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圣约翰
90年前，1921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独自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款共300万元。张寿镛为之震撼，并悄然把陈嘉庚这一壮举郑重地记载在私人年谱。
仅4年之后，1925年，张寿镛万万难以预料的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一所新大学的筹办及其执掌。
当年，一个改变中国现代史进程的事件轰然爆发——五卅惨案。时任沪海道尹（上海地区行政长官，隶属江苏）便是张寿镛，上任刚不久，与殖民者交涉以及保释被英国巡捕逮捕的爱国学生，全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为纪念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中国籍学生与美籍校长卜舫济发生冲突。卜舫济，这位以中国为家并执意长眠于华夏大地的传教士显然不是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其过激行为源自政教分离（教育远离政治）的办学理念。在他看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ABC”的校园生活因本校学生卷入五卅惨案而被彻底打碎。
6月3日，圣约翰大学及附中华人学生553人集体誓言永远脱离学校，今后不再就读任何外国教会教育机构。次日，沪上各大日报刊登《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学生脱离宣言》。全体华籍教师，共17位，亦声明辞职，即日起生效。离校师生旋即成立“圣约翰学生离校善后委员会”。
尽管南洋与复旦两校的学生会竭力安抚与收容这批离校生，但转校绝非易事。复旦以考论文为入学条件，南洋则担心伤及兄弟院校的感情。
与其寄人篱下，不如自立门户。
离校次日，离校师生集会，商议善后措施，共商自办学府，取名“光华”。
因其子张悦联为离校生之一，张寿镛被家长推至风头浪尖。“圣约翰学生离校善后委员会”遂改为“光华大学筹备委员会”，张寿镛为会长。6月14日，登报通告筹委会成立。同时成立校董会，公推张寿镛为校长，朱经农为教务长。张寿镛表示，一旦卸任沪海道尹，“即专力办光华，尚望同学本合作精神，俾俯完成。”
家徒四壁的学校先租赁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杜美路（今东湖路）房屋为大学校舍，宿舍则分为四处。同时，在枫林桥匆匆盖上十多间茅舍作为附属中学讲堂，还租赁新西区枫林桥房屋为附中校舍。
当年9月正式开学。
圣约翰大学的553名离校生尽数入学，各地学生400余人亦慕名前来报考。
在“六三”离校的学生中还有9位应届毕业生，拒不认领圣约翰大学毕业证书，光华大学取而代之。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典礼暨毕业典礼”在新创的光华大学举行。那9位学生成为没在光华上过一天课的“特届毕业生”。
张寿镛寄希望于光华学子们：一、崇尚气节；二、培养博大之局量；三、维持坚苦之操守；四、有群无党；五、做事争人先，成功居人后。
学校初设文、理、工、商4科14系。1927年，工科停办；1929年，开始招收女生；同年，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文、理、商科分别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均为4年学制。
释藏富于民
1926年1月5日，上海大西路，光华大学校舍（原中国纺织大学校址）开工。当年9月竣工，随即启用。限于财力，教学大楼和宿舍分别只盖两栋，一排二三十间草棚充当临时教室，而简陋的餐厅也兼作礼堂。不少学生经常要站着听课。
“筚路蓝缕，疲于奔走，凛凛焉惧风之飘摇！中学的学生以茅屋为讲堂，寒天暑地，弦诵其中，师若弟宴如也。”在《光华五周年纪念书序》一文中，张寿镛如此描绘昔日创业之艰辛。而“这所大学缔造之艰，非身历其境者不知也。”这里说的“艰”，不仅仅指物质匮乏，更有“六三”离校事件所体现的民族自尊、自立、自主、自强之艰危。这便是“人生于世，惟志是视。志之所任，虽千回百折，而必有以达其的。志稍懈焉，纵其基础已立，而无从善其后，则颠仆随之矣，岂不大可惧哉。……物质之建设难而实易，而精神之贯彻易而实难”。建校五年后，张寿镛感言涌出。
精神固然为首，但物质未必易事。
“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及，借甲偿乙，补屋牵萝，托钵题缘，自忘愚痴。热情者一呼便应，冷嘲者讥为多事。”建校之苦楚，张寿镛深得三味。
可肩负这副重担者，张寿镛为不二人选。
其一，张寿镛仕途一路走过来，人脉遍及沪上政界财界商界文教界，其心却不在官场，一旦卸任，更有利于作为私立学校的彻底自治；其二，张寿镛出身鄞县（现隶属宁波）望族，父亲张嘉禄为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先后出任山东道、云南道监察史，而他本人也中举，满腹经纶；其三，张寿镛是个理财与集资高手。
张寿镛曾担任上海货物税收所长，被誉为“天下第一厘差”。此后相继出任浙江、湖北、江苏、山东诸省财政厅厅长、北洋政府财政部秘书、总务厅厅长、库藏司厅长，最后出任孙科、宋子文的副手——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
锱铢积累十三载，雾散烟消一刹那。
地窄雉飞虽带箭，奋刷翎毛忘坎坷。
信知君子法天运，洗净甲兵造山河。
长歌激越听者喜，曰吾流辈感蹉跎。
时值军阀混战，积累之锱铢流向何方，生灵涂炭，抑或造福后代？
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财政理念均有悖于张寿镛主张的“藏富于民”，如他所言，“财政则视国民之负担力，欲负担之充裕，则在国民富足”。
既然理念悬殊，又遍尝官场辛酸，体味仕途甘苦。1931年，张寿镛终于长揖辞官。
在昔汉廷疏，长楫储君去。
此去非鸣高，欲遂读书趣。
聊反重由言，业岂籍官举。
社稷与人民，典坟乃师傅。
深愧漆雕开，未信登仕路。
茫茫三十年，不堪回首顾。
己已离润州，辛未辞政务。
一身便觉轻，朝朝对缃素。
与其以金钱来衡量财富，不如以知识来藏富于民，而最佳途径无疑首推教育。
集天下英才
鲲鱼久蛰北溟中，今已化为鹏。
去以六月羊角风，重霄一奋冲。
我有前圣羲与农，肇造文明启晦蒙。
我有后圣周与孔，旁流教泽施无穷。
观国之光远有耀，重任在吾躬。
中华民气原俊伟，奋起自为雄。
平原宽广带长川，有基筮在田。
风雨不动安若山，广厦列万千。
科分教育冀薪传，更参文明究人天。
复以商业扩其用，产才分道扬先鞭。
父兄师保瘁心力，乃至美且全。
光我中华万亿年，毋让他人前。
这是光华大学创建时的校歌。气贯长虹，震撼山河。
从校董的阵容中便可窥见一斑，有网罗沪上各界大佬之势：王丰镐、张寿镛、黄炎培、钱新之、赵晋卿、朱经农、陆士寅、余日章、刘湛恩、殷芝龄、潘序伦、虞洽卿、吴蕴斋、朱吟江等。袁观澜、顾维钧等任名誉校董。
气势更为恢弘的则是师资——无论在编还是客串：潘光旦、章乃器、罗隆基、徐志摩、胡适之、李石岑、王造时、张歆海、谢霖、朱公谨、吕思勉、张东荪、容启兆、蒋维乔、颜任光、金其眉、薛迪靖、沈章甫、岑德彰、张尔田、童伯章、钱钟书、韩湘眉、萧公权……
还有鲁迅、林语堂、叶圣陶、黄炎培、何炳松、曾孟朴、江问渔、王云五、邵力子、陈布雷、陈立夫、徐悲鸿、陶行知、陈诚、茅盾、陈鹤琴、孙寒水、张静江、林重远、王正廷、郭泰祺、翁照垣……
张寿镛振臂一呼，名家大师云集光华。可以说，张寿镛效法蔡元培，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我们在简陋的饭厅里可以听到鲁迅、林语堂的演讲；在草棚里可以听到胡适之、钱基博、吕思勉、蒋竹庄、吴梅、胡刚复、朱公谨、颜任光、廖茂如、潘光旦、章乃器、王造时、罗隆基、薛迪靖、金井羊、杨荫溥、安绍芸、何炳松等教授的讲课；在休息室里可以看到张歆海和徐志摩在谈诗，李石岑在谈人生哲学。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奋发学习，蔚成良好的学风。这是光华这棵幼苗成长时期的写照。”一位校友如是回忆。
当时，大学毕业生通常要工作两年才能评上助教，若干年后才能提升讲师，而光华大学当即破格聘任刚从清华毕业的钱钟书为外文系讲师，以英文讲授西洋文学和文学批评。只讲书，不提问；不表扬，不批评。异常火爆，来自其他科系的慕名者蜂拥而至。有次考试的作文题竟然是“什么是爱？”这在那个时代简直是有违纲常；而且，作为“六三”事件主导者的钱基博亦在光华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父子共同执教于一所学校，民国教育史上罕见，不啻为一段佳话。
如果说，学校似光华之日月，那么，这些被张寿镛不拘一格延请来光华的教师便是熠熠生辉的星辰。
日月光华，群星璀璨。
手足师生情
学生周有光认为，光华大学实际上还是按照圣约翰大学的方法来办学。这主要是指教师普遍用英语来授课。但光华师生情同手足。就这一点，圣约翰自叹弗如。
这位日后被誉为“简体字之父”的光华学生可以径直去老师徐志摩家。当时，徐志摩跟陆小曼居住上海，一幢房子三层楼，下面一层为英国式，第二层日本式，第三层印度式，三层楼三种文化。周有光记忆犹新。
“那时候大学生出路很好。我们的校长张寿镛对我特别好，我读书的时候，校长室缺少一个秘书，就在本校里面招考，我考上了，业余帮校长当秘书。这样，我跟校长关系就很好，我毕业了，他就劝我：‘你不要出去了，你就在本校教书吧。’我一边就在光华大学附中教书，同时帮大学校长做一些工作。不久，就在大学里面教书。”百岁老人周有光至今对昔日光华记忆犹新。
类似周有光这样杰出校友不胜枚举：邓拓、姚依林、乔石、尉健行、荣毅仁、董寅初、沈昌焕、储安平、黄辛白、柴泽民、黄鼎臣、邵洛羊、杨小佛、谢云晖、杨纪珂、张承宗、周而复、赵家璧、张芝联、吕翼仁、张允和、穆时英、田间、徐僖……
当时高校学生分左中右各派，光华亦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当时在光华就设有一个小组，组长是后来成为周扬夫人的苏灵扬。
1933年12月21日深夜，上海各大学的进步学生八十多人同时以“共党嫌疑”被捕。其中有光华大学学生14人，包括诗人田间（当时叫童天鉴）、作家周而复（当时叫周德）。张寿镛惊闻此事，即刻向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力保，并亲自驱车索人。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张寿镛把光华成立称为“生平第三快事”。虽未荣升进士，但也中举，此为“第一快事”。“第二快事”是婚姻。夫人蔡瑛，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为他分担忧乐。蔡瑛为当时租界内首屈一指的蔡同德堂国药店老板的女儿。1895年农历三月初三，这对新人在新闸路新酱园弄成婚。
为纪念“生平第三快事”，他赋诗：
金榜与洞房，人生唯两喜。
宾朋聚一堂，恍如少年事。
自我涉官途，不复存此意。
翰林未可求，学台今忽值。
所期光国华，名驹千里驶。
誓将与终身，中途岂弃置。
自从拥有人生三大快事，张寿镛总是以这个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玄色长衫，面料上乘，做工考究；肌肤白皙，额头饱满，双眼深邃；紧抿的嘴角边常常滑落一丝笑意，似对世间百态贻笑大方。
盼日月光华
光华大学有座六三堂，是为纪念“六三”离校事件而建，用意显然是启发国人深沉纯挚之爱国观念，以无负于离校师生之义勇。六三堂建成时，张寿镛曾告诫全校师生：“及其堂构即成，居息得所，明窗静几，左图右书，萃佳子弟与良师益友济济一堂，油然喜乐，有不复记忆昔之所遭者矣！”
光华大学校训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张寿镛于1931年把校训改为“格致诚正”，而且在此基础上，提出“贵在实行，不尚空谈”。“格致诚正”绝非空谈，而且充分体现在教育抗日。
八一三战事，光华大学全部建筑物毁于日寇炮火，校舍成瓦砾，校园作焦土。
张寿镛痛不欲生：
育材国之本，三乐原不离。
经营十四载，不恤身为羁。
一旦风云翳，遂令日月亏。
痛心，但壮心未死；挥泪，但破涕为笑：
“我校为抗战而牺牲，当随抗战胜利而复兴也。”
为保证教学正常运行，张寿镛把大学以及附中转入公共租界，租赁汉口路华商证券交易所八楼。虽为战时，空袭警报此起彼伏，缺课现象反而极少发生。1940年，光华大中学生合计为2 400余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同时，张寿镛亲自入川，争取到四川知名人士张仲铭慷慨捐赠基地六十余亩，在成都草堂寺附近设立分校，持续为国家输送抗日救亡之栋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
为了避免日伪玷污光华名誉，张寿镛毅然解散光华大学和附中，化整为零：文学院以“诚正文学社”名义收纳文学院师生；理学院和商学院以“格致理商学社”名义收纳理、商两学院师生；另以“壬午补习班”名义收纳光华附中的师生。此外，他在寓所开办“养正学社”，亲编讲义，传授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课程。
在1944年毕业典礼上，张寿镛婉告募集助学金之事，校友们踊跃应命。
教育救国，教育抗日。
在张寿镛看来，强寇压境，只是一时的“艰难”，是“狼突豕奔”，相对较易“应变”；而如若不注意人才培养，或者培养人才上“闭门造车”，以致“车不合辙”，那么，他日的艰难将更甚，以致会被人“鲸吞蚕食，其患无穷”。
国难愈甚，志气愈坚。
这种志气全息体现在“光华铁树”（现屹立在西南财经大学明德楼前）。1939年，谢霖，这位受张寿镛委托筹建成都分部的全权代表，带领师生筹资买来一棵双株铁树幼苗，栽于校园。这株铁树树形奇特，为“V”型，以表达对抗战胜利的渴望。同时，也以铁树特有的品质象征光华人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勇于拼搏之精神。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7月8日，张寿镛七十寿诞，贺寿者纷至沓来。此时，经受肺病和哮喘折磨的张寿镛已言辞含糊，却神志清醒，仍坚守毕生之信念：
“筹百年之大计兮，信根本在树人。”
病榻上，以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特有的低沉，大吼：
“复兴中华！复兴光华！”
此时此刻，张寿镛眼前浮现的是1926年1月5日光华大学大西路校舍开工典礼。八六老翁马相伯欣然出席，感慨万千：
“复旦为退出震旦而组织者，今日光华，亦同此情，天下事真无独有偶。”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此句源自《尚书·大传·虞夏传》，意为赐予天下以福祉。
七天之后。张寿镛溘然辞世。
张寿镛“旋蒙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用表赞扬，而资矜式，全校师生，额首称庆”。
额首称庆的还有，朱经农、廖世承、孟宪承得以传承张寿镛之衣钵。尤其孟宪承，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创校校长，把光华之精髓在共和国发扬光大。
光华大学，如日月，旦复旦兮，不啻为大学之光华。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总干事，留德哲学博士，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编辑：熊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