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是古代应用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研究人力资源的先驱。在人性问题上，王充辨析了性命关系，强调人性的可变性，推崇教化的作用，又以先天禀赋和后天修炼贯通人性研究，对人才测评落脚于相术。这些积淀，为他探讨人才群体结构、君臣关系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王充是东汉时期人力资源理论的开创者。
东汉思想家王充，是一位在历史上充满争议的人物。关于他的争议，不仅有观点之争，而且还有史实之争。《后汉书》本传对他的记载相当简略，而王充《论衡》的最后一篇《自纪》则相当详细，可以补充本传之不足，近代的研究者，甚至按照《自纪》提供的线索整理出了他的年谱。然而，越是这种看起来清楚的地方，越有可能引发新的争论。例如，王充是否“受业太学”并“师事班彪”，本来是一个简单的史实问题，本传中有此记载，如果没有其他材料否定，一般来说不会有多少质疑。但是，由于王充《自纪》中的生平陈述没有写他的太学经历，反而引发了研究者的争论。著名学者黄晖、胡适等人，都肯定王充游学洛阳的记载；而另一著名学者徐复观则认为，王充好炫耀，如果有游学洛阳的经历，他在《自纪》中不会不说，所以本传的记载不实。这几位，都是史学界名满天下的大家，他们尚且争论不休，普通读者只能莫衷一是。王充研究与《论衡》研究中类似的针锋相对，比比皆是，足以说明此人此书之奇。
这种学术上的争辩，作为研究固然重要，但作为普通读者，介入其中太费气力。黄晖和胡适似乎说得太肯定了一点，而徐复观的推论又似乎太绝对了一点。好在《论衡》一书确能代表王充的思想，这一点，学界褒者贬者都没有争议。所以，按照《论衡》文本去分析论证王充的思想，要比考究他的生平更切实用，也成为学界的共识。
王充字仲任，他的一生经历并不复杂。建武三年出生于会稽上虞，永元年间去世。他与王符始终为处士的情况不同，曾先后在县衙担任功曹，在郡都尉和郡太守手下担任功曹，在扬州刺史手下担任从事，转为治中，章和二年辞官回家著述。从20多岁开始担任县功曹起，几次在家赋闲著述，又几次再被征聘，直到60多岁彻底离职，可以说其生涯大半是在官场。但他的社会影响，却不是来自他的政绩而是来自他的著作。根据王充的《自纪》，他对趋炎附势、世态炎凉不满，写了《讥俗》；对政务失当、治理无方不满，写了《政务》；对文献虚妄、语多不实不满，写了《论衡》；老年则针对保健延年的需要，写了《养性》。流传后世的则只有《论衡》一书。
对王充的批评，以徐复观为代表。王充出身低微，没有当过高级别大官，这是确凿无疑的。正因为如此，徐复观认为其思想狭隘，没有见过世面，认知多有局限。而赞扬者认为，由于王充的底层经历，使他的思想充满了批判精神，代表了民间思想的兴起。这两种观点都有偏差。王充担任的官职是否微不足道，恐怕不是那么简单。而他长期在官场的经历，使得他能否代表民间思想，也成了一个问题。
徐先生对王充的批评，实际上主要是对两个方面不满，一是对王充“颂汉”有看法，认为王充写了太多的“歌功颂德的无聊作品”；二是对他的文辞浅薄有看法，认为王充不过是“一个矜才负气的乡曲之士”（详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王充论考》）。但是，徐先生的批评，也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例如，王充一心想得到东汉王朝的重用，而且梦寐以求的是在中央朝廷当一个兰台令史。徐先生十分看不起王充的这一志向，称其为“受知于朝廷以后想做的官，乃是俸禄一百石的兰台令史的芝麻绿豆大的官”。对此，徐先生可能过于轻看了。官不在大小，而在职能。王充重史学，尤其推崇司马迁和班氏父子，兰台正是朝廷保存档案秘籍、修史传世的重镇。以整档修史为志向，符合王充疾虚妄、求诚实的夙愿。也许，正是因为王充把班彪班固列在司马迁之上，推崇班氏的“颂汉”，立志要“使至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论衡·须颂》），从而让徐先生反感，认为王充不过是为朝廷拍马溜须而已。但徐先生似乎忽视了《论衡》一书“疾虚妄，求诚实”的主旨。如果把颂誉正统王朝全都看作无聊文章，把春秋笔法全都看作史家曲笔，那么，历代正史恐怕统统难逃其咎。即便是像司马迁、董仲舒这样的学者，在谈及大汉王朝时也是难免要称颂一番的。中国史学的传统本来就是“事涉尊亲，言多隐晦”，“略外别内，掩恶扬善”，用这种方式追求正人伦、存名教的效果。王充在“颂汉”时注重求实，辨析其中的虚辞，应该说还是值得称道的。至于王充是否因为底层社会的局限妨碍了其视野，似乎也可见仁见智。最起码，王充读书之多，引用之广，在当时的学人中是罕见的。而且他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尽力做到不人云亦云，涉猎儒墨道法诸子百家而不盲从任何一家，矜才负气有之，斥其浅薄则似乎矫枉过正。
至于王充所任的官职大小，尚需对汉代制度稍加辨析。汉代实行辟除制（辟除指长官直接任命部属），衙门中的掾属都由长官直接征聘。而按照汉代的规定，比二百石级别以上官员，均须朝廷任命。所以，凡是长官直接辟除的下属，不管重要与否，级别一概都是百石或者比百石更低的斗食。衙门中比二百石以上的官员，因为属于朝廷任命，所以与长官的关系并不紧密，往往成为虚置，反而是级别较低的百石斗食之职，因为是长官自选，更能得到长官的信任。例如，六百石的郡丞，因为是朝廷所派，其实权远远比不上郡太守自行辟除的百石功曹。郡丞为闲职，而功曹为要途。所以，才留下了赵温被任命为六百石的京兆丞后感叹“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并弃官而去的典故（见《后汉书·赵典传》）。王充恰恰在地方上一直担任功曹要职。所谓功曹，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长兼人事局长，主管一级官府的官员选拔和任免。县衙郡署，属于朝廷任命的官职不过三五个，而由功曹选任的数十上百。可以说，功曹可以替郡守县令当半个家，甚至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守令的委托下主持地方政务。当地方长官不想理事时，功曹往往理直气壮地代替长官行使权力，而朝廷正式委派的辅佐丞尉则不能插手。汉代有不少民谣，形容郡太守不管事务而由功曹号令郡内，说明功曹一职不可小觑。王充作为功曹，可以说是地方政府中的“实权人物”。他后来担任的州从事，同样是刺史直接聘任的百石之吏，其职权更为重要。各州按照下辖郡国分设的从事，负责直接监督郡国守相，每个从事盯着一个二千石的太守，只要有所行动就会震撼地方。“部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续汉书·百官四》）所以，汉代的州从事，绝不能以“小官”视之。王充担任的从事，不是监督一个郡而是监督丹阳、九江、庐江三个郡（扬州只有六个郡），后来又以从事改为治中，所谓治中，就是州级的功曹，主管一州人事（有些研究王充的专家把治中看作无关紧要的文书之职，误；认为王充对担任这样的小官不得升迁而心怀不满，更误。治中是刺史或者州牧手下第一要职；王充自称担任治中职务是“材小任大”，可为一证）。东汉全国只有十三州，其中王充任职的扬州，主管东南地区。对于这样一位担任过相当于现代省区检察长兼反贪局长，后来又担任大区组织部长的人物来说，说他没见过世面或者身处底层，岂不荒唐？王充的唯一遗憾，不过是没有到中央机构任职而已。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王充的思想，与纯粹来自民间的王符就有了很大区别。如果说，王符代表了来自民间的批判思想，王充则是自觉地代表朝廷到民间采风；王符揭露朝政的黑暗，王充则颂扬大汉的光明；王符的论著不乏情感流露，王充的作品则注重学理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