟的序幕。
从1861年至1947年的近百年间，印度考古局共任命11位考古局局长，有9位是英国人，他们及所属考古团队在不同程度上涉足犍陀罗艺术研究，掌握了大部分的考古话语权。除坎宁安外，对构建犍陀罗艺术体系贡献较大的学者还包括詹姆斯·伯吉斯（Jalnes Burgess，1886～1899年任印度考古局局长）、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1901～1928年任印度考古局局长）和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1944～1947年任印度考古局局长）。伯吉斯数十年如一日在印度西北地区进行佛教建筑考古。1899年，他在伦敦的《印度工艺业》杂志上发表论文《犍陀罗雕刻》，及时总结了自1884年至1899年这15年间的犍陀罗艺术研究状况，评价了坎宁安、威尔逊（H.H.Wilson）、弗格森（James Fergusson）、辛普森（W.Simpson）、史密斯（V.A.Smith）、塞纳尔（M.Senart）和格伦威德尔（A.Grtinwedel）等早期犍陀罗艺术研究者的观点。伯吉斯的这篇论文，颇有西方中心主义之意味，尽管如此，从构建犍陀罗艺术研究史的角度看，仍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近百年后，印度婆罗多出版社（Bhgratiya Publishing House）于1978年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该文。
如果说坎宁安为犍陀罗艺术研究揭开序幕的话，那么，在英国殖民时期，犍陀罗艺术研究的主角是约翰·马歇尔。他以毕生年华，实现了坎宁安的学术抱负——建构犍陀罗艺术研究体系。1902年，英属印度总督任命这位年轻的雅典英国学校毕业生为考古局局长。在随后的30年里，马歇尔对犍陀罗进行深度考古，拥有大量的一手资料，独占南亚犍陀罗艺术研究之鳌头数十年。他曾写道：“我把生命中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塔克西拉……如今还在世的考古学家中，恐怕没有几个像我这样，对一个遗址的发掘投入这么多时间了。我是1913年春天开始在那儿工作的……一直干到1934年。在这22年间，我获得众多的发现。”他用22年进行考古，再用近20年进行资料梳理、考证和构建体系。1951年和1960年，相继出版了《1913～1934年塔克西拉考古发掘插图报告》和《犍陀罗佛教艺术：早期流派的起源、发展和衰落》。这两部经典著作成为后世犍陀罗艺术研究者的必读书。著作资料之翔实，体系之完备，前无古人。
接任马歇尔在塔克西拉考古的是莫蒂默·惠勒。作为印巴分治前的最后一任印度考古局局长，惠勒的学术成就依然是在北印度的考古研究。他是犍陀罗艺术罗马起源说的中坚力量，《罗马式佛教艺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Romano-Buddhist Art：An Old Problem Restated）和《犍陀罗艺术：当前情况释要》（Candhara An：A Note on de Present Position）二文，论证勉强，然态度坚决。从坎宁安，或追溯到更早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和普林塞普（James Prinsep），至惠勒，英国学者以得天独厚的优势，占据了殖民时期犍陀罗艺术研究的半壁江山，把持犍陀罗考古话语权近百年。除上述考古学家外，犍陀罗艺术研究颇有建树的还包括苏格兰学者弗格森、辛普森、英国艺术史学家史密斯、哈韦尔（E.B.Havell），法国考古学家富歇（Alfred Foucher），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等等。
印度学者在相对“失语”的殖民时代，研究犍陀罗艺术者要么涉足不深，要么人云亦云。独立前的11位印度考古局长中，只有萨尼（Daya Ram Sahni）和迪克西特（K.N.Dikshit）是印度人，他们的研究领域重点在中印度佛教遗址，对犍陀罗艺术的研究建树不多。迪克西特的助手马宗达（N.G.Majumdar）于1936年出版《犍陀罗希腊佛教学派》，囿于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馆藏资料整理和图像解说，对犍陀罗艺术的文化因素和艺术风格等问题的看法，不逾西方学者之圭臬。另一位印度学者库马拉斯瓦米（A.K.Coomaraswamy），是殖民时代印度佛教艺术研究的佼佼者。他受西方影响颇深，在犍陀罗艺术的文化根源问题上，观点游移不定。1908年，在《希腊对印度艺术的影响》一文中，他支持格伦威德尔的观点，认为犍陀罗艺术源于地中海；1913年，在《印度和锡兰的工艺品》一书中写道：“希腊-佛教艺术（犍陀罗艺术）不是印度艺术，而是中亚艺术，是一种受希腊罗马艺术影响的杂交艺术。”1926年，他发表《佛像的起源》，否定前者的犍陀罗艺术希腊起源论，认为“犍陀罗佛像与秣菟罗佛像是……同时产生的。”
殖民时期的犍陀罗艺术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的犍陀罗艺术研究体系，大部分西方学者对犍陀罗艺术的研究带着固有的文化偏见，往往以西方古典主义、罗马和早期基督教的艺术标准来研究犍陀罗艺术，割裂其与印度本土艺术的文化联系。西方学者的文化偏见首先“反映在犍陀罗艺术的命名上，如印度-希腊化（Indo-Hellenic），古希腊式的（Grecian）、希腊-佛教（Graeco-Buddhist）、印度-希腊式（Indo-Grecian）、古典的（Classical），等等。”这些命名，皆过分强调犍陀罗艺术的西方因素，反映殖民时期西方学者共同的学术心态。
围绕着犍陀罗艺术的西方起源和西方风格，殖民时期的犍陀罗艺术研究大致分成两派：一是认为犍陀罗艺术源于希腊艺术，或主要受到希腊艺术影响的“希腊派”；一是认为犍陀罗艺术直接或间接受罗马文化影响的“罗马派”。坎宁安、伯吉斯、格伦威德尔、富歇和约翰-马歇尔等希腊派学者认为，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始，希腊文化持续影响南亚次大陆，随着希腊贵族和希腊艺术家的到来，希腊的艺术理念渗透到犍陀罗地区。犍陀罗艺术是根据希腊古典艺术审美准则进行创造的。坎宁安在1872-1873年的考古报告中写道：“我坚信，西北印度长期以来沿袭希腊雕刻的样式……那些宏伟的科林斯式叶状柱头，无疑源于希腊。”格伦威德尔在1893年出版的专著《印度佛教艺术》（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a）中得出结论：“希腊的影响，存在于阿育王时代以降的艺术……实际上，现存的大部分犍陀罗雕刻，是那些完全遵循希腊创作法则的艺术样式的复制品”。富歇创造了“希腊-佛教”和“印度-希腊”（Indo-Greek）这些词，来指称犍陀罗艺术，认为犍陀罗佛教艺术与基督教艺术同源，“都是希腊艺术在弥留之际留给古老世界的遗产”；马歇尔以大量的出土文物，论证犍陀罗艺术的创作灵感来自安息时代希腊艺术的复兴，犍陀罗艺术的萌芽期、青春期和成熟期，皆受希腊古典艺术的影响。在富歇和马歇尔之前，早在1875年，沃克斯（W.Vaux）就认为罗马文化对犍陀罗艺术影响大于希腊文化的影响。他的观点很快被辛普森、史密斯和弗格森等人所拥护。罗马派的学者大部分是以希腊派的观点为参照进行立论，如辛普森认为“西方”对犍陀罗的影响，这“‘西方’纯粹是指罗马，而不是希腊”。罗马派的最大支持者史密斯于1889年在《孟加拉亚洲学会学刊》发表长文《希腊罗马对古代印度文明之影响》，从文化、历史、美学、建筑、商业和军事等维度考察了希腊罗马文化对古印度的影响，认为“犍陀罗艺术主要受罗马的影响，而非直接受希腊艺术末流的影响”，犍陀罗艺术应命名为“罗马佛教艺术”（Romano Buddhist art）或“印度-罗马艺术”（Indo-Roman art）。
希腊派和罗马派的笔战从未停歇过。西方学者如布克塔尔（H.Buchthal）、本杰明·罗兰（Benjamin Rowland）、索珀（Alexander C.Soper）、塔代伊（M.Taddei）等人仍热衷于探究犍陀罗艺术的西方因素。殖民时期，也有一些热衷研究印度文化的西方学者，如哈韦尔，他认为犍陀罗艺术源于印度本土文化，但这种“印度本土论”的声音与煊赫的罗马希腊论相比黯然失色。本土学者在犍陀罗艺术研究上真正发出“印度的声音”是在摆脱殖民统治若干年后的事情。
二、萌动期：印巴独立初期的犍陀罗艺术研究
1947年，印度分治，巴基斯坦诞生。犍陀罗艺术研究不可避免受到新政治格局的影响。一方面，犍陀罗地区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尽管近百年的殖民统治使大量的艺术品流失海外，但大部分巴基斯坦学者仍坚信犍陀罗有“考古、探索和研究的价值”。另一方面，独立后的印度学者，由于印巴冲突等原因，少有机会在犍陀罗地区进行考古，只能依靠独立前西方学者发掘的博物馆馆藏的犍陀罗艺术品，结合本国深厚的历史文献优势，致力于研究犍陀罗艺术的历史背景和犍陀罗艺术研究史。
独立后的前30年里，印巴的犍陀罗艺术研究面临着转型和挑战。印巴政治格局的变化，改变了犍陀罗考古英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但这个时期，活跃在犍陀罗地区的研究者不是巴基斯坦本国学者，而是来自意大利、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学者。其中，意大利和日本的考古和研究成果斐然。意大利自1956年开始在巴基斯坦的斯瓦特地区进行考古，专注于斯瓦特地区乌德格兰（Udegram）、布特卡拉1号（Butkara I）、班尔（Pant）等地的佛教遗址的发掘、整理和解读。1958年后，意大利的考古报告陆续刊登于MAO（Istituto italiano per iI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意大利非洲和东方研究所）所创办的季刊《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和《报告与回忆》（Reports and Memoirs）。1980年，意大利考古队出版了六卷本的《巴基斯坦斯瓦特布特卡拉一号佛教遗址考古报告（1956～1962）》（Butkara，：Swat，Pakistan，1956-1962）。意大利学者的研究颇有新气象，他们从更开阔的视角，从人种学、民间故事、工艺品等角度构建犍陀罗艺术研究体系，如夸利奥蒂（Anna Maria Quagliotti），尝试解读犍陀罗雕刻画面所蕴含的佛教主题。意大利在犍陀罗地区将近40年的考古，成就了布萨格里（Bussagli）、多梅尼科（Faccenna Domenico）、朱塞佩（Tueei Giuseppe）、塔代伊、西莫内塔（A.Simonetta）、松陀罗（A.Sontoro）、卡利埃里（Pierfrancesco Callieri）、韦拉尔蒂（Giovanni Verardi）等一批印度艺术专家。
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界便开始关注犍陀罗艺术研究。1959～1966年间，日本学者在犍陀罗地区进行考古。以京都大学学术调查队水野清一和栖口隆康为核心的考古队，重点发掘了查纳卡代里（Chanaka Dheri）、梅卡桑达（Mekha Sanda）和塔雷里（Thareli）等地的佛教遗址，随后陆续发表了考古报告。1962年，水野清一出版《阿富汗巴基斯坦石窟寺院1960年考古调查报告》。1969年，水野清一和西川幸治分别出版《梅卡桑达：巴基斯坦佛教寺院1962～1967年调查报告》和《犍陀罗佛教寺院的形成与发展：从大夏到印度》。1970年，樋口隆康出版了《犍陀罗艺术起源的考古发掘》。1971年，西川幸治出版《城市建筑：犍陀罗佛教遗址》。1978年，水野清一和樋口隆康共同编写出版《代里：犍陀罗佛教寺庙1963～1967年发掘报告》。1980年，樋口隆康出版《通往犍陀罗之道：丝绸之路调查纪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零散的考古团队在犍陀罗地区进行小规模的发掘。60年代，日本在犍陀罗地区的深度考古和调查，获得大量的一手研究资料和藏品。这一斐然的考古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学界80年代以后的犍陀罗艺术研究。日本结合本国保存的大量中国佛经资料和佛教文献，从图像学和文献的角度解读犍陀罗佛教艺术。
政治的独立使巴基斯坦拥有考古优先权，然而与外国频仍的考古活动和丰硕的研究成果相比，巴基斯坦的考古与研究显得逊色。这个时期的考古和研究，皆处于“萌动状态”。一是独立性不强，多借助国外力量。一些后来成为犍陀罗艺术研究大家的学者，如达尼（A.H.Dani）和达尔（S.R.Dar），在建国初期都曾加入外国的考古项目。达尼、汗（F.A.Khan）和穆罕默德·奥尔欣（Muhammad Ishfiaq Allchin）曾参与英国考古队的项目，发掘喀布尔河畔的恰萨达（旧称布色羯罗伐底，PushkMavmi）遗址；达尼后来又与德国考古队合作，沿着喀喇昆仑公路进行考察，发现了犍陀罗艺术的诸多遗址；达尔曾参与日本考古队1963年至1965年在犍陀罗地区的考古项目。二是本国学者发掘的项目规模不大，可提供的一手研究资料不多。达尼是首位发掘犍陀罗遗址的巴基斯坦学者，他于1963年发掘谢汗代里（shmkhan Dhefi）之后，于1968年至1969年发掘了犍陀罗的三个遗址：安丹代里（Andan Dhefi）、恰特帕特（chatpat）和丹科特（Damkot），为巴基斯坦的犍陀罗艺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达尔和古尔扎尔·穆罕默德（Gulzar Muhammad）于1967年在拉瓦尔品第地区发掘佛教遗址，并发表考古报告。除此之外，还有穆罕默德（R.M.Muhammad）、拉赫曼（Inayatur Rehman）、纳齐尔·艾哈迈德·汗（Nazir Ahmad Khan）在斯瓦特的尼莫村（Nimogram）进行考古，但至今仍没有发表相关报告。三是研究成果不多，以馆藏整理为主，如沙库尔（M.A.Shakur）于1954年和1963年整理出版的《白沙瓦博物馆指南》（A Guide to the PeshwarMuseum）和《巴基斯坦犍陀罗雕刻》（Gandhdra Sculpture in Pakistan）；巴基斯坦考古局于1956年出版的《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馆藏犍陀罗雕刻》（Gandhara Sculpture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Pakistan），赛拉伊（Sehrai）于1978年出版的《白沙瓦博物馆的佛陀故事》（The Buddha Story in Peshawar Museum），印度学者夏尔马（R.C.Sharma）编撰的《勒克瑙国家博物馆馆藏犍陀罗雕刻目录》（Catalogue of Gandhara Sculptares in the State Museum，Lucknow），等等。
独立后，印巴学者的历史责任感日益增强。尤其是巴基斯坦，将犍陀罗艺术视为“国宝”，将相关研究视为“国学”的意识日渐增强。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呼吁并尝试以新视角、新方法、新思维研究犍陀罗。达尼教授是强调犍陀罗艺术研究重要性的第一人。他在《巴基斯坦犍陀罗艺术》（Gandhara Art of Pakistan）一书的前言中批判当时流行的观点：“由于缺乏对犍陀罗地区历史上存在的社会结构的认识，各国学者对犍陀罗艺术的研究角度迥异。割裂社会生活的要素，艺术只不过是一些雇佣工匠以特殊工艺制造出来的呆板的产品。欧美的艺术史学者以西方古典主义艺术为评价尺度来衡量犍陀罗艺术，常常以这种观点来阐释犍陀罗艺术。然而，犍陀罗艺术自身蕴含有更深的含义——雕像中的一群群人物叙说着当时真实的生活”。他认为，“是数个外来民族与当地人民共同创造了犍陀罗艺术和文化。”达尼教授的呼吁在70年代得到达尔、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安扎德·胡赛因·米安（Amzad Hussain Mian）等学者的响应，他们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研究犍陀罗艺术及犍陀罗文明，但成果不多。这个时期，达尔发表的论文《犍陀罗艺术和希腊影响：钱币研究》、《犍陀罗地区的装饰盘》和穆罕默德·谢里夫（Muhammad Shafif）于197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犍陀罗珠宝中的希腊因素》堪称代表。他们从钱币、珠宝、装饰盘等新的角度研究犍陀罗艺术，但在论及犍陀罗艺术影响说时，仍无法独辟蹊径。80年代之后，印巴犍陀罗艺术研究才真正兴起和发展，印巴学者才开始以“自己的语言”研究犍陀罗艺术。
三、繁盛期：80年代以来的犍陀罗艺术研究
印巴学者在60年代就认识到犍陀罗艺术的学术价值，但“直到80年代，学者们才高度重视犍陀罗艺术研究”。越来越多的印巴学者以独立的姿态加入到犍陀罗艺术研究的队伍中，以新视角和新思路研究新出土的艺术品。学者们研究的兴趣点不再是犍陀罗艺术的希腊起源论或是罗马起源论，所有那些曾“被称为希腊-佛教艺术或罗马-佛教艺术的犍陀罗地区出土的艺术品，都被统称为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自身的深刻性和辐射力，犍陀罗本地文化对犍陀罗艺术的影响，犍陀罗艺术在印度艺术史上的地位，犍陀罗艺术与犍陀罗文明的关系，大夏、安息、贵霜和萨珊等王朝在犍陀罗艺术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这些昔日西方学者不太关注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殖民地时期西方学者近百年的大量发掘和独立后前30年外国考古队频繁的考古活动，使保存完好的犍陀罗佛教遗址和犍陀罗艺术品所剩无多。尽管如此，80年代以来，巴基斯坦考古学家不断有新发现，印巴的犍陀罗艺术研究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专业机构设立，人才辈出，成果涌现，有百家争鸣之景象。
立足于本土文化，摆脱西方的学术窠臼，以印度文化视角研究犍陀罗艺术，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印巴学者意识到，“西方学者所书写的印度艺术史是‘东方化’的印度艺术史”，只有去“东方主义”，去殖民主义，回归本土艺术，才能达到新的研究高度。“关注犍陀罗，不应仅局限于亚历山大时期。作为印度的一部分，犍陀罗在亚历山大入侵的前后皆受印度文化的滋养。亚历山大时期只不过是犍陀罗的一个历史时期。过度强调这段入侵史将会夸大希腊人的能力和亚历山大大帝的个人英雄主义，导致扭曲犍陀罗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地理和历史因素是重新建构犍陀罗艺术特征极为重要的因素”。于是，大多数学者不再断章取义式地研究犍陀罗艺术，而是努力将犍陀罗艺术置于一个更大的文明框架中，借助古典文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这种“泛文明式”的研究在70年代后期已露端倪，如达尔于1977年出版的旁遮普语论著《塔克西拉：古代城市》和穆尔蒂（K.Krishna Murthy）同年出版的《犍陀罗雕刻：文化考察》（The GandMtra Sculpture：A Cultural Survey）。前者从塔克西拉出土的各种考古文物，考证塔克西拉作为东西方文明的要冲，与希腊化世界的文明联系。后者以极为细腻的手法解读犍陀罗雕刻图像，从物质文化的各个维度构建古代犍陀罗社会，其前提条件是“犍陀罗雕刻艺术中所描绘的丰富的物质文化，形象地再现了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四五世纪间犍陀罗人的生活模式。1979年贾亚·戈斯瓦米（Jaya Goswami）出版的论著《古代印度文化史：卡皮萨与犍陀罗的社会经济和宗教文化考察》（Culrural History of AncientIndia：A Socio-Economic and Religio-Cultural Survey of Kapiga and Gandhara）以社会经济和宗教艺术为维度，研究公元3～5世纪时卡皮萨和犍陀罗的社会状况。
80年代后，更多的学者以多维视角，从历史文化角度解读犍陀罗艺术或以犍陀罗艺术解读古代文化，涌现出不少优秀论著，如达尼教授于198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历史之城塔克西拉》、瓦利乌拉于1988年出版的乌尔都语著作《犍陀罗》和森·古普塔·尼里姆于198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卡皮萨和犍陀罗文化史》，皆结合古代文献和考古发现，在特定的历史人文地理语境中，研究犍陀罗艺术与犍陀罗文明的关系。洛丽塔·尼赫鲁（Lol-ita Nehru）于1989年出版的《犍陀罗风格的起源》（Origins of the Gandhara Style），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爬梳犍陀罗艺术自身所包含的各种文化要素，从历史之维度重新评估希腊罗马文化、大夏文化、安息文化和印度本土文化对犍陀罗艺术形成的影响。此外，艾哈迈德·纳比·汗（Ahmed Nabi Khan）于1994年出版的《犍陀罗：巴基斯坦佛教艺术和文化的魅力之地》（Gandhara：The Enchanting Land of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 in Pakistan），伊赫桑·纳迪姆（Ihsan H.Nadiem）于2003年出版的《佛教犍陀罗：历史、艺术和建筑》（Buuddhist Gandhara：History，Art and Architecture），斯瓦提·穆罕默德·法鲁克（Swatl Muhammad Farooq）于199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斯瓦特河谷的犍陀罗艺术》（Gandhara Art in Swat Valley），穆罕默德·阿什拉夫·汗（Muhammad Ashraf Khan）于2004年发表的论文《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的无遮大会表演》（The Performanee of the Pancavarsika：Evidences from Buddhist Art of Gandhara），等等，皆致力于回归本土文化语境，更贴近史实地研究犍陀罗艺术。
犍陀罗艺术的早期研究完全依赖于考古发现，殖民地时期和印巴分治初期，西方和印巴学者对犍陀罗艺术的研究带有显著的考古学色彩，主要是以考古学、图像学和艺术学的方法研究犍陀罗艺术。80年代以后随着新文艺思潮的出现和印巴文化民族主义意识的增强，这个时期的犍陀罗艺术研究的另一特征是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主题精细化。如达尔自1990年至2004年间发表的系列论文《犍陀罗艺术研究的准则与问题》（Criteria and Problems of the Study of Gandhara Art）、《犍陀罗艺术研究的经典方法》（ClassicM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Gandhara An）、《合理评价犍陀罗艺术》（Gandhara An in Perspecfive）、《犍陀罗艺术研究五十年（1947～1997）》（Fifty Years of Research in Gandhara Art 1947-1997），以艺术史论的方法探讨犍陀罗艺术研究本体问题。阿格拉瓦拉（R.C.AgrawMa）于1992年至1995年发表的系列论文则从印度民间宗教的角度，阐述犍陀罗艺术中的犍陀神（skanda）和萨斯蒂神（Sasthi）崇拜。沃尔玛（K.M.Varma）于1987年出版的专著《犍陀罗和印度-阿富汗土陶雕像的技法》（Technique of Gandharan and Indo-Afghan Stucoo Images），立足于传统造像文献，以造像学的方法研究犍陀罗艺术的土陶工艺。费道拉·赛拉伊（FidauUah Sehrai）在1985年出版的专著《白沙瓦博物馆的佛陀故事》（The Buddha Story in the Peshawar Museum），阿纳苏阿·达斯（Anasua Das）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犍陀罗艺术中的燃灯本生故事》（Dipankara Jataka in Gandhara An）和尚蒂·拉尔·纳加尔（Shanti Lal Nagar）在2010年出版的专著《犍陀罗艺术和其他佛教遗址中的佛陀》（Buddha in Gandhara An and Other Buddhist Sites），尝试从文学和文献学的角度阐释犍陀罗佛教雕像。在主题研究方面，犍陀罗艺术研究范畴，从犍陀罗艺术向大犍陀罗的艺术（Great Gandharan Art）拓展，超越了犍陀罗佛教雕刻艺术的局限，将建筑、壁画、钱币、珠宝、金属器皿等犍陀罗地区出土的艺术品和工艺品以及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力，纳入犍陀罗艺术研究领域。戴阿姆比（B.K.Koul Deambi）1985年出版的专著《从萨尔达铭文看古代犍陀罗和西喜马拉雅山区的历史和文化》（History and Culture of Ancient C，andhara and Western Himalayas from Sarda Epigraphic Source），穆克吉（B.N.Mukherjee）1997年发表的《犍陀罗对古代文伽艺术的影响：东方回应一例》（The Impact of Gandhara on the Art of Ancient Vanga：A Case of an Eastern Response），纳辛·汗（M.Nasim Khan）2000年出版的专著《犍陀罗佛教绘画》（Bnddhist Painting in Gandahra），特里维迪（S.D.Trivedi）2004年发表的论文《犍陀罗艺术的装饰要素》（Decorative Elements in Gandhara An）和维帕·特里帕蒂（Vibha Tripathi）同年发表的论文《犍陀罗地区的金属工艺》（The Metal Craft and Art of Gandhara Region），阿尼拉·苏尔塔纳（Aneela Sultana）2007年发表的论文《犍陀罗首饰：对古代审美的人类学思考》（Gandhara Jewellery：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f an Esthetic Past）等，从微观角度构建了犍陀罗艺术研究体系。这也是“犍陀罗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当然，80年代后，对一些原先富有争论性的老话题如佛像的起源，犍陀罗艺术与秣菟罗艺术的关系，犍陀罗艺术品的编年，犍陀罗艺术与西方古典文化的关系，犍陀罗艺术与佛教造像观等问题进行探讨的文章，也时见报端，但已不是热点话题。
纵观近两百年来犍陀罗艺术研究发展史，印巴犍陀罗艺术研究在曲折中前进，历经失语期、萌芽期和繁盛期。由于英国百余年的殖民统治，导致了“犍陀罗在印度次大陆，犍陀罗学在国外”的尴尬学术境况。大量犍陀罗艺术品流失到国外，或为各地博物馆所藏，或为研究机构和私人所藏。至印巴分治后，呈献给印巴学者研究的是一幅犍陀罗艺术品的残卷。独立前，考古话语权的长期缺失，使印巴学者失去了在率先完整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历史机遇，也使印巴的犍陀罗艺术研究从一开始便存在着先天不足。如何更好地独辟蹊径，扬长补短，构建真正属于印巴的“犍陀罗学”，是当今印巴学者共同的学术责任。
（编辑 刘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