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央苏区时期，为赢得群众支持，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清除个别党员干部的消极腐败行为，党主要从提升党员发展质量、加强理论教育、铁腕反腐以及建立有效的监督体制等方面开展了纯洁性建设。尽管受到“左”的影响，但这无疑是党在局部执政环境中提升党员质量、防止党员干部腐化变质、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本色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对我们继续推进纯洁性建设有诸多重要启示：越是长期执政，越要把关注党员队伍质量的提升放到紧要位置上来；严惩腐败，以最大的决心反腐倡廉；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效能。
〔关键词〕 中央苏区，纯洁性，从严治党，群众监督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5-0028-05
从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近三年。这三年，也是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开展纯洁性建设并取得突出成效的三年。研究该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党的纯洁性建设历史的认识，而且对当前加强纯洁性建设也不无裨益。
一、中央苏区时期党开展纯洁性建设的现实原因
纯洁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性之一，党从成立起就一直重视纯洁性建设，留下了《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古田会议决议》等加强纯洁性建设的文献。在中央苏区时期，党重视纯洁性建设，除基于党的性质、历史传承等因素外，还有以下重要的直接原因。
直接原因之一：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党深切认识到，只有把党建设好，才能赢得群众支持以保卫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1932年、1933年，国民党军队又相继发动规模更大的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残酷的战争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撑，但根据地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的局面使支撑长期战争十分困难。如粮食供应本来就特别紧张，1932、1933年中央苏区又遇灾年，1932年的粮食产量仅有正常年份的60%左右。当时党就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 〔1 〕在外有强敌、内有极大困难的情况下，党认识到，只有把党建设好，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赢得人民支持，红色政权才能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要紧的条件。”当毛泽东注意到长冈乡这一真心关系群众、赢得人民支持的好典型时，便大为赞赏，“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党员干部都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
直接原因之二：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影响着党的纯洁。1927年党的五大时，工人党员比例为65%，农民、知识分子等为35%。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大量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成员加入到红军和党内来，党员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1930年，在赣西南的党员队伍中，农民占80%，知识分子和商人为10%，工人只是10%。闽西的情况也相差不多。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成员涌进革命阵营壮大了党的力量，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在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坦承：“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古田会议决议》对这一情况也予以高度关注，认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非无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诸多表现。判断一个政党是否为无产阶级政党，党是否有力量，决定性的绝非党员成分中工人阶级成员的比例，而是全党是否实现了无产阶级思想基础上的普遍先进和纯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就当然地成为推动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加强纯洁性建设的重要因素。
直接原因之三：个别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官僚主义行为吞噬着苏维埃政权活力，对党在中央苏区的执政安全造成了危害。苏维埃政权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在本质上与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绝不相容。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不仅没有可能得到丰厚报酬，甚至还要“自带干粮来办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是前所未有的廉洁政府、亲民政府。但是，也不是所有党员干部都能保持纯洁。由于一些投机分子混入其中，也由于受封建剥削思想的影响，再加上苏区很多党员干部出生农民、小农意识较强等原因，部分立场不坚定、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经受不住当官发财等错误思想的冲击和权力的腐蚀，不良作风甚至腐败行为滋长，主要有侵吞公款、以权谋私、奢侈腐化、铺张浪费、挪用公款、玩忽职守、敷衍塞责等。一些党员干部“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无所不为”。 于都县在一年内即发生涉及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县军事部长等在内的23起贪污案件。1933年12月，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报告称：“十月份中央总务厅预算浮开至五千元之多”，“其他不少的苏维埃机关及军事机关浮支费浪费的事亦时常发现，这证明浪费现象现在差不多仍是普遍的存在着。” 〔2 〕官僚主义问题也引起了党的注意。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建设决议案》指出，“在苏维埃机关内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对于下面群众的情形，还是了解得极不充分。” 〔3 〕 （P176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民支持革命的力度受到削弱。1933年寻乌、安远有干部反映：“群众情绪更加消沉，红也不管，白也不管。群众受反动派压迫，一点也不会反抗而离开我们。”这对视“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为“真正的铜墙铁壁”的党敲响了警钟，提升了加强纯洁性建设的紧迫性。
二、中央苏区时期党开展纯洁性建设的具体措施
针对党的纯洁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党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纯洁性建设。
第一，在大力增加党员数量的同时，注意党员质量的提升。随着根据地的发展，赣南、闽西的党员数量在1929到1930年间有较大增长，但随着打“AB”团错案、肃“社会民主党”错案以及接连三次反围剿战争，致使中央苏区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员仅2万多人（不含红军中的党员）。
1931年11月，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强调“苏区党的发展是党组织上的一个重要的任务”，“特别要执行向工人雇农苦力开门的路线”，“防止一切投机分子混进党里面来。”1932年3月，临时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要求“各地党部必须努力发展党的组织，做征收党员的运动。”中央苏区开展了“红五月征收党员运动”，党员数量迅速得到发展。但是，这一时期的党员发展存在两方面的偏差。一是忘记了“先锋队”的原则，把共产党简单理解成了穷人的党，提出每个穷人应该加入共产党。有的地方又犯了“拉夫式”的发展党员的错误，“把在群众大会‘摆摊子式’的征收当作基本方法”，一些群众在并不了解共产党的情况下，就速成入党。一些党组织对新党员入党时给以基本训练的工作，是极少注意到的。甚至还有如博生田头区山头王支部质问群众“你为什么不加入党，难道你是反动派么？”石城坝口区某乡支部派人在各村各屋填名字，口里喊着“加入共产党”。二是关门主义，认为只有真正无产阶级才能加入共产党，拒绝工人阶级的职员及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 一些积极为党工作的党员干部，仅仅因为社会成分问题就被撤销了工作、开除党籍。针对这种情况，1933年5月，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纠正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错误倾向的决议》，“反对‘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的非阶级的口号”，强调“应该把工人、雇农、苦力中所有的优秀分子和最革命的贫农吸收入党”，同时纠正关门主义，“吸收真正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中农入党”。同时，党坚决洗刷阶级异己分子，纯洁党的队伍。经过努力，党员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发展。到1933年夏秋时节，中央苏区党员总数就已达到13万，占人口总数的3%。
第二，加强理论教育，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纯洁性的影响。在农村开展长期武装斗争的环境及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成员入党带来了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特殊党情，需要党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洗刷非无产阶级意识”，保持党的政治本色。1932年3月，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的第6号令，规定苏维埃政府人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1933年8月，中央组织局的《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强调：“应当有计划有目的地提高党内政治理论水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所有新旧同志们的头脑” 〔4 〕 （P213 ）。
根据党员干部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差异大的实际，中央苏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比较灵活有效的教育。一是各级政府组织识字班，帮助广大文化水平低的党员干部学习文化，同时施以政治教育。瑞金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学习问题决议案》中指出：“谁若不愿意学习，谁就是对革命怠工。” 〔4 〕 （P222 ）二是分层次、按系统举办各类政治训练班。为适应战争环境需要，省委、县委训练班分别以四个星期、两个星期为限，支部训练班每次2小时。这些训练班时间短、效率却很高。三是出版各种问题的小册子并收集和编订其他材料，出版《红色中华》等30多种报刊，组织读报班，读党报小册子和决议案。四是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五是创办军事政治学校、苏区党校以及各类专业学校，开展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中央苏区以理论教育保持党员思想纯洁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名红军干部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指出，政治训练“不仅使我真正学到或懂得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而且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但是，由于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左”倾思想路线的影响，党的思想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一些问题，效果也被打了折扣，党的理论水平总体上仍然较低，且理论与实际脱离的倾向日渐明显，留下了深刻教训。
第三，从严治党，铁腕反腐。自建党以来，党就特别重视反腐败。1926年，党即发布了《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要求洗刷一切腐败分子。面对中央苏区出现的腐败现象，党决心坚决清除。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一成立，就将反贪污反浪费作为重要任务提了出来。1932年3月，时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发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文章，明确指出：“谁要是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毛泽东也指出，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因为它“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工作失去热忱、振奋精神的元素。”随着斗争的深入，一些贪污浪费行为纷纷暴露，更坚定了党严加惩治的决心。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对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对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这是党的历史上颁布的第一个反腐法令，中央苏区反贪污反浪费斗争步入高潮。
党铁腕反腐的决心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执行。关于这场斗争的成果迄今尚无准确而全面的说法，但仅从《红色中华》的报道中就可见其成效的显著。如1934年3月27日《红色中华》刊登的《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中指出，“被检举的分子，计会计科长与科员十个，管理科科长及科员八个，总务处长三个，司务长四个，采办科长及科员十个，财政处长三人，总务厅长一人，局长三人，所长一人，厂长二人。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二千零五十三元六角六分，棉花二百七十斤，（苏大会的）金戒子四个。”“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二十九人，开除工作的三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一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七人，给严重警告的二人，警告的四人。” 〔5 〕苏区惩治的一些大案要案引起了轰动，特别是对胜利县临时书记钟圣琼和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贪污腐败案、中央总务厅长二苏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案、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达仁贪污案、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碧和军事部长刘世祥贪污案的查处并枪毙多名贪腐分子，形成了极大震慑效应，教育了党员和群众，推动了纯洁性建设。1934年9月11日，《红色中华》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的题为《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总结》的审计报告，自豪地指出：“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第四，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为党员干部保持纯洁性提供体制保障。中央苏区时期，党注意运用各种监督形式、调动各种力量对党员干部进行有效监督。主要有：1.党政监督。中央苏区时期，党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和各省各县的监察委员会，以维护、执行党的纪律，保证党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视党章和党决议的实行，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中设立工农检察部，负责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检查。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对各部门的财政收支情况开展独立审计，并经常通过《红色中华》披露审计结果。2.群众监督。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如毛泽东所强调的，“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和批评。” “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绝不姑息。”为落实群众的监督权，1932年9月颁布的《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规定，各级工农检察部都必须设立控告局，接受和处理工农群众对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贪污浪费、违法乱纪、官僚主义等问题的检举、揭发、控告。在此前后，还组织了以群众为主体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信员、群众法庭，发动群众明察暗访、突击检查以及审理不涉及犯法行为的案件。这一广泛发动群众的监督机制的建立，使党员干部的一切行动都处在群众监督之下，有助于及时发现并清除消极分子，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3.舆论监督。中央苏区当时有报刊30多种，党重视发挥它们的监督作用。1933年12月，张闻天在《斗争》上发表文章，指出要以“革命的报纸”对“一切损害革命利益，损害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者，贪污腐化分子”等“以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红色中华》专门开辟“突击队”、“黑板”等专栏，《青年实话》开辟“轻骑队”专栏，《红星报》开辟“铁锤”专栏，这些专栏刊登大量批评稿件，揭发党和苏维埃工作中的消极腐败、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使苏区存在的不利于党保持纯洁性的消极腐败现象时刻处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难觅容身之所。
三、在当前推进党的纯洁性建设中的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的纯洁性建设是党在局部执政环境中提高自身建设水平，防止党员干部腐化变质、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本色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尽管受到“左”的影响，存在斗争扩大化、形式主义等问题，但从整体上说，这一实践教育了党员干部，提升了党员质量，打击了消极腐败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塑造了优良的政党形象，赢得了人民支持，为党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在中央苏区坚持近三年的斗争创造了条件，取得了一些在执政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的经验。2011 年 11 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80 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无论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继承先烈遗志，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6 〕的确，党在中央苏区保持纯洁性的经验是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在当前继续推进纯洁性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越是长期执政，越要把关注党员队伍质量的提升放到紧要位置上来。党的力量的增长，最重要的不是党员数量的扩张，而是质量的提升。在中央苏区时期，党认识到要完成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任务，必须使党的队伍在数量上有一个大发展。但是，党的领导层又一直警惕盲目的数量扩张，对“拉夫”式发展党员等违背“先锋队”理念的行为不断予以严厉批评，并用丝毫不留情面的“洗刷”不合格党员的做法保持党的队伍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考虑到中央苏区所处的农业社会及军事紧张的现实环境，“中共的无产阶级理念未必能顺利贯彻，组织条件也难以完全满足”，期间出现一些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是最挑剔的批评者，也难以否认当时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先进的、纯洁的，这也是中央苏区时期的党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力量的根源所在。
现在，中国共产党已拥有党员8600多万，这是巨大的组织优势。由于党在和平条件下长期执政，相对于中央苏区时期，投机分子混进党内的风险更大，党员干部受权力腐蚀的几率也更大，还由于没有了革命战争这一个甄别、淘汰不合格党员的天然机制，及时发现清除消极落后党员的难度增大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越是长期执政，党的队伍越是发展，就越应该把提升党员质量的问题摆到紧要位置上来，防止投机分子钻进党内，防止部分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权力的腐蚀而变质。曾经富有战斗力的苏联共产党，在还有超过1500多万党员的情况下，几乎没有抵抗就亡党亡国，这一惨痛教训永远值得牢记。
当前，要切实提升党员队伍的质量，首先要在把牢入口关的同时，畅通出口。牢固树立党员质量第一的观念，要坚决地、及时地把不合格党员清除出党，不要怕开除、清退一批不合格党员会影响党的形象。实际上，把不合格党员留在党内才是对党的形象最实质的损害。其次，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一些党员腐化堕落，往往是从思想上丧失先进性、纯洁性开始的。要切实解决好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坚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牢固树立理想信念，防止精神上“缺钙”。唯有一个数量大同时又有质量保证的党才能经受住任何考验而屹立不倒。
第二，严惩腐败，以最大决心反腐倡廉。在中央苏区时期，为保持党的纯洁，党采取了严厉的反腐败措施，对消极腐败分子一经发现，即严惩不贷，先后处决了多名腐败分子，有效抑制了腐败行为的滋长蔓延，教育了党员干部。
当前，部分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严重影响了党的纯洁，败坏了党的形象，危害党的执政安全。要清除腐败这一党自身肌体上的毒瘤，就必须像中央苏区时期那样，充分运用从严治党这一重要法宝，坚决打击一切消极腐败行为。如习近平所言的，“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 〔7 〕， 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8 〕无论腐败分子的官职是大是小，是在职还是退休，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既要拍苍蝇，又要打老虎、大老虎，在党纪国法目前一律平等，该关则关、该杀则杀。对贪腐分子留情面，就是对人民、对党的事业的无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反腐倡廉成效明显，符合民心所向，“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 〔7 〕只要坚持下去，就必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不断保持党的纯洁。
第三，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效能。中央苏区时期，党坚持群众路线，创造了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信员、群众法庭等人民群众监督党员干部的新载体，积累了依靠群众监督保持自身纯洁的丰富经验。10多年后的1945年，毛泽东提出了“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著名论断，其中就包含着对中央苏区时期宝贵经验的总结。
当前，在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体系中，群众监督依旧是重要一环。实践证明，群众监督是防止党员干部腐化变质、保持纯洁的重要途径。在新时期加强群众监督，确实没有必要简单照搬中央苏区群众监督的具体措施，但必须坚持这一时期党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断创新监督形式的理念。习近平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纠正那种监督就是不信任的观念，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和依法依规保护监督的意识，自觉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事业所要求的各种监督之下”，并切实“引导群众履行监督责任”。加强群众监督，就必须强化群众监督保护机制、激励机制，不断创新群众监督形式，特别是进一步完善网络监督机制，引导网络举报、网络反腐健康快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狄 康.庐山会议的大阴谋〔J〕.上海中央局：斗争（第49-50期），1933（8）.
〔2〕节省经济与开展反浪费斗争〔N〕.红色中华，1934-12-05.
〔3〕建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4〕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 〔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5〕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N〕.红色中华，1934-03-27.
〔6〕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80 周年座谈会讲话〔N〕.人民日报，2011-11-05.
〔7〕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人民网，2013-01-22.
〔8〕习近平.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N〕.人民日报，2014-01-16.
责任编辑 陈 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