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前，为了保护中华国宝不受日寇侵掠，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被迫避寇南迁。这次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文物大迁移，历经16年的不断辗转数万里，文物没有什么大的损坏。这在硝烟弥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环境下，实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今年是原北平故宫博物院部分抗战南迁文物运台60周年。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2009年2月14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带团到大陆访问北京故宫博物院；2009年3月1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率团赴台北，专程访问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也是对周功鑫院长首访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回访。时隔60年，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之间首度开启了相互交流活动。
中华民族的子孙对自己老祖宗的文物非常热爱，当祖国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全民族都在尽己之力保护它。76年前，为了保护中华国宝不受日寇侵掠，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被迫避寇南迁。这次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文物大迁移，历经16年，辗转数万里，文物没有什么大的损坏。这在硝烟弥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环境下，实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为了护卫民族遗产，有多少前辈故宫人为此而贡献毕生精力，甚至有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业绩和功德已永垂青史，永远让后人感念。
故宫文物南迁父子态度大相径庭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国民政府开始计划将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运。隔年，日军攻占热河、进逼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要求故宫博物院选择院藏文物精华装箱储置，准备南运。消息经报纸披露后，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支持者认为，国土沦丧犹可力图恢复，任何文物之损失，终将万劫不复，有必要把故宫重要文物转移到南方安全地带。反对者则认为，迁运文物犹如弃国土于不顾，势将造成民心浮动，社会不安。当时一些文化界名人如胡适、鲁迅等，也纷纷表示反对文物南迁。鲁迅曾写有“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及“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的讽刺诗句。更有意思的是，正当时任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先生为文物南迁操劳时，他的次公子马彦祥却以笔名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反对故宫文物南迁。
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别署无咎、几将斋主人。金石学家，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1924年11月，入故宫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清点清宫文物工作。1933年至1952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马彦祥(1907--1988)原名马履，马衡之子，戏剧家。
马彦祥在天津《益事报》自己主编的“语林”副刊上，载文《旧事重提说古物》中这样说：“因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我们国难一来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众口一词地说‘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么?现在为了一点古物，便这样手忙脚乱，还说什么牺牲一切，决心抵抗?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
后来马彦祥又化名“尼一”，发表了《禁娼与古物南运》、《为古董建一议》、 《乌盆说话》、《古物入医院有感》等文，对故宫文物南迁一事，进行批评和讥讽，可谓言辞激烈且十分难听。而他的父亲马衡先生和当时主张故宫文物南迁的故宫人则认为：“国土沦丧将来有收复之日，文物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一旦被毁，将永不复存”。马彦祥把文物简单地视为古董、古物，以币值论价而忽略了文物乃民族之遗产国之瑰宝的价值。今日看来马彦祥当年也是依仗年轻气盛，而妄加评论矣!其时，马衡先生正在和故宫同人忙于文物清点装箱，他主持的古物馆装箱难度最大，例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其大如缸；又如铜器，看起来似乎坚强，可是一碰就碎，其他脆弱微细之物尚多，装时各有困难。古物馆同人集思广议，并请来有经验的古董商，向他们虚心学习求教，终于一一克服了困难，保证了包装质量并按时完成任务。
集中装箱的以书画、铜器、瓷器、玉器为主，数量也最多，同时装箱的象牙、雕刻、珐琅、漆器、文具、陈设等工艺类文物也占相当数量，共计2631箱，63735件，其中仅瓷器就达1746箱，27870件。又如石鼓，石鼓是人人知道的国宝，原存国子监，由故宫代运。11箱石鼓(含1箱石碑)，每个重约一吨，鼓上的字是在石皮上，石皮与鼓身早已分离，稍有不慎就会脱落。马衡负责石鼓的迁运，他亲自研究装运办法，并在《跋北宋石鼓文》一文中记载了此事：“余鉴于此种情况，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总是石皮脱落，犹可黏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绠，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以后屡次开箱检查，都没有新的伤损。
1933年2月6日，故宫文物终于分5批次踏上了惊天动地，历时16年的万里大迁移的征途。
这次中国史上的国宝大迁移，习惯上统称“南迁”，实际是分南迁和西迁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南迁上海是在易培基院长主持下进行的，准备工作始自1932年初，于1933年2月5日夜装车，6日起运至5月15日分5批次先后运抵上海，共计19557箱(其中含替北平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代运代管6066箱)，存放在法租界内一所库房。5批文物押运主要负责人依次为：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1933年2月6日起运)，古物馆副馆长马衡(1933年3月15日起运)，图书馆馆长袁同礼(1933年3月28日起运)，文献馆副馆长沈兼士(1933年4月19日起运)，总务处长俞星枢(1933年5月15日起运)。由于当时的战火主要限于东三省境内，每次押运又有军队护卫，因此南迁可以说是在和平环境中较为顺利完成的。
庄尚严坐镇华严洞徐森玉舍子护国宝
1933年7月，易培基院长辞职，马衡任代故宫博物院院长；1944年4月马衡实授院长。1936年12月，南迁文物由上海转运南京。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南京危在旦夕，故宫南迁文物在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和马衡院长领导下，于南京沦陷前抢运出三批运往西南大后方。1937年8月14日，80箱曾参加英伦展出的故宫重要文物最先出发，史称南路。这一路由副院长兼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带领庄尚严、傅振伦、朱家济等，车船兼程，先由南京水路运至汉口，再用火车运到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因日军对湖北、湖南空袭，12月，文物又向贵阳转移。迁走不到一个月，湖南大学图书馆被日机炸平，文物因及早转移，而免受损失。1938年1月，文物经广西桂林、柳州转运到贵阳，1938年10月，日机屡犯贵阳，国民政府行政院令故宫博物院将存放贵阳的文物，寻找洞窟存放，以策安全。马衡奉命携朱家济、傅振伦、曾湛瑶等一同四处寻找山洞。贵阳周围山
洞多潮湿，不宜文物保存，直到1939年1月，才由贵州省政府介绍找到安顺华严洞。11月文物转移到安顺华严洞储存，并成立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庄尚严任办事处主任。
庄尚严(1900－1980)北京市人，字慕陵，号六一翁。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系马衡先生授业弟子，毕业后任北大国学研究院助教。1924年11月，入故宫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清点清宫文物工作。1949年随运台文物去台湾，毕生献身于典守故宫文物事业。其晚年著有诸多故宫轶事短文，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汇成《山堂清话》一册，编入故宫丛刊甲种本，简体字由北京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易名为《前生造定故宫缘》。
这批珍贵文物由于不断及时转移，幸运地躲过了长沙大轰炸、贵阳大轰炸，在华严洞存贮了近5年。贵州原本穷困，战时物资缺乏，人民生活更是苦不堪言。那时故宫的薪水常常无法按时汇到，守护在华严洞的庄尚严一家大小和故宫人吃的都是掺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八宝饭”，下饭的菜主要靠辣椒粉和酱油。如今当地老人还清晰记得，他们儿时每天清早好奇地看着负责守护文物的一连驻军，在洞口外的土场上集合，然后踏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雄壮的“大刀进行曲”；遇上天气好的时候，庄尚严带领着故宫人常会开箱，把容易受潮的字画分批取出，在广场上摊开晒晾。
1944年12月5日这批文物因日军进逼贵州，又开始向四川巴县南乡飞仙岩转运，在辗转迁运途中还遭遇土匪拦截，留下一段徐森玉为保护文物被迫拿儿子做人质的佳话。
徐森玉(1888一1971)浙江吴兴人，原名鸿宝，字森玉。1924年11月，入故宫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清点清宫文物工作。他也是我国史学界国宝级人物，在故宫文物西迁时，时任副院长兼古物馆馆长。1948年国民政府令其押运文物赴台而离开故宫南京分院。
1938年秋，徐森玉在昆明郊区为北平图书馆寻找存放图书珍本之地，山路崎岖，不幸跌伤股部，虽经治疗，但还是落得终生残疾，从此只能撑着一根拐杖瞒跚而行。
徐森玉本来以为可以守着国宝，安居华严洞。但日寇西侵，桂黔告急，深藏安顺的国宝，不得不作再一次更为艰难的转移。故宫博物院又派车把这批文物接运到四川巴县石油沟飞仙岩存贮。徐森玉拖着一条伤腿，与同人押运文物，向四川进发。途中要翻越几十道大山，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艰险可想而知。而屋漏又逢连阴雨，半路偏偏杀出个“山大王”，阻挡不许前进。徐森玉亲自去和这位西南地区势力最大的“袍哥”谈判。“袍哥”老大绝口不提钱字，竟说：“要过路可以，条件很简单，叫你的儿子来，我要收个有钱的人做徒弟。”徐森玉听后如遭五雷轰顶，昏昏然下山，左思右想，文物和儿子都难割舍。最后决心冒险，拿儿子作抵押。其子徐伯郊从昆明赶到遏阻之地，为父解难，立刻上山拜“袍哥”老大做老头子。伯郊凭他的见识与才智，说得“袍哥”老大眉开眼笑。不几天，“袍哥”老大对他说：“小子，回去告诉你老父，我保他此行一路平安。”徐森玉见允，哪敢耽搁，立即上路，翻山越岭，果然一路太平抵达四川巴县。一时间徐森玉舍子护国宝的义举，被传为一段佳话。
贵阳这一路参加押运人员包括：庄尚严、徐森玉、曾湛瑶、朱家济、李光第、郑世文、傅振伦、那志良。
欧阳遒达鞠躬尽瘁安谷镇民“功侔鲁壁”
第二批中路是走水陆，抢运出文物9369箱(含颐和园文物582箱)。1937年11月，文物装船溯江而上运到临时首都汉口。不久南京沦陷，汉口也随时有被轰炸的危险，12月用船转运到宜昌，然后又用小船转运到重庆，由于文物数量大，直到1938年5月才全部运抵重庆，成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仅隔两个月，又由于安全原因再于7月中旬换船，分27批沿岷江运往乐山。轮船靠乐山迎春门码头，又将文物一箱一箱抬下，改装木船，逆水拉纤至安谷境内大渡河畔起岸，再旱运到宋氏、赵氏、易氏、陈氏、梁氏、朱刘潘三氏宗祠和古佛寺7处存放。1939年9月，第二队文物全部到达安谷，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随之成立。办事处驻宋祠，欧阳道达任驻乐山办事处主任。
欧阳道达(1893—1976)字邦华，安徽黟县渔亭镇欧村人。19岁入苏州东吴大学预科学习，后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任北大国学门研究所教授。1924年¨月，入故宫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清点清官文物工作。1933年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科长，文物南迁上海后任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建国后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办事处主任，1954年调回离别20年的北京。欧阳先生的遗著《故宫文物避寇记》，近期将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存贮乐山的数十万件文物，历经7年多时间，在欧阳道达等故宫人的细心守护下，在乐山安谷镇民众的怀抱中度过了2500多个日日夜夜，毫发未损。到1946年即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又全数运回重庆。乐山安谷镇六家祠堂和全镇民众对故宫国宝的爱护和对国宝护02／2作的支持，深深感动了马衡先生，在报请行政院批准后，他在重庆亲笔题写，代表国民政府向6家祠堂各颁赠了一块“功侔鲁壁”大木匾额以示表彰。上款“国民政府题颁乐山县安谷乡某氏宗祠”，下款“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立”，系欧阳道达补书，匾正中有边长8厘米的正方形篆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
“鲁壁”的典故，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子的九代孙孔鲋，将写有《礼记》、《尚书》、《论语》、《春秋》、《孝经》等儒家典籍的竹简，藏于曲阜孔府的一堵墙内。到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扩建宫室，拆墙发现，儒家经典得以后传。(见《汉书·艺文志》)“侔”是“比”的意思。“功侔鲁壁”意为保藏故宫国宝的功劳，可与鲁壁藏书相提并论。峨眉的3处库房也同时得到了同样的木匾，这是对乐山人民保存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的高度评价。同时，欧阳道达也获得国民政府为表彰护持故宫文物有功人员而特别颁发的“胜利勋章”。
这一路在水运时，故宫博物院青年职员朱学侃晚间察看文物，因疲劳过度不幸失足自未盖的舱口内跌入，重伤身亡，他是为保存文物献身的第一人。
第二批押运人员包括：马衡、欧阳道达、那志良、吴玉璋、牛德明、李光第、朱学侃、刘官鄂、梁廷炜、王世华。
那志良指挥镇定自若峨眉大火躲过一劫
第三批北路最为艰辛，运送文物7281箱。1937年11月下旬从南京起运，分装3列火车经徐州、郑州至宝鸡，于1937年12月10日，暂存于一座关帝庙和一座城隍庙中。正当准备挖窑洞迁藏时，上级传来紧急命令：立即转迁汉中!于是近300辆军用卡车，从1938年2月22日开始分批翻越秦岭崎岖山路，前后46天安全抵达汉中。文物一部分存
于城内文庙，一部分存在邻近的宗营镇马家祠、范家祠和大庙内。不久敌机轰炸了汉中机场，行政院又命令转运成都。刚离开汉中，汉中遭敌机轰炸，原储存文物的库房，也中弹炸毁，这批文物安然脱险躲过一劫。汉中到成都550余公里，全靠汽车运输。由于公路路基不好，途中过河没有桥梁，需用木船载运汽车过河，时有敌机空袭，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于1939年2月，才抢运完毕。经过在成都的短暂停留，又转运往峨眉，全部抵达峨眉，已是1939年7月了，文物被分存于县城东门外的大佛殿和西门外的武庙(今峨眉一中)。故宫博物院设立了峨眉办事处，驻于武庙，办事处主任那志良。
那志良(1902-1998)满族，字心如，北京宛平人。1925年1月，17岁时进故宫清点文物；1933年，25岁时押运故宫古物南迁，1949年从南京随护运台文物到台湾，再没回过北京。在70年漫长的岁月里，他的生活基本上都与故宫的国宝有关。晚年著有《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
那志良居安思危办事细致，峨眉县城地方很小，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由东门到西门只几分钟路程。他考虑到大佛殿与民房相邻，容易失火，又于1942年春撤销大佛殿库房，将文物分存于西门外武庙和南门外4公里处的一座小庙和许氏祠堂里。1943年春，峨眉西门内一家鸦片馆失火，烈焰冲天。那志良唯恐大火延及武庙，立即命令守卫库房的20多名士兵跑步前去救火，而附近却没有水源。凶猛的火势乘着东风向西门扑来，情况危急，那志良果断命令士兵拆除西门外的茅舍火道，与存放文物的库房隔离开来。那志良与当地保长达成协议，如火没有烧出西门就熄了，承诺事后由故宫赔偿所拆房屋，如火势烧出西门，故宫对所拆房屋就不负责了。刚拆完，烈火就冲出西门。由于西门外茅草屋及时拆光了，火势渐弱，终被扑灭，存于武庙的文物才免遭火灾。那志良先生在抗战胜利后也荣获了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一枚。这一路文物，沿途经历了徐州、郑州火车站被炸，雪天越秦岭遭遇土匪，汉中手榴弹误炸，汉中机场被炸，峨眉大火等险情，均化险为夷。
第三批押运人员包括：马彦祥、那志良、王志鸿、吴玉璋、曾湛瑶、蒋鼎文、黄贵生、刘承琮、薛希伦、郑世文和梁廷炜、梁匡忠父子。
押运文物的“局外人”马彦祥
在第三批押运人员名单中，非故宫职员的戏剧家马彦祥之名赫然名列其首，此又系故宫文物南迁中的一段佳话。1933年还在天津《益事报》“语林”副刊上，连篇累牍卖力地发表文章，反对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的马彦祥，时隔4年，却神差鬼使地甘冒战火之险，参与到押运故宫文物西迁的行列之中，并恪尽职守地完成了这趟护送国宝的使命，在这次中国文物大迁移的历史上留下珍贵一笔，成为他戏剧人生中的意外收获。
他在“文革”中写历史交代材料时，对这段轶事曾有如下回忆：
我由开封到武汉，经南京回到上海。我原计划到上海把我的女儿接出来。不料到上海没有几天，大场失守，京沪路断绝，上海成了孤岛。这时除吴淞口一条出路外，无法离开上海。而吴淞口当时谣传敌人检查很严，于是我不得不放弃原来计划，只身化装离开了上海。
当时由上海开出的船只到江岸，由江岸再转船到南京。我七月间离开南京时，全部书籍衣物等寄存在“故宫”驻京办事处，想尽可能到南京去拿点走。谁知船一到南京，南京已非我上次住过时的情况，下关一带，成千成万准备逃难的集中在沿江一带等待西去的轮船；北去的火车就更不必说了。我估计我已无法离开南京，只得进城去看看再说。这时南京已成了一座空城，街上不仅车辆没有，连行人都很少。我抱着万一的希望到了“故宫”办事处。这时“故宫”职员几已全部撤走，只剩下一个秘书黄念劬和几个小职员在那里忙着指挥撤运南京分院的古物。黄念劬一见到我，喜出望外，说“今明两晚有最后两列火车要把几千箱古物运送到西安去，正无人押运。你来得好，帮帮忙，今晚的一列车就请你负责押运，明天的由我押运。”我正愁没有交通工具，离不了南京，就一口答应接受了这个任务。当晚上火车前，黄念劬告诉我：“一切都联系好了，这列车的古物押运目的地是西安，送交‘西北行营’，由他们负责安置保管。火车到西安时，‘西北行营’会有人到车上来和你联系的。”于是当夜我就带着“故宫”的两个职员押了这列火车由南京出发。由于“古物”的目标太大，怕遭敌机轰炸，沿途车站都未停留(连兵车都让路)，一直到达了西安。那时已是傍晚，立即有几个穿军装的人上车来和我联系，为首的自称是“西北行营”的总务处长(姓名已忘)，他了解了古物的情况后，对我说：“上级指示：这批古物决定改送到宝鸡去存放。我们已经组织了大批民夫在那里开窑洞。这列火车目标太大，停在这里太危险，主任(指蒋鼎文)的意思，今晚就开到宝鸡去。”于是当夜火车又继续西行，到了当时陇海铁路的终点站宝鸡。到宝鸡时，这个“总务处长”已乘汽车先我们到了宝鸡。并已调集了十几辆大卡车在车站等候搬运古物。大概花了四五天时间，几千箱古物就安顿完毕了。我把清点和移交工作办完后，就没有等黄念劬运的那列车来就由宝鸡回到武汉。
文物南迁十多年，历经种种险阻，磨难，始终为国人所关注，沿途得到了各级政府通力协助，文物所到之处都留下了曾为护卫国宝立下不朽之功的、可歌可泣的普通士兵和平民百姓的故事。而文物的常常化险为夷，使得“古物有灵”的说法广为传诵，且与“国家的福命”联系了起来。1947年9月3日，马衡院长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简要介绍了抗战时期文物南迁、西迁的经过以及保管之困难等。他说：“抗战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当9000多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途中暂存于宜宾沿江码头时，重庆以及宜宾上游的乐山和下游的泸县都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唯有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文物搬出后不到4个月就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后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掉；从南郑到成都时，在把存放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后刚12天，文庙就遭敌机投下的7枚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文物分道海峡两岸“老宫人”垂死犹怀故国心
1948年9月，辽沈战役爆发，南京动荡不安。11月10日，行政院长兼故宫理事长翁文灏，邀集常务理事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森玉、李济等召开谈话会，在马衡院长缺席的情况下，理事会作出了从南京分院所藏西迁文物中择选精品疏散运台，并由理事会秘书杭立武(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负责筹划。
1948年底，身在北平的马衡听说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将挑选南迁文物精品迁运台湾，深感焦虑不安。他当
即写信给他的学生庄尚严先生，力劝其不要参加押运文物去台湾，并表示如果其决定要护送文物去台湾，则不惜断绝他们20多年的师生之情。
庄尚严的四公子庄灵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也许当年父亲是徘徊在国家命令与师生情谊间，于是不得不作抉择而造成的一处最不愿被触及的内心隐痛吧。而父亲最大的遗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远渡重洋来到台湾宝岛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平故宫，回到他成长求学，立业成家，浸润深耕中国历代艺术的永恒故乡。”
“自从宣统出宫，我便入宫，当的不是皇帝，而是一个维护民族文物、国家重器的‘老宫人’。”这是庄尚严先生于1969年8月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上退休时说的一句话。庄尚严自述平生有两大憾事未能如愿，一是不能亲睹“三希堂帖”再次聚首，二是不能亲睹迁台文物重返故里。他自己的一首小诗反映了他的复杂心境，诗曰：“我与青山结宿缘，岩居招隐四十年。此日披图重太息，何时归卧故乡山。”庄尚严1980年3月12日因直肠癌病逝于台北，享年80岁。
庄尚严逝世后，友人赠挽云：“历劫与建业文房并存，平生自诩守藏吏；置身在魏晋人物之间，垂死犹怀故国心。”
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开始把故宫南迁文物分3批运往台湾。远在北平的马衡院长听说运台文物途中遇雨，心急如焚，他于1月14日给南京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写信，向他说明自己因“患心脏动脉紧缩症”，不能南飞去台湾，同时对运往台湾的三批文物表示关注，最后向杭立武提出要求其对留下之文物进行妥善处置，书云：
立武先生大鉴：
弟于十一月间患心脏动脉紧缩症，卧床两周。得尊电促弟南飞，实难从命。因电复当遵照理事会决议办理，许邀见谅。嗣贱恙渐痊而北平战起。承中央派机来接，而医生诫勿乘机。只得谨遵医嘱，暂不离平。……
运台文物已有三批菁华大致移运，闻第一批书画受雨者已达二十一箱，不急晒晾即将毁灭。现在正由基隆运新竹，又由新竹运台中。既未获定所，晒晾当然未即举行，时间已逾二星期，几能不有损失。若再有移运箱件则晾晒更将延期。窃恐爱护文物之初心转增损失之程度。前得分院来电谓三批即末批，闻之稍慰。今闻又将有四批不知是否确实。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再续运。
其留存京库者想不能尽量运清，拟与中博物院存品度藏一处，取同一步骤。敬请先生分神照顾，盖森老(徐森玉)在沪时须就医，未必能常驻京应万一之变也。叨在知已故敢直陈，未知先生以为然否?欧阳邦华兄对保管文物有十余年经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先生如委以库务当可为忠实之助手也。
同舟共济幸先生有以采纳之。总杂陈词不觉词费，幸赐裁答至盼至祷。弟马衡上言，一月十四日灯下。
马衡与与其共事多年的杭立武先生，虽然终因道不同不相谋，而分道扬镳。
但当国民政府仓皇逃离南京时，杭立武还是把未能运往台湾的大部分故宫南迁文物，交付给临危受命的欧阳道达保管。欧阳道达立即组织人力，将朝天宫文物库门用钢筋混凝土封闭，保证了1万多箱文物的安全。南京解放，《新华日报》发表专题，表彰他保护国家文物的功绩。
据杭立武《中华文物播迁记》一书记载：“南迁书画九千多件，运台5458件，其中就有堪称‘中华第一宝’的书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南迁铜器2787件，运台2382件，其中就有铭刻字数最多的西周重器毛公鼎。”这次由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抢运往台湾的故宫文物共计2972箱，虽只占南迁文物的1／4，但多为精挑细选的精品。
当故宫常务理事决定文物运台之后，行政院又电令马衡院长择原留北平故宫文物精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以使安排疏散运台。马衡一方面佯将精品文物编目造册报南京做准备文物南迁状，另一方面对文物装箱一事，则再三吩咐同人： “古物馆是要费事的。先把精品选出来，造清册，交总务处报院，这个工作要求快；至于包装，一定要细致谨慎，古物馆的藏品都很娇嫩，你们都是有经验的，只要求稳重妥当，千万别求快；安全第一，绝不能损伤文物。记住!不要求快。先准备板箱、木丝、棉花、纸等，用多少做个计划交总务处购置。”他采取拖延的办法，使装箱进度乃趋缓慢，延至平津战事日益激烈，马院长下令将故宫对外交通全部关闭，严禁车辆通行以使选装之文物精品箱件，一件都未运出。在马衡和故宫博物院进步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故宫人成功地阻止了国民政府将北平故宫文物迂台的企图。
对于南迁文物流往台湾，马衡曾遗憾地对朱家浯表示：“文物南迁，这个措施是正确的。虽然日本占领期间，除搜刮了一些铜缸之外，故宫无其他损失，但在事先怎能这样预测呢?遗憾的是古物没有全部北返，一部分被运到台湾，长此以往，故宫藏品分居两地，是可叹之事。”
然而更为可叹的是在动乱的年代里，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控自己命运的，大多在基层工作、参加文物南迁的故宫员工，稀里糊涂地被卷进历史的漩涡，跨越海峡走上不归之路，他们对未来的事情毫不知情，他们已经习惯了16年来随护着故宫的文物，国宝运往哪里，他们就随护到哪里，他们只知服从命令，对于每次转迁甚至来不及思考，更没有选择的余地，当然他们为守护故宫文物所做之牺牲更是巨大。梁廷炜先生和梁匡忠先生父子就是这样的两代故宫人。
据梁匡忠先生之子，现任故宫博物院办公室主任梁金生回忆，1947年底，当其祖父梁廷炜随南迁文物回迂到南京不久，突然接到命令护送国宝中的精品南迁文物前往台湾，梁廷炜于1949年1月6日做了第二批运台文物的押运人，乘坐着招商局的海沪轮，押送着1680箱文物在海上颠簸3N!后，到达基隆港。他还带走了梁匡忠的母亲和两个弟弟，以及梁匡忠的长子。而梁匡忠则留在南京看守剩下的文物。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此一别，再无相见之日。粱廷炜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一直伴随这些文物直至1 972年去世，而留在大陆的梁匡忠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知其父母早已仙去。梁匡忠在南京与留守故宫分院同仁一起看护遗留南迁文物直至解放。待南京文物回返北京后，才调回离别了20多年的故乡。我想和这批南迁文物一样，不幸分居海峡两岸的家庭又何止梁廷炜一家。这也是那一代故宫人，为祖国文物所付出的最大牺牲和代价吧!梁廷炜一家的悲欢离合，见证了故宫博物院的坎坷历程，-见证了国宝的命运，见证了中华民族一页悲怆的历史，是那个大时代的一个缩影。
1950年1月26日，欧阳道达亲自押运首批故宫南京分院文物11车厢抵达北京西直门车站，11箱石鼓也同车运抵。此后，留存在南京故宫分院的南迁文物陆续返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有2211箱，大约10T件官窑瓷器尚滞留南京，归江苏省文化厅保管。所以准确地说，1933年从北平故宫南迁之文物除运台文物约2972箱外，现仍存留南京2211箱，其余大约8308箱文物返回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批南迁文物经过70年后，现分藏于两岸三地，即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朝天宫库。
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秦孝仪生前曾说：“中国之美，美在文化艺术，文化艺术之美，尽在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的一部分，两院只有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故宫。
2005年6月21日，文化部副部长，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故宫内兆祥所举行仪式，接受了来自台湾的那志良先生家属捐赠的故宫南迁史料，并向捐赠者颁发捐赠证书。那志良的儿媳王淑芳女士，将包括文书、印章、照片、书法、勋章等共计100件各类史料(含马衡1940年3月临石鼓文之后，题赠那志良手书一封)捐赠予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表达了对故宫建院80周年的祝贺之意。那志良一家与故宫之情结可见一斑。
今喜闻郑欣淼院长于今年3月1日率领北京故宫博物院一行10人抵达台北，展开了对台北故宫博物院为期4天的回访。访问期间，两院就2月15日双方在北京达成的共识举行进一步会谈，并达成落实合作交流方案。根据方案，今年故宫两院将举办首届学术研讨会并每年于7月至9月互访、互赠新出版品、互派人员驻访二至三个月、协商互设商品柜台、台北故宫博物院今年举办的雍正特展向北京故宫博物院借展27组(37件)文物等。
于此中华盛世之际，谨以此文，告慰那些海峡两岸曾用生命书写了故宫文物典守史的前辈故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