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宋时期，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在经历了唐末以来的挫折，后期的恢复发展后，终于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在东南沿海各条航线上，亚洲其他国家的商人来华贸易络绎不绝。而在当时，两浙路大小港口众多，但都时兴时废，其中仅有宁波港依旧保存了下来，可见其重要性。因此，宁波对当时海外各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技术的影响。
关键词：两宋；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技术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69-02
中国与海外地区的往来，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有不少史料可以证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时已有中国人到达其他洲生活。至秦汉时，中国的丝绸通过海路销往东南亚等地。魏晋南北朝时，海上丝绸之路渐渐繁荣。直到唐朝，由于国家稳固，人民安定，海上丝绸之路日益兴盛。海外贸易在经历唐后期的短暂衰落后，至宋元终于进入鼎盛时期。此时，与中国发生海外贸易的国家数量众多，前绝后，蔚为壮观。
宁波港在此大环境下与其他海外贸易港口一起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通过海路，宁波向海外输出了大量的丝绸、陶瓷和其他手工业制品以及农产品。同时也输入了大量香料、药材和珍奇瑰宝。此外，由于中国的科技文化水平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位在世界前列，许多源自宁波本土的优秀科技成果也随着海路走出国门，进入其他国度，对当地的社会生产，人民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就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对海外产生的技术方面的影响出发，总结具有典型意义的三方面进行论述。
一、陶瓷业的影响
瓷器是既是生活用品，又是一种艺术象征，在制作过程中要求极尽苛刻，有着不凡的研究价值。两宋时期，中国通过瓷器与世界各国人民进行了频繁的交流。“尤其是越窑青瓷中的上林湖唐代所产生的玉璧底碗，花口碗或称荷花碗等，首先在非洲、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落户’”[1]。
以浙东越窑为代表的制瓷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对整个世界的制瓷业都有深远影响。海上丝绸之路在一定程度上是因陶瓷业在世界贸易中的发展而逐渐兴盛的。“在直接的技术交流时期，烧制成功的新罗青瓷，就标志着浙东制瓷技术已在朝鲜半岛落户开花”[2]。
一份有关青瓷窑址的调查报告现实：韩国160余处窑址出土的文物表明，半岛当时制作的碗，其内部中心位置都有一个小圆圈，而这些小圆圈正是南宋越窑的制作风格。之后又在韩国众多窑址遗迹出土器物，将近90%以上都为一种被称为环底矮圈足器的瓷器，呈淡绿色，装饰线刻莲瓣纹、云纹。与其一同出土的有一片书有“太平壬戌二年”的陶片，可知这些器物的生产年代应在北宋年间。而同样的瓷器在宁波上林湖窑址也出图了相当可观的数量。由此可见当时的制瓷风格对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瓷器的制作风格对外产生重大影响外，越窑器物上的装饰技艺也对朝鲜半岛影响深刻。朝鲜半岛曾出现过一种“鹦鹉纹”，这在北宋时期是非常流行的一种花纹。鹦鹉的头尾相连，惹人喜爱，而这种纹饰的画法以及绘制线条却分别出现在韩国和中国慈溪东钱湖出土的器物上，两者可以判定出于同一时代。
正如林士民先生所说：“朝鲜青瓷烧造技术及器物特征与明州（今宁波）越窑有很多共通之处，朝鲜青瓷的工艺脉流源自明州越窑”[3]。到了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巅峰，制瓷技术的对外影响则更是深远流长。
二、建筑技术的影响
两宋时期，中国的建筑技术也传入日本，极大地影响了东瀛的建筑方式和建筑风格。当时许多来自日本的留学生专门研究宋朝的建筑技术，对宋式建筑的各方面进行模仿，推动了日本建筑业发展。
南宋时，日本高僧重源到中国学习“天竺式”①建筑建造方式。宁波现存的阿育王寺便是典型代表。“重源回国后，一同邀请了来自宁波的著名建筑师陈和卿和伊行末一行人，主持重建了日本东大寺。”[4]两地建筑师共同参与了重建日本东大寺南大门，一同寻找所需材料，商量修建的各个步骤，东大寺的南大门和大佛殿便在双方合力下，按照当时盛行一时的“天竺式”建筑风格修建而成。“天竺式”也由此称为“大佛式”。此类中国风格的建筑现被视为日本的瑰宝，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
伊行末另外还参与修建了日本的般若寺十三重石塔。十三重石塔四面重檐无纹饰，塔上铭文刻有“延应二年庚子二月四日造，大唐铭州伊行末”[5]。“铭州”即“明州”，“大唐”实际上已经是宋朝时期了。
两宋时期宁波建筑师与日本建筑师立下友好交往关系，对当时日本的建筑风格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日本的寺庙建筑，处处可见宋宁波的影子，宁波建筑技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走进了日本。
三、雕刻技术的影响
两宋时期，宁波海上丝绸之路除将极具当地特色的制瓷技术和建筑技术带向世界外，也使宁波雕刻技艺璀璨于世界之林。
上文提到的陈和卿大师，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同时也是一位出众的雕刻师。日本东大寺的奈良大佛名居世界第二，便由陈和卿指导雕刻而成，陈亦因此闻名于世界雕刻界。除此，东大寺南大门的两座石狮子，也是陈和卿与伊行末二人用宁波鄞县的梅园石运往日本雕刻而成。为了提升寺内佛像的庄严肃穆，建筑师们专门打造了这两座石狮子，由于年代久远，狮子以外的雕刻已经不复存在。石刻狮子与东大寺各名胜一起被收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来自宁波的石头与雕刻大师得以在日本显扬，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功不可没。
伊行末也为日本雕刻艺术的发展推波助澜，他所捐建指导雕刻的石灯笼造型现已成为日本的基本形制。他的儿子伊行吉在他周年祭时主持雕刻般若寺笠塔婆以表纪念。在一些佛教书籍中对塔婆有着记载，唐玄应 《一切经音义》卷十六：“塔婆，或言‘偷婆’，或言‘薮斗波’，皆讹也。正言‘窣覩波’，此言‘庙’也。”另有《释氏要览·送终立塔》：“梵语‘塔婆’，此云‘高显’，今略称‘塔’也。”
宋代石雕技艺与建筑一起随海上丝绸之路享誉海外，而当时同样在海外广受欢迎的还有朱金漆木雕。宁波的朱金木雕大多由银杏、樟木等木材雕刻而成，常见的多为运用浮雕、圆雕、透雕等技法将木材雕成人、动植物等图案装饰，再贴上金色的彩，结合沙金等工艺手段，最终上漆，便成了一件制作精良的工艺品。南宋时代，宁波官府曾用漆金雕箱礼赠日本[6]。两宋时期，宁波地区经济繁荣，与海外贸易往来频繁，木结构器物及其装饰物流行于世。加之当时航海业迅速发展，而宁波尤盛。朱金雕技术发展更是如日中天，直到今天，日本正仓院依旧保存着当时的朱金木雕，这和宁波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关系。
四、结论
两浙路最重要的港口便是宁波港，宁波港兴起于唐后期，但真正发展成为重要海外贸易港在宋代。北宋时期，宁波设置了市舶司，是北宋对日本和朝鲜进行贸易来往的主要港口。北宋诗人曾诵“悠悠信风帆，杳杳向沧岛。商通远国多。”[7]形容当时贸易繁荣的盛况。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各国间贸易来往的道路，也是各国政府、人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纽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大宋王朝与许多东亚国家互派商船使臣。同时，海上丝绸之路又是各国人民进行文化学术，科学技术交流学习的途径。”[8]中国的先进技术成果通过海路传到世界各个角落，同时，其他国家的生产技术也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双向交流丰富、提高了双方经济和文化生活，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宁波人民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几十年来，宁波当地的商人、工匠、航海家及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不畏大海的凶险，以自身微薄的力量战胜了各种挑战和挫折，不断探索海上道路。宁波劳动人民辛勤付出，制作陶瓷、丝绸，雕刻精美的手工艺品，专研建筑技艺及其他为世界人民喜爱的物品。其中名著者有陈和卿以及伊氏一族，为中外技术进步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能在当时其他港口都难以维持的情况下仍然屹立不倒，与宁波人民的努力无法分开，更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无法分开。
两宋时期宁波港的繁荣景象不仅有当时的文人墨客写下大量赞美诗歌、文章、美句，众多海外来客也感慨于当时的繁华而留下了众多充满奇幻色彩的游记。在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上，留下了大量来自各地人民的遗迹，这一切都唤起了人们对中外友好交往的向往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的美好回忆。
注释：
① 所谓天竺式，特点主要就是其构架近似川斗式，斗拱多为丁头拱（又叫插拱），重叠可多达6层，没有飞檐椽，是典型的浙江南部和福建的地方建筑风格。
参考文献：
[1]林士民.青瓷与越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
[2]林士民.唐吴越时期浙东与朝鲜半岛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之研究[J].海交史研究，1993，1.
[3]林士民.浙东制瓷技术东传朝鲜半岛之研究[J]，浙东文化，1997，2.
[4]李广志.明州工匠援建日本东大寺论考[J]，宁波大学学报，2015，5
[5][日]清水俊明.石造美术[J].奈良县史编辑委员会奈良县史[C].东京：名著出版社，1984
[6]徐辉.浙东宁波地区朱金木雕艺术探析[J].艺术与设计，2008，3
[7][北宋]梅尧臣.送王司徒定海监酒税[M].宛陵先生集，卷二十一
[8]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M].海洋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张莎莎（1992-），女，浙江宁波人，黑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南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