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侵华预谋已久，侵略东北和建立傀儡政权是其后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的起点。同时又将东北地区作为日本进行大规模殖民、奴化政策的实验场。在鸦片政策方面，出于对占领地统治的财政需要，不惜动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政策手段扩大鸦片和毒品销售，直接和间接导致了东北的鸦片泛滥和毒害的长期化。通过战争混乱期扩大鸦片消费、将责任推诿于当地伪政权、以此制造事实鸦片专卖制的口实，是日本从马关条约后侵占台湾开始，直到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全面侵略东南亚过程中惯用的手段。文章立足大量相关日本资料，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鸦片泛滥原因进行深入探讨，以更为清晰地揭示日本侵略政策中毒品政策的作用。
关键词：伪满洲国；鸦片专卖；鸦片泛滥；原因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2-0021-07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制造的伪满洲国，是此后日本发动的一系列扩大侵略战争的桥头堡和发源地。也是众多的大规模殖民和奴化政策的实验场，在鸦片政策上也是如此。早在1933年，专门从事毒品信息收集的拒毒组织专家指出：“入侵东三省日本人最先采取的行政手段，就是让不加入国际鸦片条约的傀儡满洲国发布鸦片专卖法，其结果，靠着无限供给的生鸦片，制造出可满足全世界不法交易量的吗啡和海洛因，尤其是靠这一生产为积极征服三省以外中国全体做好准备”①。这一指责可谓一语中的，也道破了伪满洲国在整个日本殖民体系鸦片供给中的重要性。
一、有组织国家犯罪起点何在？
九一八事变前，尽管日本陆军内部对于如何确保其在东北权益问题已经有一定共识，由陆军部和参谋本部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于1931年4月制定了《满洲问题解决方策大纲》。该大纲设想以1932年春为限，在获取内外理解同时尽力缓和张学良政权抵制日本的方针，同时也设计了“排日运动”继续发展情况下实施“军事解决”的预案。但九一八事变本身，是关东军单独发起和实施的，日本陆军中央部虽决定“不扩大事变”，却不能抑制关东军行动，处于事后追认结果的立场。加之国民党政权的不抵抗，关东军行动进展顺利，不到半年就占领了东北的主要城市、控制了铁路交通线，地方政权也落入其手。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正是日本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与井上财政的紧缩政策效果相重叠，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破产，经济一片萧条。尤其是在日本东北等传统农业区发生大范围的农户破产，导致很多农民卖儿卖女。军队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对政治家的腐败、财阀的贪婪愤愤不平，各种右翼和法西斯思潮在社会上蔓延，很多以暗杀和血洗的手法改造日本社会的结社和事件在酝酿。事变发生后，先是若槻礼次郎内阁所定不扩大事变的方针被关东军所无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也在无陆军部命令情况下，擅自出兵增援关东军。整个日本国内舆论逐渐倒向支持军方，将其视为日本的希望。之后，若槻内阁内部围绕强化内阁实力发生意见分歧，终致该内阁于1931年12月初总辞职。日本军队内部由此得出一个观点，就是“军部只要连续积累既成事实，就能推翻政府方针”，导致了此后军队进一步脱离政府羁绊、向军国主义道路的狂奔。12月13日上台的犬养内阁，围绕九一八事变处理和严肃军纪与军方发生龃龉，犬养在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中被军方暗杀。战前日本最后的政党内阁倒台。
“五一五事件”的暗杀者在军事法庭被极轻刑罚，法庭成为宣扬军国主义的讲坛，成为此后一连串更大规模阴谋、暗杀事件的远因。犬养内阁成为战前日本最后一任政党内阁，作为抑制军国主义发展力量的政党势力一蹶不振，导致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1932年5月26日登台的斋藤实内阁，就是在军人内部找出的各种政治势力都接受、军方也无法反对的人组阁的。斋藤实上台后，在稳定国内的名义下，顺从军方意志追认了伪满洲国，任命皇道派军人荒木真夫为陆军大臣，开始对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抗命问题进行处理。
在日本国内一片的混乱、内阁不断更替、政党和军队高层忙于政争背景下，整个事变前后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外交行动实际上由派遣军部和当地外交官所推动。直到1932年8月，日本陆军部才开始对事变的处理。陆军部通过惩罚性人事变动，将关东军中参与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核心人物高级参谋大佐板垣征四郎、作战主任中佐石原莞尔、总务课参谋长大尉片仓衷、奉天特务机关长大佐土肥原贤二、奉天特务机关员少佐花谷正、张学良顾问大尉今田新太郎、以及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等全部替换。新的阵容是：关东军司令官大将武藤信义、参谋长中将小矶国昭、副参谋长少将冈村宁次、第一课长大佐斋藤弥平太、作战主任参谋少佐远藤三郎、第二课长大佐喜多诚一、第三课长中佐原田熊吉等。参谋长小矶国昭总揽权力，全力摘除不服命令的种子。板垣征四郎被调离关东军指挥中心，任伪满洲国执政顾问、奉天特务机关长①。但九一八事变后的军事行动和伪满洲国的设立、以及伪政权施政方针，早在1932年8月以前就由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司令部成员所决定。后任关东军司令部只是在前者造成的既成事实上进一步推行和扩大殖民统治体系。
历来研究中，对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烟毒泛滥和烟民扩大，都归咎于不法日朝侨民的胡作非为，似乎与日军、日本政府无直接关系。日本研究者江口圭一，在其著作《日中鸦片战争》中指出：“抛开满洲国专卖制等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到满洲事变期，日本参与的鸦片麻药私造、走私、私卖，即使有当地日军的参与和保护，从总体来看，都是无德的日本企业和不法日本人私人的非法行为和犯罪。这种非法行为和犯罪，日本在日中战争下开始作为国策公然实施”②。江口在此把国家规模有组织犯罪和私人为利益驱动的犯罪在时期上进行区分，划分日本进行国家规模有组织贩毒的起止时间。但是，很显然这种时期划分是受当时的资料条件和研究进展状况限制的。
另一位研究者山田豪一则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鸦片泛滥是在1933年鸦片专卖制正式实施后。但事实上早在九一八事变期间，东北的鸦片泛滥就扩大了。
九一八事变后的混乱期，东北的烟毒泛滥背后，有关东军的直接作用和指使操纵。1932年8月关东军司令部改组后，新任参谋长兼特务部长小矶国昭得到了中央军部和日本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他非但不改变前关东军特务部在东北扩大鸦片买卖的政策，反而将完善鸦片专卖制和占领主要鸦片产地热河作为经济、政治、产业活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并在占领热河后将收购鸦片、扩大鸦片生产作为伪满洲国首要经济工作之一③。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烟毒泛滥，与日军急于为伪政权创造财源的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伪满洲国鸦片制度的设计和运营、保证鸦片日常供给等行为，都是由关东军主导和参与下，在日本政府各部门的协助下进行的。文章将探讨九一八事变后混乱期至伪满鸦片专卖制度设立前东北的鸦片泛滥过程，以探究日本军方和政府机构在其间的实际作用。
二、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烟毒蔓延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消息被封锁。因为整个事件是关东军策划的阴谋，军队对外完全封锁消息、状况不明，日本领事馆对外务省的报告也显得小心翼翼。1931年10月13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给外务省的电文报告：在沈阳，为了筹集“维持治安经费”，10月初由“奉天市政府公署”申请、占领军司令部批准，计划公开许可开设烟馆和出售彩票①。林报告的本意是担心公开贩毒聚赌会对日本外交不利，要求日本外务省通过陆军部加以制止。10月中下旬，奉天省地方维持会相继设立了省财政厅、省实业厅，沈阳市内贩毒活动迅速铺开。
沈阳街上很快烟馆赌馆成灾，据1931年12月的《民国日报》的报道：“一月以前，日方庇护日鲜浪人，沈阳城关各处设立赌场烟窟，如雨后春笋。经记者多日调查，计花烟馆及白面馆共计91处、赌窟21处。此种违法营业，完全公开，户前高揭日本国旗，并在大街小巷遍贴招帖，显系日本官宪默许。近因此风日长，中外报纸，纷传其事，对于日本面子太不好看，乃令自卫警局，会同日本警察宪兵，将鲜人所开烟馆数处查抄，以全体面。但大部分尚营业如常也。不过此间自事变以后，富人迁徙一空，此种酒赌窟流除少数花会营业较佳外，余均无多主顾，祗有穷极无聊之流氓点缀其间，想发横财之日鲜浪人，亦惟有空丢日本帝国之面目而已。兹将调查所得表列如左，其未经调查者，尚不知凡
几也！②”
在后来的远东国际法庭审判书和很多日本人文章里，九一八事变后混乱期东北各城市的鸦片泛滥，似乎都是伪市政公署、地方维持会的杰作，是中国人自发行为。但由以下沈阳市政公署、地方维持会的形成过程可知，事实并非如此，事变混乱期的主导权，完全操在占领军司令部和特务部手中。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对大城市实行了军管，有预谋地占领了各地官银号和边业银行，其他银行也都停止营业。中国商民因金融阻塞无法营业，日朝侨民却为争夺权益向日军提出了很多“开办实业”的要求。日军为了表现“秩序正在恢复”，要求各地商民开始照常营业，但原有商户因没有流通资金或店主逃逸无法开张，想开店的日朝侨民又拿不到合法的营业执照，伪奉天市政府和奉天治安维持会就是在这样的形势
下登场的。
事变发生后，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立即组织了伪奉天市政公署，自任市长，以下科长和职员全部由日本人担任。1931年9月24日，特务部物色并指定袁金铠、于冲汉、李友兰、阚朝玺等8人，令其“自发地”组织奉天治安维持委员会，目的是“恢复治安、维持金融”。军部担心“采取由我方市长任命地方维持委员会委员形式的话，会使委员难于面对一般中国人，遂采取由中国人中有影响者自发组织委员会的形式③”。可知所谓的“自发组织”实际上是在日本军部操纵下出台的。土肥原的设想是：由军特务部“对本次为维持奉天治安组织的治安维持会进行指导，使之逐渐成为行政中心，市长也随后进行公选，使之任命相当数量的中国人④”。
关东军之所以急于制造伪组织是由于关东军军力不足，因此在事变期间以商会和维持会名义招收了大量伪警察部队从事“维持治安”，但经费却无从筹措。当时奉天的情况相当混乱，银行封锁、金融壅塞、富户逃逸、商店关门，筹钱和征税都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很多不法日朝居民却跃跃欲试，想借此混乱之机开设不法生意以获暴利，纷纷向日军提出申请。日军为了使其“合法营业”并征税，必先恢复征税和发放
许可两大职能。
治安维持会刚设立的10月2日，“土肥原大佐召见地方维持会委员丁鉴修，通告其应尽快开设财政实业两厅 ”。当时的辽宁省维持会会长袁金铠对日军占领有疑虑，感觉张学良还会回来，因此于10月6日文告中声称：“鉴于省城近日形势，作为临时措施，制订规则并组织地方维持会，其目的是讲求地方治安及金融商业维持方法”。但是，“军方计划是在上述组织决定之后，现有日本职员全部辞职，在每个部门另采用日本人顾问作为专家”①。也就是说，要以维持会为班底组织永久政权取代原来政权。但上述文告在送交军部审查时，军部认为因各方面关系复杂，还是不在报刊发表为好，只是通过内部系统将其发往辽宁所属各地。
辽宁省维持会于9月25日在省实业厅旧址开始正式运作②。在日军和各地日本侨民策划下，10月中旬，东北各地和满铁沿线各地，类似维持会的组织簇生。这些组织都有日本人在后面策划，以维持会顾问名义与军方联系。辽宁省维持会于10月17日开设了财政厅、21日开设了实业厅和最高法院。10月20日，由维持会拼凑的奉天市政府也宣告成立，土肥原为首的特务机关职员将市政移交给伪市政府后全部辞职③。但日军仍然认为，旧东北政权的人物组成的政府，缺乏号召力和独立动力。11月以后，土肥原前往天津，开始策划利用前清复辟势力建立伪政权的阴谋。
其后，关东军司令部命令袁金铠发表文告，将临时机构改为永久行政机构、并声明断绝与张学良政权及国民政府的一切关系。袁金铠有疑虑，关东军连续施压，迫使其于11月7日发表维持会代行辽宁省行政权的文告和与张学良政权及国民政府断绝关系的声明。但由于袁金铠在与旧张学良关系上优柔寡断，关东军决定命令臧式毅出任辽宁省省长。臧于12月16日就任，地方维持会也于当日解散④。
日军占领之后，在财政税收方面实施模仿日本的制度，但伪组织中没有了解日本财政制度的人，于是整个的财政税收制度决定过程完全由日本人掌控。辽宁省地方维持会财政厅内决策流程是：“（1）前段财政厅内设置财政委员会，由我顾问之手制定了奉天省政府租税制度及民国二十年度省预算案，该会对其审查通过后，由地方委员会长袁金铠承认批准；（2）中方没有拥有财政知识的人，现状是涉及预算等问题只要我方顾问不予援助，他们很难解决。关于上项租税制度和预算表，也是先由我方顾问起草日文，由委员会审议时，将数字以外的部分汉译”⑤。维持会并无任何实质决定权，仅仅是日本军方和顾问操纵下的傀儡。
从上述这些事实可以了解，所谓“奉天市政公署”，到10月20日为止是由关东军奉天特务部在越俎代庖。所谓“市政公署申请、军司令部许可”，换言之是奉天占领军司令部和特务部之间的内部程序。而治安维持会始终处于军司令部和特务部的直接控制和“指导”之下，所谓治安维持会的财政部，仅仅是一枚橡皮图章，所有的政策和制度都是由日本顾问制定的。沈阳的烟毒泛滥，是日军急于获取财政收入的后果。
三、鸦片专卖与财政
整个伪满洲国的鸦片制度也是在日军的策划下制定的。1932年3月伪满洲国政权成立。4月，“财政部税务司设立企画科，对鸦片制度进行种种调查结果，……决定采用依据严格禁止下逐渐减少瘾者的方针”⑥。换言之，就是实施专卖制，但“逐渐减少瘾者”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和遮羞词。7月上旬，其鸦片专卖计划已经初具规模。伪政权计划在财政部内设立直属的专卖署、买卖热河产的鸦片，令商人制成烟膏销售。预想年收入可达2、3千万元①。但此时热河尚未处于日军控制之下，因此为保证鸦片供应，伪政权计划暂时采取“集中采购外地鸦片作储备，并逐个下发进口许可证进口鸦片保证日常供应②”的办法。
但整个伪满洲国的财政部，尤其是内部的税务、总务部门都由日本人把持。财政部正副部长虽是中国人，部内100多名职员，中日各占一半，但关键部门皆由日本人任司长、科长。日本人最初的领班是阪谷希一，1932年6月阪谷将转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由于财政部内雇用日本人的素质良莠不齐，关东军向日本大藏省请求紧急援助，要求派遣大藏省现职精英官僚充任各关键部门领班，包括理财、主计两个司长，财政部文书、会计、国税、关税科长，哈尔滨税务监督、监察审计部长③。日本大藏省急调大藏省国有财产科长星野直树、古海忠之等大藏省现任官僚8人前往，于1932年7月中旬到任，在关东军和大藏省支持下，接手制订伪满洲国预算、设计鸦片专卖制、发行伪满国债的具体事宜。伪满洲国行政体系虽然表面上设有各部长参加的国务会议，但国务会议上所讨论议题，都是由事先举行的各部日本总务处长、关东军参谋等的碰头会上预先提出和讨论后的议题。而涉及经济、文化事项，最初必须征得参谋部下设的军特务部许可方能实施④。关东军参谋部下设的特务部才是伪满的最高决策机构。
1932年9月初，伪满洲国国务会议通过《暂行鸦片收购法》及其实施规则。为“根本性地确立鸦片制度”，指定鸦片收购人，计划在最短时间内收购现存鸦片，由政府直接专管。基本内容是：（1）民间交出鸦片和收购手续；（2）鸦片收购人特许和职责；（3）政府采购出售鸦片方式；（4）鸦片售卖人的监督规定及罚则⑤。财政部提出的设想中，专卖鸦片由满铁运输，提出要预先和日方签订协定⑥。但日方为避免国际反响，将所有责任推给伪政权，对其政策采取暗中支持、分享利益的办法。伪政权的《暂行鸦片收购法》和《暂行鸦片实施规则》是以内部通知形式下发的，伪奉天省于10月1日开始实施，各县于10月下旬开始收购民间鸦片，实施鸦片专卖制。以安东县为例，伪县长于10月22日发出布告，命民间将个人所有鸦片卖给指定收购人，对藏匿者予以重罚⑦。并下令撤销了原县财务局，任命原财务局长改任禁烟筹备处长⑧。但收购民间鸦片进展并不顺利，这是关东军不得不协助专卖署官员到天津收购鸦片的原因。
尽管鸦片专卖尚未实施，但在日本大藏省斡旋下，1932年11月9日，日本银行团承销伪政府3千万日元国债合同签字，合同的担保是吉林、黑龙江两省榷运署和鸦片专卖署的收入⑨。也就是说，日本银行团认为，伪满洲国这一阶段所能够作为财政担保的确切收入只有黑吉两省官盐和鸦片专卖的收入。这意味着伪满洲国实施鸦片专卖制的目的在于获取财政收入。1932年12月，此消息传到美国，被报章揭露，舆论大哗。美国报刊指出：“作为海牙鸦片协定缔约国一员的日本，就这样染指于禁烟运动开始以来未曾有的大规模扩大吸烟行为……，满洲国今后向内外蒙、中国内地走私便利大大增加，可以预见到走私的猛增……，在外蒙去向不明、成为九一八事变起因的中村大尉是否负有与鸦片有关使命？疑点重重”⑩。面对舆论指责，日本驻华盛顿大使不得不出面解释：“帝国鸦片政策最终在于绝灭吸食恶习。现下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除实施逐渐禁止外，还在治疗主义方针下对多数上瘾者实施治疗。对以上情况，1930年派往东亚的国际联盟鸦片情况调查小组也夸奖说，在远东无其他可比拟的地方”①。该大使同时向日本政府建议：“此时若能在满州国能尽快实施渐禁政策，再声明采用救治主义，同时发表逐渐禁止的具体实施方法为好”。
当时的国际联盟鸦片会议的所谓管理，主要是针对滥用鸦片作为财政收入手段和管理的无序状态而言。而且，主导国际联盟的主要国如英、法、荷等国都有在本国殖民地纵容鸦片贸易的劣迹。因此，设立鸦片专卖制度，对鸦片中毒者采取由医生认定中毒状况、一定时间内准其吸食、设立年限、分期逐渐戒除的办法，被认为是比放任状态更好的方法，但这一方法实际上也是在一定期间内坐享鸦片收入的办法。公布医生认定的中毒者人数、设立明确戒除期限和人数计划、设置配套的医疗机构、以及递减鸦片供应数量计划的方式，被称为救治主义的禁烟方式。但是，如在台湾、旅大、青岛等日本殖民地所看到的，上述这些办法显然被恶用了。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在军事行动的混乱期，先利用伪政权和日朝浪人的名义尽力扩大烟民队伍，造成原来中国烟民人数就很多的假象，再实施鸦片专卖制，既能获得大量财政收入，又能造成日本政府实施善政的假象。而且，从鸦片中获取财政收入的方法中，以泛滥形式获取收入，会造成家庭破坏、犯罪增加等恶果，受到国际社会批判，远不如锁定一部分收入有保障的中毒者的方式，既能将收入较高阶层控制在手中、长期获取稳定财政收入，也能以隐蔽形式欺骗内外舆论。因此，日本在获取东北支配权之后就开始标榜“逐渐禁止”、“救治主义”政策，但其真实目的依然在
于获取统治财源。
四、围绕鸦片的军事与外交
但当时的东北，在张学良政权连续数年严厉禁烟政策打击下，鸦片交易几乎全部潜入地下、无法获知确切存量，因此收购民间鸦片的目标未能实现。关东军和伪政权手头控制的鸦片既不能满足事变后急速扩张的鸦片需求，也无法达到实施专卖所需储备。关东军不得不到三省以外寻求鸦片供给，从中国国内走私市场采购以满足一时之需。1933年1月，伪满洲国专卖署派人前往天津收购鸦片。但开始收购时，因消息走漏引起天津鸦片市价上升，不得不暂停采购，待市价恢复平稳后再行采购。天津领事馆惧怕外界批判，表面不参与其事，“仅仅给予其消极援助，即提请其高度注意并默许其采购”②。
但这一消息也引起日本国内关注，来电查询。顾及进一步影响，武藤信义下令派往天津的鸦片专卖公署职员返回，中止了直接从天津采购鸦片③。这次天津采购，共购得鸦片5625公斤，因运输困难，暂时由华北派遣军监护。“计划将来在当地设采购鸦片指定人（华人），令其向营口地方私运，在该地交接。停止由专卖公署的直接采购 ”。这宗大规模鸦片走私事件表明，整个鸦片走私运作也是由日方设计并操控的，军部和外务省都参与其间。但日方为防止引起外界关注，迅速中止了专卖署直接采购，而计划采用更隐蔽的间接方式实行，即雇佣中国人采购和偷运。这次大规模走私的失败，也让军部痛彻地感到占有鸦片产地的重要性，构成1933年2月关东军迅速侵占热河的原因之一。
伪满洲国实施鸦片专卖制的另一个问题，是日朝侨民参加走私贩毒的问题和领事裁判权问题。“满洲历来居住着很多从事鸦片和麻药走私的国人（尤其是朝鲜人），若放任他们，不仅将阻碍满洲国鸦片麻药管理制度的实施，也可能引发国际问题，并非得策”④。事变后，在各地伪政权和日朝浪人疯狂鼓动下，烟民、毒品吸食者数量迅速增大。在此基础上实施专卖制，是获取支撑伪满洲国所需财政资源的重要政策。事变前，领事裁判权保护下大量从事贩卖鸦片和毒品的日朝浪人，一直是日本政府破坏中国法治、寻求侵略口实的王牌。但在日本扶植的伪政权已建立的情况下，就需要令日朝侨民遵守傀儡政权法制及其官吏管理。
然而，此前的日本殖民机构和伪满洲国虽口头宣称“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其历来统治方针却根植于日本人（包括朝鲜人）至上的人种歧视之上。长期以制造分裂、歧视掠夺中国居民、公开违反所在国法律为行动准则的大量日朝不法侨民，其行为惯性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即使想表面上弥合人种歧视造成的裂痕，也需采取相当的措施。为此，1933年初，关东军司令官兼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决定在2、3月间举行日本驻中国东北领事会议，统一各地领事馆、军部、关东厅、朝鲜总督府及其他派出机构的意见，主要议题中，有3个涉及实施专卖制后对日本人的措施：其一，如何防止日本人（包括朝鲜人和日籍朝鲜人）吸食鸦片和毒品；其二，如何使在东北从事鸦片麻药走私的日本人改行从事正当行业；其三，如何根据现实需要修改日本领事馆相关法律规定、外务省令、领事馆令。武藤就这些问题向外务省和各领事馆征求意见和具体办法。伪满洲国鸦片专卖制实施后的事实也表明，日朝浪人直接进行和指使操纵的“私土”是影响伪满获取鸦片收入的根本症结。
这些问题加上伪满洲国对日朝侨民管理和征税问题，是伪满洲国形成后不久日本就将废除治外法权、撤销满铁附属地问题提上日程的起因。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和日本人为主的“奉天市公署”为获取所需经费，直接办理了在沈阳允许官营赌博和公开贩毒的手续，在其指使和操纵下的伪奉天省治安维持委员会，通过设置财政厅和实业厅发放许可、征收赋税，为这些活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1932年3月伪满洲国政府设立以后，伪财政部从4月到9月策划了鸦片专卖制度。整个伪满洲国的制度体系，都采用了日本的模式，伪满洲国的财政制度乃至鸦片专卖制，都是在日本大藏省派出官僚的指挥和参与下制定的。在东北收购民间鸦片、冒险到天津采购走私鸦片、管理东北日朝侨民贩毒问题早期提上日程，都表明了在伪满洲国财政体系中，实施鸦片专卖制是极为重要和迫切的政策。
事实证明，九一八事变后扩大鸦片毒害以获取统治财源、设立鸦片专卖制的行为，并非部分“无德的日本企业和不良日本人私人的非法行为和犯罪”，而是关东军主导、日本大藏、外务等部门配合下有组织的行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奉天特务部、1933年8月改组后的关东军司令部和关东军特务部，与后来七七事变后的日军的作为，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批准或追认。而且后来的日军特务部和兴亚院，在设立鸦片专卖制度方面，多数是以旅大殖民地和伪满洲国为蓝本的。因此可以说，日本国家的有组织贩毒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就已开始。
[责任编辑 李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