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后秦，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多个朝代、1 600多年的不断营建重修，留下今日这座恢弘壮丽、奇峻险幽、千姿百态、神秘莫测的人间奇迹。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如同中华民族所经历的沧桑变化一样，有过辉煌与繁荣，也有过衰落与破败。时至明清以降，她随着中国封建帝国的衰落，也步入冷落时期，孤寂深山中，几乎不被外界所知。
明国初，日本学者大村西崖著《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引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国外始知麦积山有佛龛石窟。国内外对麦积山石窟进行科学勘察与研究，始自甘肃学者冯国瑞，已是20世纪40年代。
1941年，冯国瑞首次来山中寻访时，因栈道不通，没能拜见久已沉睡在深山悬崖窟龛中的众多佛、菩萨，其中两崖三大窟（127、133、135窟）没能登临，不过133窟已引起了他的注意。在他写的《天水麦积山石窟介绍》中说：“85窟（冯氏当时自编窟号，即今133窟），在大佛像东头，俗称碑阁，有人推测庾信的《佛龛铭》石刻就存放在这里，拿望远镜看，窟口内稍深处悬有篆文，榜曰：‘民乐堂’（极乐堂），两面还有小字，不能辨视。据寺僧说：‘相传上代有三人自携木板，由原存栈道互连攀援而上，循栈道经大佛像下，再东上进入此窟。’又说：‘一窟中碑刻很多，墙角堆积松鼠、鸽子粪很高。’”
对133窟实际考察是在1947年。冯国瑞再次到麦积山，他找到曾上过西崖洞窟的当地木工文得权，请他架险栈道或攀绳进窟内探察。这是我们所知解放前后第一位勇敢攀登栈道不通之“碑洞”的人。冯氏后来对他探险修复凌空栈道时的灵活敏捷动作和勇敢精神给予褒扬，并特撰书对联一副相送，对联是“洞庭猿升山上下，莲花鱼戏叶西东。”
这次“碑洞”的探险，冯氏有《天水麦积山西麓万佛洞铭并序》记其事。其中一段文字是这样记述的“木工文得权架插七佛龛椽栋称能，乃倩挟长板，架败栈阁，递接而进，至穷处引索攀援，卒入西崖大佛之后洞中，三十六年二月十日也。洞广阔数丈，环洞二十四佛，十八碑，高五六尺，多浮雕千佛，隐壁悬塑无数，宋人《玉堂闲话》记兹山两阁之万菩萨堂甚伟丽，盖而此洞也。欢喜赞叹，因称‘万佛洞’。”
这是冯氏初次对“碑洞”探险发现窟内情况留下的记录。他发现窟内有18 块石雕造像碑，是中国现代史中的首次。
从冯氏《万佛洞铭并序》中还可读信息：“俗称碑洞，有人推测庾信的《佛龛铭》石刻就放在里面。”由此推断，在他们这次探险之前，有人曾经对133窟有过探访，并见窟中有造像碑。查资料得知清代任其昌于光绪七年（1881）游历麦积山时，作《游麦积山记》，记中写道：“出则牛耳堂矣——石崖之最高处也……再西，则又渐下，为洞尚十余。前明中，木栈为野火所烧，榱椽间存，人迹绝不能至。闻僧徒有痴者曾入之，云内多石碑，惜不能名其字，吾意庾子山《佛龛铭》真迹当在其中。”可知，自前明中，栈道烧毁，后有人进入133窟是任氏听寺僧所说。经冯氏探访实证，“多石碑”是实际存在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麦积山石窟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与保护，其勘察研究工作逐步开展。
1952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组织的麦积山石窟勘察小组对麦积山石窟进行了全面勘察，组长是常书鸿，参加人士有段文杰、史苇湘、孙宗慰等。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组织的麦积山勘察团再次详细勘察麦积山石窟，团长是吴作人，团员有王朝闻、常任侠、李瑞年、罗工柳、邓白、萧淑芳、冯国瑞等。当时参加协助调查工作的甘肃省文物考古所专家岳邦湖，在无可依托的情况下用绳索坠入洞内，然后向下援绳而登，初步察看了窟龛情况。
在这两次麦积山石窟全面的勘察中，对“碑洞”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从“西北文化部完成麦积山石窟勘察工作，发现具有民族风格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雕塑和壁画”的报道中可以知晓。报道中特别提出：“其中北魏的造像和一三三窟的十号造像碑，特别生动，雕刻极为细致和稳健，保持我国民族艺术的独特风格。”
半个多世纪以来，麦积山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对“碑洞”中所藏具有较高艺术价值，且内容丰富的石刻造像碑，虽然得到有些专家学者的关注与研究，进展缓慢。
麦积山石窟佛教艺术，以泥塑作品为著，被称为“东方雕塑馆”，其精妙的石刻作品也被视为难得的绝作。石刻作品中的18件造像碑，却都集中被藏在离地面三四十米高的悬崖峭壁上的洞窟中。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也给我们带来一个谜团。
甘肃东西两大石窟，西陲敦煌莫高窟有“藏经洞”之谜，东门麦积山石窟有“藏碑洞”之谜。“藏经洞”之谜，近现代倍受国内外学界所关注，研究成果颇丰硕。“藏碑洞”之谜，现在也逐渐得到国内人士的重视，开始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