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分析论述了先秦诸子要求思想统一的历史背景和统一的目的及途径。文章认为，在当时诸子提出统一思想的理论，是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是适合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建立的。但由于各家的理论基础及实践环境不一样，统一思想的途径和方法不尽相同。尽管当时的思想统一符合了历史的发展和新兴政治的建立，但其带来的影响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很深刻的消极面。
关键词：先秦；诸子学说；思想统一
作者简介：王锐，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湖北武汉 430079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3—0098—05
战国之际，百家争鸣，九流十家，纷纷而起，各持其说，周游于天下，讲学于四方，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学术自由时期。其众多不同的思想同行于世的盛况，恐怕只有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可与之相比。然而，在诸家的言论之中，都有一些关于思想统一的理论，本文的目的意在探讨这些理论的内容及意义。
战国时，七雄争霸，各国君主为了争夺土地，壮大自己的力量，以消灭他国，在政治管理结构上作了很大的改革。春秋时期的贵族世家，“除了少数变成诸侯，做了国君外，几乎都已烟消云散，不再见于史乘”1(P284)。而各种出身于民间的专门人才，纷纷入仕，成了政治或军事上的重要人物。张舜徽先生谓先秦诸子的任务与目的，“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议论主张，游说诸侯，乘机爬上统治地位，成为最高统治者周围的显赫人物。他们的任务，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议论主张，实行于当时，来巩固统治者的权位，维护统治与服从的社会秩序”2(P7—8)。在这种背景下，各家都有着一套自己的政治理论，即司马谈所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如孟子游事于齐宣王、梁惠王，墨子自宋至楚，解楚攻宋之急。而商鞅、申不害等法家之士，更是身居高位，实施变法，“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1。
诸子百家言论既殊，则思想界便无统一之情形。《庄子·天下篇》云：
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发，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学术界是“道术将为天下裂”，无法出现思想统一，各种学派都并存于世。于是在诸家的“务为治”之言中，都存在着务求思想言论统一的理论。
一、儒家
儒家为战国时期一大显学，对此《韩非子·显学》言道：“世之显学，儒墨也。”儒家学者，名见于战国时期而现可知者颇多，如子夏、段干木、田子方、巫马子、漆雕子、孟子、荀子等等。然其言论可观全貌，并公认为战国时儒家之代表者，则为孟子、荀子。《孟子》一书，载孟子言论极详，我们便可从中探寻孟子关于思想统一的观点，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
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对曰：“定于一。”
由此可见，孟子是主张结束这纷争的时代、而使天下归于一统的。而所谓纷争时代，不只是各国相互征战，以致生灵涂炭，如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之子弟以殉之”(《孟子·尽心章句下》)。还指其他学派纷纷出现，以致“邪说诬民，充塞仁义”(《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孟子对此更是深恶痛绝，他说道：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1
将杨、墨之言比作禽兽食人，孟子对于他们的厌恶，可见一斑，所以孟子对此的态度是：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也。2
为了让他们的学说不危害政治，则必须“距其言，放其辞”，由此可见孟子对于思想不统一的忧惧以及努力达到思想统一的志向了。除此之外，孟子自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同农家之徒陈相辩，同墨者夷之辩，其目的也不外于此。孟子的这种思想，影响甚大，故北宋孙复便将孟子辟杨墨与扬雄距申韩、韩愈排佛老视为一样，成为使天下人免为狄夷的举动4。
孟子之后，战国末期，荀子为儒家代表人物。虽然他的思想许多与孟子有所不同，如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重《诗》《书》，荀子重《礼》《乐》，但是，荀子也与孟子一样，希望达到思想的统一。如他在《非十二子篇》中评论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时说：
假今之世，饰邪说，交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
学术繁荣，在今天看来本是好事，而荀子却对这种状况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态度。他随后即对这十二子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最后他说道：
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4
他于是认为在“舜、禹、仲尼”之道下的统一思想为当务之急。在荀子的其他的著作中，也同样表现了这种追求思想统一的要求。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辩，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辩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5
王先谦解“慎率民而一焉”为“言不敢以异端乱作也”3(P414)，确实为准的之论。荀子“正名”的目的就是“慎率民而一焉”。思想为“一”，则异端呜乎作?荀子的学生韩非，为法家学说之集大成者，另一学生李斯，入秦为相，建议“焚百家之书”，他们的思想虽然属于法家，但与荀子的观点与追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墨家
墨家与儒家一样，皆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在当时的影响极大，“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天下”(《吕氏春秋·有度》)。墨家的代表人物为墨子，他的主要言论见于《墨子》一书。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思想统一的见解：
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直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重，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至乎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6
要使天下不乱，则应当：
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意，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意。……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天子之所是，亦必是之，天子之所非，亦必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日：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也天下治。7
墨子言尚同，《汉书·艺文志》中作“上同”，注引如淳云：以皆同可以治也。这包含了天子之耳目可达于四方，在每个行政级别内，其长官都有治理的权力，最终使政治可以畅达无碍。然欲达此目的，必皆使“天下之人无异义”，思想上达到绝对之统一。梁启超对此评论道：“尚即‘上’字，以发明‘上同于天子’之一义而已，以俗语释之，则‘叫人民都跟着皇帝走’也。……彼盖主张绝对的干涉政治，非唯不许人民行动言论之自由，乃并其意念之自由而干涉之。夫至人人皆以上之所是非为是非，则人类之个性，虽有存焉者寡矣。”4(P128)吕思勉谓“墨家之尚同，正犹儒家之尊君”5(P129)，然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主张“士尚志”，另一代表人物荀子则有“从道不从君”之说，两说都有一定的理想追求，不似墨子“尚同”的唯天子之命是从之严烈，这一点是应该特别注意的。
三、道家
道家之学，尚玄虚，好无为，但其依然与政治有紧密关系。《汉书·艺文志》谓：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张舜徽先生谓道家所提供“南面术”为人君临驭天下的最高原则的东西，而“此君人南面之术”又一语道破了道家说的全体大用(《周秦道论发微》)。《老子》一书，其准确成书年代现不可考，然现在普遍认为该书作于战国初期。《老子》中有许多反对人追求知识与学问的语句：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是以圣人之智……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在这里，《老子》反对人去求知，应保持无知的状态。因为求知，会出现不同的见解存于世上，而《老子》认为“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则不利于“圣人”进行统治，只有“绝圣弃智”，达到普遍的无知，才有利于治国；普遍无知，则必将顺从于“圣人”的思想，成为一种统一的状态。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许多佚书，大部分皆为黄老(道家)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大致认为在战国中期或战国末期。其中《十大经·成法篇》云：
黄帝问力黑：唯余一人兼有天下，滑民将生，年(佞)辩用知(智)，不可法组(沮)。吾恐或用以乱天下。请问天下有成法可以正民者。力黑日：然，……吾恐天下成法，故日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复一，民无乱纪。……黄帝曰：一者，一而已乎?其亦有长乎?力黑曰：一者，道其本也，故为而无长?口口所失，莫能守一。一之解，察于天地。一之理，施于四海。何以知口之至，远近之稽?夫唯一不失，一以驺(趣)化，少以知多。……夫百言有本，千言有要，万(言)有勿(总)。万物之多，皆阅一空。6(P164)
这里的“佞辩用智”，指的就是有不同思想的人在运用智慧传播知识、评论时局，为了使思想归于一统，一切唯“兼有天下”者是从，故须“循名复一”，统一各种思想。而统一以后的思想——即统治者的思想，可以“察于天地，施于四海”。思想统一的观点，在此表达得很明确。道家思想之所以在西汉初年极为统治者所重视，“黄老之学”漫于宫廷，这或许是其中原因之一吧。
道家学派在战国时的一位代表人物便是庄子。庄子的主要思想见于《庄子》一书中。书中并无像前文所引的各家理论有明确的思想统一的要求，庄子反对各种各样的争辩与议论，认为“此亦是一非，彼亦是一非”，纷乱不已，应当“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与其誉尧而非策，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泯去各种是非与观念的种种区别。对于那种“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哀矣”(《庄子·在宥》)的状态，应该“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摘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以议论”(《庄子·胠箧》)。其大意就是返璞归真，自适其适，摆脱各种思想的纷争，这与前面所论《老子》的思想极其相似。
四、法家
法家为战国中后期的一大学派。《韩非子·五蠹》中云：“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有之”，可见其盛状。战国前期的李悝、吴起等已开法家之端，商鞅、申不害、慎到续其说，至韩非而集大成。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对于思想统一的倾向，较之其他各学派，更是异常激烈。
吴起在楚国实行变法，据蔡泽说：“吴起为楚悼王立法，……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事。”(《史记·蔡泽列传》)统一风俗，自然就将统一思想包括其中了，而所谓“游客之民”，指的大致就是不事耕战的士阶层。于此可知，初期的法家，已经有了统一思想的举动。到了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时，行农战之道，严禁知识的传播，“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商君书·农战》)。蒋礼鸿在《商君书锥指》中对此进行评论道：“农者著于土，则不易散；少于智虑，则不能诈。不散则壹，不诈则朴。民壹且朴，斯一任上之所用，而无有不从矣。”除此而外，商鞅还主张禁止五种人在社会上活动，所谓“《诗》《书》谈说之士”即为其中之一：
夫治国舍势而任说(谈)说，则身修而功寡。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
禁止了五种人之后，民众便达到了“愚”的状态，可以任凭国君使唤了。同样的，为了民众不里通外国，也要使之愚：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以上引文皆出自《商君书》，该书虽不一定为商鞅所著，但也反映了商鞅的一些观点，他的思想统一，就是愚民政策。
除了商鞅，法家的另一位著名人物，便是韩非。韩非集
法家学说之大成，他推崇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威，主张一切以君主之号令为准，其言曰：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所谓贤主之径也。1
韩非除了主张增强君主的权威外，还要严禁所谓的“文学之士”，因为“文学之士”极有害于政治。他说道：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矣。……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延，而政不免于乱。1
萧公权谓“私议之所以当废者，盖以发言盈延，既无一定之是非，而一惑其说，则法治之客观标准因以动摇。”7(P160)然则韩非所谓法，对于臣下，确实为客观，但对于统治者，法便是其统治民众的工具，“人主之大物，非法即术也”。所以韩非才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文学之士”因其饱读诗书，有自己的见解，不一定处处遵守君主的命令，这当然不利于法的权威的树立与法的普遍施行了。故韩非称这类人“以文乱法”，自然是打击之对象。如此，则君主法令，便有了绝对的效力：
明主之国，令者也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二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则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2(P284)
在这里，一切都以人主的法令为标准，严禁各种思想传播，所谓“仁义”为乱法之物，思想统一于人主，这是十分符合当时统治者利益的。所以“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日：‘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申韩老庄列传》)。可见，思想统一的言论完全迎合了当时统治者的要求，其受欢迎程度是如此之高。
五、杂家
《汉书·艺文志》对杂家的评论是：“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杂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是大商人吕不韦。吕不韦人秦为相后，“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史记·吕不韦列传》)。《吕氏春秋》一书，包含了战国时期许多学派的观点，还在各种观点之间进行了调和，尽显包融圆通之意，其书中《序意》一篇，说明了该书的写作目的，其言曰：
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人大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成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
《吕氏春秋》追求的也是思想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是建立在去私而“智由公”之上的。它对各学派兼收并蓄，承认各自的优点：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已，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从这可以看出，《吕氏春秋》在承认各学派优点的基础上的思想的统一，自不同于儒家的“辟杨墨”而达到的统一，也不同于法家的禁“《诗》《书》谈说之士”以达到的统一，它统一的特点是：
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手一穴。
吕不韦为秦相时，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已具备统一中国、结束纷争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吕不韦不只想在政治上征服各国，还想在思想上融汇各派学说而自成一说，以为新的大一统政权服务4。这一点也是当时杂家的一大特色。
以上是对战国时主张思想统一的主要流派理论的分析，除以上所举各派外，战国时还有其他的学派，如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小说家等。纵横家主要凭口舌而游说于君主，用合纵连横之术，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所持者多为外交手段，并无一定的学术思想，更谈不上关于思想统一的具体理论了。小说家在当今所发现的文献中，还无法确认何者为该派的言论，只可推断某某属于小说家4。至于农家，《汉书·艺文志》称其“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可见其极端重视农业。观《孟子》中所载许行之徒陈相称农家之道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其学说认为不分身份，皆应下地务农，这与商鞅重视农垦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否与商鞅一样，认为“《诗》《书》谈说之士”扰乱农耕而力主禁止呢?因文献不足，已不得而知。关于阴阳家，所尚者为五德始终。《吕氏春秋·应同》记载了它的一些言论：
凡帝王者之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接下来以同样的排比方式，列举了“木气胜”、“金气胜”等等，这就是五德始终论。在这种理论下，每有新的王朝建立，其统治者便改正朔，易服色，借此来树立统治的权威。故秦始皇称帝后，颇好此术：“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始终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探用之。”(《史记·封禅书》)而揉用后所依此来实施的治国方略，则如下：
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仁义，然后合五德之数。1
在“事皆决于法”的环境下，必定有打击自由传播思想的“谈说之士”，从而达到思想的高度统一。我们知道秦始皇深好法家学说，而这些内容也符合法家思想，在这里他将所谓“水德”作如此理解，我们可以想象，“五德始终”论中也必然有关于统一思想、事皆决于法的理论。《汉书·艺文志》称名家“盖出于礼宫。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2。名家既然要求“正名”，就是指各种等级与名份确定不变，当然也包括对于等级与名份解释的统一，则以此推断，名家的思想中，自然也有关于要求思想统一的理论了。《公孙龙子·跻府》也说道：
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
公孙龙为名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进行辩论的原因有“疾名实之散乱”，因此可见他也希望“名实不散乱”，与前面所论的名家所长为“正名”意思一致。
以上我们讨论了战国时期诸子的言论中有关思想统一的理论，众所周知，战国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各国的田制都起变化，土地私有制渐渐普遍。田赋的制度因而也与前不同，工商业的发展大见进步。长期政乱之后，世族的势力消减”8(P131)，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种学派纷纷出现，提出了如何应对世变的办法。当时社会虽然动荡、政治虽然分裂，但统一确实是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各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旧的贵族特权，建立中央集权政制，已初具集权制国家的规模。度量衡所用的长度、容量、重量也逐渐趋于统一，各国之间的战争性质也由春秋时期的称霸战争变为攻城夺地、掠夺人口的兼并战争。因此，在诸子百家的“务为治之言”中，也必然有关于统一思想的言论。至于统一的方式，儒家是统一于所谓的“辟邪说”的基础上，并谨遵“尧、舜、周公”之道；墨家则是“以上所是非为是非”；道家则以统一思想、以愚治民为“君人南面之术”；法家更是以君王的法令为唯一标准，严厉打击“谈说之士”；杂家的思想统一显示出在大一统帝国出现的前夜，包罗各家思想，并使之融为一体，“纪治乱存亡，知寿夭吉凶”，以为新生的政权服务。而其他学派，则都可以推断，与思想统一的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子百家，在战国时期可以自由讨论，甚至齐国还出现了稷下学派，由君主给予他们条件，让其自由讨论。但是在秦统一中国之后不久，便出现了以下的情况：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见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乃言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学相以非法教，人闻令下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于上，党与成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制日：“可。”2
这就是战国诸子各持一说，要求思想统一的结果吗?历史的车轮是前进的，但留下的痕迹却是沉重的，因此，历史值得人们去进一步研究、进一步反思!
参考文献
[1]许倬云，求古编[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2]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5.
[3]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粱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A].饮冰室合集：第九册
[C]北京：中华书局，1989.
[5]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6]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4.
[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8]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郭竞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