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珍就要临月了，白粉娥算了算日子，大概是在阳历的四月半，正是贴梗海棠开得茂盛的时候。在白粉娥的日子里，有许多值得回味的事情，都遇在海棠花开的时候，仿佛只要海棠花儿一开，她原本平静的生活就会起一点波澜，像一潭被雨点惊动了的深蓝湖水。想当初和梁柱离婚的时候，就是那样的一个四月天。那时他们还住在高台寺的婆婆家。那里虽然靠近老城，但四周全是绿油油的田野，家家都有一方有模有样的小院子，家家都是一树一树的海棠花，红彤彤的，把人的心和梦想都能映红了一样。也许那时她年纪正轻，也许是那些红彤彤的海棠花，尽管和梁柱分手，算得上是命里的劫数，但白粉娥心上也还能看得开，想得透，心里哼着不知名的什么曲子，收拾好自己的细软杂物，就悄悄走了。走的时候，她手里就摇着一枝子海棠花，一路走一路往四下里飘，很有些零落成泥的意思。走的时候，她还回头看了看那个叫做高台寺的地方，还看见那个叫梁柱的高个子男人，站在路的那头，也看着她。不过回头的时候她还是掉了几串子眼泪——没有流在脸上，全流在心里了，那是因为舍不得——舍不得梁柱，也舍不得海棠花。归根结底，一切不能怪梁柱，梁柱是个好人，没什么坏毛病，怪就怪她没福气，也没出息，结婚五六年了都生不出个一儿半女来，和梁柱走到这一步，实在是很自然的事。白粉娥记得有一年，六十三岁的婆婆独自一人回了趟山东老家，去祭了祖坟，拜了神庙，许了大愿。目不识丁的她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就是为了求得一脉香火，哪怕是个黄毛丫头也算数。可白粉娥的肚子就像被掏空了的面袋子，成年累月是个瘪的。白粉娥真的不能怨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女人，她是个好婆婆，少见的一个大好人。藏在婆婆心里面的苦处，不见得比她少三分。也就是说，和梁柱分手，是白粉娥自己先提出来的。她就是那样一个女人,多多少少能看出别人的一点心思。她料想，在没局外人的时候，梁柱娘俩一定也拉扯过这桩事，对她这只不下蛋的母鸡,一定也动过这样那样的心思，一定的。也许他们对她格外好，格外善待,就是想让她自己把那句话撂出来，摆在桌面上。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话，换个人来说说,味道和意思就会大不一样了。白粉娥明明知道在那两张殷勤笑脸的背后，分明有个挽好了的深灰色的绳套，她还是低下头，伸出脖子，钻了进去。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完全是没奈何的，她钻进去，事情的结局自然就会显得圆满些。后来，在那个海棠花开的日子，她果真就把那事摆在桌面上，把心里话说了出来,说得很平静，也很有道理。说的时候白粉娥才发现，原来她的嘴很能说，也很会说，是那么的巧！反倒是那对母子，一句话也没有，沉默着，可眼圈子却慢慢地潮红了。白粉娥第一次发现自己是这样一个女人，能说会道,善解人意，一开口就能把话说到点子上，甚至说到那对母子的心上，有斤有两的。那一年她已经二十八了，雕花镜子里面，秋桃子般的脸还是粉团团、光展展的，但心里已经悄悄泛出一层霜色，仿佛藏在老衣柜里的绿绸丝巾，搁久了，已经有了深深浅浅的褶子。
当然，梁柱很快就娶了新人，就是婆婆给保的媒，新媳妇的奶子赛脸大，据说那就是多子相。没多久新媳妇的肚子果然就出怀了，仿佛节日里秧歌队伍中红红的羊皮腰鼓，透露着圆满和喜庆。一切都显得那样快，不那样快的话，当婆婆的就怕等不及什么。世上有许多事，就是要快，再快，慢上一拍半拍的，太阳就会下山了，就会让很多人一辈子都追悔莫及。
再比方说后来，她和政府街上的老苏结婚的时候，也还是那样一个四月天，不过只是赶了个尾巴，海棠花还是红的，可色泽已经暗了下去，那种说不出的，失了水分的暗红色，常常让她无端地想起夏天，黄昏，和天边的火烧云什么的，好还是好，就是觉得短暂，因为短暂，就觉得几分失意，仿佛蘸足了西洋红的大狼毫，一不小心甩在毛了边的生宣纸上，渗出一团虚虚实实的印子……然后就有多嘴多舌的人说，在白粉娥的眼角眉梢里，天生自带着一脸寡妇相，细细端详着看，就能看出来几分。
那一年白粉娥三十二,而老苏已经快奔五十了，政府街上不知底细的人都说白粉娥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老苏在围着黑漆雕花的铁栏杆的大院里上班，那是县政府所在地。夏天的时候，一院子的白月季、红月季花，常常引得路人驻足观望。那道黑漆雕花的铁栏杆，和那些粉白嫣红的花朵，还有那幢齐头齐脑贴着白瓷砖的办公楼，让旁人对在那大院里上班的人怀有一种莫名的敬畏。一般人办不了的事，在大院里公干的人用一桌酒、两句话或三条烟差不多就能搞定。这个道理，在政府街上，就连屁大的孩子都知道。或者也可以说，就连夜空中的月亮，和树阴下的虫子都知道。老苏就是那些能人中的一个，能吃、能喝、能玩,也能办成几件体面风光的事，这多少弥补了他体形上短斤少两的缺陷,让他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红中酒家的常客。红中酒家是政府街上的大餐厅,可能老板喜欢打“滑水”,又总是和在红中上,就把原来的店名给改了。据说名字改了以后呢,生意真的比以前又红火多了。无疑这跟政府街上已经开始流行打“滑水”有一定关系。从前政府街的人打牌时都是玩“二五八做将”或者“推倒和”，怎奈人这东西在钞票面前就像是三孙子，特别不争气，时时都有人打勾手牌，也就是在牌桌上作奸犯科。要是玩大的筹码，输赢也是很可观的事。在政府街上，有一个严峻的事实，就是打勾手牌的人越来越多了。如果有四个不太相熟的人在一起玩，而其中的一个总是赢家，那么其余的人就会在心底犯嘀咕，是不是牌桌上有奸细呢？疑虑一生，玩到最后，撇干饭的大有人在，特别是女人，在牌桌上因为进账出账犯言语闹红脸的事情，也屡见不鲜。而“滑水”呢，恰好杜绝了以往游戏规则中的种种弊端，公平、公正，所以渐渐就被很多玩家所接受。由此可见，即便是娱乐，人们也还是喜欢选择光明磊落的那种方式来进行。政府街上的大小玩家们，一旦看见挂在红中酒家门口那两个大夯夯的红灯笼，和那四个大夯夯的霓虹花体字,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遇见老朋友似的亲切感，情不自禁就迈腿进去了，所以红中酒家看上去永远是那么热闹、喜气而喧嚣。白粉娥和老苏的喜酒,就是在那里补办的,不过那时侯它还叫百顺酒家,取的是一顺百顺的意思。改成红中酒家也不赖，不过白粉娥觉得还是先前的那个意思更好——一顺百顺，多么吉庆！
老苏的前妻谢红琴是个医生，去省城医院进修的时候，据说和一个一同进修的男人好上了。女人一旦疯狂起来，也很是可怕。他们先是吵架，接着开始动手，彼此身上脸上都落下过这样那样的伤，轻的重的都有，一看就有一点关于战争、胜利、失败或者纪念品的各种联想。政府街离省城不远，有白色的公交8路和无数翠绿色的中巴车通向那里，交通很方便。只要是休息的日子，谢红琴就是一条五彩的鱼，回归大海一样游向那座近在咫尺的繁华城市。事情到这个地步好像已经无法挽回了。他们之间的斗争持续了一年多，前妻如愿以偿地跟他分手了。倒是省城里的那个白面书生，这方面一直没什么动静，这样一拖沓呢，又是一回春去秋来。拖到年底的时候，就把暂时借住在医院洗衣房里的谢红琴的精神搞得有几分恍惚，脸面都小了一圈。偏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谢红琴也是听见旁人关于她的几句闲话，就没挺过去。政府街上闲人的闲话，素来都是小巷里捅竹竿，直来直去的，何况还是在厕所里面听到的，真是丑得很。说她那么精明的人，怎么就能让人白白搞了，落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莫非城里人裤裆里的东西比叫驴的还大；说现在哪有跟人白上床的，怎么着也得挣个饭钱零花钱的……所有的闲话说到最后，终归会以一种极其微妙的方式传到当事人的耳朵里的。谢红琴原本就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听到后呢，脸刷地就白了，一头栽倒在地，送到急救室就没再醒来。不过也有人说，洗衣房本来就跟后面的吊唁灵堂离得近，也许是哪个死鬼看上了谢红琴，找个理由把她带走了。一个人临走的时候，总得找个这样那样的理由才好抽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