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儒家“辟异端”语境下，庄子容易被否定、批判。许多士人出于对庄子思想、文学的认同，采取多种方法来回护庄子其人其书：虚构“庄出于儒”，使之从“异端”中剥离出来；通过“辨伪”把《庄子》中同儒家严重相悖的作品剥离出去；通过“正言若反”“矫枉过正”“得意忘言”之类的解读方法使《庄子》中的反儒内容合理化、可接受化；将《庄子》中与儒家一致的言论归于庄子本人，以证明庄子深明儒术；以庄子为愤世嫉俗之士，其非议儒门圣贤皆出于忿激而过当，乃乱世使然，等等。这些方法有可能导致对庄子真相的障蔽和对《庄子》本义的歪曲，但对庄子其人其书的考辨、解读仍有许多富于启发意义的东西，特别是对庄学同儒学的会通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儒学；庄子；回护
中图分类号：B2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5-0107-05
庄子（本文称庄子，有时包括其人其书）作为道家，同儒家既有相通的一面，也有相反或不相容的一面。其相通处，古今学人多有论述。但庄子思维的逆向和价值取向的逆反，特别是他对儒家礼学、仁义等政治伦理原则的掊击，也同儒家相反或不相容。加之儒家本来就有攻击、抵排异端的传统，故历代儒者之偏激者对庄子批判猛烈，甚至要求废而弃之；其平和中正者也对之部分批判。否定庄子的言论会给庄子的流播造成巨大阻力，对此，邓联合的《中国思想史上的‘难庄论’和‘废庄论’》①一文对历史上特别是中唐以后士人批判庄子的情况言之甚详，为我们理解儒学语境下庄子传播的艰难提供了参照。
然而，庄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出类拔萃，其著作作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瑰宝，又多为后世认同和喜爱他的士人心仪、赞赏。宋代林希逸借用陈亮《扬雄度越诸子》一文评价扬雄的话来评价庄子其人其书说：“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书。”这话说尽了庄子及其著作的存在价值。要之，后世特别是中唐以后，虽然崇儒氛围越来越浓厚，士人却仍然需要资藉庄子其人其书来赈济自己思想、才华之困乏，从中撷取精华来发展、充实和提升自己。所以尽管经常有人出来疾呼废庄，庄子仍屹立不倒，其著作也越来越为人们所珍爱、重视。
站在儒者的立场，《庄子》最大的问题是含有大量激烈的“剽剥儒墨”、贬低讥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群体的内容。为了使之能在儒学语境下得以传承，不少士人特别是儒士为解决庄子同儒学抵触的问题费了很多心机，采用了很多方法、策略对之加以“回护”与辩解。梳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儒学语境下《庄子》传播途径的曲折，加深理解庄儒会通方式的特点与价值。
一方法之一，虚构“庄出于儒”，把庄子纳入儒家统系，使之从“异端”中剥离出来。
笔者考证，历史上最早虚构“庄出于儒”的应是文儒韩愈。韩愈之前，西汉董仲舒要求统治者罢黜诸子百家这些“异端”之后儒学独尊，“异端”已不在儒学外部而在内部——儒学本身有今古文之争，今古文内部又有许多派系，互相视为“异端”。东汉佛教虽已传入却未兴盛，对儒家也不形成威胁，儒家的矛盾仍在内部而非外部。从魏晋六朝到初盛唐，虽偶有像王坦之那样的废庄之论，但或因玄学大行，或因统治者推崇道家，《庄子》的流播也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中唐佛老昌盛，引发的社会问题突出，韩愈以复兴儒学自命，抵排佛老“异端”不遗余力，《原道》偏激到要对二氏“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又“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照道理也属于“异端”，应该将之“辟”倒。然而，韩愈本人却对庄子思想上认同，文章上钟爱。说他思想上认同，例如他于元和六年（811）被降调为河南令期间所作《答渝州李使君书》就曾引《庄子》语以自解：“《庄子》云：‘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圣也。’《传》曰：‘君子竣命。’”②显然是用庄子的乐天委命思想来开解自己遭贬之后的心灵郁结。韩氏的《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之类文章都颇继承了庄子愤世嫉俗之批判精神。说他文章上钟爱，例如《进学解》述其为文学古之源流，要“下逮庄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只好自缚自解，别出心裁地在《送王埙秀才序》中把庄子纳入孔门授受统系中加以“回护”：“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为庄子。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庄子》中有《田子方》一篇，子方称其师为东郭顺子，并非子夏。田子方为子夏弟子之事，见于《史记·儒林列传》。然而庄子跟田子方之学有何关联，在今存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宋代朱熹就曾表示怀疑：“至韩子退之始谓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为庄周”，“至以其书之称子方者考之，则子方之学子夏，周之学子方者皆不可见，韩子之言何据邪？”③所以韩愈此说，在找不到任何史料依据的情况下，只能说是虚构。这种做法客观上避免了庄子沦为“异端”而遭废弃，可视为一种“回护”庄子的颇富善意的策略。
由于韩愈此说有利于儒学语境下庄子名正言顺地传播、接受和利用，因而历代士人特别是博学鸿儒不仅不批评韩愈无稽，反而广袭其“谬”。如宋儒杨时说：“孔子没，群弟子离散，分处诸侯之国，虽各以所闻授弟子，然得其传者盖寡。故子贡（当为子夏）之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为庄周，则其去本寖远矣。”④明儒王阳明说：“子夏之后有田子方，田子方之后为庄周，庄周之后有荀况，荀况之后有李斯。”⑤方以智《一贯问答》：“幸子夏出田子方，子方出庄子。”王船山《庄子解·田子方》注引《考索》：“子夏之后为田子方，子方之后为庄周，庄周之后为荀卿，荀卿之后为李斯。”清人张芳说：“当是时，儒之嫡传有子思、子夏。周之传出于子夏之门人，轲之传出于子思之门人，孟犹之嫡传，而庄其别传也。”⑥真是一个比一个说得真切，说得煞有介事。经过一代代儒者的诠释，庄子的身份几乎由道家变成了准儒士。
庄子同儒门究竟有无关系本来是值得探讨的命题。《庄子》中既有《外物》篇儒者以《诗》《书》发塚这样的讥儒故事，也有《田子方》篇庄子见鲁哀公称“鲁少儒”，最后果然全鲁只有“一人”（据成玄英说，这“一人”指的是孔子）为真儒的誉儒寓言。《庄子》中涉及孔子及其门人的寓言有贬之者，也有褒之者，态度十分微妙。故近代以来仍有学者探讨庄子同儒门之关系，如章太炎、郭沫若就认为庄子出于颜氏之儒。当然，近现代学者是出于学术求真，同韩愈的主观虚构大不相同，但不能说韩愈对后世庄儒关系的探究完全没有启发。
二方法之二，通过“辨伪”的方式把《庄子》中同儒家严重相悖的作品剥离出去，说它们非庄子本人所作，以消减庄子同儒家的矛盾。
对庄子的“辨伪”当是从青年时代就感觉读《庄子》“得吾心”、于儒门属蜀学的苏轼肇始。⑦其名文《庄子祠堂记》说：“然余尝疑《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⑧。对苏轼“辨伪”的动机，陈鼓应说：“《盗跖》篇和《胠箧》篇颇相近，文风泼辣，语态激愤，批判性强烈，只是《盗跖》笔尖直指孔子，苏东坡等儒者读了受不了，所以特别挑剔出来。”⑨其实陈先生所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真正的原因应是在儒学语境下这些篇的内容既有悖于苏氏的儒家立场，也有碍于《庄子》的接受与流播，把这些作品“剔除”出去，会减轻苏轼自己学庄的压力与《庄子》传播的阻力。苏轼用“浅陋”“世俗”等格调评语来判断《盗跖》等非庄子所作虽然比韩愈武断，却由于他暗中把庄子假定为具有儒家格调的高人，符合士人肯定庄子的潜在心理，故颇为后世所采纳。
后世儒士对《庄子》“辨伪”之深入莫过于王船山。船山认为只有内七篇才是庄子所作。以内七篇为参照系，外、杂篇有些篇子他予以肯定，认为它们接近庄子之说，而多数则予以否定。理由说了不少，其中关于外篇最重要的是：“内篇虽轻尧舜，抑孔子，而格外相求，不党邪以丑正；外篇则忿戾诅诽，徒为轻薄以快其喙鸣。”关于杂篇最重要的是：“若《让王》以下四篇，自苏子瞻以来，人辨其为赝作。观其文词，粗鄙狼戾，真所谓‘息以喉而出言若哇’者”，“列之篇中，如蜣蜋之与苏合，不辨而自明，故俱不释”⑩。这简直是带着强烈的主观好恶情绪在那里“辨伪”了。然而，只要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船山的思想，就会发现，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挽救”庄子。作为儒者，他本人辟“异端”态度之激烈并不亚于韩愈，而对庄子之深知深爱则远为韩愈所不及。为了把庄子从老氏之学中“拔救”出来，他甚至在《庄子解·天下篇》中别出心裁地认为“（庄子）不至如老氏之流害于后世”，在《〈庄子通〉序》中又说“凡庄生之说，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可以说，只要学者没有去掉儒家的有色眼镜，要使《庄子》符合儒学语境下的传播要求，这种“辨伪”就势在必行。
《庄子》书中哪些篇子是庄子本人所作，哪些是庄门后学所作，涉及到今本《庄子》内、外、杂的作者归属问题，是一个历来聚讼纷纭的问题。《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可见司马迁认为外篇的《胠箧》和杂篇的《盗跖》、《渔父》为庄子本人所作。《庄子》原有52篇，魏晋时经过崔譔、向秀、郭象、李颐等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传世郭象的注本只有33篇，肯定与原貌大相径庭。这就为苏轼的“辨伪”留下了空间，也使这项工作比“庄出于儒”的论证显得更为实在一些。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学者离合、取舍、编排等，《庄子》确实有内、外、杂各篇文风相差甚远的现象存在，思想上也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有关内外杂篇孰为庄子本人所作的问题至今依然争论不休。现代多数学者的意见是内篇为庄子本人所作，外杂篇为庄子后学所为。对于近现代以来学者《庄子》内外杂作者归属问题的各种意见，张恒寿的《庄子新探》、崔大华的《庄学研究》等有专门评析，笔者在拙著《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中也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进一步考证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我只是强调，苏轼、王船山等的意见确实对近现代以来的庄子其人其书的考辨有启发作用。
三方法之三，是通过“正言若反”“矫枉过正”“得意忘言”之类的解读方法使《庄子》中的反儒内容合理化、可接受化。
《庄子》中反儒的言论实在太多了。即使是内篇，反儒的内容也不少。西晋玄学家中儒学倾向明显的郭象就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初步提出了调停意见：“夫学者尚[当]以成性易知为德，不以能政[攻]异端为贵也。然庄子闳才命世，诚多英文伟词。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士，不能畅其弘旨，而妄窜奇说。”指出一般人不能正确理解庄子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道家“正言若反”的言说方式。“正言若反”语出《老子》第六十四章，意为正话听上去像是反话。奇妙的是，用这种解读方法可以使《庄子》中很多批评、否定儒家的言论变成维护、肯定儒家。苏轼继承了郭象这一思路而大加发挥，其《庄子祠堂记》说：“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之道术，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苏轼讲庄子“其正言盖无几”，是说庄子所讲大多是反话，故表面反孔实际上尊孔。这种解释，对儒士们来说，确实解除了学习《庄子》等于“攻乎异端”的困惑与麻烦，故明儒王畿不仅赞同东坡之说，还进一步申说庄子内心本来就推尊儒家：“庄子已见大意，拟诸孔门，庶几（漆雕）开、（曾）点之俦。东坡论庄子推尊孔子之意，虽是笔端善于斡旋，亦是庄子心事本来如此。”可以看出，苏轼之说消解了庄儒矛盾，对庄儒会通有促进作用。
苏轼“正言若反”的解读虽然用心良苦，毕竟太容易厚诬古人，如果起庄子于九泉，庄子会哭笑不得，莫奈其何。明代陈治安就曾批评说：“此记虽出于爱庄子，而遂至于诬庄子，实为贤智之过。”
王安石的办法跟苏轼相类，但他不以“正言若反”的办法厚诬庄子。他承认庄子反儒过于偏激，但又强调庄子的用心是好的，只不过是“矫枉过正”而已：“昔先王之泽，至庄子之时竭矣，谲诈大作，质朴并散，虽世之学士、大夫，未有知贵己贱物之道者也”，“庄子病之，思其说以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也”。“然而庄子之言不得不为邪说比者，盖其矫之过矣”，“后之读《庄子》者，善其为书之心，非其为书之说，则可谓善读矣。此亦庄子之所愿于后世读其书者矣”。这番话旨在要求读者对庄子采取“理解的同情”态度，从矫正世风的角度认识庄子的救补功能，要求读者正确认识《庄子》批儒外表下所隐藏的良苦用心。这种解读《庄子》的方法与苏轼不同，但效果殊途同归，故也广为后人所接受。清人刘世珩说：“知庄子生战国之世，叹息痛恨乎人心之诈伪，故欲一返之于自然之天。即其剽剥儒墨，岂非为世所訾病”，“其尊圣也，至矣！昔者宋之苏子瞻氏、王介甫氏，皆能阐明其义”。
王安石之子王雱主张用庄子的“得意忘言”之法解读《庄子》：“庄周之书，载道之妙也。盖其言性命未散之初，而所以觉天下之世俗也。岂非不本于道乎”，“孔孟老庄之道虽适时不同，而要其归则岂离乎此哉！读庄子之书，求其意而忘其言，可谓善读者矣”。王雱是说，读者应当充当庄子的知音，得其意而忘其言，而庄子之意实与孔孟之道殊途同归。由于王雱此说与其父本质上并无二致，故其书载佚名所作序把王氏父子的观点综合起来，既讲“得意忘言”，又讲“矫枉过正”：“世之读庄子之书者，不知庄子为书之意，而反以为虚怪高阔之论，岂知庄子患拘近之士不知道之始终，而故为书言道之尽矣。夫道不可尽也，而庄子尽之，非得已焉者也，亦矫当时之枉而归之于正，故不得不高其言而尽于道。道之尽则入于妙，岂浅见之士得知之，宜乎见非其书也。”这段话里的“道”，并非庄子之“道”，而是儒家道德性命之“道”。“矫枉过正”也好，“言外之意”也好，都是把庄子引向儒门，以达成两者的会通。
王雱的解《庄》方法对后人也有影响。如清人程树芝为了证明庄子确有“言外之意”，对庄子的反儒之说认不得真，其《庄子雪》解说《天下篇》“悠谬之说，荒唐之言”一段时说：“庄子自以其书为悠谬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可知其诋訿先圣处都非认真，须得其言外之意。”
四方法之四，从《庄子》中找到与儒家一致的言论，将之归于庄子本人，以证明庄子是深明儒术的。
《庄子》中确有不少篇目有明显肯定儒家或接近儒家的言论，最突出者是杂篇的《天下》。这篇文章评论天下学术大势的儒家倾向非常明显，然而作者究竟为谁历来颇多争论。明清以来如朱得之、林云铭、陈寿昌等认为是庄门后学所作，至今很多学者也持此说，并不断补充理由。也有一些人既不赞同是庄子后学所作，也不认为是庄子本人所作。但苏轼在《庄子祠堂记》认为是庄子本人所作，理由是庄子评论当时天下诸子的道术而不评论孔子，足见他极端尊孔：“其论天下之道术，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王安石《庄周上》则根据《天下》对儒家六经要旨概括之中肯认为庄子颇懂圣人之道：“故其书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观之，庄子岂不知圣人者哉！”王雱《南华真经新传》则讲庄子对当时道术分裂、道德不一的状况不满才作《天下篇》：“夫圣人之道不欲散，散则外，外则杂，杂则道德不一于天下矣，此庄子因而作《天下篇》。”朱熹也颇肯定苏、王的这一说法：“庄子是一个大秀才，他事事识得。如《天下篇》后面乃是说孔子，似用快刀利斧斫将去，更无些碍，且无一句不著落。”王船山则说：“或疑此篇非庄子之自作，然其浩博贯综，而微言深至，固非庄子莫能为也。”明人刘侗干脆直接依据《天下篇》说《庄子》是尊儒之书：“《南华》尊儒之书也，仲尼弟子称引者数，尊六经，别百家，见于终篇。”清人刘世珩《吴世尚〈庄子解〉跋》也说：“吾读《天下篇》曰：‘《诗》以道志……《春秋》以道名分。’庄子非湛精经术，其能言之简要若是乎？”需要说明的是，直到现代仍有一些学者（如罗根泽）认为此篇为庄子本人所作，这些人未必是儒士，他们探讨本篇的作者归属是为了学术求真；但宋后儒者肯定此篇为庄子本人所作，其目的却往往在于证明庄子深明儒家要旨，不但不反儒，反而尊儒甚至对儒学有所贡献。
五方法之五，以庄子为愤世嫉俗之士，其非议儒门圣贤皆出于忿激而过当，是当时乱世使然，应予以理解与宽容。
南宋林希逸说：“塘东刘叔平向作《庄骚同工异曲论》曰：庄周，愤悱之雄也。乐轩先生甚取此语。看来庄子亦是愤世疾邪而后著此书，其见既高，其笔又奇，所以有过当处。太史公谓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此数句真道着庄子。”明代杨慎继承了此说而加以发挥：“庄子愤世嫉邪之论也。人皆谓其非尧舜、罪汤武、毁孔子，不知庄子矣。庄子未尝非尧舜也，非彼假尧舜之道而流为之哙者也；未尝罪汤武也，罪彼假汤武之道而流为白公者也；未尝毁孔子也，毁彼假孔子之道而流为子夏氏之贱儒、子张氏之贱儒者也。故有绝圣弃智之论，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诗》《礼》发塚者矣’。《诗》《礼》发塚，谈性理而钓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于宋之晚世，今犹未殄。使一世之人吞声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庄子而复生于今，其愤世嫉邪之论将不止于此矣。”陈子龙也说：“庄周者，其言恣怪迂侈，所非呵者皆当世神圣贤人。以我观之，无甚诞僻，其所怨亦犹夫人之情而已”，“庄子乱世之民也，而能文章，故其言传耳”，“嗟乎！乱世之民，其深切之怨，非不若庄氏者，特以无所著见，故愤愤作乱，甘为盗贼，岂非以圣贤为不足慕而万物者皆可齐耶？”这些解说虽有着鲜明的儒家取向，却较近情理，符合《庄子》书中所流露的情感取向，故为今人广泛接受。
六方法之六，是说庄子以太古代无为之道来掊击圣人、抵排儒术，其实跟儒家并不矛盾，只是谈论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如明末邹忠允为程以宁《南华真经注疏》所作序云：“庄子慨千载而下道术分裂，而世界缺陷，不以太古无为之道提醒之，必不能返有为于浑噩，跻仁义为道德，况斗心之习炽，而功利之学盛，将安所底止乎”，“即吾儒达而在上者，有复古之志，必以无为之治为最上；穷而在下者，有进取之心，必以道德为胜仁义。恶可以其理不必耳目经，语不必古今道，掊击圣智，殚残名法，而訾议之乎！”
总的说来，在儒学语境下，历代士人采用以上多种方法“回护”庄子，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庄子的价值，因而想方设法“挽救”庄子，以免把庄子打入“异端”而横遭批判、否定、废弃。这些方法虽带有浓厚的儒家味道，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主观色彩，有时可能会导致对庄子真相的障蔽和《庄子》本义的歪曲，但它对庄子其人其书的考辨、解读仍有许多富于启发意义的东西，曾推动过庄学研究的深入，对中国哲学史上以儒解庄、援庄入儒等阐释特色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对庄学同儒学的会通有重要作用，还对文学发展影响深刻，值得我们深思、理解与研究。
注释
①邓联合：《中国思想史上的‘难庄论’和‘废庄论’》，《哲学动态》2009年第7期。②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31页。③朱熹：《策问》，《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578页。④杨时：《中庸义序》，《杨龟山集》卷三，同治福州正谊书院藏板。⑤陈治安：《南华真经本义》附录卷一引，严灵峰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二十七册，艺文印书馆，1974年，第6页。⑥张芳：《南华经解序》，见宣颖：《南华经解》，严灵峰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三十二册，艺文印书馆，1974年，第9页。⑦署名为归有光、文震孟的《南华真经评注》载有三条署名韩愈的“考辨”性评语，说《盗跖》“讥侮列圣，戏剧夫子，盖效颦庄、老而失之者”，《说剑》“此篇类战国策士之雄谭，意趣薄而道理疏，识者谓非庄生所作”，《渔父》“论亦醇正，但笔力差弱于庄子，然非熟读《庄子》者不能辨”，此三条评语皆见于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而未说是韩愈之言。吾友简光明曾撰文对此三条评语之真实性加以质疑。见简光明：《〈庄子〉辨伪始于韩愈说之检讨》，《诸子学刊》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经笔者覆核，《南华真经评注》上述三条可能确系伪托韩愈。⑧苏轼：《苏轼文集》第一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348页。⑨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说剑》，中华书局，1983年，第805页。⑩王夫之：《庄子解》，《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184、348页。陆德明：《〈经典释文〉序》，《经典释文》影印本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3页。刘文典：《庄子补正·天下篇》文末录日本高山寺古钞本，安徽大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99页。吴震编校《王畿集》卷一《语录·三山丽泽录》，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4页。陈治安：《南华真经本义》附录卷六，严灵峰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二十七册，艺文印书馆，1974年，第120页。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庄周上》，台北华正书局，1975年，第724页。刘世珩：《吴世尚〈庄子解〉跋》，据民国九年（1920）《贵池先哲遗书》第二十六种之《庄子解》刻本影印《丛书集成续编》子部第76册，上海书店，1994年，第501页。王雱：《南华真经拾遗·杂说》，《道藏》第十六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第272页。佚名：《〈南华真经新传〉序》，《道藏》第十六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第154页。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老氏》，中华书局，1994年，第2987页。王夫之：《庄子解·天下》，《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岳麓书社，1992年，第462页。刘侗：《徐曙庵先生南华日抄序》，见徐晓：《丈荷斋南华日抄》，严灵峰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二十三册，艺文印书馆，1974年，第8页。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南华真经口义校注·外篇·骈拇》，中华书局，1997年，第145页。杨慎：《庄子解》“庄子愤世”条，严灵峰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三册，，艺文印书馆，1974年，第2—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卷二十一《庄周论》，上海文献丛书编委会编《陈子龙文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52—153页。邹忠允：《〈南华真经注疏〉序》，严灵峰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二十八册，艺文印书馆，1974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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