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自先秦以来皆是一脉相承的，其道统与学说及追求大同社会之宗旨虽历千载而不曾改变。孟子云：“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孔孟而后至今，又两千多年，圣人之事业、圣贤之道统，莫非又无来者而濒临断绝……
一、天生周孔 承继先王之道
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所谓大道之行，三代之英者，乃指上古夏、商、周三代明君主政之时也！
自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氏炼石补天始，历三皇五帝，至周天子山河一统，列土封疆，而后文治武功，泱泱华夏海晏河清，物阜民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男分女归，可谓大同！然迄平王东迁，几三百岁耳，方时礼崩乐坏、琴焚鹤煮，王道凌迟。清·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语：“天生孔子不后周，不先周也，存亡续绝，俾枢纽也。”孟子曰：“五百年而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吾又尝闻五百年黄河清而圣人出，此盖言周公之嗣者——孔丘也。丘，殷商王成汤之裔，然其志在乎复先王之道，承周公之礼矣！是故《礼记·中庸》有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春秋，周王脉之瓞续，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重要时期，亦是分封制导致的直接后果。此际诸侯林立纷争，各主为谋王霸之位，竞相招徕名士为己所用，各学术思想主张空前活跃并得到彰显，谓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周礼》：“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为官吏，又是老师。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权接受教育，才有资格做官。礼崩乐坏、战乱频繁之势，诸侯为政一方，为培储各自人才，设置“庠宫”，出现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局，教育开始向民间延展。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前者说明人皆有成材、成德之可能性，而后者又说明实施教育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人皆可以通过教育成材之卓识，孔子才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论断及主张，始启私学之先河。其思想扩大了人才来源与教育的社会基础，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升起到了和巨大的促进作用，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千百年来，思想学说同政治主张往往就是如影随形的有机整体。这也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其学说在整个东周列国，乃至于汉初皆不得重用之由。《论语·子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有学者将子夏这句话解说成是对孔子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的集中概括——“做官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就可以去学习礼乐等治国安邦的知识；学习之余，有时间和精力，就可以去做官从政。”斯教育方针诚然确切，尚可完全赞同，至于将后半句硬说成是办学目的的话，那就绝对不敢苟同了。窃以为，一家之学说主张，若欲于政治上得到施展所建树，门生弟子出仕无疑是最直接、最有效、最上乘的不二法门。子夏之意实为：为官（入世）有余力，便可去学习更多治国安邦之道；学习有余力，亦可为官从政施平生之所学，更好地去安邦定国，造福苍生庶黎，以传本门之说。这才是较近乎情理的阐释，方可堪称夫子一贯之教育方针与办学目的。滥觞肇此，观后世文人举子之欲跃龙门者如恒河沙数，似过江之鲫，焚膏继晷，皓首穷经追功逐名者趋之若鹜，不可胜数。
战国，较春秋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属更加动荡之年代。公元前374年，田午弑其君剡及孺子喜自立，是为田齐三世君主桓公。此齐桓公便是后来找扁鹊看病因讳疾忌医病入膏肓而亡的蔡桓公。为掌控时局以招揽天下英才，集众人之智以应对四海诸侯，在秉承姜齐尊贤纳士优良传统上，加之受魏文侯尊礼子夏建西河之学的影响，其不惜重金于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创立了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官办大学堂——“稷下学宫”。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等方针，思想自由、学术精深、氛围浓厚，各学派并存。学者谓之稷下先生，随行门徒称学士，洎宣王至鼎盛，先生达千余人，而学士则数百千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不可多见、蔚为壮观之“百家争鸣”，便是以田齐稷下学宫为中心展开的。其作为当时诸派学术中心之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更值得一提的是，学宫出了两位最出类拔萃也是对后世产生重大深远影响的大儒——孟子和荀子。
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哲者有十。诸弟子对先师言论及其思想之理解亦尽皆不同。自孔子仙逝，门人弟子逐渐分化。至战国中后期，儒学成为“显学”之时，“八派”始成。《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子思，姓孔名伋，鲤之子，丘之孙也，受教于曾参。孟氏即孟子，《孟子·离娄上》：“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太史公云，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而乐正氏即孟子的弟子乐正子。荀子《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督儒曜曜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故此道来，子思、孟氏与乐正氏三儒实乃一派，即所谓思孟学派，实际承继了周孔流传下来的道统衣钵真传者亦此派。孔曰成仁，孟言取义，荀卿继二圣首提“礼”“法”，重视人们的行为规范。荀子礼孔子为圣人，反对以子思和孟子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弓与自己才是真正继承了孔子思想的学者。是非伯仲不便姑妄，然孟荀于传承儒家道统，弘播先贤绝学，呕沥桃李英才，可谓居功至伟，千秋彪炳！孟子居至圣一人之下，尊万古亚圣，荀子列先秦诸子之末者大儒也！
二、法不适政 儒术礼尊正统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学派，亦称“刑名之学”。其源头可上溯至夏商时之理官，春秋战国历管仲、子产、范宣子、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诸人大力发展，遂成一派。《汉书·艺文志》列“九流”之一。战国末，韩非将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整合，集法家之大成。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视法律为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之主要手段。正得益于此，战国与秦时，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多民族大融合的统一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秦朝。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余年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首创皇帝制，行三公九卿制、郡县制，彻底打破了自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秦初，百家争鸣余音犹存，严重滞碍了秦始皇对原征服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王朝统治。公元前213年秦相李斯进言，道愚儒“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趋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为统一民众思想，秦始皇下诏，于当年起销毁除秦记以外所有六国史书及私藏于民间的《诗》《书》，史称“焚书”。侯、卢二生，以术欺始皇，久时无效，局穿即死，二人恐密逃，行前乃假儒生吻非上。始皇闻亡，乃大怒。遂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载曰：“焚诗书、坑术士。”或曰：“秦王不仁，焚书坑儒，圣文埃灭，志士仁人，心惶意恐。”此举钳制了人们的思想，摧残了先秦宝贵的文化典籍，对后世造成了极其恶劣之影响！
汉初统治者汲亡秦“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以致迅速被推翻为鉴，皆好“黄老之术”，施与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之政，恢复经济，缓和阶级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安定社会，开创了“文景之治”，无形中却也助长了各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使其迅速膨胀。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最终招致了以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的爆发。及至武帝，西汉国力强盛，然北有匈奴之忧、国存割据之患，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激化，社会潜伏着危机，中央集权亟待加强。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据，合周以来之宗教天道观、阴阳、五行糅以传统儒家经典学说，并吸收道家、法家思想，提出了“春秋大一统”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主张，确定儒学典籍《诗》《书》《礼》《易》《春秋》为士人必读之经典，于此始有经学之说。儒家所倡，智信仁勇、忠恕孝悌、恭敛敏慧、礼义从善，莫不遵从，为标榜也。广川及时之需，承往圣之道，创儒正统，德昭千古，历两千载，余韵犹存，遗风未艾。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董仲舒《天人三策》：“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太学乃中国古代之大学，其名始于西周。郑玄：“上庠为大学，在王城西郊。”至于夏商周，大学在夏为东序，在殷为右学，在周有东胶，而周朝又曾设五大学：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中为辟雍。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天子遂设之于长安，为中央官学（隋改国子监，其内亦设太学）。至王莽篡汉，“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致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光武登极，戎马未歇，即兴文教。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月起营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八方学士云集京师，立五经博士，开阳门外建太学，学业重开。创于武帝，盛于东汉，后经曹魏、西晋，洛阳太学至北朝末衰落，历七百年，乃屹立于世界东方之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堪称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葩。自东汉以降，儒学于洛阳得以发扬光大。经学大师辈出，如郑玄、马融、贾逵、郑众、郑兴、服虔者皆饮誉一时。洛阳“自宋以前随时建学”，致洛阳可与孔子设教之洙泗比肩，并有西邹鲁之誉。至赵宋，著名理学创始人“二程”（程颢、程颐）亦出于此，这与太学雄踞洛阳百年实难分开。太学之创立、儒术之独尊，使儒学得到了空前发展。尤于东汉，形成了一个儒学氛围浓郁的社会环境，并综合了文化及历史传统诸因素，在其共同作用之下，儒学政治社会化功能彰显，儒学社会雏形初现。于政治层面，汉“以孝治天下”“以经义断事”，形成了经学特色的政治制度，复辅以儒学价值为准则的选官制度及以儒学思想为说教内容的教育体系，对汉代政治、经济、文学、风俗、学术等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三、三教鼎足 程朱复归官学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其本身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内涵与生气多得统治者推崇，遂获长足发展。汉末，世道颓败，王霸合用，儒法杂糅，神道互陈，儒学原初之道统几断绝。魏晋南北朝，佛、道盛行，儒学独尊之势不再。至隋唐两宋，三教鼎足之势达小高潮，其理念交流也空前频繁。陈寅恪先生说：“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 迨至宋明，儒学复兴，称新儒学，分两支，一为程朱理学，一为陆王心学。理学亦称道学，承于先秦思孟学派之心性儒学。其根本特点是将儒家之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同个体的生命、信仰、理念融通，构成更加完整概念化与系统化的哲学信仰体系，并使之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真理化。这使得理学具有了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使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走向了平民化及为民间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使得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伦理道德化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观和人格神化，乃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嘉祐治平年间（公元1056年—1067年），理学获得了极大发展，形成了以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二程洛学（含张载的关学）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宋元公案》：“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 理学开山鼻祖为周敦颐，实拓者系“二程”，真正集大成者乃朱熹。是故，一般所谓宋明理学即指系统的程朱理学。其于南宋后期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而深得推崇，遂为官学。经元至明清，历代统治者亦多将“二程”与朱熹之理学思想扶正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得已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自南宋以后6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其在促启国人理论思维、化育知书达理、陶冶志趣情操、维护社会安稳、推动历史进步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心学一般认为其源于孟子，兴于程颢，发于陆九渊，成于王守仁，世人谓之“陆王心学”。两者虽可同列理学之畴，然歧实多，陆王属儒之“格心派”，程朱则为“格物派”。至明中，王阳明首提“心学”二字，指其旨实乃“致良知”。于此，心学始现清晰且独立之学术脉络。其后，心学分成诸多学派，如王艮与明末清初四大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和颜元，皆悉受其思想影响之儒者兼思想家。心学最异于他者莫过于其强调生命之过程。至此，中国的圣人学问开始“哲学化”。不过回归到修贤成圣的本来面目，也许这才正是每每遭遇混乱时局儒家所能给予世人之指引。
清末，中国儒学开始近代化。最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康有为等，将传统儒家思想与近代西方文化连融，假以儒学，抬出孔孟，打着托古改制之旗，为其“维新变法”造势。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续接儒学道统为己任，服膺心性之学为特征的现代新儒学，会通西学，谋求儒学的现代化。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冯友兰等对发展近现代儒学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德昭寰宇 泽润千秋亘古
孕育于东方古老农业经济土壤之上的中国儒学，以道德人文主义为其核心内容与文化度量，维系了华夏多民族国家的团结与统一，延续了社会的昌明和兴旺，使我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中华文化、东方文化之源头，更是世界文明、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儒学未来，我们要抱以乐观的态度，本着兼容并包的精神，既要继续融汇和吸收本国诸派学术之精华，又要积取贯通与汲取西方文化其精粹，同时还要结合时代所需以谋求儒学新发展！逮此，假以北宋大哲、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的横渠四句聊以卒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勖吾侪辈戮力同心履先贤之道，承中华文脉，继绝世圣学，乃使德化昭十方日月，芳泽润古今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