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大同市真的变了，从一个渐行衰微的煤城，转化为一座迸发活力的现代城市。不仅是优雅的道路与建筑，日益丰富的城市生活，还有充满自信的寻常百姓。一座城市的繁荣，往往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核心必定是文化。作为大同人，令我们引以为豪的，当然是曾经的辉煌历史，即三代京华、九朝边镇。而物化的文明遗迹，看得见、摸得着的，主要是大同古城与云冈石窟。特别是云冈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大同人民心中的精神家园，长久地吸引着我，给了我理解这座城市生命的足够信心。我以为，今天最能代表大同文化复兴品位的，就是云冈石窟景区。所以，每当与朋友们谈起云冈，谈起近年来云冈的发展变化，我总是滔滔不绝，似乎有一种说不完、道不尽的感觉。
十年了，我仿佛不能自拔地每天都在关注云冈，关注着云冈石窟的每一条消息，关注着云冈石窟研究院的领头雁张焯先生。尽管我去云冈的次数不多，平时跟张院长的接触也有限，但我知道张焯在做什么，云冈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我知道近年来云冈石窟的学术研究动态。创设《云冈石窟研究院院刊》，为莘莘学子搭建研究平台，推动云冈学的形成；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研讨会、公开课，内容涵盖历史、宗教、考古、建筑、美术、服饰、音乐舞蹈和文物保护等方面，包罗万象；设立北魏研究中心，促进大同历史特别是北朝文化的研究；开展院校合作，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天津美院、北京建筑大学、北京画院、天津师大、敦煌研究院、内蒙古师大、山西大学、山西理工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等科研、实习基地，纷纷在云冈石窟研究院挂牌；张焯先生的《东方佛教第一圣地》、《云冈景区建设中的环境保护实践》等专题讲座，也唱响了大江南北。
我知道云冈景区的多元文化发展。云冈博物馆，讲述了鲜卑民族、北魏王朝以及武州山石窟寺背后的故事；孝义皮影木偶表演院，演绎着“马识善人”的昙曜故事；云冈美术馆，常年举办各种艺术展览和云冈油画作品展览；石兵美术馆，展出了大同籍画家石兵先生的一生佳作；陈云岗雕塑艺术馆，陈列了这位著名雕塑家的数十年心血作品；云冈影像厅，循环播放云冈石窟介绍影片，同时兼为老电影机博物馆；云冈院史馆，用大量珍贵的旧照片和实物资料，展现云冈石窟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云冈文创店，开发出众多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小南堂茶食吧，恢復了北魏风格的甜食系列；云冈书屋，形成了景区内最为靓丽的阅读空间；今年研究院主创的“西天梵音”舞蹈，每天演出八场，尽显胡风胡韵的云冈艺术特点。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提振了云冈的知名度、美誉度，游客的参观逗留时间，由过去的一个小时增加到足足半天。
我还知道云冈石窟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他们在原有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心基础上，新组建了山西彩塑壁画保护修复中心、数字化中心、可移动文物修复中心。开展了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宣化辽代张世卿墓壁画的复制工作；进行了大同鼓楼彩绘，大同关帝庙、汾阳太符观、阳高云林寺、五台广济寺、新绛福胜寺、云冈罗汉堂、五华洞等彩塑壁画的勘察设计和保护修复工程。积极传承工匠精神，每年对云冈洞窟进行病害检查和险情抢修，有效地延缓了文物的寿命；主动承揽省内外各项文物保护项目，完成了悬空寺崖顶危岩加固、山西大学毛主席像修复、鲁班窑石窟抢救性保护等；同时，修复了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石刻、砖瓦、纸质等馆藏文物。三维激光扫描与数字打印技术全面应用，完成了云冈石窟研究院、大同市档案馆大量纸质资料的数字化储存工程；云冈第3窟、第12窟和第18窟等比例3D打印复制完成，分别进驻青岛、深圳、北京，成为云冈文化宣传的形象大使。
我更知道云冈景区的低碳发展。他们秉承了北魏师匠让荒山秃岭幻化为佛教艺术宝库的传统，大量收集农业时代的废石雕刻，工业时代的废石材、废木头、废水泥块、废钢铁机具，坚持旧物利用、变废为宝、水土保持、低碳环保的科学理念，用艰苦奋斗、过日子精神，拾遗补缺，装扮景区，创造出古朴典雅、古香古色的人造景观。石塔、铁塔，废水泥块墙体、旧水泥管门柱，环保厕所、环保建筑，与千年石窟群的环境和谐共生、美轮美奂、物尽天用。
经过六年精心打造，使麻村、校尉屯废墟转变为东山菩提艺术区，工人村垃圾沟变成了果树沟。太空舱式铁罐公寓、废水泥管胶囊公寓、蒸汽机车公寓、禅修四合院，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大美术院校的师生。开创了世界文化遗产地文物保护与环境保护的中国典范。张焯先生因此获得了国家六部委设立的最高环保奖项——“2016-201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成为山西省唯一获此殊荣者。在这次公开推荐中，得票117314张，位居第一，充分体现了大同人民的意愿。为后工业时代钢铁文明记忆的保留，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样板道路。
近年来，云冈石窟荣获国家级文明单位、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全国旅游服务质量标杆培育试点单位、2017年美团点评最具影响力景区、2018中国品牌旅游景区TOP20强、2018全国5A级旅游景区综合影响力排行山西第一，山西省唯一的全国先进旅游单位，等等。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源于云冈人的奉献精神，也源于张焯先生对养育他的这片厚土的深沉之爱。
最近，我又得知张焯先生率领的团队完成了一桩学术争气工程。他们用了七年时间推出了20卷本《云冈石窟全集》。我为他们高兴，为他们祝贺！
这一巨著的问世，彻底打破了百年来“云冈石窟在中国，云冈研究在日本”的神话，填补了云冈石窟研究的空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云冈研究的最新成果。同时，将云冈石窟的学术研究推上了历史巅峰，成为云冈学确立的标志。
张焯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大同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随后又获得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上学时，勤奋刻苦，曾手抄《史记》全书。毕业后，在大同市级机关工作十四年，口碑甚佳。2002年到云冈石窟工作，2006年担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从此开启了漫漫十八年的云冈研究、保护与文化创新之旅。
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开凿的一座旷世伟作，是公元五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其中蕴涵着深邃而博大的佛教文化艺术。张焯讲：“研究云冈，不可以固步自封，更不能井中窥天。我们必须站在帕米尔高原的山巅瞭望东西，来确定云冈石窟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坐标位置，去发掘其中的文化源流，去发现其中的文化高度。”于是，他一头扎进书海，全身心投入云冈石窟研究；同时，沿着西北丝绸之路，一站一站地走完新疆、甘肃、陕西、河南。历时四年，完成了《云冈石窟编年史》这部通史著作。该书取材广泛，视野开阔，史证翔实，既是一部云冈石窟史，也是一部中国佛教史，更是一部大同地方史。为如今的云冈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获2006年度山西省社科联“百部（篇）工程”一等奖。
在此期间，张焯连续撰写了《大同古代道路交通》、《鹿苑赋与云冈石窟》、《“褒衣博带”与云冈石窟》、《徐州高僧与云冈石窟》、《隋炀帝与云冈石窟》、《〈大金西京重修武州山石窟寺碑〉小议》、《金元之际全真道入据云冈石窟》、《云冈筑堡与古寺衰微》等多篇论文。其中，《徐州高僧入主云冈石窟》一文，受到中国文博大家宿白先生的高度肯定。近年来，张焯先生撰写的《东方佛教第一圣地》，更成为云冈研究的经典美文。
2006年底，张焯主持云冈石窟研究院工作之后，立刻着手解决西部13个洞窟的渗漏水问题。当年冬天，发现了这些洞窟窟顶的融雪透水的成因。他讲：“云冈石窟历经1500多年保存至今，绝不能因为我们的工作不到位而再遭伤害。”第二年，紧急抢修西部窟顶，根除了西部洞窟漏水的所谓“云冈保护难题”。随后，全力配合市政府进行了三年的云冈大景区建设。
2011年，张焯等云冈学者参与了冯骥才先生主编的《中国大同雕塑全集》编纂。2013年，由冯先生牵线，青岛出版社与云冈石窟研究院签约出版《云冈石窟全集》。随后，双方各自成立了工作团队，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摄影、绘图、撰文、编辑、印刷。可以说，通过这部大书的创作，云冈石窟的学术队伍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构筑起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科研团队。干中学，学中干；互相启发，相互补台；紧密配合，全线出击。随之，引申了一系列学术认识，攻克了一個个悬疑难关，实现了百年云冈研究的全方位突破，产生了一大批科研成果。
可以说，《云冈石窟全集》的编撰出版，凝聚了云冈研究团队每一位成员的心血，更凝结着张焯、王恒、张海雁、赵昆雨等老同志的毕生情感。从制定总体规划，明确编撰方向，统一编辑凡例，到摄影、扫描、绘图、撰稿、校对、校色，直到印刷、装帧，度过了2000多个艰辛的昼夜。终于实现了云冈几代人的梦想，完成了中国老一辈学者的嘱托。张焯满怀感慨地说：“《全集》的出版，代表了我们这代云冈人的生命高峰。创建更加全面、更加完整、更加科学的云冈学体系，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再苦再难，今生无憾！”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全集》编写过程中，云冈人真正摸清了自己的家底。他们把1938年至2012年云冈石窟的五次考古发掘，所有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都收录于全集之中。从洞窟图像到线描图，再到各类补充性资料，形成了全新的精准的宏大数据系统，使《全集》真正具备了唯一性。过去一直认为云冈石窟共有51000余尊造像，而这次通过精确的清点、计算，云冈佛造像数量达到了59265尊，增加了8000余尊。难怪大同学者李尔山先生激动地说：“从考古学角度讲，多一尊佛像也是不得了的。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概念。云冈石窟终于有了自己清晰的家底！”
望着眼前如此厚重的20卷本《云冈石窟全集》，我心潮澎湃，浮想联翩。这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不仅仅是一部云冈文化的著作。而是我们大同一座城市崛起的象征，我们大同人自信自强的象征。是支撑我们这座中国北方英雄城市的精神灵魂，也是支撑我们大同人筋骨强健的生命养分。衷心感谢云冈人的无私奉献！感谢张焯先生的智慧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