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翻译功绩对翻译研究视角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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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6-30 1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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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商务印书馆数据,发现近代时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翻译类作品非常丰富。通过搜索中国知网,从研究翻译出版社的论文很少。本文通过统计商务印书馆官方网站公布的(从1897-1932年间)翻译作品,并其分门别类,分别阐述各类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功绩,指出翻译研究应将翻译出版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关注本与社会的联系。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翻译作品;历史功绩;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 商务印书馆以及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简介

商务印书馆于 1897 年创办于上海,到抗战前夕曾一度发展成为当时一流的大型现代出版企业,编辑、翻译、出版了大量古籍、专著、教材、刊物、辞书等。从1902至1932期间,其组织架构主要由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三部构成,在三所之上,1915年成立总务处。其中,编译所的地位最为重要,是该馆各部门工作的“总发源”。

编译所(1902-1932)分为三个部:国文部、理化部、英文部,是百年商务翻译事业的诞生地,主要承载编译业务。而在本文中,重点探究其在翻译方面的历史功绩。

第二部分 翻译成绩

通过粗略统计和整理商务印书馆官方公布的数据,自成立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期间的翻译作品,涵盖了熟悉的词典、教科书、学科专著、中外政治、文学、科技方面的专著。

1翻译工具书方面

根据工具书的内容,本文将统计到的23本词典,分为两类:语言类和学科类。

第一类:语言类词典,有据邝富灼所编《华英字典》修订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1899),《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1),《袖珍英华字典》(胡文甫、吴慎之编译),《中德字典》(宾步程编),《英华大辞典》(颜骏人(惠庆)主编),《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1923),《国际音标 国语正音字典》(1927),《综合英汉大辞典》(1928)当时我国收字最多的英汉词书)。

第二类:外国学科词典。这类外文词典的引入,离不开翻译。其中包括1907年出版的《物理学语汇》,《化学语汇》(我国最早出版的审定术语汇编),1909年出版的《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我国最早译印的百科辞典),1917年编辑的《植物学大词典》(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专科词典),1923年出版的《动物学大辞典》,1925年出版的《哲学辞典》,1928年的《教育大词书》, 1930年出版的《地质矿物学大辞典》。这些学科类词典,包括了物理学、化学、法学、经济学、植物学、动物学、地质矿物学、教育学哲学等,门类全盛,为各学科提供了工具书和知识库。

百年商务,在著词典方面,有着自己的使命。例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它的第一部英汉词典《华英词典》,在邝富灼所编《华英字典》进行修订,收词扩充一倍为4万条。而出此词典的理由,由于当时“各省华英学塾风气渐开,但学者虽有诸书参考,类多词不达义,头绪纷纭。惟字典一书实群书之总汇,在初学、己学者均不可少”[ 汪家熔:《清末至建国初的英汉词典》,载《商务印书馆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316

页。],在此方面,该馆努力为词典编纂树立榜样,净化编纂风气,优化语言学习资源。

2 丛书方面

根据从官方记载中,从建立到1932年间,共搜索整理到13部丛书。这些丛书对外国的译介全面丰富。

一类是从介绍各国类:有《帝国丛书》、《说部从书》、《世界丛书》以及“百科小丛书”。在1902出版首套日文翻译丛书《帝国丛书》。从各部分的名称中,得到书中对帝国政治、军事、法律以及政党等方面的译介。1920年出版的《世界丛书》,专门翻译介绍欧美日本学术著作。1923年3月开始出版的“百科小丛书”,这套丛书以百科知识主要是最新的西洋现代文明知识,其内涵盖的方面包括殖民、银行要义、合作银行通论、公债、财政诠要、社会论、平民主义、历法、教育思潮概说、意大利文学、法兰西文学等等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另一类是专门类丛书:1913年出版的《少年丛书》,介绍中外名人事迹, 1928年编印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和1929年编印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则是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从《张元济日记》中可以看到1913年开始筹编以中外名人传为主要内容的《少年丛书》,此丛书极简,每册只有一两万字。[ 《张元济日记》上册,第14页]此书出版后,成为了当时一套面向青少年的畅销书,加印数次,影响广泛,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张天翼、赵景深、陈伯吹等。茅盾曾评论:“记事简明,议论正大,阅之足以增长见识,坚定志气。”

3.教科书

根据统计结果,共收录到14种教科书。1902年,应夏瑞芳之邀,张元济加入商务时,即与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时值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各地开办学堂却急缺合适的教材,因此商务从编写教科书入手,聘请高梦旦、蒋维乔、庄俞入馆,借鉴外国教科书,与日本人合作,于1903年初,并着手编写《最新国文教科书》。同年3月,第一册出版4000册,几天之内销售一空。这是中国第一套按政府学堂章程、按学期、分学科并附有“教授法”的教材[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官网]。分學期、分科目的方式,又将教育推进了一步。1912,新编出版适应形势的《共和国教科书》64种。

商务出版过大量外语读本。先后出版过《英语模范读本》(周越然)、《国民英语入门》(周越然)、《英文作文要略》(周越然)、《华英国学文编》(谢洪赉)、《新世纪英文读本》(邝富灼)等。

4.中外名著

在中外名著方面,共搜集到27部中外译著。其中可大致分为三类:社会学类、文学类、自然科学类。

社会科学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严复的译著。陈九如称“严复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文化的启蒙思想家,十九世纪末传播西方政治 学说的理论家,传播西学的著名翻译家。” 商务印书馆1901年出版其译本《原富》(〔英〕亚丹?斯密著);1903年出版严复译《群学肄言》([英]斯宾塞著);1905年出版严复译《天演论》(〔英〕赫胥黎著);1906年出版严复译《法意》(〔法〕孟德斯鸠著);1931年,整理出版《严(复)译名著丛刊》八种。严复译作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也离不开商务印书馆的功劳。

在社会科学方面,1903年出版蔡元培译《哲学要领》([德]科培尔著);1914年,出版德汉学家卫礼贤和周暹(鲁迅笔名)合译的康德《人心能力论:论意志能制病情》; 1924年,出版许德珩译《社会学方法论》([法]涂尔干著); 1925年,出版郭沫若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日)河上肇著);1931年,出版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英]亚当?斯密著);1931年,出版伍光建译《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英]梅尔兹著)等作品。每部作品,对渴望改变国运的人带来深刻影响。同时,传播了翻译家的作品及其个人思想。

第二类,学科类专著,包括1906年出版的蔡元培译《妖怪学讲义(总论)》(〔日〕井上圆了著);1923年出版的《科学大纲》([英]汤姆生著);1928年出版的郑太朴译《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英]牛顿著);1930年出版的吕叔湘译《人类学》([美]R.马莱特著)。

第三类,文学类作品。“翻译西洋文学的最主要原因是小说的提倡。晚清是小說很繁荣的时代。”[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第74页]而搜集到的小说,也是顺应时代的潮流的体现。1903年出版林纾等译《伊索寓言》;1922年出版赵元任译《阿丽丝漫游奇境记》([英])卡罗尔著)和出版鲁迅译《工人绥惠略夫》([俄]亚兹巴梭夫著)等作品。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紧密相连,对这些外国作品的译介,引发了中国文学界的革命。

四、历史功绩

1翻译作品的“博物馆”

“晚清30年间的文学翻译出版物,在五四运动以后,只有林纾、伍光建等人的译品,因出版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前身是文明书局)仍然存在,而得以保留下来,还继续印行。其余许多译本,都因出版社先后停业,或其他原因,逐渐绝迹。”[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第147页]此话中只谈到文学翻译出版物,事实上,当时,商务印书馆,大量出版、发行各类译作,对于当时辞书、丛书、教科书、外国著作等,都起到了保护的作用。由此来看,商务印书馆担当了历史文化博物馆的角色。

2翻译作品的传播媒介

在19世纪的上半期,中国经受了屡次战败,故步自封的中国社会在短短三十年,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救亡图存的思想迅速崛起,“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西方先进技术和工业在中国迅速传播。而“导致广大人民思想上起如此急剧变化的,主要通过三个渠道:留学生和进步人士的宣传,报章、杂志对东西洋各国情况的及时报导,大量外国书籍译本的传布。”[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第152页]截止到1932年,商务的出版了大量的经翻译译介的辞书、丛书、教科书、外国著作等,是译介外国科技、文化、政治等的重要媒介,起到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3 翻译理论、翻译行为、翻译行业的孵化器

商务印书馆在当时吸引大量译者、翻译家。近代早期译者:林纾、严复、赵元任、蔡元培、吕叔湘、鲁迅、沈雁冰(茅盾)等,均与商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林纾、严复、鲁迅、沈雁冰等,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翻译体系和翻译理论。

在研究翻译家成就时,倾向于单纯研究译者本身,而忽视了其作品传播的媒介。以严复为例,他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除此之外,严复写信给在商务任职的张元济,首次提出翻译版税之事;他还以郭隗千金市骨招揽人才的故事,说明实行版权保护的必要性。

在翻译行业方面,商务无疑是行业典范。这一点在茅盾在回忆录提到,当时在商务印书馆供职的他,在他翻译出版《衣》《食》、《住》的过程中, “三校”已经成为习惯,前两次由印刷所的校对部完成,第三次由译者完成。第二,初步形成译者署名的习惯。在谈到《衣》这本书的署名问题上,可以看出,商务在此时,虽未开译者署名的先河,但有这样的习惯,使署名权的思想不断深入,同时,译者会以署名而感到荣耀,从侧面体现出此时译者地位的提高。

结语

通过研究商务印书馆30年间出版的译作,发现翻译出版行业不仅对翻译学科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而且在社会发展中肩负使命,因此应成为翻译研究的组成部分,翻译研究应与产业相结合,关注翻译学科与社会的联系。

参考文献

[1]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2]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

[4]《新文学史料》编辑部:《新文学史料》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第28-30页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

[5]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6] 张元济: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A].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1897-1992):我和商务印书馆

[7] 汪家熔:《清末至建国初的英汉词典》,载《商务印书馆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316页。

[8] 朱修春、陈文新:《严复学术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第一版

[G].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9]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官网

[10] 商务印书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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