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自从建党以来，一直很重视反腐败工作，并且卓有成效。解放前，毛泽东就亲自处理了谢步升案、左祥云案、瑞金贪污腐败窝案、黄克功案和肖玉璧五大腐败案，足以证明我党惩治腐败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
（一） 谢步升案：打响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
谢步升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12岁他就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了工农武装暴动，并担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推举担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2年2月的一天，叶坪村谢深润的妻子朱秀秀来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举报谢步升杀人一事。
谢深润是谢步升做生意时的老搭档。叶坪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后，划分阶级时，群众要给谢深润定富农，是谢步升凭着手中的权力及往日的交情，把他家定为了贫农，谢深润一家对谢步升非常感激。
为报答谢步升，朱秀秀常邀请他到家吃饭。一天，趁谢深润不在家，谢步升借着酒兴将朱秀秀占有了。当丑事被谢深润知晓后，谢步升为了保全自己，谢步升派人杀死了谢深润……
案情重大，当时的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当即指示，由裁判部负责调查、速战速决。
与此同时，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收到了检举谢步升犯罪问题的举报信，检举谢步升曾将南下途中一名生病掉队的军医杀死后占有了其金戒指、毡毯等物；偷盖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伪造通行证等证件，私自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
邓小平亲自到苏区中央局反映谢步升的犯罪问题。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作出指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4天后，临时最高法庭二审驳回了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当日下午，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
（二）左祥云案：法规面前高干腐败一视同仁
随着反贪污浪费斗争的深入，一些贪污浪费的案件陆续被揭露出来。为了严惩贪污浪费行为，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了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颁布的第一个反腐法令。训令的颁布，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也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
当时，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博生堡、公略厅等纪念工程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中央政府总务厅任命左祥云为主任。为解决经费、材料等问题，中央政府采取发动群众购买公债、鼓励捐献、厉行节约、支援建设等一切措施，集中了10万元的资金和物资。整个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经常大吃大喝，还强迫群众拆房，随意砍伐群众树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
然而，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却私自放走了左犯。事情发生后，毛泽东责令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一定要将民愤极大的左祥云一案查个水落石出。左祥云被捉回，中央总务厅的腐败问题暴露无遗。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左祥云及总务厅腐败案。1934年1月4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对“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撤职，管理处长徐毅拘押讯办”的决定。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 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５个小时，最后判决左祥云死刑。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作了相应判决。1934年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这是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三）瑞金贪污腐败窝案：苏区上下引起震动
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部长何叔衡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初步查实瑞金县苏维埃浪费现象异常严重，可能还隐藏更多更为严重的问题。对此，以工农检察部的名义报告中央政府，并于1933年12月11日在《红色中华》报上予以公布。苏维埃中央政府指令加紧调查对瑞金县苏维埃的检举。因此，工农检察部与苏区工会、少共中央取得联系，从中抽调力量组成“轻骑队”，在何叔衡部长的亲自领导下开展了调查。
“轻骑队”从12月15日开始工作，侦查工作步履维艰。但经过队员的努力，县苏维埃贪污浪费的事实大部分被调查出来。取得结果后，中央工农检察部在瑞金县城召开苏维埃工作人员大会，通报工作经过和调查结果。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1934年1月4日《红色中华》报公布了这一处分决定，称唐达仁吞占各军政机关 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物件和谷子及隐瞒地主罚款等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决定将唐仁达交法庭处以极刑，并没收其本人的财产；蓝文勋对于瑞金财政的收支全未理会，唐达仁的贪污他是知道的，但不检举，直至中央工农检察部审查时，才说出曾查出唐达仁贪污土豪刘绳仪罚款20余元。蓝文勋隐瞒唐达仁的贪污案件，有放纵犯罪的重大嫌疑，予以撤职查办。
这一窝案的查处，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推动了在苏区开展的反腐败斗争的深入。
下期预告
抗战时期，我党的反腐斗争增强了法制色彩。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研究反腐败法理问题时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而毛泽东在延安挥泪“斩”黄克功，则显示了陕甘宁边区法律的公正性。我国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为此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