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这帧名日《背影》的老照片：
台北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小礼堂里，座无虚席，新闻事业的莘萃学子们聚神敛息在聆听老校长讲授“新闻学”。校长时龄九十，垂垂老矣，而他留给我们的背影仍是那样伟岸。
他是当代著名记者、新闻出版家、教育家。他躬耕报业76个春秋，与女儿成露茜共同作为独立报人一个世纪。他就是渐被世人淡忘的老传媒人——成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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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1898—1991)原名希箕，又名汉勋、平，笔名一丁、成则王、戊戌生等，以笔名“合我”行世。“合我”，语出《孟子·公孙丑下》，“当今之世，合我其谁也”；又解：“合小我，为大众也。”
成舍我一生萍飘四海，祖籍湖南湘乡，生于南京下关，幼时生活在安徽安庆，求学、创业于北平。先后在京、宁、沪、港、桂、渝、台等地办报、办学。归骨于台。自谓“半生苦辣酸甜味，万里东西南北人。”(六十自寿诗)
成舍我生于门庭有书香之家。其祖父成策达曾在湘军曾国荃麾下任幕僚。其父成璧，性耿介，亦为人司笔札。1908年，成璧在舒城县典史(今监狱长)任上，监狱发生“反狱”，数十名罪犯集体出逃，成璧忠于职守，与众犯殊死搏斗，被殴成重伤。知县陆某，为减轻己身罪责，贿上海某报驻安庆访员，刊布新闻，捏词委罪于成璧。成被彻查，将严谴。成璧不服，旋举证上访，得益于仗义执言的上海《神州日报》驻安庆访员方石荪相助，揭露真相。成璧遂得雪冤、平反。两家后人成为世交至今。
父案的逆转，使幼年成舍我初识报纸新闻的力量——它既可深文周纳，锻炼人罪，也可伸张正义，讨回公道。这激发他对新闻的敏感与兴趣，立志长大要做一个方正的新闻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成舍我报考私立江淮大学，被录取，因无钱交学费辍学，于1913年受聘于安庆《民岩报》当外勤记者，同时参加国民党“二次革命”前后的讨袁秘密活动。后赴上海，寄住在安徽讨袁机关时结识的陈独秀处，同时入叶楚伧主编的《民国日报》当编辑。成合我在上海报端发表的文章，深得李大钊的赏识。
1917年蔡元培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在陈、李的举荐下成舍我进入北大，成为旁听生。是时，经济无着，李大钊推荐他到《益世报》当编辑，半工半读。成晚年回忆说，为着旁听生的“全勤”可加3分，他晚上到报社上班，凌晨4时看完大样，打个盹，便到学校上课，从不缺课，生活极苦。据老友张友鸾说，成在北大求学期间是“东斋吃饭，西斋洗脸”，意为一无所有，“逐水草而居”。
成舍我供职《益世报》期间，报纸大部分社论均出自他的手笔。
1924年春，时年26岁的成舍我，毅然辞去《益世报》职务，以手中200大洋的积蓄，独资创办《世界晚报》，请皖籍众议院议员陈策当名义发行人，以做“挡箭牌”，开始他独立报人的生涯。次年相继出版《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一人办三报”者。
成舍我一生有三次婚史。
发妻杨璠(1895－1975)，又名杨致殊，湖南长沙人，北女师大毕业，“五四”时期的活跃人物，曾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创业的得力助手。1921年结婚，因性格不合，1929年友好仳离。育两女成之凡、成幼殊。第二任夫人萧宗让(1905－1964)，留法生，专攻法国文学。萧伯纳访华时，她任翻译。1932年两人结为伉俪，1964年萧宗让病逝于台北。育一男两女，长子成思危，三女成嘉玲，四女成露茜。1969年71岁的成舍我与台湾中兴大学教授韩镜良(1916－)女士结合，她是他暮年的老伴。
成舍我是一位成功的父亲。他对子女教育得法，宽严相济。子女们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他的独立精神、敬业品格和为人处事作风在子女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
长女成之凡(稚瑶)自幼学钢琴，后进上海国立音专，曾在香港和法国多次开演奏会。后赴法进修艺术，对音乐、绘画、舞蹈、服饰和道家学说都有较深的研究。曾三度(1981、1988、1995)参加法国总统竞选。次女成幼殊，早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1945年加入中共地下党。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曾外驻印度、美国、丹麦等使馆或代表团，职业外交官。她还是诗人，近年以《幸存的一粟》获鲁迅文学奖。子成思危，1951年16岁的他背着父母拎只皮箱由港独身回大陆，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1981年赴美深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以专家身份出任化工部副部长，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当选为常委会副委员长。三女成嘉玲，台湾大学毕业，美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商学院院长和台湾世界新闻大学董事长。幼女成露茜获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博士，教授，女性研究工作者，著名的“公众知识分子”，曾参加保钓活动。1972年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2005年，她与全球100位女性共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晚年继承父业，在台办《立报》、《破报》、《四方报》、《村声杂志》并和嘉玲一起接办《传记文学》，坚持为弱势群体发声。2010年病逝于台北。
铁肩担道义妙手作文章
1924年4月16日成舍我的《世界晚报》在北京创刊发行。他确立晚报四项宗旨：“一言论公正，二不畏强暴，三不受津贴，四消息灵确。”他希望把它办成“自我的喉舌”和“社会大众的喉舌”。他任社长，总编辑龚德柏，编辑张恨水。当时条件简陋，印刷、发行都委托他人。
成舍我名为社长，但身兼编辑、记者、编务于一身。他以敬业著称，事必躬亲。他常说“一张报纸犹如一把手枪，如果社长或总编辑自己不看大样，就好像把自己的手枪交给他人，万一他乱扫乱射，责任都是自己的。”凡重要社论和时评，他都亲自执笔，敢于报道别家不敢刊发的独家新闻。因是晚报，凡当日午前发生的要闻如军阀战事都力求当日见报，而众多的日报次日才登，炒晚报的冷饭。他经常携带一捆当天的报纸，与伙计一道到城南游艺园叫卖，有时混在人群中争购自己的报纸，同时倾听读者的意见。加之晚报面向大众，副刊具通俗性和趣味性，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雅俗共赏，光增篇幅，颇受欢迎。
其间有件“因祸得福”的趣事。
1924年直奉烽烟起。直系援军总司令张福来由开封进京。《世界晚报》刊的头条标题《前敌总司令张福来今早出发》，排字工人误将“福”字排成“祸”字，校对未校出，总编辑龚德柏看大样时也疏忽了。闯下大祸，“但没有即刻的反响”。加之10月10日，一条关于吴佩孚赴山海关督师的头条消息，上版时警察厅忽来电话不准登，他们就“开天窗”。据龚德柏回忆，当时“以空白地位发行，并于空白处以二号字声明：‘此处系登某项重要消息，因临上版时，奉警察厅电谕，禁止登载，改排他项
消息不及，故留空白于此。’”这只“天窗”引起读者各种猜测、兴趣，报纸的声名不胫而走，满城风雨。10月18日《世界晚报》遭警察厅查封。
幸运的是，同月北京政变，天下易主，《世界晚报》被封5天后又神奇复刊。复刊之日，因“祸”得“福”，报纸发行量由原3000份一跃过万。
1926年奉直鲁联军占据北京，不少进步报纸对张宗昌为首的流氓军阀或嘲讽或鞭笞。张宗昌大开杀戒，先以“宣传赤化”罪名枪杀《京报》社长邵飘萍，三个月后又以“通敌有据”罪名枪杀《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一时万马齐喑，媒体噤若寒蝉。成舍我挺身而出，于枪杀林白水当日“决定将这一不幸消息，以第一条大字标题，加黑边，刊登在下午出版的《世界晚报》上。”第二天(8月7日)深夜，成舍我被捕，拟予枪毙。成夫人杨瑶找到成的把兄弟孙用，孙用领着杨璠跪在其父孙宝琦(曾任国务总理，与张宗昌有旧)面前求情，请予营救。孙宝琦当即亲自赶到石老娘胡同张宗昌宅说情。张宗昌碍于情面，由副官送成舍我到孙宝琦住所，附纸条一张，上写“兹送上成舍我一名，请查收。”孙也回复一纸：“兹收到成舍我一名，谢谢。”成舍我回忆此事时说：“在我被捕后的最初十几小时内，北京城中，几乎无人不相信我的命运会与邵林两先生一样。有些特别关心的朋友，还等在天桥刑场附近，准备对我做最后的辞别。路透社发出第一次电报，说我业已处决，害得国外朋友，还有人打唁电慰问我的家属。”
成舍我逃此一劫深居韬晦，寂声一年，决定移师南京。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成立当天，成舍我在南京创刊了《民生报》。
《民生报》以精美细致、简要明了、全面观照的“新风格”屹立报林。评论国事，针砭时弊，臧否人物，锋芒不减当年。1928年5月3日发生“济南惨案”，成舍我发表《吾人将何以自处?》的社论，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九一八”事变发生，他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宣传，以“百忧”名发表《国人抗日应有的认识》社论，揭露日寇罪行，批评国民政府不抵抗主义，主张“立止内争，协力御侮”。又连续发社论呼吁“国民党应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公开政权建立国民联合政府”。1933年因报纸披露特务组织蓝衣社成立“华北宣传队”内幕，成舍我被宪兵队拘捕；后又因反对平沈通车，不承认伪“满洲国”言论，日报被勒令停刊三天……1945年成舍我在《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一文中掷笔三叹：“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大吐报人的辛酸。
尤值得一书的是1934年在南京他不畏权贵、大义灭亲的一次壮举义行。
老部属左笑鸿说，成舍我在《世界晚报》时常对记者说：“只要保证事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孰料在南京办《民生报》真碰上了。1934年5月，时任总编辑的张友鸾，接到记者采访的一条新闻：国民政府行政院盖大楼，建筑商贿买“政务处长”彭学沛，给他盖了座小洋楼，以致在主体建筑上偷工减料，屡次追加预算。张听说彭是成的亲戚(夫人萧宗让的姑父)，甚感踌躇，问成怎么办。成回答干脆：“既确有其事，为什么不刊登?”成一生最恨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当时也有亲友向成进言望他“网开一面”。成舍我不听，照常签发。报纸出版，社会舆论大哗。行政院提出警告，成舍我不买账，继而又发了一篇《最有趣味的特写报道》，写汪精卫在新办公大楼上厕所，厕所门自动上锁打不开，呼救。借以证实彭学沛舞弊，开发商以次充好。彭学沛无言以对，提出辞呈。《民生报》穷打猛迫，又在头条位置以《某院、某处、彭某，因涉嫌贪污案辞职》为题发表文章。行政院长汪精卫大为恼怒，命彭告成“妨害名誉”。当时程沧波、端木恺等新闻界头面人物从中调停，要成刊一更正，彭即撤诉。成觉得事实俱在，为维护社会公正和报社名誉，他拒绝。汪精卫怀恨在心，后借《民生报》转发了德国海通社一条新闻，硬以“泄露军情，鼓动政潮”罪封了报社，并下令永不准成舍我在南京办报，同时对其进行拘捕。成舍我被关押40天后，由李石曾保释出来。后来汪精卫托外交部次长唐有壬捎话给成，云只要成向汪写一道歉信，汪可以收回成命，准予《民生报》复刊。唐又说“新闻记者和行政院长碰，结果总要头破血流。”成舍我执拗答称：“我相信我和汪碰，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因为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因为“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的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此言在新闻界流传久远，影响深巨。
《民生报》当时的发行量超过国民党第一大报《中央日报》!
北京待不住，南京也不行。1935年成舍我转战上海，与友人萧同兹等合办小型报《立报》。他们合约“决不招半份官股，决不请一文津贴，以‘立场坚定、态度公正’为最高原则。”办报宗旨是：“对内督促政治民主、严惩贪污，对外争取国家主权独立，驱除敌寇。”成舍我一改报纸滥拉广告恶习，申明在《立报》未发行10万份前拒登广告。他在经营版面、内容上下苦功。《立报》以消息的迅速、准确名世。1936年11月23日凌晨二时许，沈钧儒等七君子在上海被捕，《立报》遂于当日头版发布消息《今晨七人被捕》。采、编如此快捷，让其他大报大吃一惊。苍天不负，仅半年时间，《立报》发行10万份，“八一三”事变时《立报》发行达20万份之巨，创我国有日报以来最高纪录。到是年11月13日上海弃守，15日《立报》停刊。
抗战时，成舍我为参政员，当时发表的《纸弹亦能歼敌》一文，成为战时重要文献。
1946年11月，成舍我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以社会贤达身份当选为“国大”代表，参加“制宪”会议，后被选为“立法委员”。
北平和平解放，成氏的北平“三报”被中共北平市军管会“接管”，整顿改造后将其易名为《光明日报》。之前，1948年12月25日，北平市军管会曾发文告宣布：“为了剥夺反革命分子的言论出版自由而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查封“国民党蒋帮分子、伪立法委员成舍我”的《世界日报》。(1972年周恩来接见成露茜时，对当年北京政府广播说成舍我是“人民公敌”一事，表示歉意；又说“请你转告你父亲，我们都错了”，“(他)是共产党的朋友，不是敌人，我们欢迎他回来。”——笔者)
1949年4月成携眷赴港。次年与王云五、卜少夫等办《自由人》三日刊。1952年冬迁居台湾。到台后，成一心要办报，但国民党实行“报禁”，他只好办“世界新闻职业学校”。直至1988年台湾当局解除长达37年的“报禁”，时年90岁的成舍我在台湾创办《立报》。后由小女儿成露茜
接任社长。成露茜克绍其裘，决心把《立报》办成：“台湾民主政治的催化剂，文化引导的园地，弱势群体的诉求管道，以及新族群的沟通凝聚的媒介”，“敢于发出向权威质疑，向主流挑战”的声音。《立报》等的办公地都设于“世新”校园之内，就在舍我先生逝世后的同年，1991年8月，“世新”终得核准由专科学校改为世界新闻传播学院；继而又在1997年改制为“世新大学”。成舍我的三女儿嘉玲先后被推举为世新传播学院院长和世新大学的校长。
俭能养德 操雪精神
成舍我虽不是赤脚从田埂上走出来的孩子，但他是赤手空拳打天下的。他懂得盘中餐，粒粒苦。
1916年他流浪上海，与刘半农合租一亭子间，吃了早饭不知中饭在何处。以卖文为生，写字没桌子，睡在楼板上仰面写，困了，在毛巾上洒点花露水，捂在鼻子上刺激神经。在《民国日报》谋一职后，因他不会上海话，无法与人交流，夜里做梦都学说上海话。总编辑叶楚伧以散居上海小东门外冒充苏州籍的外地娼妓嘲弄他，云：“夜半忽闯作吴语，小东门外是前身。”《世界晚报》创办初期，“没有存款，只有当票”，常发不出全薪，由夫人杨瑶署名出具借条。
三餐不继的童年，浴血打拼的艰辛，使成舍我养成节俭的习性，或日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即使后来经济好转了，他也不肯乱花一分钱。他对子女们儿时要求很严，不给零花钱，要想用钱必须自己挣。如帮父亲贴剪报，稍大一点，抄稿子，查错别字，所得几分、几角都存入“父亲银行”，用时再取。他对子女们说，可全费供他们上中学，读大学只供学费，其他食杂全靠自己半工半读去挣。并申明，他的钱是他自己的，与他们无关。将来不要指望得到什么遗产。
据世新董事长叶明勋说，成管理学校极严，开源节流并行。教室白天不准开灯，水龙头不准滴水，他每日要巡视。职工领原子笔，笔芯要以旧换新。办公室的电话是投币的，打长途要申请。办公用纸，他要求正反都用。某年校庆，总务主任拟购双喜牌高级香烟一包，成舍我看后划掉，说前购尚有剩余。总务主任回话：上次购烟一包，贵宾吸了四支，剩下今已发霉，不便待客。成厉声说：“香烟发霉是你不知保管，还办什么总务?”某年蒋介石寿诞，当局组织活动，要学校派车拉学生去游行。成舍我不高兴，他一向反对个人崇拜，再则是他合不得汽油费，拒绝了。负责此事的校务总管说，举办方愿出汽油费。成合我这才答应，并加了一句“那司机的误餐费也由他们出吧。”更有趣的是，一次“教育部”大员要来学校视察，总务处签呈“茶点招待”，成舍我大笔一挥，将“点”改为“水”。
卜少夫在《我的老板成舍我》中动情地回忆说：“他悭吝，他节俭，自奉也如此。”他坐的校车不给家人用。夫人上街有时搭顺风车，但只能搭到他的办公地，剩下她须坐公交。一家信托公司为了拉学校的储蓄生意，主动上门为成舍我家免费铺地毯。成不铺，让那公司以七折兑现，钱归公。他有时把在别的学校兼课的钟点费，稿费，甚至于“立法院”的薪俸都拿到学校，抵销开支。
1977年成舍我80大寿，众多报界、学界的故旧门生要为他作盛大庆祝。他获知后，悄悄作次赴美游，避寿。朋友们很扫兴，他作《八十自寿》吟赠大家：
八十到头终强项，
敢持庭训报先亲；
生逢战乱伤离散。
老盼菁英致太平；
壮志未随双鬓白，
孤忠永共万山青；
隔洋此日劳垂念，
顽健差堪告故人。
成舍我节俭如斯，但对人却不乏宽谅，富有人情味。成舍我曾聘陆铿(《中央日报》采访部主任)为《世界日报》驻南京特派员，陆铿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要辆代步的车。成慨然应诺，将自己的美国产Hudson牌新轿车给陆。某日早上陆铿坐在车上途经某汽车站时，见成舍我在站台挤公交。陆铿忙叫司机停车，带上成舍我。陆问成：“何必自苦乃尔?”成答：“既然你采访需要用车，当然归你用，新闻第一嘛!”陆铿晚年回忆时慨叹：“世界上有几个这样的报老板?”
古人云，俭能养德。斯言诚哉。
早在北平办《世界晚报》期间，他在时为国务总理孙宝琦被众媒体围攻问题上，说了两句公道话。这年端午节，孙宝琦叫儿子孙用送一张两百大洋支票给成。成说：“你这做什么?我支持孙总理完全是基于道义的，要收你这两百元钱，不就是失掉我的原意吗?何况我一向不要人家的钱，假如我向王克敏要钱，一定会比你这两百元多十倍、百倍!”两人遂“义结金兰”正式换帖，方有后来孙宝琦鼎力救助一事。
成舍我经营“世新”四十多年，精打细算。当年在台创办学校的钱是他用住房抵押和向朋友募集的。他坚持不向政府银行贷款，目的是不受制于政府。学校由“职校”、“专科”、“学院”(现已为大学)不断升格，是他的惨淡经营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培养了一大批新闻人才。林海音、何凡等名报人，即是上世纪30年代北平新专的学生。1956年他在“世新”创办典礼上说：“我以年将六十的老人，敢向同学保证，我一定将我未来的生命，全部贡献给这个学校。”他实践了这一诺言。至1986年，学校的基金和不动产共20亿台币，至成逝世时已达30亿台币。他“竟然一举将它全部捐出”，组成“财团法人”。根据台湾的“民法”规定，钱一旦捐入财团法人，即归属财团法人，不得移转给任何私人或私人企业。“成合我这项豪举，深受社会各界敬佩。”
成舍我的这种操雪精神，这种美德，不仅表现在对金钱的淡泊上，也反映在他对自由、正义和真理的追求上。
他是1912年的国民党老党员，1927年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通令他重新登记，成以办报不接受任何党派之约束，不往登记，自动放弃(国民党)党籍。在民族大义上，他立场坚如磐石。1937年汉奸潘毓桂出任北平警察局长，组织伪地方维持会，私下把成的名字列入。成获知，恼怒并严拒。入台后，他对国民党台湾当局久久不开报禁大为不满，屡屡上书。1955年他以“立委”身份在“立法院”第十五次会上以《人权保障与言论自由》为题作长篇发言，质询“行政院长”俞鸿钧，为因批评台湾当局而遭秘密逮捕“失踪5年”的龚德柏和被捕3年的马乘风鸣不平，提出为何“不审、不判、不杀、不放?”引起舆论大哗。
在台湾戒严时代的“世新”，冲破政治压力，接纳一大批持不同政见的有“问题”的知识分子到学校教书。有的还被重用、提升。如陈鼓应、王晓波等。包括《自由中国》时代坐政治牢的傅正、马之啸等等。有人评论说，“世新”是“戒严时期，台湾唯一的‘自由学府一’，是“政治思想犯大本营”。更令人吃惊或不解的是，成舍我与第三任夫人韩镜良的结合。韩既不漂亮也不年轻，而且她的前夫是因“匪谍罪”而被台湾当局处决的。
成舍我，人称“报业硬汉”。据成思危在《成舍我的四种精神》一文中披露：1959年国民党宣传部长陶希圣找成舍我谈话，说“上面有意让一些过去在大陆上有声望的报纸在台湾出版，你不是一直想恢复出版《世界日报》吗?你最好直接给蒋公写封信。”成舍我答：“这封信我不能写，因为《世界日报》一向是民营报纸，我一旦写信给蒋公，他必然会对我有所要求，我也必然要对他有所承诺，这就……”据说蒋听陶汇报后大发雷霆，亲笔批示道：“此人不宜让他在台湾办报。”蒋经国上台后，对黄少谷(国民党中常委、成舍我好友)说：“成舍我曾是我党的老党员，你可劝他归队，也不必办什么手续，登记一下就可以了。”成舍我回应：“我今年已82岁了，当了多年的‘社会贤达’，我想就不必归队了吧!”据说蒋经国甚为不快。
成舍我常对下属说：“我们有笔，要写文章；有口，要说话。报纸是发表意见最著功效的工具，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珍重爱护。”这一番议论表现了一位老报人发愤淬励，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
成舍我生命的最后岁月，诸病并发，不能发声，每日用颤抖的手频频书写四个字：“我要说话”。学者刘家林评论说：“这是合我先生流露出来的心声，也是他毕生志业之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