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礼乐，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形式。它对于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激发内心自觉遵守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两千多年儒学的逐步衰落与“礼崩乐坏”基本同步的走势可以看出，后者是导致儒学衰微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反，中国佛教却格外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除了引进印度原有的“梵呗”之外，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儒家及其传统礼乐，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礼乐制度，成为推动佛教发展的有力因素。即使在佛教遇到外力空前的沉重打击之后，依然能依托礼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而儒家却由于缺乏礼乐文化的有力支持，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也从反面证明礼乐对于儒学复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礼乐文化；儒学；佛教礼乐
礼乐，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形式。古代礼乐源自于上古先民的尊祖意识和祭祖习俗，以后历经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演化，被逐步扩大，并系统化和制度化，汇集成为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和仪式。礼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共同遵循的秩序和行为范式。若从宗教的层面来说，则是一种人神沟通、天地和谐的中介和表现形式。乐由人心而生，是促成礼的“增上缘”，它不仅丰富礼的形式和内涵，并且增强礼的感染力，即《礼记·乐记》所谓“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也。礼乐并称，同时与刑、政相配合，从而达到“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目的。要不然，“礼崩乐坏”或“无礼义，则上下乱”。礼、乐、刑、政四者，共同构成了古代的治国之道。而作为自命承担礼乐文化使命的儒家，其价值理想本来就是从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中引申出来的。一旦礼乐崩溃，四者之中失去其半，仅剩刑、政二者，如同巨人被斫双臂，其作用自然大打折扣。
综观儒家在中国二千余年封建统治中所充当的角色，大致如此。儒学的衰落主要出于礼乐的丧失，后世乃至于今日的疲弱不振，亦与此密切相关。特别是佛教、道教礼乐的兴起与发展挤兑了原本属于儒家的宗教地盘，使得儒家礼乐无法得到复兴。近代以来，国内外学界、社会贤达甚至某些政界要员曾经为“儒学复兴”而竭尽全力，但收效甚微，正与上述两个原因有关。
一
“礼崩乐坏”是春秋时代最大的特征之一。在这一时期240年中，弑君36次，其中还有子弑父的，如楚国太子商臣。而贵族士大夫窃国专权者，有鲁国的季、孟、仲氏，齐国的田氏及晋之六卿。此外，大夫的家臣也起来反对其主人，原先“自大夫出”的政权，又下移至“陪臣执国命”。面对周礼走向式微的局面，孔子曾有过“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的感叹，尽管这是针对当时鲁国季氏家族的越轨行为而发，充斥着不满与无奈，但意义自然不止于此。他千方百计试图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用心良苦，却又未见成效。于是，在“仁”和“礼”二者之间，孔子改变了过去那种以“礼”为先的做法，而选择将“仁”作为核心，“礼”遂成为实现“仁”的手段和途径，以达到“天下!曰仁”的目的。如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一生汲汲奔走，不遑宁处，为的就是恢复周礼。然而，孔子将“仁”作为其思想核心之后，依然非常重视“礼”的重要性，没有偏废，如他特别强调人“不学礼，无以立”。在孔子看来，礼是“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因而治理乱世之方在于，回到周礼的秩序中来，正如他所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对实现自己理想社会的信念，矢志不移，即使在颠沛流离之际，依然间有“终日弦歌不绝”之举。关于儒家重视礼乐的实际情形，我们还可以从站在对立面的墨子指斥儒家的语言中得到印证：
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
其中的“繁饰礼乐”四字，足以说明儒家对礼乐的重视程度。但是，孔子之后，战国时期的礼乐制度已基本处于急剧衰微阶段。
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而且就儒家本身来说，孔子之后一分为八，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孟子)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荀子)之儒、乐正氏之儒。但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是孟子和荀子两派。荀子将“礼”的功能深化，赋予“法”的含义，曾撰有《礼论》、《乐论》各一篇。他主张以法辅礼，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有礼、法并举的倾向。但两汉以降，真正在中国哲学史上起重要作用的，还是以孟氏一系为最大。这是因为孟子对孔子的核心思想——一“仁”作了深度和广度两方面的阐释和发展：
(1)在“仁”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出心性之学，包括人性论、修养工夫等学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是宋明理学。
(2)孔子的“仁政”仅有几条原则，孟子从中扩展出系统的“仁政”思想，大加推广。
遗憾的是，除了为实现他的“仁政”理想，孟子说过“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之外，我们很少看到他对“礼”的坚持与发展。虽说中国礼乐经过战国之后有了转型与发展，甚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入理性的思考，如“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甚至提出“礼运大同”的社会理想。然而，日常的礼乐却江河日下，复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更是一落千丈。从此，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乐经》也失传。
至西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遂成为我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武帝立“五经博士”，“礼”为其一，并立大、小戴《礼记》二博士，礼乐之学迎来了复兴的春天。朝廷以经取士，故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经。且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次第传承不绝。两汉重经术，自然促进了礼乐的发展。
然而，弊端也正在于此，经学“大师众至千余人”，“一经说至百余万言”，严重脱离实际，终至遭到社会的抛弃，故而表面的繁盛难逃衰败的命运。对此，班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词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由此可见，整体上说，汉代依然只在儒学的思想学说方面着力，礼乐的保持仅在宫廷及官场之中，如上下朝、祭祀等，民间礼乐的使用逐渐处于萎缩。
魏晋之乱后，咸阳、洛阳俱为丘墟，礼乐制度又一次遭受巨大的破坏，汉儒苦心收集整理的
经秦火后的残余，再度归于散佚。于是，六朝以降，陈、梁旧乐已夹杂南方吴楚之音，而北周、北齐的旧乐，则多有西域及北方少数民族的成分。至隋时，中原地区宫、商、角等七声已不能通，只得借助于龟兹乐人苏祗婆的琵琶七调，始得其正，当时流行的九部乐，皆以琵琶为主要乐器。唐承隋制，音乐达于极盛，如著名的安乐、太平乐、破阵乐、上元乐、大定乐、圣寿乐、光圣乐等，但若除去西域传来的龟兹乐，则不成调。由此可见，中原儒家之乐已几无可言者，此与韩愈哀叹儒家道统的断裂也是同步的。
好在隋朝以降，历代实行科举取士，读书人读圣贤书，通过科举成为进身之阶，儒家的礼乐之学赖以部分保存，还不至于被完全湮没，但与孔子时代当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也因此，唐代的李翱承接韩愈复兴儒学道统的使命，为实现其提倡的“性命之道”，虽在《复性书》的上篇中一再强调“制礼以节之，作乐以和之，所以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然而，在佛教礼乐如日中天、儒家礼乐大势已去的形势下，他极力呼吁的实际效果几乎等于零。宋明理学家出于振兴儒学的目的，积极向佛教学习，但窃取的也仅仅是义理内容，礼乐教化的努力成效甚微。这里仅举二例，以资说明：
(程颢)每见释子读佛书，端庄整肃，乃语学者曰：凡看经书，必当如此。今之读书者，形容先自怠惰了，如何存主得?一日，过定林寺，偶见众僧入堂，周旋步武，威仪济济，一坐一起，并准清规，乃叹曰：“三代礼乐，尽在是矣。”
(司马光)暇日游洛阳诸寺，廊庑寂寂，忽声钟伐鼓，至斋堂，见沙门端坐，默默方进匕箸。光欣然谓左右曰：“不谓三代礼乐在缁衣中?”
从程颢、司马光面对僧侣威仪整肃发出的感叹，不难体会当时儒家礼乐衰败的真实情景。尽管出于维护儒家的脸面，程颐还曾经为弟子们打气，但他心里其实非常明白。宋明以降儒学终于复兴，并成为封建统治者永久的官方意识形态，流于皮相的官场之礼，文士之礼，因儒学成为显学而得以保留。然而，整体礼乐文化的实质始终一仍其旧，完全让位于佛教和道教。
近代以来，随着废除科举，实行新式学堂，读书人借科举为进身之阶的路被堵死，复经“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扫荡，儒家的礼乐制度终于被连根拔除，只剩下纯粹的哲学理论，彻底没有了任何宗教性的功能。尤其是十年“文革”之中，儒学在中国大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仅留下一些格言名句而已。
因此，从春秋时期一直到近代数千年儒家的历史流程来看，儒学是与礼乐的衰亡过程相始终的。礼乐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才能持久不衰，如基督教徒在胸前画十字、佛教徒双手合掌等，正是这些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形之中起到了延续传统制度文化的强大作用。儒家礼乐活动的丧失，使之失去了对民众无形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从而走向日薄西山的境地。
二
与儒家日趋轻视礼乐作用的做法相反，佛教传人中国后，那些原先出身于儒学世家的佛教徒深深懂得礼乐对于宗教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性，因而汲汲于佛教礼乐的建制，一方面积极地向儒家学习各种礼乐习俗作为自己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同时大量引入天竺的礼乐，加以综合利用，以致形成了具有本土佛教自身特色的礼乐文化，佛门里习称为“梵呗”。礼乐文化的发达，为华夏佛教的深入人心和不断壮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这与儒家的衰微不振形成鲜明的对照。
佛教初传东土时，大众集合，仅限于唱佛名、敬礼佛陀等而已，是没有音乐配合的。这是由于梵音多复，汉语单奇，如用梵音唱诵汉语经文，则显得声繁而偈迫；以汉曲歌咏梵文，则又韵短词长不相匹配。所以当时翻译经文者多，传授声呗者少，但不是没有。早在三国时，有康僧会在吴国翻译佛经的同时，“又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可惜后来失传。因此，中国佛教运用梵呗，除了接受印度的方式之外，还要结合本土的传统特征自我发展才行。我国佛教界对于梵呗形成的传说是，魏陈思王曹植游鱼山(今山东省东阿县境内)时，闻虚空中有梵天之音，清雅哀婉，动人心魄，遂摹其音律，写为梵呗。
降至晋、宋、齐之世，梵呗又有发展。如北方的佛教大师道安，鉴于当时出家者众而印度原有律典尚未传来的形势，就根据本土古礼结合佛经义理，自制僧尼轨范，条为三例：一日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日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日布萨、差使、悔过等法。这些规范的设立，对于佛教僧团的发展成效显著。梁《高僧传·支昙龠传》也记载，支氏“少出家，息吴虎丘山。……特禀妙声，善于转读。尝梦天神授其声法，觉因裁制新声”。当时尚有僧饶、道慧、智宗、昙迁、昙智、僧辩等亦精于梵呗之学，颇有贡献。尤其是僧辩，在其晚年，“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独步齐初，声震天下，远近知名，后来学者莫不宗事。……传古《维摩》卷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后来，他的弟子慧忍会同其他经师，“斟酌旧声，诠品新异，制《瑞应》卷四十二契”。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中国化梵呗系统。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上录《高僧传》所载善声沙门，几乎全部都是在建康的西域胡人，或建康的土著”。根据他们的生卒年推算，“建康经呗之盛，实始于南朝刘宋的中期，而极于萧齐的初年”。
到了萧梁时代，由于武帝崇敬佛法，更借用当时裁定雅乐的机会，大力吸收印度佛教梵呗，促进了佛教音乐融合本土化的实践活动，如梵呗音谱所用十二音律的音阶，也是由我国自古相传用以表示音律高低的“五音七声”变动而来。
古传五音之中，以宫调为最低，依商、角、徵、羽的顺序次第增高。又在“角”下加“变徵”，“羽”下加“变宫”，乃成七声。七声又有律旋、吕旋之别，所谓吕旋，‘是指在五音之外，加上变徵、变宫而成；而律旋，则是在“商”下加“婴商”、“羽”下“婴羽”而成。梵呗音谱十二音阶的出现，进一步促成了寺院梵呗形成定型的仪式成规，并成为后世遵行的基本范式。如佛门代代相因的《水陆仪轨》，就是梁武帝夜梦神僧教授水陆斋会，觉而求其仪，自行撰集而成，并于天监七年(508年，一说天监四年，505年)于镇江金山寺初设水陆道场。从此流传不绝。
密教，可以说是佛教里最为重视仪式的宗派。其中的礼仪唱念异常丰富，但其大规模的输人是在盛唐时代。虽然后来唐密消亡，但其唱念仪式却多在佛门的日常课诵中保留下来，如后世寺院的“放焰口”仪式，多采用密教的法器、服饰和教义偈颂，尤其是“华严字母”的曲调，哀婉凄恻，综合了许多宗派的义理和习惯做法，成为中国和印度梵呗融合创新的典范之作。对于历来重视“慎终追远”的中华民族来说，极大地满足了佛教信徒对已故先人缅怀之情的需要，这是后世儒家所无法企及的。
此外，密教还以我国古传的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拟配教义中的五智、五佛、五部、五色等。作为曼荼罗(坛场)的内容之一。从《无量寿经》所说“清风时发，出五音声；微妙宫商，自然相和”的经文中得到启发，唐代净土宗的大师法照也融合宫、商等五音，以为经中描述的极乐世界的七宝诸树，清风吹时，便发出五音之声。五音之中，宫为土声，其音最
浊，为一越调，配于中央。商为金声，音浊次之，为平调，配于西方。角为木声，半清半浊，为双调，配于东方。徵为火声，微清，为黄钟调，配于南方。羽为水声，其音最清，为盘涉调，配于北方。由此创作了著名的“五会念佛”的方法。虽然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并非儒家所创，但佛教界对古代乐调吸收、融和的努力，明显提高了经文教义对本土佛教信徒的吸引力。
至于从佛门僧侣日常挂在口头的一些俗语中，也可以看出儒家仪礼对佛教的影响。例如，所谓“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之说，原先均出自儒家。威仪，这里是指古时典礼中的动作仪文以及待人接物的仪节，《中庸》即有“仪礼三百，威仪三千”之说。威仪，也兼指庄严的容止。如《毛传》云：“君子，望之俨然可畏，礼容俯仰，各有威仪耳。”细行，指小事，小节。《书》曰：“不衿细行，终累大德。”因而我们可以了解到，僧人为何格外强调生活中注意小节的重要性。至于流行于佛教丛林中的“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之说，疑是“威仪”、“细行”内涵在行、住(站)、坐、卧等日常行为中的具体体现与发展，除“卧如弓”似直接出于佛陀力行的“吉祥卧”的姿势，属于“舶来品”之外，其余三者虽不能说一定源于儒家，但与儒学有关，当无可疑。
再以当今佛教道场中僧侣的早晚功课为例，其中的跪拜之礼，基本是综合了周代以来流行的九种拜礼——稽首礼、顿首礼、空手礼、振礼、吉礼、凶礼、奇礼、褒礼和肃礼的产物，特别是拜佛——三拜问讯的礼仪。三拜礼，源于稽首、顿首二礼的结合；问讯礼则是空手礼的运用。这是我国僧伽礼仪中沿袭和借鉴古礼又一最为有力的见证。佛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成功，原因固然多而复杂，但礼乐文化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显然已被历史经验证明是不能低估的。
三
儒、释、道三教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的境遇，一般是此消彼长、互为主宾的，而一同遭受厄运的，唯有一次，即十年“文革”的残酷洗礼。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佛教、道教先后从重创中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近年来儒学又被尊为国学，受到多方面的青睐，尤其是一些大学还开设国学院，努力复兴儒学，它在儒、释、道三教中得到官方的恩惠一如既往，始终在佛、道之上，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考量，但儒学现有的影响力依然多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圈子，难以在整个社会中产生强烈的回应。这曾给我们学界带来巨大的困惑与不解，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其实，这个问题还应该从以下两方面来讨论，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1)从儒学复兴的基础来看，历史上儒学差不多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极度重视，上行下效，其地位与影响自然非佛、道二教或其他思想理论可比。特别是以儒学作为科举取士的学说，等于将它提升到了举世无双的地步，成为历代读书人晋升的“拐杖”。本来，在先秦时儒家除了思想理论之外，还有礼乐制度充当宗教性的功能，因而成为显学。两汉以下，儒学独尊，礼乐却江河日下，导致儒学在佛学、道教的竞争中败下阵来。隋朝之后，科举兴起，经过儒学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弥补了礼乐丧失的不足，从而使儒学得以一直延续下来。近代的“废科举，兴学堂”，复经“五四”运动的摧残，通过学习儒家典籍达到出仕一展平生抱负的途径被完全切断，儒学的生存土壤已不复存在，其衰落的命运自然可想而知。
在现代社会里，由于交通及信息技术的发达，城市化潮流的兴起，人们异地择业、定居的情况比比皆是，传统的社会结构受到巨大冲击，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理论学说，只能适用于封建传统的社会秩序。“五四”运动之后，儒学的功能仅仅作为哲学思想之一种，流于知识文化层面，成为学界研究的古董。现在的研究热不过是文化人士对旧传统的回眸与留恋而已，已不可能走进现代社会的芸芸众生，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通，人们除了知道孔子这人、一般读书人说得上几句《论语》的格言之外，也就仅此而已了。
更有甚者，即便在研究中国文化或哲学思想的学者圈子里，由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长期以来对孔子礼乐教化存在曲解，以至今日人们依旧觉得礼教是对个人和个性的束缚与压迫，所以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基本以破除礼教为当务之急。其实，孔子所谓“礼”多半是对上层统治者权利的约束，如上文提到的《论语·八佾》，他批判季氏家族和管仲，是因为他们僭越了礼教的规范，拥有了过多的权力和财富。孔子是主张“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在贫民与有权而又富有的人之间，受礼的约束对后者更为重要，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便是他处理一国中君臣关系的原则，还有“使民如承大祭”之说，显然也是约束君主的话，因为祭祀也是“礼”之一种。可见孔子反对“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之人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2)从佛教、道教的历史和当今的表现来看，更容易明了儒学不振的根源所在。如上所述，佛教十分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以此来达到诠释其教义的目的。儒家的长处在于持家、做人、效忠、爱国和建功立业，却疏于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方面，也没有办法解决生、老、病、死这样重大的人生问题，而这些又是人一生中无法回避的。佛教的优势恰恰就在这里，中国佛教的高明在于，擅长利用梵呗来医治人们奔波名利场中的身心疲劳，并通过音乐、唱念和特定的仪式来强化教义在人们心目中的记忆功能，使某些仪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于潜移默化之中产生教化作用，从而如童谣一般，代代相因，不绝如缕。
宋明以降，儒、释、道三家逐渐各安其位，佛教深耕民间，卓有成效，以至于达到“户户观世音，家家阿弥陀”的地步，甚至有的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居然也能将《心经》倒背如流，且有音乐味道，良有以也。
衡量一种宗教生命力的强弱，除了视其礼乐文化在历史上的重要表现之外，还可以从这种宗教在受到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沉重打击之后，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如初，重新回到社会生活的舞台中来，礼乐文化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作为一种检验的标准。
十年“文革”中佛教与儒学一起从神州大地基本消失殆尽。但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伊始，佛教便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重新崛起，人们率先听到的是从黄墙绿瓦的寺院里传来“叮叮单单”的梵呗之声，而不是那些似懂非懂的深奥教义!不仅如此，梵呗还是出家人必修的第一课，敲打唱念工夫好，且嗓子佳的法师最受信徒欢迎，道理即在于此。因为好嗓子借助于清雅哀婉的佛教音乐，更能打动人们的善良之心，从而引起强烈的宗教情感的共鸣，所以能传之久远。
如果按照程颐的理解“礼”是秩序、“乐”是和谐的话，那么，乐的作用在于通过音乐对内心的熏染，使人们更为自觉地遵循“礼”的规范，可以说，礼乐就是通过“软硬兼施”的双重手方法，促使人们乐于接受教化。这正是佛教得以在社会上畅行无阻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对而言，儒家由于缺乏礼乐文化的强有力支持，加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属于“官方”的强烈印象，尽管一再暖风频吹，未能受到最广大的普通民众的共同青睐。这不能不使我们格外意识到礼乐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