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０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苏区的军民，在血与火的沐浴中开创了红色的苏维埃共和国。昔日的战斗烟云早已消散，在当年共和国的红都瑞金，作为不可复制的历史载体，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时代“念物”，即众多的革命遗址。其中最为吸引人心的是中华苏维埃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六大建筑。这些当年苏区的标志性建筑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无言地向驻足在它们面前的人们诉说红色的岁月，使人们受到心灵的震撼。这些红色的“名胜古迹”，已成为红都瑞金一道庄严神圣而永久亮丽的风景线。
历史的丰碑，是党与苏区军民共同建造的。瑞金的六大红色建筑，与一个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就是工程建设的总负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赵宝成烈士。
受命负责六大建筑的工程建设
战争局势下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与能否击败敌人的军事进攻有着直接的关联。１９３３年３月，国民党以４０万重兵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红军彻底粉碎。仅在２月２７日及３月２０日的黄陂、草台冈两役中，红军歼灭了国民党的三个王牌师，光是俘虏就近二万人，击毙敌师长李明、肖乾，活捉另一个师长陈时骥。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带来了中央苏区的全面发展，使之进入了斗争的全盛时期。前方战事暂告段落，苏区的各项工作向纵深推进，在这种喜人的局势下，原先酝酿已久的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件大事，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１９３３年６月８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２７次会议，作出决议：“决定于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在赤色首都瑞金召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由林伯渠、谢觉哉、赵宝成、梁柏台等人组成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会议围绕着全苏“二大”的即将召开，对必要的准备工作予以了详细讨论，将工作目标锁定在三个方面。其中第一点就是“六大建筑”建设。“决定在瑞金沙洲坝建造一座能够容纳２５００人，供二苏大会开会用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在叶坪建造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和红军检阅台；为纪念第三次反‘围剿’时英勇牺牲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英勇牺牲的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于叶坪建造公略亭和博生堡”。
全苏“二大”准备委员会成立后，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建造红军纪念塔和其他亭、堡的启事。启事写道：
“历年来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的红军战士，他们是为着保卫苏区与发展苏区，为着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为着工农阶级的解放而流血牺牲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着要永远纪念这些被牺牲了的红色战士，决定建立红军纪念塔。……
纪念塔应该是苏区广大群众和全体红色战士对于过去死难烈士的热烈景仰的情绪结晶，……请红军各政治部调查各次战斗中所牺牲的红军战士姓名，并将他们的简单履历叙述出来，汇送本委员会。”
六大建筑，不仅是全苏“二大”召开之前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着象征意义的建设工程、重大工程，得到了中央政府和“二大”准备委员会的高度重视。经过毛泽东主席、项英副主席与林伯渠、谢觉哉等人协议，决定由准备委员会成员、总务厅长赵宝成为六大建筑工程的总负责人，其职能部门就是总务厅。
赵宝成被任命为总务厅长之前，在苏区工农通讯社担任副社长。这位原来在上海党中央担任秘密交通员的山西籍汉子，是１９３２年１月中旬，偕同妻子石澹峰，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的。夫妻俩抵达瑞金的第二天下午，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苏区中央局妇委负责人邓颖超，既代表苏区中央局，也代表着尚在前线的周恩来，专门看望赵宝成。两邓对于赵宝成夫妻提出的组织上尽快安排工作的要求，给予了“我们会向恩来同志汇报”的答复。由周恩来任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安排赵宝成在苏区工农通讯社任副社长，石澹峰则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总校）担任文化主任教员。赵宝成在工农通讯社工作了一年整，以其吃苦耐劳的实干精神，以及出色的组织能力，得到了组织上的好评。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就对赵宝成非常熟悉的周恩来，注意到了正值盛年的赵宝成，有意把他推到更重要的部门，为党多做工作。
总务厅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重要工作部门。负责管理政府的机关事务，包括后勤供给、物资分配，同时还担负了苏区首府瑞金的公共事业建设。总务厅是政府部门中摊子最大的部级机关，工作人员最多时达１６５人。首任厅长是方维夏，１９３２年３月，方维夏调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由刘开接任。赵宝成是接替刘开任厅长的。总务厅设在瑞金沙洲坝的“元太屋”，下设管理处、文秘处、交通科、运输队等７个处室。
赵宝成在出任六大建筑的总负责后，从６月中旬起开始在总务厅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中，进行思想动员，由他报告六大建筑的重大意义。接着，组建了以中央政府大礼堂为首称的“苏大工程筹建处”，由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负责，下设工程所，副处长左祥云为主任，配备工作人员２０余名，设立材料股、运输股、民工股等机构。不到一个星期，“苏大工程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全部到位，投入了紧张有序的工作。
为工程建设呕心沥血
怀着为党和苏区人民成就一番事业的坚定意念，赵宝成全力以赴抓六大工程的基建。所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各个建筑的勘地选址。
中央政府的大礼堂应该建在哪里？怎样考虑防备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红军的烈士纪念塔与公略亭、博生保等建筑怎样联为一体？放在什么样的地方才合适？等等问题都是需要从长远角度考虑的。赵宝成知道对于这些问题的考虑，应该听取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等领导人的意见。但作为具体的职能部门，工程筹建处应当拿出意见，搞出规划。从６月下旬起，赵宝成带着徐毅、左祥云等工程规划人员，在瑞金县城周围的沙洲坝、叶坪等地进行勘查，顺序是以大礼堂为第一，逐个进行。
作为全苏“二大”的会址，大礼堂实际上又是中华苏维埃红色政权的象征性建筑，其功能自不必说，最需要考虑的是对付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中央苏区的红军还没有飞机，更没有防空炮兵部队，而敌人总有一天会派飞机来轰炸，这是肯定无疑的事情。因此，大会堂选址的关键是防空。
７月初的天气已是相当炎热。赵宝成与勘查小组的同志，顶着烈日，在各个乡村进行勘踏，把目标地选定在瑞金县城西北５公里处的沙洲坝老茶亭村。赵宝成认为这样的选择是科学合理的。他对勘查组的同志们说：老茶亭村周围有大坪头、网形、牛寮下、赖屋、官山咀等十几个自然村，各村都有几十户人家，这样能够混淆敌机飞行员的视线。另外，在村对面的小山坡上，长有一大片樟、枫、松树的林子，大的树木粗过水桶，大礼堂掩映在树林当中，敌机不容易发现目标。而且，在树林的侧边，有一座小山冈，便于挖掘防空地洞，从大礼堂出门就可以进入地洞。大家觉得赵厅长的分析是对的，一致同意将大礼堂建在这里。之后，赵宝成陪同项英、林伯渠、谢觉哉等人来实地察看，最终落实下来。
勘查小组经过比较，把红军烈士纪念塔及检阅台、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五处建筑的地址，选定在叶坪村。叶坪距离瑞金县城只有６公里，是个较大的自然村，在庙背“谢氏祠堂”的东侧，有一块占地２０多亩的古树林子，而树林的空隙中又有一块宽阔的荒坪，正好用来建设广场，五处建筑可以合理地布局四周，形成一个整体。因为这些纪念设施本身就具备了实用、观瞻融为一体的功能。
赵宝成对以上的选址感到满意，又把周恩来、任弼时和徐特立等人请到叶坪，经他们论证拍板后，形成规划方案，以“全苏‘二大’准备委员会”名义上报中央政府审批。
赵宝成接下来的工作是落实各个建筑的设计和施工方案。就建筑设计的人材来说，在中央苏区还没有建筑专业出身的设计师。赵宝成通过向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各个机关进行了解，得知军委二局的副局长、曾有中央特科“三杰”美誉的钱壮飞，对建筑设计相当内行，另外一个是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办公厅文书黄亚光。赵宝成分别找到了钱壮飞和黄亚光，与之作了详细交谈，在证实了他俩的确具有设计方面的实际能力后，以“苏大工程筹备处”的名义写出报告，提出由钱壮飞担任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建筑的设计，黄亚光担任工艺美术方面的协助。
在得到“全苏‘二大’准备委员会”的批准后，赵宝成将钱壮飞请到总务厅，腾出专门的办公室，由他进行建筑设计。
钱壮飞伏案桌上，夜以继日地画图、计算，同时找赵宝成等人商议问题，忙碌了十几天，终于在几经修改的基础上，拿出了大礼堂和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建筑的设计图案。有着“特科怪杰”之称的钱壮飞，还是一个敢于创新、善于结合现实的建筑设计师，他对大礼堂的设计，有着独特的创意。礼堂是八角形，远远地望去，就像一顶红军的八角帽。对于烈士纪念塔的设计，也富有新意：以一颗硕大炮弹凌空矗立的造型，象征着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
有了满意的设计方案后，六大工程的建设投入了热火朝天的施工阶段。赵宝成与徐毅、左祥云等人，都是吃住在工地，领导工程的施工。正值盛夏时期，赤日炎炎，天气热不可当。几千名工程建设者，以空前高涨的热情，一砖一瓦，一石一木地建造苏维埃共和国的重点工程——六座“现代化建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此时已被“左”倾中央加以接连不断的政治打击，被剥夺了党权、军权，名义上让他“召回后方，暂回中央主持一切工作”，而实际上采用种种措施，把他晾在一边，不让他对政府事务沾边。尽管身处一种备受冷落、歧视的情状，这位“主席”听说六大建筑业已开工建设，还是想到工地上来作一番察看。赵宝成在头天接到了毛泽东要来实地察看的电话，非常高兴。第二天吃过早饭，就来到大礼堂的建设工地，在村口的大樟树下等候，迎接这位许多人有意回避的毛主席。
赵宝成陪同着毛泽东在工地察看，两人一边走一边说话，但问得更多的是毛泽东。赵宝成告诉毛泽东：礼堂的主体建筑是八角形，从地面到屋顶分为厅堂和尾顶三层。左侧为正面，将开三道大门，加上四周辟的小门共有１４处门。
“为什么要开这么多的门呢？”毛泽东有些不解地问。赵宝成回答说：这种设计首先是从防空考虑，一旦发现敌机轰炸，开会的人能够迅速疏散进入防空洞，不会发生拥挤，再则是通风、采光好，有利于礼堂内的空气。毛泽东听后点头称赞道：“还是设计的同志考虑周到，有战争观念和群众观点。”又问：“是哪个担任设计呀？”当他听赵宝成讲了钱壮飞的情况，微笑着说：“我们红军里面大有人才呐！这个钱壮飞，搞情报厉害得很，还会搞建筑设计呢。”随后，毛泽东又到同时施工的防空洞看了，出洞的时候，对赵宝成问：“赵厅长呀，大会堂的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我们正在加紧施工，组织工人同志加班加点进行突击，一定赶在全苏‘二大’之前完成。”赵宝成满有把握地回答。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连连颔首。
不但陪同毛泽东到工地上察看，赵宝成还请到了忙里抽闲的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等人，来到六大建筑工地视察，向他们介绍情况，征求意见。
赵宝成没有注意到的是，他陪同毛泽东察看工地，请周恩来、项英等人视察，就是没有单独而专门地请博古来到工地加以指导。这里面的原因是多种的。博古忙碌于繁重的党政领导事务，顾及不到这些属于政府方面的事情，这是客观事实。而赵宝成一心扑在工作上，对这方面“不谙其道”，缺乏热情主动，应该说是他的欠缺。还有的资料讲到，博古对于建造中央政府大礼堂等，不是那么赞同，他认为在战争紧迫的形势下，没有必要大兴土木搞这些工程较大的建筑，因为敌人的飞机一阵炸弹就可以将这些建筑毁灭。而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在建成后１个多月，就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只是树林掩映，敌机飞行员不能完全看清建筑方位，扔下的炸弹只炸坏了大礼堂的一角屋面。这些林林总总的原因，造成了这么一种现实，即赵宝成成了某些人心目中的“政治上不敏感的人”。这为赵宝成其后的政治命运带来了看不见但事实存在的不利影响。
由总务厅调集和“工程管理所”雇请，来自苏区各县六七百各类工匠，在“一切为了苏维埃”口号的鼓励下，以充沛的干劲投入六大工程的基建施工。工地上插着大大小小的红旗，人们干得热火朝天。《红色中华》刊登了中央政府大礼堂的施工情况：
“全苏大会场的建筑工友们，以自觉的努力，一天自愿超过八小时工作，星期日不休息，内部分组竞赛，（兴国、宁都的工友最努力）……他们又自动募捐了５０多块银洋的经费，并坚决迎请毛主席训话，当晚轰轰烈烈地开晚会。”
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５日的第１０９期《红色中华》，作了“红军烈士纪念塔在建筑中”的报道：
“……建筑纪念塔的工友同志、石匠、泥水等等，工作非常努力，多做义务工作，尽情拥护这个烈士纪念塔。特别是泥水工人宋兆禄同志，每天上工早，休工迟，真正站在工人领导的地位与全苏区的百万劳苦工农群众们，大家踊跃募捐，来拥护这一红军烈士纪念塔呵！”
赵宝成和“全苏‘二大’准备委员会”的成员们高兴地看到，在苏区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下，在近千名建筑施工人员的奋力苦战下，只经过４个月的时间，至１９３３年年底，中央政府大礼堂和其他建筑先后竣工。六座中央苏区从所未见的“现代化建筑”，矗立在人们的眼前。六大建筑中，无论设计水平还是施工质量，或者是建筑规模，要数中央政府大礼堂和红军烈士纪念塔更为突出。
土木结构的大礼堂占地面积１５３０平方米，外形为八个角，右侧伸出一节矮房，使得建筑外形有如一顶硕大的红军八角帽，显得威武雄壮。房屋用斗架梁，用４８根木柱承受屋顶重量。厅内可容纳２０００多人，西墙下为主席台，四周辟设了出入门１４道，礼堂后侧兴建了“回”字形的可容千人的防空洞。大礼堂正面门首上方镶嵌着黄亚光题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１４个楷书大字。字的上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浮雕，左右两边是红军军旗的图案浮雕。
红军烈士纪念塔建在叶坪广场上，与红军检阅台遥遥相对。砖石结构，状似一颗无比巨大的炮弹。塔身嵌有无数的小石块；正面镌刻着“红军烈士纪念塔”７个金色大字，塔座为五角形，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题词。塔高１４米，塔前的草坪上用煤渣铺着“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９个大字，让人走在上面就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六大工程的竣工，举行了欢快热烈的落成典礼。人们在大礼堂的前面坪地搭起了一座松柏枝叶扎成的彩台，项英、任弼时、谢觉哉、林伯渠、赵宝成等人坐于彩台上。近千名参加建筑的工人敲锣打鼓，把坪地坐得满满的。继项英作了落成典礼的致辞后，赵宝成代表工程筹建作了赞扬工人阶级伟大力量的讲话。
六大建筑矗立，他却“倒”下了
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２日，筹备已久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红都瑞金的“人民大会堂”——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开幕了！气势恢宏、宽阔明亮的大厅里，聚集着来自全国１５个苏区的正式代表７００多人，其中还有越南，印尼的代表，中央政府和中央机关组织的旁听者１５００多人。这种盛大的规模，在中央苏区是空前绝后的。
赵宝成作为中央政府机关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他在座位上环视着礼堂内那种热闹非凡，人声鼎沸的场景，想到自己为这座苏维埃国家象征的建筑付出过心血，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欣喜。
全苏“二大”期间——２月２日，由总务厅担任布置，举行了红军烈士纪念塔揭幕仪式，与会代表们怀着无限敬意和浓厚兴致，参观了这座别具一格的纪念塔和周围的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以及博生堡。在揭幕仪式上，钱壮飞作了整体设计的报告，朱德代表中革军委发表了纪念红军烈士的动人演说。
在全苏“二大”会议上，赵宝成经毛泽东、项英提名，再次被任命为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作为中央政府的部级领导干部，能够连任，这是赵宝成政治上的殊荣，也是党对他的最高褒奖。
然而，赵宝成和许许多多的人没有想到，就在他连任总务厅厅长的第１５天，正在由工农检察部立案审查的案件，得到了爆发性的结案——犯罪嫌疑人突然受到逮捕。这些被逮捕的人犯，正是六大工程管理所的负责人徐毅和左祥云等人。
赵宝成在得知消息后，惊讶得有如响雷炸在头顶，他的脸色登时灰白，口里喃喃地自语着：“啊，问题这么严重！？我原先干什么去了！”
赵宝成的扪心自问是真实的。早在一两个月前，他就隐约地从别人那里听到一些议论：工程管理所的一些人常在一起吃喝，一些人突然阔绰起来，可能在经济上有问题。赵宝成曾经找过徐毅和左祥云过问一些情况，而他们都表示没有大的问题。整天忙于工作而且过于相信下属的总务厅长，决然没有想到：自己完全被左祥云、徐毅等人蒙骗了！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上旬，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２６号训令，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措施。一是加强审计，形成经济监控网络，着重审计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财政收支。二是实行工农检察制度，各级部门设置很多“控告箱”，时常派出“突击队”、“轻骑队”查处群众的举报。所有的报刊辟设专栏，揭露批评党政部门存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消极怠工等腐败现象。
总务厅下属的六大建筑工程所在施工管理过程存在的贪污问题，这时被揭露了出来。工农监察部将左祥云拘禁在瑞金九堡的看守所，总务厅管理处长兼工程所主任徐毅，买通两名看守人员，并搞到了路条和通行证，欲将左从狱中放出再逃往白区，幸未得逞。
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经过审判，作出如下判决：
贪污犯、企图越狱犯左祥云处以枪决：
包庇反革命贪污犯徐毅判处监禁６年，剥夺苏维埃公民权６年；
贪污犯刘兆山判处禁闭６个月。
总务厅发生这么大的贪污案件，赵宝成这位总务厅厅长，又是主管六大工程的最高行政首长，不但难辞其咎，而且被牵连其中。负责审查案件的部门指责赵宝成“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下级人员的工作毫不验查”等等，是符合事实的。
总务厅贪污巨案的查实，宣告赵宝成的政治生命走到了几乎窒息的边缘，他的人生际遇也进入难以回复的重大挫折。赵宝成的问题引起了临时中央的高度注意。博古等人本来对这个“政治上不敏感、不成熟”的总务厅长颇有微词，这时就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了。临时最高法庭初步议定的处理结果是：“赵宝成对总务厅贪污巨案负有失察失责的领导责任，建议撤销党内职务”，但上报到中央人民委员会，经过博古的最后拍板，定为：“脱离群众，犯了官僚作风和工作失察的错误”，对他的处分是：“撤销总务厅长一职，判罚苦工１年。”
中央人民委员会对赵宝成的处分决定下达后，赵宝成离开了总务厅，前往设在瑞金上田村的中央红军兵工厂做工。
赵宝成在兵工厂修械站工作了５个多月，其刻苦表现得到了工人们的一致赞扬。在这期间，赵宝成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中央几次递交了极为诚恳的检讨报告。中央人民委员会考虑到他能够认识错误，愿意接受党的批评教育这一情况，决定把他调到红军被服总厂任副厂长。
当愿意在勤奋工作中改正错误的赵宝成渐渐走出厄运的阴影时，中央苏区的军事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境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８．６万人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西征。
赵宝成没有随军出征。他被留下来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复杂的，既有犯了重大错误的直接因素，也隐含着他过去“政治上不敏感”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因为重要人员的去留，需要得到博古的批准。不过，博古还是考虑到了赵宝成的各种情况，任命他为中共兴国县委书记。
１９３５年６月上旬，带领只剩下７０多人于瑞金铜钵山坚持斗争的赵宝成，在弹尽药绝又遭到敌人放火烧山的情形下，用仅剩的一发子弹击倒一个冲上来的敌兵，然后捡起石头奋力扑向敌群，倒在了敌人的枪弹之下。
人生谁无蹇难时？曾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部一级的党的中坚干部，在他尚可大有作为的３３岁之际，受到政治上的重大挫折。而当他渐渐抚平心灵伤痕重新振作的时候，却为革命洒下了最后一泓碧血。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样一位功绩远远大于过失的优秀儿女。１９６５年９月，经毛泽东主席鉴定照片，口头证明，中组部调查证实了赵宝成的经历，国家内务部正式定为革命烈士。国家出版的《中共组织史资料汇编》和《中华著名烈士》等书刊，都收录了赵宝成的生平事迹。
光阴流逝，时代更新。历经了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建国后全部得以复建的红都六大建筑，成了钤印这段红色历史的经典景点。人们在瞻仰这些珍贵的时代载体时，不会忘记赵宝成为建设它们所立下的功绩，不会忘记这是赵宝成为党和人民留下的宝贵财富。
（本文的写作得到瑞金市党史办副主任刘良的指导，并赐给有关资料，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梅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