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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岁渐长，阅历略多，常有海内外友人建议我写回忆录。特别是1990年秋，与刘子健学长在普林斯顿大学重逢，风云变幻，仿佛隔世，他一见面就劝我写回忆录。理由是，我们都已年过60，历经战乱，屡遭忧患，理应给后人留下若干历史纪录。我当即深表赞同，并相约尽快动手撰写。
但是内心常觉歉疚，子健病故一年多，我却一字未写。我不知道子健写完没有，但我相信他必定早已开始撰写。他对人对事特别认真，信守然诺，何况又有那么多海内外的丰富阅历。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并非由于生性疏懒，也不是害怕再次因文字得祸。主要是觉得自己一生平凡，学术既无大成，又没有什么重要事迹值得记述。信笔涂鸦，贻祸梨枣，且浪费读者时间，实非我之所愿。因而每每执笔踌躇，欲写又罢。
直到1997年暑假，刚把同游庐山的戴德生夫妇等英国友人送走，武汉又难得不算太热，回忆录之事突然涌上心头。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我应如何对待自己向亡友的承诺？记不清是哪位民众史学者说过，世界上平凡人占绝大多数，如果平凡人自己都不写回忆文字，后人又怎样能够理解这过去人类的大多数呢？我觉得言之成理，回忆录并非专属大人物，小人物、凡夫俗子也有权利记述自己的所经、所见、所闻。因而便在当天清晨，独自躲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欣然命笔开篇。我突然非常担心，如果再不下决心动笔，蹉跎又是数年，精思的衰颓将使自己把往事忘得一干二净！
我出生于战争连绵不绝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北伐开始之日，我正好初现人世，由于不是什么革命家庭，祖父又是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家，所以尚在襁褓之中的我，即已随家人一起“逃难”，躲进上海租界，真乃对国民革命的大不敬。及至我稍为懂事，每天随着小叔、小姑、哥哥、姐姐，走过青石板铺成的所谓芜湖十里长街，到城里襄垣小学（原为孔庙）读书，九一八、八一三直至七七卢沟桥事变等国难消息接踵而至。1937年小学毕业，华北危机空前严重，淞沪抗战一触即发，更使毕业典礼充满悲怆气息。我们噙着泪水，心在流血，齐声高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仿佛自己稚嫩的肩膀已经承担了国家安危的沉重。进入萃文中学还不到两个月，便随父母再次“逃难”，不过这次却不是就近躲进幽美雅静的法租界花园住宅，而是卷进仓皇逃避的难民潮，长途跋涉流落四川。
抗战八年，在重庆附近乡间，先后读过五年中学与不到一年的会计专科，其间还有将近两年失学、失业、打工、当兵的流浪生涯。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复员后进入金陵大学读书，又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特大规模国内战争。蒋管区也出现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我自觉地卷入这个潮流，并且以革命者的身份迎来震撼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应该说，我也算是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之一，但我只是这些伟大时代与伟大事件当中极其平庸的一员。抗战末期当过兵，还来不及上前线日本就投降了。解放战争后期进入解放区，虽然穿着二野军服，却从未见过战场硝烟。进军大西南，解放海南岛，乃至抗美援朝，我一次又一次请缨杀敌，却壮志未酬，只能服服帖帖留在后方教书，顶多只是为前方将士炒过几次米粉或写几封慰问信。及至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政治运动连绵不绝，自己政治处境更是每况愈下。“民主青年”的光环消失殆尽，从“革命动力”、“依靠力量”、“培养对象”堕落成为“白专道路”、“严重个人主义”、“有政治历史问题”，一直演变成为全国“重点批判对象”与“牛鬼蛇神”……
严格说起来，我的学术生涯其实是在“文革”以后才真正开始，从辛亥革命到商会研究到中国现代化到教会大学史到南京大屠杀，不断从一个领域转入另一个领域，在学术上仿佛仍然是个流浪者。虽然也曾出过几本稍有影响的书，培养过若干尚有真才实用的年轻人，但自己毕竟已经进入暮年，仿佛是已逾季节的迟开花朵，虽然也曾略显绚烂，终将迅归凋萎。
东坡诗云：“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回顾我这个凡夫俗子的平淡一生，无所谓喜，也无所谓悲。下面先就我的家庭、出生以及祖辈、父辈的经历作些叙述，没有慷慨壮歌，也没有低吟浅唱，留下的无非是儿时一些琐事的片断回忆而已。但愿读者不要对它期望过高，有空的时候随手翻翻，敝人就很感满足了。
平凡人的诞生
我生于1926年7月8日（阴历五月廿九日），这是阴历丙寅年，所以属虎。出生地是芜湖还是上海，自己也弄不清楚，因为父母生前没有告诉我，也许告诉过又忘记了，至今后悔莫及。
我出生于一个企业家的大家庭，祖父兄弟3人没有分家，但在芜湖、上海、当涂都有产业，父母在这3个地方都曾住过，而且都把我带在身边。不过根据童年模糊记忆，二叔祖一家很早就定居上海，就近管理宝兴铁矿公司。祖父带领我们长房子孙留守芜湖益新面粉厂祖业。那时三叔祖兆森（向荣）还未成年，也与我们住在一起，和我大哥同吃同住同学，亲密俨若“兄弟”。不过每逢天灾人祸（如水灾、战争，还有一次火灾），则临时迁居上海法租界，多半是在霞飞路与金神父路。我出生之日正逢北伐战争开始，江浙地区仍在军阀统治之下，由于害怕战祸殃及，全家（包括资深女仆与全部奶妈）避往上海，与二叔祖一家团聚。因为人口众多，原有房屋不够，父母临时在同福里租房居住。听老辈亲友说，我生下来很胖，有点逗人喜爱，所以被昵称为“同福里的小胖子”。这可能是我婴儿时期唯一亮点，其他乏善可陈。
中国人一重面子，二重名字，而名字与面子又往往联结在一起。我的兄弟姐妹都有意义深远的名字，甚至还记载着家族史上的某些辉煌。大哥是长房长孙，1919年出生时正逢曾祖父维藩公创办的宝兴铁矿公司与开滦煤矿公司筹议联合开采开平煤矿并就近建钢铁厂，所以便取名为开平，其后则有开明、开诚等，都寓有美德吉祥之意，这些名字全部是祖父亲自取的。由于父亲学海公是独子，祖父唯恐长房香烟断绝，所以特别重视男孩。但等到我出生时，他已经拥有多个孙儿，所以不再那么看重，加以又是兵荒马乱逃难在外，有点心不在焉，据说是翻开《康熙字典》随手一点，恰好就是“沅”字。沅本为湘西水名，楚辞云：“湘有兰兮沅有芷”，但老爷子似乎没有这份雅兴，是随便给我取的名字，无非是辨认众多孙儿的一个符号，正如农村人家喊孩子“阿牛”、“阿狗”一样。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是“没有意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