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1860—1938年），字苏戡，又字太夷，号海藏，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书法家、诗人之一。作为清廷遗老，他拥戴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积极参与创建伪满洲国，并以72岁高龄出任了伪满首任国务总理，签订了卖国条约《日满议定书》，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鲜为人知的是，在担任“国务总理”的短短三年多时间里，郑孝胥曾两次辞职，这两次辞职，一次主动一次被动，一次以退为进一次被逼无奈。两次之所以如此天差地别，和伪满洲国建立后的政治形势、郑本人的政治野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曲折，充满了历史的况味。
一、上任半年，一次早有预谋的辞职
1932年9月3日，郑孝胥到伪满执政府面见溥仪，向溥仪提出辞去“国务总理”职务的请求，表示“新国家”成立已经半年，该办未办之事没有办好。新任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即将到任，会趁此机会改弦更张，以使耳目一新。而他（郑孝胥）再继续担任总理，很难打开局面。
而仅半年前，在帮助溥仪渡海到达东北的淡路丸号上，他还写下“同洲两帝欲同尊，六客同舟试共论”，“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不再多言”的雄心壮志。郑孝胥为什么要提出辞职呢？要了解其中原因，必须从当时伪满洲国的统治局面说起。
伪满洲国建立后，其官方公布的《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务总理郑孝胥作为“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奉执政（溥仪）之命掌握“国家”行政。国务院各部总长奉总理之命，掌管各部行政事务。可见国务总理应该是伪满洲国行政的唯一负责人，然而用心险恶的日本关东军在同时公布的《国务院官制》中玩了把戏，规定“总务长官承国务总理之命指挥监督部下管理掌握政务”，并且在实际的操作中，将这一条逐渐演变成了“由以日本人为长官的总务厅处理国务总理的国家政务”，因此总务长官成了实际上的“国务总理”。伪满第一任总务长官驹井德三，在国务院行政中飞扬跋扈，操纵一切，被日本《改造》杂志称为“满洲国总务总理”，而真正的“国务总理”郑孝胥反而成了傀儡。
这种苗头在伪满洲国建立后的第一次国务会议上就已经充分地表露出来。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伪满行政机构长官和次长人选，但在开会前，相关人选已经确定，其中日系官吏占到了总数的十分之三，然而这一切事前并没有向与会的伪满官吏提起。对于这一重大决策，很多伪满官吏被蒙在鼓里，因此引发了很大争议。伪满洲国财政部总长兼伪吉林省省长熙洽曾以事前未向伪执政溥仪报告为由当场提出质问，而驹井德三则强硬地回答：“这是日本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定，现在是责任内阁，为什么要向执政报告！满洲是日本在日俄战争时以十万头颅和多少亿的金钱大牺牲换来的，日本人就是满洲人。这个办法是既定方针，你们要反对是不行的。”对于这种说法，作为责任内阁长官的郑孝胥尽管心有不甘，但也只好默不做声。此后的国务会议上，在驹井德三等人的软硬兼施下，郑孝胥只能按照日本人事先拟好的发言稿来讲话，基本丧失了行政事务的决策权，甚至是话语权。
对于被完全架空的这一局面，郑孝胥并不甘心，对于伪满洲国这个新“国家”，他有自己的政治野心。他要复辟帝制，对内要用“王道思想”，也就是以孔子为中心的儒家道德来治理人民；对外要“弭兵”，也就是借列强相互制衡、国际共管来求取生存之道，欧洲中立国瑞士是他的理想模板。而伪满洲国建立初期，他苦苦争取的帝制没能建立，反而成就了日本的一家独霸，这显然不是郑孝胥所希望看到的。
所谓的机会终于来了。1932年5月，以李顿爵士为首的国联调查团一行来到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郑孝胥对此抱着极大的幻想，认为在日本侵占东北、扶植“新政权”这件事上，美、英等大国并不想和日本硬碰硬，还要利用日本牵制苏联。这些国家的真正诉求，只不过是要求“新国家”门户开放，而这也正是伪满洲国实现“国际共管”的有利契机。正如郑孝胥所料，国联调查团最关心的也的确是门户开放问题，日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对调查团表示，除了国防门户不开放外，其他一切门户开放。
但这只是日本方面做的表面文章，在随后的统治中，伪满洲国依旧是日本官吏独断专权。在人事安排、国家开放、引进外国资金上并没有实质的动作，郑孝胥的幻想在现实面前一点点破碎。
更大的陷阱在等待着他。伪满洲国建立前，在郑孝胥的唆使和怂恿下，溥仪和日本关东军代表板垣征四郎秘密签订了一份密约，将国防、治安、交通、资源统统作为条件换取了伪满政权的建立。随着国联调查团的离开，伪满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已经被列强所默认，日本方面开始将这些秘密条约逐步公开化、条约化，1932年8月，郑孝胥已经以“国务总理”的名义和日本签署了《关于满洲国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的管理和线路铺设管理协约》《关于设立航空公司的协定》。按照日本方面的计划，新任关东军司令、驻满洲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9月上任后，就要签署一个一揽子的协议（即后来的《日满议定书》），彻底实现之前密约的全部内容。
尽管签与不签郑孝胥完全做不了主，但在他心里，这是一个巨大的赌局：完完全全顺从地签了，他将彻底走向卖国求荣的深渊；以拒不签字为要挟换取更大的政治权利，则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思量再三，郑选择了后者。于是才有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郑孝胥向溥仪提出辞职一事。这不是一次真正的辞职，而是要拿辞去“国务总理”职务、拒签《日满议定书》来换取驹井德三辞职，以便在伪满政坛上获得更大的话事权。
听到郑孝胥告老辞职的请求，溥仪直觉上认为这是郑孝胥采取的以退为进的办法，为了避免被要挟，溥仪就坡下驴地提出让当时的伪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取而代之，担任国务总理，但是又考虑到日本关东军的意志和臧士毅本人的意愿，只是批准了郑孝胥请假的要求。
果然，随后一连串事件按照郑孝胥的设想发生了：一方面总务长官驹井德三进行了种种妥协仍无法动摇郑孝胥，另一方面日本关东军无法接受郑孝胥辞职带来的后果，最终驹井德三迫不得已以自己辞职换取了郑孝胥的留任。
9月15日，《日满议定书》如期签约，签约前致辞时，“郑孝胥蠕动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脸部的肌肉剧烈地颤抖着，一脸要哭的样子，五秒、十秒、三十秒过去了，还是没发言。让人充分感到其内心汹涌着错综复杂的情绪波涛”。因为他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签的分量，已经打开了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潘多拉魔盒，他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二、傀儡三年，一次迫于无奈地辞去
1932年10月，驹井德三辞去了伪满洲国务院总务厅长官职务，其职务由原来的副手，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代理。阪谷希一吸取了驹井德三的教训，处事圆润，避免了和郑孝胥的表面冲突，但是在伪满洲国的行政事务中，他依旧把持了全部决策权，推行了《鸦片专卖法》《铁道法》《临时惩治盗匪法》《武装取缔法》，在东北全面加强经济统制、武装统制。而郑孝胥并没有如想象中的那样，获得了真正的权力。他的总理工作，主要是象征性的、务虚的，如参加各种活动，发表各种演说，倡导王道思想，表彰孝子节妇。
1933年7月，远藤柳作接替阪谷希一担任总务厅长官，此人虽然没有架子，但仍旧原原本本遵照日本关东军的旨意在行事。伪满洲国建立后，以郑孝胥、熙洽为代表的清廷遗老渴望推行帝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溥仪在这伙人的吹捧下，也越来越想当皇帝。为安抚这股政治势力，远藤柳作在上任前后，曾遵照关东军的命令，就实施帝制问题征求了各方面意见，决定满足溥仪登基称帝的愿望，并着手开始准备。1933年末，时任关东军司令菱刈隆正式通知郑孝胥，“日本政府同意溥仪做满洲国皇帝”。
溥仪的登基称帝，让郑孝胥又看到了政治野心实现的可能，1934年3月1日，溥仪在伪满新京（长春）郊外的杏花村举行皇帝郊天礼并改元“康德”。郑孝胥满心欢喜，回顾这两年被架空的现实，重新燃起了“雄心壮志”。当晚，他又写下“吾皇归满洲，二年定辽海。中兴与开创，赫赫有真宰。人心不忘旧，制胜若因垒。中原可徐复，修德犹有待。一言几兴邦，惟以敬胜怠。勿曰我得天，天命固未改”的诗句，表示要战胜懈怠，按照天命管理国家，帮助溥仪逐渐收复中原，实现大清朝的中兴。
为了感谢日本的“援助”，5月郑孝胥、熙洽东渡日本谢恩。隆重的接待礼仪让郑孝胥忘乎所以，拍了不少日本的马屁，留下了“聪明睿智惟神武，德化二千六百年。今日日光辉万国，苍生还赖旧山川”这样的捧臭脚的诗作。一日，在日本居住的旅馆，郑孝胥收到了不知什么人送来的大纸袋，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是一副对联，魏碑态势，笔法不凡。郑孝胥本欲称赞好字，但却忽又神情尴尬，欲言又止。熙洽正好走来，郑便将对联拿给熙洽看。只见第一副对联是“认贼作父，率兽食人”，横批是“海藏楼主”。第二副对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仁义廉”，横批是“夜起庵人”。郑孝胥明白，送信人是在骂他“忘八无耻”，心情一下跌到谷底。
纵然是逢迎拍马、委曲求全，郑孝胥的行动依然换不来满洲国的独立，换不来他自己的独立施政。帝制刷新没能改变“满洲国”、溥仪、国务总理三者的傀儡地位。在远藤柳作任上，日本绕过郑孝胥进一步巩固了对东北的控制，加快了对东北资源的攫取。其间远藤柳作推行了保甲法，新设五个军管区，将原有的四个省（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改成了十个省两个特别市，对矿山、铁路、森林、煤炭等资源肆意进行搜刮，郑孝胥被架空的事实一次次被验证。
在这段时间里，连续三任总务长官都凌驾于总理之上，国务院总务厅的权力不断壮大，机构也不断膨胀，到1934年下辖6个处，包括伪满洲国内全部预算、人事在内的一切行政枢要部门都处于总务厅掌控之中。这种种的人事安排、制度安排让郑孝胥终于看清了日本想要长期独占东北的真面目。
1935年初，距离伪满洲国建立已经三年，距离恢复帝制已满一年，日本对新政权的控制越来越严苛，已经75岁高龄的郑孝胥，只剩下了无可奈何和满腹牢骚。
1935年春，在吉林市八百垅师道大学开学典礼上，郑孝胥真情流露，在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说出了“满洲国似新生的小儿一样，在日本国的怀抱中成长，可是现在渐渐长大了，就不能永远被抱着，应该放开手让他自己走路，应当自立了”等语。这番话他还在多个场合多次提起，在纪念伪满洲国建立三周年的庆祝仪式上，郑孝胥再提“放手论”，并且这番话被原封不动地登载在了伪满影响力最大的报纸——《盛京时报》上。彼时，日本方面筹划溥仪访日已有大半年之久。这次访问，日本方面是要在日满之间确立“精神上一德一心，政治上共存共荣，经济上达成同盟”这样一种更加紧密，依附性更强的关系。郑孝胥发表这番话的时间距离溥仪访日还有不到两个月，而且在精神上与日本的政治目的背道而驰，给日本关东军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让日本方面彻底动了撤换郑孝胥的念头。
1935年5月21日，郑孝胥辞去了伪满洲国务总理职务，溥仪按照日本关东军的意思接受了辞呈，对外给出的理由是郑孝胥年事已高，“倦勤思退，需要养老了”。殊不知，郑孝胥在任期间，“每天早晨五点开始待客，写日记。九点到国务院办公，他上台阶时经常每步连跨两级，腿脚利落轻快，人见之皆称奇人。70多岁就像50多岁的样子”。
辞官得允，郑孝胥内心既解脱又失落。这种情绪在他当天写下的诗歌中表露无遗：“行年七十六，自诩好身手。虽曰非健儿，亦未齿羸叟。今朝得解官，快若碎玉斗。曲身数张臂，嘘啸频撮口。千秋酸寒徒，岂易觅吾耦。营营鼠窟中，莫复论谁某。造物定何意，留此老不朽。知我者天乎，闻讯堂下柳？”这首诗是在躬身自省？还是解疑自嘲？亦或是心有未甘？其中真意耐人寻味。
退养之后，郑孝胥仍然放不下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王道思想的教育、传播上，将自己的旧居捐献了出来，作为王道书院的教室。他还亲自拟定王道书院的章程、课程内容，并且多次去讲课，从卸任总理直到去世，郑先后写出《外王补义》、《王道广义》四则、《王道切论》、《王道讲义大纲》、《内圣外王申释》、《大同小康万世一系释》等多篇文章。1938年3月6日，王道书院第一次公开演讲，他在当日以《研究和实施王道之法》为题登台。该文是其最后一篇关于王道思想的文章。然而这一次演讲，距离他的死亡仅仅只有三周时间。
1937年华北伪政权粉墨登场后，郑孝胥想回北平和亲友共度晚年。9月郑孝胥在北平居住了一月有余，感受到了难得的轻松惬意，他计划在北平盖一座藏书楼并建家居宅院，以备日后迁回北平享用。可他回到新京，准备收拾东西长居北平的时候，被日本关东军以“去北平的事，尚需考虑，暂不许动身”为由拒绝，这一盆冷水彻底浇灭了郑孝胥的希望，身心俱疲的他逐渐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去世前几天，郑孝胥看到报纸上介绍居住在新京长春的108岁老者李长有的报道，于是将他请到家里。这个河北人闯关东到东北70余年，儿孙们大都因替伪满洲国打仗去了黑龙江，老人仅靠种菜卖葫芦养活身边的小孙女。当天郑孝胥谈兴很浓，和李长有闲谈良久，除送金元、香烟之外，还送他一首诗，而这首诗成为了郑孝胥的绝笔诗。诗云：
辛苦人间过百年，长生久视转堪怜。
看君来去无牵挂，如此生涯即地仙。
诗极浅白，充满了自况的意味，把一个只管种地、不问世事的百岁农民比喻成活在人间的神仙。郑孝胥也许是累了，一生的奋斗、一生的荣辱、一生的野心和抱负，都被雨打风吹去。在时代的大势面前他显得那么脆弱，那么渺小，还不如像这个百岁的老人那样做个快乐的神仙。
1938年旧历二月二十七日，公历3月28日，郑孝胥的一生走到了尽头。日本关东军对外宣称他死于肠溃疡，也有人说他死于毒杀。此后，他被按国葬之礼埋葬，溥仪赐他特叙大勋位，恩赐兰花大勋章，日本天皇发来唁电，极尽“哀荣”。最终，郑孝胥被葬在沈阳东郊天柱山下努尔哈赤的福陵旁，距今已有70多年，坟墓早被铲平，尸骨已难觅其踪。
有趣的是，在众多写给郑孝胥的挽联中，有一副来自于郑孝胥早年的同事，著名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先生，这幅挽联，不涉褒贬，只有感慨，意在言外：“患难昔相依，把臂偕行，难忘震撼同舟日；归休终未得，抚膺欲绝，想见淋漓掷笔时。”
作者单位：伪满皇宫博物院
责任编辑：姚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