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实质
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现代神话概括来说，是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部门和企业这两大科层组织中少部分掌握实权者处于互利的目的，开展大量的寻租活动而获得的。作者从剖析“股份制改造”和“圈地运动”的特点来展示了当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本质。
（一）股份制改造。起初政府和部分经济学家们推动推动股份制改造，是期望通过职工持有股票这一形式，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以消除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而企业则主要考虑股份制的融资功能。但是许多改造后的“股份制公司”其实只是“翻牌”公司，运行机制根本没有改变；“企业的主人”股东们既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任”，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转手之后可以获得的差价，股份制的设想与现实实践相差甚远。但为什么既然相差这远，一些地方和企业还热衷于“改革”呢？ 其实说穿了很简单，因为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掌权者把“股份制改造”变成了一次对国有资产的大瓜分，在股份制改革活动中出现大规模的寻租活动。其
根本原因在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过程中，在资源逐渐市场化的背景下，政府仍然保持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管制，是权力能与市场化的形式全面参与分配。这种寻租活动没有任何刚性的制度进行约束，各种利益集团只要进行各种活动，就可以获得巨大利润。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国有企业的病根在于财产权力私有化和财产责任的公开化。而股份制却没有有效约束经营者的外部机制，并且在董事会成员兼经理人员和企业员工财产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将财产权利和财产责任结合起来的机制，由此造就了一大批富翁。
（二）圈地运动。“圈地运动热”与“股份制改造热”一样，虽然以世界罕见的速度造就了一大批富翁，但却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危害极大。“圈地运动”（政府批评为开发区热）在我国展开的政策背景：第一阶段是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互结合。以前者为主，这种行政划拨方式的缺陷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成为寻租活动最猖獗的领域。
书中主要分析了广东、海南、广西北海、北京、上海等有代表性的地区，在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的作用下，土地供给量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的局面。大量的例证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深思。只有在“圈地热”中，中国才产生了以无博有、以小搏大的千万、亿万富翁，资本原始积累在这一过程中才得以加速的完成。从房地产中可以清楚的看出。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了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迅速增长的途径，权力介入市场化分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策执行的不同在于，发达国家出台一项法律不容易，但一旦出台，执行起来则相当严格。而发展中国家出台法规政策并不难，难就难在执行过程中的严重走样。我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无法可依，而在于有法不依。因此，制度在时就要提出种种限制变形的有力措施。
二、引发的不良现象
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市场前权力分配引起了种种不良社会现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制约将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利因素。如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积怨，就业压力过大与犯罪浪潮的迭起，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非组织化进程（宗法组织的复燃和地方恶势力的兴起）导致的社会控制机制畸变，黑色经济的泛滥和黑色组织的兴起，似“官黑结合”而形成的地方恶势力在少数小城镇与农村地区已形成对人民的剥削性控制。在这我主要想谈一下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因为到目前这种趋势仍然在继续，并且矛盾也较多。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作者主要讨论的是权力市场化造成的分配不公及导致的贫富差距。在城镇，贫困家庭收入低，入不敷出，基本生活失去保障。目前中国国民收入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对大多数企事业单位来说，工资性收入仍是主要的生活来源。一旦工资的不到保障，生活就难以为继。而扶贫救济的方法也只是杯水车薪。
在贫富差距日益变大的今天，由于就业保障已经没有，对于许多人来说，在日益贫困化的同时还面临着失业风险，而失业则意味着这些人将坠入更可怕的贫困境地。可以想象，人们工作的不确定性和失业的威胁必然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最后积累成政治问题。金钱不会因为它的来源不同而留下不同的痕迹，因此人们便会奉行投机取巧以及贪污受贿。调查反映公众对贫富差距过大不满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而不是平均主义时代那种简单的对贫富分层的不满。
毫无疑问，在高收入者和贫困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尤其是高收入者的高收入常用语奢侈性的挥霍上，刺激了某些不正当行业的发展与寄生阶层出现，社会公众由此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剥夺感。这种收入严重集中化，强烈的（从物质上和心理上）阻碍了公众对发展的参与，损害了民众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助长了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从根本上而言，弱势阶层的处境恶化对政府而言是具有危机性质的社会问题。因此政府必须在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这两者参加分配的比例上有公正的规定，以防止少数人不正当收入过高和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张。
三、解决之道
面对种种困难，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深化改革，而不是退缩。对中国现阶段来说，改革的过程，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过程，实质上是处理和调节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不断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它只有开始没有终结。
中国改革的显著特点是政治制度的变迁滞后，经济制度变化相对快，经济伦理观念的变化则快得惊人。社会奉献型经济伦理，在改革中土崩瓦解，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所取代，结果导致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出现。市场经济秩序被破坏、经济信用失常，例如冒伪劣产品。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考虑公平和效率的问题。经济学是一种文化，公平和效率是人类文化中带有终极意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它的意义是作为一种思想根治在制度与人们的心中。事实证明缺乏人文精神的经济发展，使人们在利益的角逐中将不再受自制、理性、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只有对金钱赤裸裸的追求。
转轨时期的中国，比任何时期更需要人文精神的关怀。没有根植于人文精神这块沃土上的人文关怀，人只会沦为纯粹的经济动物，丧失人所该有的一切意蕴。在制度时，那些能够对决策产生影响的理论家，尤其是经济学家们，不应该对民众的要求显得过于“冷静”，反对进行分配改革，应该考虑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
本书作者反思了转轨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速度之快是权力市场化，作者从剖析“股份制改造”和“圈地运动”的特点来展示了当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本质。另外作者还对国企的改革和经济伦理进行了反思。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积怨，就业压力过大与犯罪浪潮的迭起，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非组织化进程（宗法组织的复燃和地方恶势力的兴起）导致的社会控制机制畸变，黑色经济的泛滥和黑色组织的兴起，似“官黑结合”而形成的地方恶势力在少数小城镇与农村地区已形成对人民的剥削性控制。要想改造这些问题，就要继续深化改革，在制度保障的同时，更需要人文精神的回归。
在最后作者探讨了学者的生命真谛，学术的价值在能够阐扬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并超越时代维系人类精神于不堕。如果学术成了政治的附势之作，“学术”还能称其为学术吗？“学者”还能称其为学者吗？文化本是寂寞的，学者本是寂寞的，学术良心更要存在。中国传统的“养士”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核心：人文知识分子的本体价值从来就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被中国社会进行评价。我们这个“商品社会”拒绝人文精神，但市场游戏缺乏规则的状态和当代经济伦理的恶性畸形却又要昭示我们，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的关怀。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柱，会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泯灭、社会秩序
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因此中国现在不但需要人文学科，而且比任何时候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