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毛泽东主席的确认
１９６５年７月下旬的一天，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主席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张两人照片。在中央办公厅批转的函件上，写着“请毛主席辨认照片上的人”。
向毛泽东主席呈送照片和信件者，系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文教干部，名叫石毅。从１９５４年开始，石毅多次给江西省、河南省以及上海市的民政部门写信，还致信中央组织部，查询他父亲赵宝成的下落。赵宝成在中央苏区时期，任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与毛泽东主席很有交往。后来因为有名的“总务厅贪污大案”，被撤职并罚苦工一年，长征前夕被留下来，担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在坚持游击斗争时不知所终。中央组织部也未能查清赵宝成的下落，因此将信和照片转到中央办公厅，请毛泽东主席辨认。
毛泽东阅读了石毅的信件后，拿起照片端详着，只一二秒钟，就认出了照片上的男人：“这不是赵宝成吗？在瑞金的时候我是与他一起工作过，他任过中央政府的总务厅长嘛。”说着，毛泽东拿笔写下了这样的批示：“赵宝成在中央苏区担任过中央政府总务厅长，我与他一起工作过，请中组部找有关人员分段作证明，转告其家属。”
有了毛泽东主席的确认，中组部很快便组织人进行调查。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１日，中组部办公厅以［６５］第３６６号文复函辽宁省丹东市委组织部：“你市振兴区文教科石毅，曾给毛主席来信要求查询其父赵宝成下落。经向有关同志调查，赵宝成早年入党，１９３２年到瑞金，担任过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长，后到贸易局工作。红军开始长征时，随机关游击行动，以后形势恶化，赵宝成同志的下落不知。请你们将上述情况转告石毅同志。”
父亲的身份得到了一定的证实，并未让石毅感到欣慰，因为还有一个“下落不知”使他牵挂。此后，石毅再向相关部门去信查询，总算得到一个不是结果的结果：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日，民政部优抚局给石毅回函：“赵宝成同志可按失踪人员处理，予以革命烈士待遇”。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日，赵宝成烈士追恤会在山西翼城县南梁公社烈士的家乡举行。“赵宝成烈士永垂不朽”的牌匾，挂到了烈士之妻、老红军石澹峰家的门楣上。可是过不多久，随着各地“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升级，造反派发现了赵宝成的“历史问题”——“苏区贪污案的后台、被苏维埃判刑的败类”。于是，石家门楣上“革命烈士”的牌匾也被摘掉了。
赵宝成任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这一点不假，但后来为何被撤职又罚苦工？他的下落如何？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才把相关史实搞清楚。１９９３年出版的《中华英烈大辞典》，就有赵宝成在中央苏区任职，以及后来壮烈牺牲的记载。１９９５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亦把赵宝成列为苏区时期党的部一级中坚干部。
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
１９３２年１月上旬，又一批从上海撤到江西苏区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通过汕头——潮洲——永定一线数百里水陆交通线，由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属下的特务大队护送到瑞金。在这批人员中，有一对夫妻，男的叫赵宝成，女的叫石澹峰，两人都是中央政治局机要科的秘密交通员。赵宝成３０岁左右，高挑的身材，穿着浅蓝色衣衫，清瘦而俊逸的脸庞，目光炯炯，看上去很有商贾的精明。石澹峰更年轻一些，端庄文静，从打扮和长相看，还真有点像“老板娘”的样子。
赵宝成夫妻从上杭进入长汀，再到瑞金。沿途看到的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激动人心的景象。村村寨寨飘扬着苏维埃政权的旗帜，各个年龄层次的人都有相应的民众组织，除了不懂事的儿童，几乎没有闲人。佩戴着赤卫队、妇女队和少年先锋队袖章的人们进进出出，房屋的墙壁上到处写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等大字标语。红军与民众亲如一家，练兵、生产和支前活动紧张而有序。晚上常有红军剧团的文艺演出，红军驻地早晚传出响亮的歌声。看到这种军民团结奋战的大好局面，赵宝成和石澹峰精神振奋，一个月来艰苦跋涉的疲劳一下子全没了。
到瑞金的第二天下午，邓发代表临时中央政治保卫局、邓颖超代表中央组织部，前来看望赵宝成夫妻。在这里见到党中央机关的直接领导，赵宝成和石澹峰极为激动。他俩分别汇报了撤出后的情况。邓颖超对他们说：“你们能安全到达苏区，这就好。先休息几天，组织上会尽快安排你们的工作。”
赵宝成和石澹峰换上总务厅派人送来的军装后，顿时变成一对英姿勃发的红军战士。夫妻俩眼角眉梢洋溢着舒心的笑意。石澹峰是闲不住的人。她先在印刷厂帮助搞卫生，后来又到村上的农民家帮助做家务，晚上还上农民夜校当教师。赵宝成白天出去看望、拜会那些过去在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领导，晚上到夜校来接石澹峰。夫妻俩有说有笑，那种甜蜜的样子让人好不羡慕！印刷厂的人和村上的农民都称赞这对郎才女貌的好夫妻。
石澹峰是１９２７年２月在太原认识赵宝成的。那时由同学阎林民介绍，她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群新学会。在一次会员相聚时，一个风流倜傥的小伙子，以其精彩动人的演说，令石澹峰记住了他的名字——赵宝成，只是她尚不知道其时的赵宝成，已经是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成员之一。
是年５月，坏消息连连传来。窃取了北伐战果的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军阀阎锡山也在山西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为躲避敌人的屠杀，党组织布置阎林民、石澹峰等人转移，隐蔽在临汾女师。有一次与几个同志在一起议论白色恐怖中战友的安全，石澹峰忽然问道：“不知那个赵宝成怎么样了？”阎林民笑着问：“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石澹峰不好意思地掩饰说：“我只是问问，都是革命同志嘛！”阎林民又说：“你的问，说明心里记住了他，想念他，是吗？”被说中了心事的石澹峰不禁红了脸。阎林民安慰她说：“没有他的消息，就说明他还安全，也许他会来找你的”。
这年年底，临汾女师放了假，石澹峰回到家乡翼城县。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傍晚，一个陌生人告诉石澹峰父母：县城某客栈来了一个男子，自称是你老石家的女婿。石父听了莫名其妙，说：“我家没这个人。”石澹峰的心里“咯噔”了一下：“莫非是……”，连忙拉了一下母亲的衣角。母亲似乎明白了什么，冲着丈夫说：“还不去把人家接来？”一个多时辰后，石父领着个青年走了进来，石澹峰的心里狂跳起来：果然是赵宝成，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尽管一身风尘，一脸的青胡茬儿，但双眸依旧明亮有神。石澹峰没想到他竟以这种方式向自己求爱，心里既感动又兴奋。此时，她顾不上不好意思了，默认了这个“夫婿”。
赵宝成是从太原匆忙逃出来的。此前四天，时任中共山西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的赵宝成与省委代理书记王世益组织在太原新华舞台“民众同乐”会上炸杀阎锡山和黄色工会头子杨笑天。由于那名敢死队员的炸弹在剧院大门外意外爆炸，计划未能实现。阎锡山下令警察厅严加缉查。敌人不知从哪里获得情报，说赵宝成与爆炸案有关，便派兵去抓他。赵宝成得知风声，星夜逃出太原，夜行晓宿，辗转几百里，终于来到翼城。他在旅馆里受到军警的盘问，不得已才说自己是石家的女婿，来看望未婚妻的，这才骗过了军警。
赵宝成在石澹峰家过的春节。两个年轻人畅谈各自的家庭、经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展望未来的生活。赵宝成早就对石澹峰这个圆脸大眼、热情洋溢的青春少女一往情深，他以“罗曼蒂克”的方式，将她拉到自己的身边。正月初六，赵宝成告别石澹峰和她的父母，前往开封。１９２８年１月，赵宝成奉命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石澹峰自与赵宝成分别后，受党组织的指派，再度来到临汾，立足于女师进行党的秘密活动。临汾国民党当局开始注意这个思想激进的女教师，派了特务对她暗中盯梢。党组织了解到这种情况，指示石澹峰尽快转移。石写信到上海，赵宝成经请示党中央同意，回信要石密赴上海。翌年３月，石澹峰终于见到了深深思念的赵宝成。不久，党组织批准他们结婚。夫妻俩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租了一间房子，装扮成生意人，从事党中央机关的秘密交通联络工作。
爱情的甜蜜冲淡了艰险环境中的苦涩。在随时都有危险的地下斗争中，赵宝成和石澹峰这对伴侣肩并肩，心贴心，为着共同的崇高理想而战斗。
高处不胜寒
来到中央苏区一周之后，临时中央组织部将赵宝成安排在苏区工农通讯社担任副社长，石澹峰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总校）当文化主任教员。
工农通讯社是中央苏区的新闻通讯机构，属于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该社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创办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刊《红色中华》。全社有工作人员１２名，担任过社长的先后有王观澜、李一氓等。赵宝成是主管业务的副社长，除了刊物审读，还负责向各部门的领导征求文章，对外界组织通讯报道，工作十分忙碌。
石澹峰所在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总校），校长是叶剑英，副校长是何长工。文化教员室有７位同志，由她这个主任教员负责。石澹峰每天有４节课，给红军学员补习文化。除此，她还多了一项任务，就是担任校文艺演出队的领导，组织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石澹峰在演出队以扮演“红军大妈”出名，曾与赵品三、李伯钊、石联星等人同台演出。她吃住在红校，很少与赵宝成相聚。但两人的心是相通的，感到过得充实愉快。
赵宝成在工农通讯社工作了一年多。他吃苦耐劳的实干精神和出色的组织能力，受到了组织上的好评。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注意到了早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就熟悉的赵宝成，１９３３年２月，周恩来向临时中央提名，由赵宝成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张闻天等才从上海迁来不久，他们对赵宝成也是熟悉的，鉴于赵在１９２７年就担任过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长，也就同意赵宝成的任命。３月中旬，赵宝成离开工农通讯社赴任履新。
总务厅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重要工作部门，负责管理政府的机关事务，包括后勤供给、物资发放，还有苏区首府瑞金的基建，另外还要担任中央一些大型会议的筹备工作。根据当年的材料记载，总务厅的工作人员最多时达１６５人，是中央政府摊子最大的部门。首任厅长方维夏，第二任是刘开，赵宝成就是接刘开的。总务厅设在瑞金沙洲坝的元太屋，下设管理处、文秘处、交通科、运输队等７个处（室）。
作为中央政府的总务厅长，赵宝成与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等人工作上联系很多。毛泽东虽然在“赣南会议”上受到王明“左”倾中央的排挤和打击，但由于在中央苏区深孚众望的原因，这位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元首”，在周恩来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期间，还是能够行使其行政权力的。到了１９３３年２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这种情况就大大改变了。这些被人们私下里称为“洋房子先生”的党中央首脑们，从进入闽西苏区开始，就明显地感觉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条路线，在中央苏区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特别当他们听到“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这句话时，心里更不是滋味。博古等人抵临瑞金伊始，就借题发挥，大张旗鼓地掀起了“反罗明路线”的政治运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底蕴，正如曾卷入这场漩涡的罗迈（李维汉）所言：“所谓的反罗明路线，无论在江西还是福建，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内和红军中威信扫地。”
就在这种时候，赵宝成却“不谙其道”地与毛泽东保持了良好交往。总务厅与毛泽东同在一个院子，赵宝成每天都要与毛泽东碰面多次。与一些惟恐躲避不及的人相反，赵宝成每见到这位中央政府的主席，便迎上前去，热情地打招呼，再寒暄一番。有时候吃过晚饭，毛泽东在院子的大樟树下，一边吸着纸烟，一边若有所思地怔立着，赵宝成在总务厅办公室兼卧室看见了，就走出来，陪伴着这位心情惆怅的孤独者。据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回忆：“那时中央的一些负责人歧视冷遇毛泽东同志，而总务厅的厅长赵宝成却不一样，照样地接触他，向他请示工作上的问题，因为政府工作是毛泽东同志管的。虽然毛泽东没有工作上的实权，但赵宝成不是这么看，这是很不容易的”。
总务厅负责中央政府机关的物资管理。在分发非常有限的生活物品时，赵宝成更是忘不了毛泽东，专门给工作人员作出交代。他知道毛泽东身体很差，大半年来说是“养病”，可没有几天好好静养过，伙食吃得不好，看他浓密的长发下颧骨高耸，肤色萎黄，谁都知道他有病缠身。因此，赵宝成嘱咐供应处尽可能对毛泽东予以生活上的关照。
１９３３年６月，临时中央政府召开会议，决定在瑞金建造六大建筑，除具有中华苏维埃政权象征意义的中央政府大礼堂，还有红军广场、红军烈士纪念塔、公略亭、博生堡等，这六大工程的建设均由总务厅负责。中央政府的决议属于行政权限，临时中央不便直接干预。但在中央人民委员会内部，博古、张闻天等人的意见与中央政府不尽一致。他们认为在目前战争紧迫的形势下，没有必要大兴土木搞这些工程，理由是敌人的飞机一轰炸就可以把这些建筑毁灭，博古尤其对于中央政府大礼堂的建设不是那么赞同，并为此特意找过赵宝成，言谈中有停建大礼堂的意思。赵宝成没有“领会”他的言外之意，态度鲜明地表示：中央政府的决议应该执行。上任才几个月的总务厅长，也真想办成几件大事。博古眼见这个总务厅长不听自己的，心头大为不快，只好怏怏地离开了。总务厅成立了管理处长徐毅为主任、副处长左祥云为副主任的工程所，配备２０多个干部专抓六大工程建设。是年７月下旬，大礼堂开始动工。
毛泽东非常重视大礼堂的建设，听说工程开工了，先给赵宝成挂了电话，然后来到工地察看。赵宝成已在工地上迎接毛泽东，陪同他一边看一边介绍情况，总务厅长告诉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大礼堂的建筑式样是黄亚光设计的，它融中西式建筑于一体，又具有独特的时代风格，其造型犹如一顶平放在地的红军八角帽。礼堂的前端部分为帽沿，一间低矮的大房间，是主席台的工作用房。礼堂的主体建筑是八角楼，从地面到屋顶，分为厅堂和屋顶三层。左侧为正面，将开三道大门，在中门门首上方镶嵌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图案浮雕，左右两侧上方为红军军旗图案浮雕，礼堂的四周设１４道大门，供人们进出。“为什么要开１４道门呢？”毛泽东问。
“这种设计不仅方便人们进出，特别是遇到紧急情况时能迅速疏散，而且使礼堂内能较好地通风和采光。”赵宝成回答。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这样设计好，有战争观念和群众观点”。“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有什么困难？”毛泽东又关切地问。
“我们加紧施工，组织工人加班加点进行突击，一定赶在全苏‘二大’之前完工！”赵宝成满有把握地回答。
经过４个多月的紧张施工，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竣工了。庄严雄伟，气势恢宏的大礼堂，建在沙洲坝西面的老茶亭屋背。这是中央苏区内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建筑”，楼上楼下可容纳１０００多人。与此同时，设计新颖的红军烈士纪念塔、公略亭、博生堡等建筑也如期完成。赵宝成代表总务厅参加了六大建筑的揭幕仪式。
赵宝成没有想到，具有中华苏维埃政权象征意义的中央政府大礼堂等建筑的完工，却是他政治生命几乎窒息、人生际遇遭到重大挫折的开端。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上旬，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２６号训令，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措施。一是加强审计，形成经济监控网络，着重审计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财政收支。二是实行工农检察制度，各级部门设立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部和工农控告局，设置很多“控告箱”，时常派出“突击队”、“轻骑队”查处群众的举报。所有的报刊辟设专栏，揭露批评党政部门存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消极怠工等腐败现象。
总务厅下属的六大建筑工程所在施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贪污问题，这时被揭露了出来。根据群众举报，中央人民委员会指定由国家审计署、工农检察部联合组成调查组，很快查出工程所副主任左祥云贪污银洋２４６元，事务股长管永才贪污公款９７．８元，运输司务长刘兆山贪污伙食和克扣工钱共６９．２元。工农监察部将左祥云拘禁在瑞金九堡的看守所，总务厅管理处长兼工程所主任徐毅，买通两名看守人员，并搞到了路条和通行证，欲将左从狱中放出再逃往白区，幸未得逞。
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经过审判，作出如下宣判：
贪污犯、企图越狱犯左祥云处以枪决；
包庇反革命贪污犯徐毅判处监禁６年，剥夺苏维埃公民权６年；
贪污犯管永才监禁１８个月，因其为公残疾，判为６个月禁闭；
贪污犯刘兆山判处禁闭６个月。
总务厅发生这么大的贪污案件，赵宝成不但难辞其咎，而且被牵连其中。开始，他被指责为“贪污巨案的总后台”，说“左祥云等人贪污的钱都落到了他的手里”。更有甚者，《红色中华》报刊出报道，称赵宝成“贪污浪费公款不下万余元，使苏维埃财政受到重大损失，……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下级人员的工作毫不验查，给贪污分子的良好的机会实行贪污行为。”
显然，这篇报道颇有失实。说赵宝成贪污不下万余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赵宝成身为厅长，不会直接经手经费，六大建筑的总金额才万余银洋，左祥云才贪污２４６元，赵宝成岂能贪污到那么多？但指责赵“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对下级人员的工作没有加以验查”，确有一定事实依据。
赵宝成一下成了中央苏区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问题得到了临时中央的高度注意。博古等人本来对这个“政治上不敏感、不成熟”的总务厅长颇有微词，这时就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了。临时最高法庭初步议定的处理结果是：“赵宝成对总务厅贪污巨案负有失察失责的领导责任，建议撤销党内职务”，但上报到中央人民委员会，经过博古的最后拍板，定为：“脱离群众，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发生重大失职”，对他的处分是：“撤销总务厅长一职，判罚苦工１年。”
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是１９３４年１月初作出的，数天之后，赵宝成离开瑞金沙洲坝，前往设在瑞金上田村的中央红军兵工厂做工。
血洒铜钵山
５个多月过去了。赵宝成在修械站的刻苦表现，得到了工人们的一致赞扬。中央政府司法部副部长梁柏台了解到了这种情况，向毛泽东、项英乃至张闻天做了汇报，提出建议，最后经中央人民委员会同意，赵宝成从修械站调出来，被安排在中央军委直辖的红军被服总厂任副厂长。该厂设在瑞金的七堡，有１００多台缝纫机，４００多名工人，厂长为胡良俊。
当勤奋工作的赵宝成渐渐走出政治阴影时，中央苏区的军事局势已经走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初，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项英任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办事处主任，统领留下来的部分部队、各机关、后勤人员共１．６万余人，坚持斗争。
此时的临时中央，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操持一切，周恩来只负责监察执行。干部去留、重要人员的任用都得报请博古批准。走与留，关系到每个人的前途与命运，实际上涉及到博古、李德的个人情感，有着许多难言而复杂微妙的因素。病弱的瞿秋白、受伤而“嘴巴厉害”的陈毅、年老的何叔衡、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和向与毛关系良好的曾山、古柏、陈正人等人，都被留下来了。令赵宝成意外的是，他和石澹峰身体都很好，却也被指名留了下来。得到通知的最初，赵宝成简直不能相信。他很想去找博古，找周恩来，可是“服从组织安排”的党性观念，让他迈不开双脚。赵宝成在想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的同时，决然没有意识到另外的一层因素——他与毛泽东的过从甚密，也构成了被指名留下来的重要原因。不过，博古等人考虑到赵宝成的各种情况，还是对他作了安排，任命他为中共兴国县委书记。石澹峰也离开了红军学校，被分配到红军第五护理所担任政治干事。这个护理所的基础是第五野战医院的留下人员。大量的红军伤员带不走，只有留下少数的设备和医务人员担任护理，到这时候，仍有近３００名伤员在护理所住院治疗。石澹峰和赵宝成只在红军主力出发前聚过一次，互相知道留下的单位，此后再也没有联系了。
赵宝成知道，兴国是中央苏区的大县，创造了第一流的苏维埃地方工作，是得到毛泽东主席表扬的苏区模范县。赵宝成还了解到：山西籍的中央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也在该县担任过县委书记，于是便专程找到同样奉命留下的贺昌，听取他的指导性意见。
红军主力突围西征后只半个月，中央苏区的局势就急转直下。１０月２６日，国民党军罗卓英部打进宁都，１１月１日，李延年部占据闽西长汀，１０日，“红都”瑞金陷落敌手，１７日，于都县城进驻敌军一个师，２７日，苏区的最后一个县治会昌县城插上了青天白日的旗帜。至此，中央苏区所有的县城均被国民党军占领。敌人一方面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将苏区分割成十几大块，一面出动优势兵力，“搜剿”留守的红军和游击队。由于项英一开始推行了一条与敌人正面硬抗的错误战略路线，留守红军损失惨重，只３个月折腾得只剩下数千人，而且分为大小不一的几十支队伍，在狭小山区里苦苦坚持。
赵宝成所在的兴国县，开始有留守人员７００多，除了县委、县苏的机关人员，还有一个游击营，拥有３００多支枪。敌人占据了县城及平原地方，他们就退到与宁都毗邻的大坑山区。不久，敌人两个团开到大坑“搜剿”，经历了几次战斗之后，红军人员锐减，剩下不到２００人。赵宝成布置其中的老弱病残潜回家乡，自己带着一支７０多人的精干队伍，退入银坑。还未站稳脚跟，敌军便跟踪而来。银坑属丘陵地方，缺乏理想的游击地形，他们在瑞金的大柏地游击了一段时间，敌人又从四面八方围拢来。赵宝成指挥队伍一退再退，进入了瑞金的铜钵山。
在铜钵山，赵宝成与游击队白天修筑工事掩体，布设檑木滚石，作好迎接恶战的准备。晚上，他与队员们一样，轮流在几处隘口担任警戒。所幸此时正值农历５月，气候不冷，山上的各种野菜都长出来了，他们以每天两餐野菜煮成的稀粥，坚持了半个多月。
占据苏区的敌军知道，越是林深地险的大山，越是红军游击队的藏身之地。１９３５年６月上旬，驻瑞金的敌赵观澜师以４个营的兵力，对铜钵山进行“搜剿”，在各个隘口设立暗哨，严禁老百姓上山，欲将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十余天过去，赵宝成他们的粮食吃光了，附近的野菜也挖光了，得不到一点补充，已经有几个饿得受不住的战士私自潜下山去。敌人知道红军游击队粮尽弹绝，便将围击圈子缩小，终于把赵宝成和剩余的四五十人围困在一座山头上。敌军先对山头施以火烧，然后对失去掩蔽又没有子弹的游击队，发起以活捉为主的进攻。赵宝成见敌人越冲越近，知道最后的关头到了，他什么也没有想，只是吩咐战士们用石头与敌人拼。最后他用仅剩的一发子弹击倒一个敌兵，然后抄起脚下的石头，奋力扑向敌群。敌兵纷纷扣动枪机，赵宝成扑倒在岩石上。
曾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部一级中坚干部的赵宝成，以其３３岁的尚可大有作为的英年，将自己的最后一泓碧血，洒在了中央苏区的红土地上。巍峨的铜钵山，留下了一个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