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1日，厦门大学教授涂序瑄致信国民政府教育部，控告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使用暴力妨害自由”、“指派职员抢走财物”。涂信义愤填膺，言之凿凿，列举了傅斯年的罪状数条。虽然傅斯年的“脾气”不好已是众所周知，但涂信中描绘的傅斯年，还是让人感到诧异与失望。涂信原件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件事鲜为人知。[1]
傅斯年人称“傅大炮”，性情刚烈。顾颉刚对傅的评价是“急躁”而“自信”，有“家长作风”。[2]顾与傅既是北京大学同学，又曾在中山大学共事，对傅斯年很了解，顾的评价是可靠的。以涂序瑄的教授身份，再考虑到傅斯年的性格作风，涂的控诉似乎不应该是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一个是厦大教授，一个是台大校长，二人的恩怨纠葛究竟怎样结成？教育部又将如何处理这桩不大不小的棘手事件？
一
1948年秋，涂序瑄由台大改就厦大之聘，涂氏此次工作变动，与傅斯年无关。因傅斯年1948年11月始由国民政府宣布为台大校长，赴台就任时已是1949年的1月底。据涂信陈述，事情乃由住房问题引起。涂序瑄改任厦大教职后，即赴厦门就任。本拟携眷属一同离台，惜因厦大教授住宅多被北京等地南来“避难”的教授们“借住”，“一时无法腾出”，涂的眷属只好仍然留居台大宿舍，即台北市温州街二十巷五号房屋内。
此房本为台大校产，据涂序瑄讲，他作为承租人，“所有应纳租金历经缴纳，有卷可查”。而且，“傅斯年氏自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起接长台大，亦曾于卅八年一月十五日收取租金一期，是则傅氏亦自承认租赁关系继续存在”。
涂氏信中继续说到，“讵傅氏忽别有用心，既于本年四月向台北市警察局诬控瑄强占台大房屋，欲加以刑事罪责，复于五月廿六日命令该校职员二十余人摩拳擦掌，声势汹汹，未经同意，冲入瑄宅，其后每夜均有四五人强留不走，故意高声嚷闹，直至深夜。瑄妻以一弱女子稍加劝止，反被辱骂一顿。堂堂最高学府，如此对待教授眷属，诚可谓尊师重道无以复加矣”。
对于被指“强占台大房屋”的说法，涂序瑄予以否认。他说，“现住房屋原向台大承租，何得诬为强占？”问题是，既然涂序瑄已从台大离职，其眷属又非台大职员，滞留不走虽有特殊原因，但是否符合有关的规章制度？涂序瑄的解释是，“台省通例，甲机关转职乙机关，向可续住半年。瑄自离职至本年五月，共约八九个月，只多住二三个月，何须如此横蛮无理？”
也就是说，即使遵照“台省通例”，涂氏眷属所承租的台大房屋，也已超期三个月。校方催还，本在情理之中。看来，涂所反感于傅的，主要还是催还的方式。台大校方的“横蛮无理”让涂序瑄非常不满。的确，职员二十余人摩拳擦掌、声势汹汹地冲入宅内，且每夜均有多人强留不走，故意高声嚷闹至深夜，而家中又是一介弱女子。这样的催逼方式，实在不近人情，有失厚道。
涂序瑄认为职员的所作所为，必受傅斯年指使——“第以台大职员此种无赖举动，原由傅氏授意，无非欲使瑄妻居处不安，早日搬家而已。”
事情开始僵化。6月4日，涂序瑄只好由厦门返台。6日，他到傅斯年处走访，要求傅“先将留住瑄宅之四五人撤走，然后以正当手续退还房屋”。
据涂序瑄云，“傅氏当即拒绝，且谓‘明日我还要多派人来’”。7日上午9时半，“果有台大职员魏应坰、董万山、杨如萍、周哲夫等卅余人，声言奉命接收房屋。手携凶器，打破瑄宅大门玻璃，扭开门锁，一拥而入。旋将宅内衣物、被盖、家具、书籍、皮箱等等，以卡车抢走，不知去向”。而这一切发生之时，涂序瑄本人并不在房内。“瑄妻虽曾在宅，然已先被暴徒二人以手枪胁迫离宅。声言如敢违抗，即用枪打死。”
直到涂序瑄向教育部写控告信的6月21日，整整两个星期内，涂氏夫妇只得“避居在外，不敢返宅”。前此“避难来台”的“同居亲戚”，“亦各外出”。“所有财物均被抢走一空，至今十余日杳无踪影，不知去向。”由这封控告信可知，住在房屋内的并非涂妻一人，尚有来台“避难”的亲戚们。
二
虽然有时性情急躁，但傅斯年的心肠和口碑，其实一直甚佳。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台湾大学任内所作的贡献，更是有口皆碑，至今让人感佩追念。傅斯年身居要职，而且乐于助人。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不过，因为他是一个太直率、太强势的人，在他那儿，虽是善意地帮助他人，但他的出发点事实上并不能完全被对方所了解和认可，甚至会觉得他的帮助更像一种带着“家长作风”的管束和控制。而且他“占理不让人”，以致很多人批评他“跋扈”。
涂序瑄的信，至少提醒我们不要忽略了另外的事实：顾颉刚既然说傅斯年“急躁”而“自信”，有“家长作风”，当傅斯年以鞠躬尽瘁之劳绩猝死于台大任上，同人及后人的追忆，几乎全是感念和崇敬，他生平中那些颇有些“反面”、“负面”的事例，通常易为正面的声音所淹没。涂的信，是否有可能为我们打开解读傅斯年的别一缝隙？
涂序瑄怒斥傅斯年：“傅氏身为大学校长，竟如此无法无天，行同土匪。诚可为中国教育界痛哭！”涂氏不只抗议傅斯年指派职员逼迫其搬家，更对傅斯年利用校长职位结党营私的做法表示愤慨，“又查台大房屋向来够住，近因傅氏滥聘教职员以安插其私人，致有学生七、八人、教授二十余人之学系。大学非行政机关，竟设有专员多人，因而教职员住宿发生问题，自不惜以非法手段求其解决矣”。
涂信声明，“傅氏种种行为实已构成重大刑事犯罪”，他已向法院依法起诉，“并分呈监察院、闽台区行署，请予迅速纠举”，同时吁请台湾警备司令部“缉捕人犯，追还失物”。法院、监察院及警备司令部是否对涂的控诉有所回应？是否对傅斯年有所提醒和劝勉？暂未看到这方面的资料。已公开出版的傅斯年文集、资料，均不曾提及受涂序瑄控告一事。
那么教育部的意见如何呢？涂序瑄给教育部的信，是寄给时任部长杭立武的。涂氏在信末希望教育部，“不畏强暴，立将傅氏撤职，另拣贤能继任，以重师道，而肃法纪”。据信封背面邮戳，涂信1949年6月28日由台北寄出，7月5日到广州，6日送达教育部，7日分转高等教育司处理。四天后，11日，教育部拟出处理意见：
会高等司查来文所述系属司法管辖范围，姑无论刑事、民事，要均非本部主管。既已向法院起诉，本部似可不予置理。本件拟存查。[3]
处理意见下有彭耀崑、王伯琦、洪为溥等六人签名。按照教育部公文处理程序，涂序瑄的信应先由高等教育司拟出处理意见，再将意见呈报教育部秘书室；然后送交分管领导（如专员、参事），最后由部长（或分管副部长）签字。在处理意见上签名的洪为溥即为秘书室秘书，彭耀崑为教育部专员，王伯琦为参事。部长杭立武的批示仅一个字：“存”。
显然，教育部不愿惹这个麻烦，以“要均非本部主管”为由，搪塞过去。
三
不论官方是否参与处理，涂序瑄事件的来龙去脉都值得我们认真梳理。如下三个问题尤需搞清楚：
一、傅斯年是否曾于1949年1月15日收取涂序瑄的房屋租金，并承认涂氏与台大的租赁关系继续存在？台大反映涂序瑄强占房屋，是否如涂氏所云，属于“诬控”？
二、台大职员先后两次冲击涂宅，是否确为傅斯年所授意？如果是，那么台大职员魏应坰、董万山、杨如萍、周哲夫等30余人第二次冲击涂宅时，手携凶器、打破玻璃、扭开门锁、拖走涂家财物的过激行为，傅斯年是否知情并认可？
三、“傅氏滥聘教职员以安插其私人”，是否确有其事？敦促涂序瑄搬迁是否与此有关？
以上三点，不独关乎傅斯年个人名节，更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1940年代知识分子在学术与生存、理想与现实之间进退无着的困顿与尴尬。
先说第一点。傅斯年就任台大校长并“到校接印视事”，是在1949年1月20日，[4]因此1月15日收取涂序瑄房屋租金的，应是台大总务处，决不可能是傅斯年本人。涂序瑄自己承认，“瑄自离职至本年五月，共约八九个月，只多住二三个月”，可知最迟到3月份，涂氏眷属就应迁出。但台大方面显然已对涂氏有所体谅，事实上已经遵照“台省通例”允许涂氏“续住”了半年有余。否则，台大方面也不会直到4月份才向台北警方投诉。故校方指责涂氏“强占”，并非没有道理。
第二点。清理台大校产确是傅斯年上任伊始着力操办的一件大事。为了查勘及清理台大校产，校方组织成立了“校产清理委员会”，5月5日的《台湾大学校刊》上公布了这个委员会的“组织规则”，明确该委员会的职能是调查、登记学校所有资产，清查校产主权，拟订纠纷处理办法等。[5]同年12月1日，傅斯年在致郑通和、余又荪、赵国华三位的信中说：
今年多半年内，清理教员住宅，总务处诸先生大费心力，弟实感佩之至。以后我们还要按计划进行，务求其十分成功。
教员住处一问题之外，便是学生的住处及其生活上相关之房子。今年以三位先生及诸同人之力，大有成就。[6]
以上三人中，郑通和、余又荪两位均为傅斯年上任后新聘人员。郑任台大文学院教授并兼任台大训导长，余又荪原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务长，被傅斯年“借聘”为台大总务长。余与傅在同一天赴台大上任，郑稍后到校。二人显系傅斯年的“左膀右臂”。赵国华除任工学院教授外，还与余又荪一同兼任台大“经费稽核委员会”的成员。
涂序瑄租住的房屋，便属于该“校产清理委员会”的处置对象。因此，说涂宅两受冲击乃经傅斯年所授意，亦无不可——毕竟一切校务均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但具体执行任务的应是台大总务处，经办人为郑、余、赵等三位。即使傅斯年确曾有所“授意”，也只能是在总体上泛而言之。要清理的房产很多，不会仅仅针对涂序瑄一人而单独“授意”。至于魏应坰、董万山、杨如萍、周哲夫等30余人第二次冲击涂宅时的暴力行径，傅斯年固然负有间接的领导责任，但毕竟不能视为其本人的直接过错。
5月26日，负责校产清理的职员第一次到涂家交涉，结果并不理想，致使局面升级，以致“每夜均有四五人强留不走，故意高声嚷闹”。涂序瑄返台面见傅斯年，要求先将这些“强留不走”的人撤走，再以正当手续退房。据涂信所云，傅“当即拒绝”，并且表示“明日我还要多派人来”——傅斯年是否确有此言，如果说过，前后语境又是什么？人们通常知道，把一句话从完整的语境中剥离出来，意思往往发生重大变化。仅凭涂序瑄的“一面之辞”，实在难以有所判断。但无论如何，魏应坰、董万山、杨如萍、周哲夫等人的行径，确实过于出格。傅斯年不能摆脱干系，即便这干系依然不过是间接的干系。
关于第三点。据涂信反映，“台大房屋向来够住”，由于“傅氏滥聘教职员以安插其私人”，教职员的住宿才“发生问题”。情况是否属实？傅斯年的得意门生王叔岷说得很明白：
傅先生任台大校长不到两年，将史语所学术有成就同仁及教育界避乱来台之优秀人才，延揽到台大教书或任职，更奠定发展台大坚实的基础，……[7]
另一处也谈到：
一九四九年初，傅先生邀李济之、董作宾、劳干（贞一）诸先生及岷，分别在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系、历史系、中文系教书，与史语所合聘。屈万里（翼鹏）先生暂任总务处文书主任，后亦转至中文系执教。[8]
显然，房屋问题不只困扰着身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也困扰着身为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前面王叔岷提到的诸位，均属台大与史语所“合聘”，住宿问题却是由台大解决的。如董作宾、王叔岷等均是。董是史语所研究员，1949年1月随史语所迁台后，被傅斯年聘为台大文学院教授。“初来时暂居于台大医学院教室，后迁于青田街台大宿舍，……”[9]可知董作宾前后两处居所，均由台大解决。王叔岷也谈到，“一九四九年初，史语所几位先生和我举家自杨梅镇迁住台北，在台大教书”。“岷初移居徐州街，后转住温州街五十二巷八号。”[10]涂序瑄所住台大房屋为温州街二十巷五号，与王叔岷后来转入的居所，在同一条街上。
当然，傅斯年在聘用教职员问题上其实考虑得相当慎重周密，其动机也非如涂序瑄所猜度的那样狭隘。而且，台大与史语所合聘的诸位，本可以随史语所居住杨梅镇，只是为了教学方便才移居台北，并非没有居处。何况，聘请教员、解决住宿本属校长权责范围。在傅斯年看来，之所以大量聘用史语所同人来台大任教，主要考虑的还是其学术成绩，当然也不排除个人的情感因素在内。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聘任史语所同人到台大任教，表面看来是在“安插其私人”，实际上确是在为台大延揽人才。入台大执教的那批学者，如李济、董作宾、劳干、王叔岷、屈万里等，当时就已成就不俗，日后更有突出的表现。
傅斯年自有他个人的治校理念。傅斯年初长台大，不仅涂序瑄看不惯，很多人也看不惯。关于傅斯年就任台大校长初期的校内外情形，王叔岷说：
（台大）学生到处贴标语，打倒学阀傅斯年。一日，台大体育场集合千多人，高呼打倒傅斯年！
……
傅先生初长台大，台湾不安定，校外校内很多人都在冷眼旁观，看你怎么办。那时沈刚伯先生任文学院长，台静农先生任中文系主任。傅先生是实事求是的，根据迫切需要，因为学生人数大增，首先增建临时教室及宿舍，聘请优良教师，补充图书馆仪器。[11]
傅斯年是迎难而上的。当校内外传言他将辞职离台时，有台大同事和同学向他问讯，他特地在《台湾大学校刊》上发表了一则声明，其中谈到：
半年多，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其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学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12]
稍前几年傅斯年短期代理北大校政，所表现出的也是这种“不走、不溃、不悔”的“三不主义”精神。既有人“打倒”、“攻击”，又有同事同学示以“好意”，傅斯年一生经常处于这样的浪尖潮头之上，属于“争议性”人物。这或许正是傅斯年的领导魄力和个人魅力所在。
据王叔岷讲，由于傅斯年处事“有担当”，“有魄力”，所以“有些人批评他跋扈”。王叔岷的意见是，傅斯年“表面上看来是跋扈，可是，傅先生的跋扈是为公，不是为私；是为人，不是为己。他舍己为人，不怕别人批评，这点要弄清楚。”[13]倘仔细翻阅傅斯年留下的各类文字，不论是学术文章、论政篇什，还是书信、函电、工作报告，确可见出其忧国之真心，悯人之热肠。虽然自言“其实我也并无领袖才，许多毛病，自己知道”，但依然义无反顾，不惜“公私交弊”，诚所谓“一人怀千古之忧，一身忧国家之难”。[14]
四
如此回护傅斯年，似乎对涂序瑄显得有些不公。相比声名显赫、呼风唤雨、进退裕如的傅斯年，涂序瑄的尴尬和苦衷，更需要体谅。到厦大任教，校方连住处也不能提供；对岸的台大又强行撵着走人。堂堂大学教授，说到底也还是一介小民。厦大不设法，台大不照顾，教育部不过问。无家可归，伸诉无门。其时其地，涂序瑄处境之凄凉，心境之惨淡，远非今天的我们所能体味和想象。
要不是一年后台大发生的一桩盗窃案，傅、涂之间的这桩“公案”，恐怕也只能到此为止。我们既无法为傅斯年开脱，也不太可能确知涂信所言究竟有多大的真实度。历史的谜团因为一桩偶然侦破的案件，而变得相对清晰起来。
1950年6月24日，台大因有五令报纸失窃而查核仓库，连带查出杨如萍、周哲夫合谋盗窃教育部暂存于台大的大批仪器、药品一案。涂序瑄一年前的控告信中，曾记有入室砸抢的为首四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这合谋盗窃的两位。涂信中提到的还有另外两位，一位是魏应坰，一位是董万山。魏的身份暂不清楚，董万山是总务处保管组主任，也是“校产清理委员会”的12名委员之一。
盗窃案对傅斯年的精神打击颇大。他专门为此案在《台湾大学校刊》上刊登长篇报告，缕述案件之详情经过。据傅斯年在报告中陈述，除杨如萍、周哲夫外，校内还有吴竟辉参与窃案。杨如萍的职务是台大总务处保管组股长，周哲夫则是台大驻卫警察队长，吴竟辉是台大校警。窃案又涉及大量校外人员。傅斯年写道：
此事校内主要犯人，皆由学校侦出，押送刑警总队，校外之嫌疑人及与杨如萍友好之人，少数由学校报告，大多数由刑警总队侦出，闻前后共捕传26人。……
连日侦出甚多线索，甚多关系，包括某机关雇用之张某（杨周赃物最大窝主），若干所谓官长，所谓绅士及公务员及台北著名流氓头，一齐活动。看来此项大规模之盗窃，与地下钱庄不正常之特种酒家及招致妓女之旅馆多有关系。总之，皆是流氓组织也。[15]
杨如萍、周哲夫身为台大总务、警卫部门主要负责人，既担任保护台大校产及师生财物安全之使命，又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地大肆盗窃学校贵重财物，执法犯法，其素质、境界显然不能算及格。
由这样一群人带头行使“清理校产”的职责，难保不有出格行为发生。涂序瑄说自家衣物、被盖、家具、书籍、皮箱等等被这些人以卡车抢走，不知去向，考虑到后来杨如萍、周哲夫等人的犯罪行动，涂氏所反映的，当是实情。
今天看来，即便傅斯年主观上有希望涂序瑄尽快迁离的意愿，即便傅斯年确曾指令职员前往涂宅催促，但傅对6月7日以后涂宅所受到的暴力冲击，及财物被抢掠一空等具体情形，很可能并不知晓。否则以他的性格和行事准则，当不会对杨、周等人的做法表示认同，更不会姑息容忍。我们实在不能看轻了傅斯年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行事做人方面的原则和底线。
涂序瑄误会杨、周等人的抢掠行径必受傅斯年指使，这恐怕冤枉了傅斯年。而主管部门的不调查、不过问、不作为，又使涂、傅之间本应存有的进一步沟通与协调机会，彻底断送。稍后不久，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溘然辞世。傅、涂二人间的纠纷，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1][3]教育部档案。全宗号：五；案卷号：2663。
[2]《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2册，第367页。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
[4]《台湾大学校刊》第24期，1949年2月20日。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五卷，第23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5]《台湾大学校刊》第29期，1949年5月5日。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五卷，第245页。
[6]《台湾大学校刊》第47期，1949年12月5日。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364页。
[7][8][10][11][13]王叔岷：《慕庐忆往》，第71、72、74、82、84、86页。华正书局1993年12月初版。
[9]钟柏生：《董作宾学术述略》。《新学术之路》（上）第283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10月印行。
[12]《台湾大学校刊》第55期，1950年1月30日。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377页。
[14]1942年2月6日傅斯年致信胡适云，“近日又读《庄子》，竭力自己为自己想开，何必一人怀千古之忧，一身忧国家之难，读来读去，似乎有些进步，但此窍还是半通不通的。古人有以天下为己任之说，一个人如此想，多半是夸大狂，我向不以此言为然，但自己不自觉之间，常在多管闲事，真把别人的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意识者更坏事，以其更真也。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见《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235页。
[15]《台湾大学校刊》第79期，1950年7月31日。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五卷，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