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宏提出经所以传义的思想，重理义、重道是胡宏经学的显著特点；由此批评汉学章句训诂之末；主张经史结合，把义放在经史之上；重“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其地位在“六经”之上。胡宏的经学思想体现了时代思潮的转向，为宋学与理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胡宏；经学思想；初探
[中图分类号]B24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7)03—0140—05
胡宏(1105—1161)，南宋理学家，湖湘学派创始人，字仁仲，号五峰，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胡宏从小就跟随父亲胡安国习程氏理学，二十岁时，至京师入太学，师从程门高足杨时。又从师于二程门人侯仲良于荆门，是二程的再传弟子。胡宏以荫补右承务郎。力主抗金，因投降派秦桧当权，胡宏不愿与之同流合污，遂辞官归隐，游学讲道于湖南衡山一带二十余年，潜心研习理学，是宋代理学中“开湖湘之学统”的人物。胡宏的经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提出经所以传义的思想，即认为经典所传、所载的内容是义理、道义，而不是表面的文辞字句。由此胡宏重理义，求道于经典；批汉学章句训诂之末，重自得、为己之学；主张经史结合，而把义放在经史之上；重“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这体现了宋学及理学兴起的时代特征。胡宏经所以传义的经学思想别具特色，在宋代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宋学和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重理义，求道于经典
胡宏由经学入理学，提出经所以传义的思想，指出：“经所传者，义也”。重理义、重道、是胡宏经学的显著特点。他认为，经典是为了传理义的，在经典与理义关心上，利益更为重要。他说：“愚以为如是称而逆理害义，虽人谓圣贤之经，犹当改也；苟于理义无伤害，虽庸愚之说，犹可以”如果无妨于理义，哪怕是平常之人所言，也可从之。胡宏这种把理义放在经典之上的思想，体现了他对理义的高度重视。与此相关，胡宏求道于经典，认为学者不仅要知经典，更要知经典中的道。这样才能进行修业，从而治理天下。他说：“《易》、《书》、《诗》、《春秋》，今有其名耳，其道未尝知也。道若何?曰：圣人者，以一人理亿兆人之德性，息其争夺，遂其生养者也。知经典中的道的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得到治理，可见胡宏求道于经典的指导思想是为社会治理服务。这体现了儒家负荷担道，以天下为已任的淑世情怀。并指出在《易》、《书》、《诗》、《春秋》这些经典中蕴涵着圣人之道，而圣人之道不过是圣人将天下亿兆人之德性加以梳理、发掘和体认，依理而行，达到息其争夺、遂其生养、使天下得以治理的目的。即圣人之道是与理性、社会规范、满足人民生养需求：达到息其争夺紧密联系而不相脱离的。可见胡宏重理义，求道于经典的思想，并非脱离实际的空谈，而是有其社会观照的基础。
从重视理义出发，胡宏在其代表作《知言》中，专列《义理》一篇，强调治理天下必本于理义，理明义精，才能使天下治；并把求理义与圣人之道联系起来。他说：
为天下者，必本于理义。理也者，天下之大体也；义也者，天下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义不可以不精。理明，然后纲纪可正；义精，然后权衡可平。纲纪正，权衡平，则万事治，百姓服。四海同。夫理，天命也；义，人心也。惟天命至微，惟人心好动。微则难知，动则易乱。欲著其微，欲静其动，则莫过乎学。学之道，则莫过于绎孔子、孟轲之遗文。孔子定《书》，删《诗》，系《易》，作《春秋》，何区区于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悯斯人，故丁宁反复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也。孟轲氏闲先圣之道，慨然忧世，见齐、梁之君，间陈理义，提世大纲，一扫东周五霸之弊，发兴衰拨乱之心要。愚因其言，上稽三代。下考两汉、三国、东西晋、南北朝，至于隋、唐，以及于五代，虽成功有小大，为政有治忽，制事有优劣，然总于大略，其兴隆也，未始不由奉身以理义；其败亡也，未始不由肆志于利欲。然后知孟轲氏之言，信而有徵，其传圣人之道纯乎纯者也。胡宏将理义提升到天命人心的高度，认为理义乃天下的大体大用，理明义精是天下得到治理的前提。只有掌握了理义，才能正纲纪，平权衡，从而达到“万事治，百姓服，四海同”，使天下大治。然而，作为天命之理是至微难知的；而人心之义又是好动而易乱的。如此，要掌握理义，“著其微”，“静其动”，就得学习孔孟之遗文，通过学习《书》、《诗》、《易》、《春秋》和《孟子》等经典，掌握其中的道，并使之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和治理实践相结合，以发挥义理的积极作用。胡宏还把求理义与圣人之道联系起来，以理义作为天下治乱的根据。认为从古至今，凡行理义，其政治便兴隆，天下就得到治理；而违背理义，肆于利欲，则国家就败亡。并以此盛赞孟子传圣人之道的贡献，正因为孟子承先圣之道，于乱世中，陈理义，述大纲，纠春秋五霸之弊，拨乱反正，发传心之要，使圣人之道得以传。而胡宏则继承孟子之言，通过演绎、阐释孔、孟之遗文，把经典之道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这也是胡宏治经学的目的。
二、批章旬训诂之末，重自得、为己之学
在重理义，求道于经典思想的指导下，胡宏批评了汉唐经学的章句训诂之末，以及“异端”冲击儒学之风，而重自得，倡为己之学。以图纠正汉学之弊，回应宗教对人文的冲击。这正是宋代理学之所以兴起而取代汉学的理论针对性。针对汉学流弊，胡宏说：
爰从两汉而下，友道散若烟云。尼父之志不明，孟氏之传几绝。颜回克己，世鲜求方。孔饭论中，人希探本。弃漆雕之自信，昧端木之真闻。干禄仕以盈庭，鬻词章而塞路。斯文扫地，邪说滔天。愚弄士夫如偶人，驱役世俗如家隶。政时儒之甚辱，实先圣之忧今。将寻绎五典之精微。决绝三乘之流遁。穷理既资于讲习，辅仁式借于友朋。……驱除异习，纲纪圣传；斯不忝于儒流，因永垂于士式。指出自两汉以来，孔孟圣贤之学不传，“克己”、“论中”等儒学之旨，人鲜言之。人们追求功名利禄，而词章之学充塞。如此使得斯文扫地，而异端邪说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胡宏致力于书院讲学，以寻绎儒家经典的精微之道为职志，除异端邪教，使之不变乱于儒学。在师友相长、穷理辅仁的过程中，以振洙、泗孔学之风。并批评汉学掇拾章句，忽视义理，而指其为不仁。他说：“徒掇拾章句，驰骛为文采，借之取富贵，缘饰以儒雅，汲汲计升沉，领光景以快情遂欲，夸妻妾而耀乡里者，是吾弃我经天纬地，建三才，备万物，至大至妙，不赀之身于一物之小也，其不仁孰甚焉?”指出章句之儒追求表面的文采和儒雅，借此以取富贵，计升降，恣情纵欲，而把经天纬地、三才之道弃之一旁，胡宏认为这正是“不仁”的表现。由此他反对汉学学者滞心于章句训诂之末而不知“六经”之旨义。他说：“与其滞泥训诂传注之末，不知‘六经’之旨，漫然放诞，不切于身者，犹王莽、霍光之有间，其初一间而已，可不慎哉?”汉学学者以章句训诂传注之学为主，而忽视对“六经”旨
义本身的探求，胡宏认为，这种学风是逐末而失其本，而不知性命之理，须认真对待，以纠正章句之误。他说：
古先群圣人，去我三千年。纷纷儒林士，章句以为贤。问之性命理，醉梦俱茫然。皓月隐重云。明珠媚深渊。近得程夫子，一线通天泉。荡涤净尘垢，逸驾真无前。章句纷纷似世尘，一番空误一番人。读书不贵苟有说，离得语言才是真。批评汉学学者追求章句之学，不知性命理之义理之学，使得圣人之道有如皓月隐于重云、明珠藏于深渊。而盛赞二程涤除流弊，继承发扬了儒家圣人之道。这是对二程批汉学，兴义理思想的认同。指出章句之学误人，主张读书贵在离得语言才是真，即道寓于语言之外。强调“事不在章句”，而在于语言文字之外的自得其道，由此倡为己之学。他说：“天下有大义，亘古亘今，不可磨灭，要在识之而已。……然心之精微，言岂能宣?涉著言语，便有滞处。历圣相传，所以不专在言语之间也。又先儒之学，须傍附义理，不可轻破，要在自以意观之。所谓以田为地，统者为是。”天下的大义也就是朝宏所说的经典所传之义，其亘古亘今，不可磨灭，但须以心识之。以心识义，非语言所能，一涉及言语，便有滞处。所以胡宏强调要离得语言才能真得其义。历代圣贤相传，也不在言语之间。故求义理，应自得，以己意说经，如统田地。而不拘泥于语言文字的章句训诂之学。由此，胡宏重为己之学，而不停留于经书卷纸上的文字。他说：“若直守流行于世数卷纸上语，而不得其与天地同体、鬼神同功之妙，则非善学矣。……惟为己之学是务，然后识公修崇是学，期望于士子者远矣，大矣。”可见胡宏兴学重教的目的不在于仅仅默守流行于世的几卷经书上的语言文字，而在于透过这些文字，自得义理。从自身做起，把儒家圣人之道继承下来，发扬光大，而与天地同体。
论经、史关系，是胡宏经学的内容之一。其思想主要是精研经典，泛观史传，重视《春秋》，将经史结合。然以史为肢体，经为脉络。同时受其父胡安国思想的影响，重视义理，把义放在经史之上。体现了胡宏以义为价值衡量标准，而经、史均从属于义理的思想倾向。
在《皇王大纪序》中，胡宏回顾儒家经典经秦火和战乱而残缺不全的情况后，论述了经史之关我先人上稽天运，下察人事，述孔子，承先圣之志，作《春秋传》，为大君开为仁之方。深切著明，配天无极者也。愚承先人之业，辄不自量，研精理(理，《皇王大纪》作“经，，)典．泛观史传，致大荒于两离，齐万古于一息，根源开辟之微茫，究竟乱亡之征验。事有近似古先而实怪诞鄙悖者，则裁之削之；事有近似后世而不害于道义者，咸会而著之；庶几皇帝王伯之事可以本始百世诸史乎!诸家载记，所谓史也。史之有经，犹身之支体有脉络也。《易》、《诗》、《书》、《春秋》，所谓经也。经之有史，犹身之脉络有支体也。支体具，脉络存，孰能得其指出其先父胡安国继承孔子先圣之志，作《春秋传》，是为大君开为仁之方。而胡宏自己则承先人之业，精研譬典，泛观史传，通过考察古今兴亡治乱之史迹，以为今世之借鉴。明显受到胡安国思想的影响。胡宏认为经史关系是脉络与肢体的关系，他以经为脉络，以史为肢体，经史结合，但以经为主，脉络存于肢体之中，不相脱离。由于胡安国作《春秋传》的主要目的在于借史事寄寓尊王攘夷、用夏变夷的思想，故其论不尽合于经旨。朱熹谓：“胡《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朱熹从自己明《春秋》大义，不逐字褒贬的《春秋》学立场出发，对胡安国言而过当、牵强附会处提出批评。在朱熹看来，《春秋》不过是一史书，并未明言圣人之心，而胡安国等以往解《春秋》者，却以自家之心揣度圣人之心。他举例指出，看到了今天的朝廷文报，也并未能知道朝廷的意思，何况生于干百年之后的人们，如何仅依据《春秋》这一史书的某些字面上的记载，就能逆推千百年以前的圣人之心呢!这是对胡安国只讲义理，而所讲义理过于牵强之流弊的质疑。然从南宋至明代，胡安国《春秋传》影响愈来愈大，几取“三传”而代之，成为“功令”所定之书。宋代学妻研究。诠释《春秋》经传的著作很多，这些著作大多都能摆脱汉唐注疏的束缚，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其共同点就是企图把《春秋》改造成一部政治教科书，用以指导现实政治。胡安国的《春秋传》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元、明两代，科举考试悉遵用《胡传》，至与《左传》、《公羊》、《谷梁》并称《春秋》四传，可见其影响力非同一般。
从重视义理，以经为主出发，胡宏对以史为主，忽视义理的倾向提出批评。他说：“若夫史传则莫为之主，追纪录于杂识多闻之士，或出于好事者之胸臆，故有甚悖于理、害于事者。历世老宿世儒，或循习而不悟，或存置而不察，或偏倚而不该，后生蒙昧，不知取正于道。夫道之为百家裂也久矣。”强调史传不能为之主，而应以经为主。认为史传所记，由于出于百家杂识多闻之士，或出于好事者之胸臆，所以有不少违背义理之处。而“老宿世儒”因循沿习，而不悟、不察，导致后生蒙昧，不知取正于道。以至于圣人之道不传。表现出对道的重视。
虽然在经史关系上，胡宏将经史结合，主张以经为主，批评以史为主，认为经存于史中，犹如脉络存于肢体之中，二者不相脱离。但经史与义相比，仍是以义为重，经所以载义，义在经史之上。他说：“经所传者，义也；史所载者，事也。事有可疑，则弃事而取义可也；义有可疑，则假事以诬义可也。若取事而忘义，则虽无经史可也。”在指出《史记》所记有误时，胡宏强调，经不过是传义载道的工具，而史所记载的事可疑，则应弃事而取义；如对义有可疑，则应借事以纠正可疑之义。但如果取事而忘掉了义及义理的指导的话，那么，即使是无经史也是可以的。即无论是经还是史，其重要性都不能与义相比，这充分体现了胡宏经所以传义的重义思想。
四、重“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
“四书”义理之学的兴起，是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程颢、程颐在唐中叶以来韩愈、李翱等重视“四书”的基础上，倡“四书”义理之学，以此批汉唐章句训诂注疏之学，突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在儒家经学体系中的地位，为建立理学思想体系和批佛作论证。胡宏继承并发挥了二程的“四书”学思想，亦重“四书”，从中阐发义理，以《论语》、《孟子》等为“入经之关要”，其地位在“六经”之上。并自著《论语指南》和《释疑孟》，肯定《论语》的重要性，批评司马光对《孟子》的疑惑，进一步提高《孟子》书的地位，为建构自己理学思想体系的需要服务。
突出“四书”，“六经”与“四书”关系的转换，是经学之宋学及宋代理学兴起的重要表征。宋以前的中国经学，“六经”及“六经”训诂之学占主导地位。经程颐提出“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把《论语》、《孟子》视为经学之本，其地位在“六经”之上的思想以来，《论语》、《孟子》及《大学》、《中庸》等“四书”受到了人们更多的重视。在程颐思想的基础上，胡宏把《语》、《孟》在儒家经典中的重要地位作了进一步的阐
明。他说：“‘六经’，指道之大路，而《语》、《孟》，又指入‘六经’之关要也。”虽然“六经”为指道的大路，通过“六经”来指示人道的路径；但《语》、《孟》，又是指入“六经”的关要，通过《语》、《孟》来掌握“六经”，以入于圣人之道。可见《语》、《孟》的地位在“六经”之上。所谓“关要”，乃借鉴佛教术语，意指关口、关键的要枢等。《祐录》卷十一《比立大戒序》记云：“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户，泥洹之关要也。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药病之妙医也。具此三者，于取道乎何有也。”意即戒、定、慧三者是通往道的门户，入于涅盘境界的关枢。胡宏借用佛教之语，来表达对《语》、《孟》的高度重视。就人道而言，《语》、《孟》与“六经”相比，更为重要。在胡宏看来，《语》、《孟》之所以重要，在于圣人之道一言以蔽之日仁，而《论语》一书为求仁之方。他说：
夫圣人之道，本诸身以成万物，广大不可穷，变通不可测，而有一言可以蔽之者，日：仁而已。仁也者，人也。人而能仁，道是以生。……《论语》一书，大抵皆求仁之方也。审取其可以药己病。病去则仁，仁则日新，日新则乐矣。此岂言语之所能及乎!胡宏把圣人之道归结为仁，仁是人的本质属性，人如果能做到仁，那就是道的体现。指出《论语》一书是载仁即载道之书、求仁之方。但求仁非言语所能及之，而在于内心领悟，通过求仁而治愈自身的弊病，除病才能恢复仁的本性。
胡宏不仅把《论语》作为载仁之书、求仁之方，而给予高度重视，而且对记载孟子言论的《孟子》一书亦十分重视，直把《孟子》视为入“六经”之关要，认为《孟子》书体现了孟氏旨意，有大功于王道。他说：
愚读《孟子》书，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及考诸史，则朱、翟未尝用于时君，时君亦莫有信用其言者，安在其为盈天下而孟氏辟之如此其力，似空言侈大，无益于实者。后人虽信诵其言，亦莫能究明其义。愚始而疑，中而惑，卒乃慨然长叹，见孟氏指意深远广大，非苟为夸辞而已也。……故孟氏拔其本，塞其源，则末流将自正矣。有见于此，然后知孟氏辟杨、墨，承先圣，有大功于王道，而可以为万世法也。《孟子》是胡宏非常重视的一部经书，通过读《孟子》书，对孟子辟杨朱、墨翟之言，逐渐领会其深远宏大的旨意，而非空言夸辞。盛赞孟子拔本塞源，纠正杨、墨之学的弊端。指出孟子在批判杨朱、墨翟的过程中提出的思想，有大功于王道，可为后世效法。胡宏不仅从正面肯定孟子及《孟子》书的重要性，而且对司马光的《疑孟》提出疑惑和批评，并加以辨释，而作《释疑孟》，对孟子和《孟子》书予以充分肯定。他说：
司马文正之贤，天下莫不知，孰敢论其非者，然理之所在，务学以言可也。夫孟氏学乎孔圣，虽未能从容中道，迹其行事，质诸鬼神，亦可谓厘中缕当矣。其道光大。如青天白日，而司马子疑之。愚窃惑焉，作《释疑孟》。有能宥其狂简而相切磋者。吾与之友矣。指出虽天下人都知司马光之贤，而不敢论其非，但胡宏则以理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司马光的《疑孟》提出疑惑和辨析，批评其不穷理之过，指出“今司马子徒以孟子为辨，其不穷理之过，甚矣!”并在辨析中指出司马光《疑孟》的“不精”之处。这反映了胡宏重《孟子》的治学倾向，而与司马光的疑孟不同，尽管胡宏对孟子的一些观点并不完全认同。
胡宏不仅重《语》、《孟》，将其视为人“六经”之关要，而且对“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二书亦十分重视，指出：“《大学》一书，孔氏之门指学道之正路也。”认为《大学》一书是指示学道的正路，通过求学于《大学》，反复读之，便可求得儒家圣人之道。并强调“议论圣学。必以《中庸》为至。”突出《中庸》在“圣学”中的地位。通过对《中庸》的解说，阐发其性本论哲学，这在胡宏思想体系里占有重要地位。又把《中庸》与《论语》贯通，指出“《论语》之所谓礼，即《中庸》之所为善。”《论语》讲礼，《中庸》讲为善，为善以礼为原则；礼须通过为善的行为表现出来。胡宏对《大学》、《中庸》的重视，将其视为“孔氏之门指学道之正路”，强调“议论圣学，必以《中庸》为至”，这是其重“四书”的表现。
重视“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以取代汉唐章句训诂注疏之学，是胡宏治经学的理论针对性及其经学之特征。胡宏的经学思想体现了时代思潮的转向，为宋学与理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经学史和宋代理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