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者优先，有意者请致电惠廷顿医院海格特公墓的尤顿先生。
太平间工作也许不是特别称心，但非常适合我。我曾以全优的成绩通过高中化学、物理和动物学考试。在动物学考试中，从文昌鱼到斑马，我对每一种你能想象到的生物都进行过解剖。我还解剖过兔子，曾一度认为人类就是没有长耳朵和尾巴的大兔子，这些丰富的经验促使我打电话给尤顿先生。
接到电话，他似乎很惊讶，也很高兴，看来没什么别的人来应聘他发布的职位。也许是因为有“尸体恐惧症”，人们才不敢来应聘。我把那套人体相当于大兔子的乐天派想法在电话里跟他解释了一番，他非常赞同，当即敲定面试时间。尤顿先生高大结实，但一只脚有点跛，脸上总带着笑。我告诉他，相比生物学，我对薪资更感兴趣，他告诉我，除了工资之外，每处理一具尸体会得到4先令的额外补贴，手快的人很快可以挣到一大笔钱。“都是伦敦的雾啊”，尤顿先生感叹道，“它们就是杀手，这儿的尸体都堆成山了。”
很快我就被录取了。我还有一个工作搭档，她是做解剖的病理医师，德国人，名字叫弗莱哈克，在德语里，这个名字和肉有关，但听尤顿先生的口气，这名字就是屠夫的代名词。“我要准备哪些尸体？”我小心翼翼地问。“你慢慢就会明白的。”尤顿先生说，再无多言。
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日子
有种说法是，福尔马林的浓度过高会引起喉咙不适。我承认，在停尸间工作的头几天，强烈的福尔马林气味让我险些放弃这份工作。但只要我一看到远处科克斯勃街上的加拿大太平洋公司大楼，就想起了自己翘首以盼的蒙特利尔船票，于是我决定继续在这臭味弥漫的地方做下去。
我对尸体本身并不介意。每天清晨，从医院运下来的新尸体会在冷冻库里排成几排。我的职责是把他们一个个弄出来，推到解剖台上，“准备”好他们，尤顿先生对我工作的描述真可谓言简意赅。
也许你并不想知道准备工作的细枝末节。我只想说，弗莱哈克夫人的工作任务是，在她客户的身体内部四处查看，以确定每一名死者的死因。我就是那个为她打开多扇大门的人，我在尸体上划开长长的切口，割下许多组织，对于棘手的部分，则用高速电锯来对付。
我也会经常称量许多身体组织，特别是肺。对于重度吸烟者黑乎乎的肺，我会先称量一次，然后将它放在自来水龙头下，用凉水冲洗挤压15分钟，直到它变为浅粉色，酷似牛肚，然后再次称重。两次重量差往往有几磅或更多，重量差正是焦油和尼古丁的份量，这很可能就是人类的杀手。
并不只有吸烟才会令人体内积满焦油。伦敦的空气质量非常差，不止一次，我上班所乘坐的公交车必须在警察的红光电筒指引下方可前行。1962年的大雾油腻腻的，看起来像浓稠的黄豆汤。那些天，数百人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情况真是糟透了。周末一场特别厚重的大雾之后，停尸房里有30多具尸体都死于呼吸系统病症。所以，每具尸体4先令，这次我总共赚了超过6英镑。
解剖结束后我开始整理东西，我忍不住有点反胃，因为有“柏林女屠夫”之称的弗莱哈克夫人在处理尸体过程中拼命抽烟、弹烟灰，还在我打开的尸体腹腔中掐灭烟头。我的“锁边”技术相当娴熟，每个步骤结束后，所有尸体都焕然一新。我也因此觉得很自豪，如果死者家属留有衣物，我还能帮助客户整理着装。我希望他们的入殓仪式圆满体面，确切点儿说，从着装上体现出他们的尊严。
“特殊的客人”出现了
一个月后的一天，有几具待检尸体被推入太平间，其中一位死者是个老头，白发苍苍，全身穿戴齐整，只有双足赤裸在外。我工作已经有一阵了，对这样的运送方式习以为常。但这一回不太一样，因为他的大脚趾上系有一个硕大的标牌，上面有一个问号，并用一行大写字母写道“白血病”。
尸体被推过来时，楼里就我一个人，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在稍稍翻了一下尤顿先生的书桌之后，我找到了一本旧手册，其中解释了如何应对有枪伤、传染性斑点和麻疹的尸体。对白血病尸体的处理建议只有一句话：去除股骨后送去实验室化验。
我告诉自己没问题，接着，我将老先生的细条纹裤子脱下——事实上，我几乎将他剥了个精光，就像我通常做的那样——在完成了所有拿手的“开门”切割后，我在他的大腿上端端正正地下了一刀，从臀部到膝盖，穿过肌肉组织、关节组织还有一堆韧带，最后在一片深红色的液体中隐约可见坚固的白色物体，那是人体最长的骨头——大腿骨。
要取出大腿骨非常困难。试想，要给一只个头更大、更加僵硬的小鸡剔骨，难度可想而知。在十分钟的连续切割、扭转、猛拉之下，骨头终于被卸下来，我把它放入袋中，送入楼上实验室。我猜，他们会检验骨髓，然后精确判断这位老人的死因。
接下来是切片、切丁、称重、探查，以及等待病理学家回复同意的咕哝声，这些日常工作让我在上午的剩余时间里忙个不停。临近中午快要吃饭时，这位老先生的尸体缝合完毕，穿戴整齐。他看起来干净整洁，除了那条腿。由于没有骨头支撑，腿一直耷拉着。
这时殡仪馆的人到了。他叫希德，是个表情忧郁、骂骂咧咧的男人。当看到老先生摇摆不定、没有骨头的腿时，他勃然大怒，情绪激动地宣称，不会签收带走这具尸体。
“这不是我的问题，伙计。”我解释道。希德终于肯通融一下，他说：“这样吧，我现在要出去吃饭，一小时后回来，你去找些东西，把那条腿撑起来，再放到老家伙身上。两点我会回来，如何？”
做一条假腿
停尸房里似乎没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固定死人腿，可能外面会有。那是个寒冷的11月，正下着雨，惠延顿医院的后院里只有油脂、老鼠和水坑。碰巧的是，地上有一根废弃的镀锌排水管，大约长3英尺，直径2英寸，我想这玩意儿或许可以。我先用钳子把管子夹下来，然后用电锯对准事先做好的14英寸标记锯下去，震耳欲聋的声响伴随着一阵火花四溅过后，一截和老先生大腿骨一般长的管子掉在了地板上。
我脱下他的裤子，以最快的速度解开针脚，把排水管塞在骨盆和膝盖骨之间，然后缝好老先生的伤口，扯起他的细条纹裤，系上腰带，拉上拉链。
时间刚刚好，希德吃饱了午餐，带着一身啤酒味儿回来了，以专业的眼光从客户身上扫过，认为我任务完成得相当好并在文件上签了名，接着他把尸体扔进车后面的棺材里，盖上盖子。他称赞了我一番，还询问了我的名字，我感觉到一种自豪。
事情暴露了
尤顿先生和女友享受完马拉松式午餐回来了，我没有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他。后来，由于工作太忙，给老先生“装”腿一事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直到第二天的中午，尤顿先生接了个电话，一番对话之后，他的表情很震惊，“砰”地挂了电话，转头问我，“是殡仪馆馆员打来的，你昨天上午处理过一名老者么？”他问，“好像出了点问题。”他停了一会儿，我顿感脖颈后面汗毛倒立。接下来他说：“那位老者没有土葬，而是被火化了。”
我瞬间明白了事情的恐怖之处，可怕的一幕幕在脑海中展现开来。火葬场忧伤弥漫，牧师身着素衣，平静地念着祷告词。棺材被静静地安放在拖车上，布满鲜花。念完祷告词，随着牧师按下讲坛上的一个隐蔽按钮，两面天鹅绒帘幕“唰唰”向两侧拉开。棺材开始沿着一条黑色隧道向火化炉移动过去，一道火光闪过，蓝色火焰爆发出一声轰鸣，铁门迅速关上了，人们站着聚集起来，低声念叨着一些陈词滥调，葬礼负责人向牧师致谢，其他人开始落座。接下来，一个巨大清晰的声响从某个神秘的地方传来。咚咚的金属敲击声，刺耳而沉闷。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惊呼。那些在人们视线之外的火化工发出惊奇声音，其中一个人说：“这是什么东西？”
在人们原以为会有三磅骨灰的地方，却冒出了一根长约14英寸、烧红的镀锌管。局促不安的火葬场经理对发生的事情做出解释，死者的亲属惊讶万分，他们中有人恸哭、打算投诉、甚至要诉诸法律。但几分钟之后，人群里的某位大叔试图大事化小，他大喊着：“老乔治！我不知道他还带着它！”于是一根排水管牵扯出一段骚乱，然后是黑色幽默。
但尤顿先生无法淡然处之。他面带怒容地转向我，笨重地快速穿过房间，动作夸张地打开一扇橱柜，指了指满满一柜子的木棍。“看这儿！”他说，几乎在拽着我的耳朵，“椅子腿、白松木，遇火瞬间就会变成灰。”他厌恶地吐了吐口水，快步走回自己的办公室，一边走一边抱怨道：“别再犯那样的错误了。”
我没有再犯错。处理完剩余的50具尸体，三个月后，我安全地登上了开往蒙特利尔的轮船。我用在太平间挣得的几百英镑换来一张票，前往一个全新的世界，开始了新的人生。那个弥漫着福尔马林的地方渐行渐远，如此而已。之后我再没去过太平间，而且我想我也不会再次光临了。但那位没穿裤子的老先生和他腿上的排水管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久久萦绕在我的心头，不肯散去。
[译自美国《拉法姆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