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计划、报告，报刊消息以及某些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歌乐山保育院的儿童曾组织小分队参加“五三”、“五四”大轰炸的抢救工作；为前方将士节食义卖，募寒衣、防毒面具，缝制棉背心；到学校、军营、街头、伤兵医院宣传抗日救亡及慰问；到广播电台演唱；给前方将士及华北游击队写慰问信；办群众夜校，教大众识字读书；调查烈军属家庭状况；自己种菜；缝衣、打草鞋；下山背米运物；办小工厂制肥皂；以工代赈修路；挖建防空洞……可以说，保育工作者所选择的陶行知倡导的抗战教育（儿童必须过战时的生活，必须为抗战服务，必须在抗战的洪炉中锻炼）及启发创造性教育方法取得了初步成效。
歌乐山保育院取得的一系列开创性成绩、经验，被保育总会理事长宋美龄誉为：“堪称模范保育院！”不仅通过总会及时推向各地保育院，还吸引了热心捐助或关心战时儿童保育的美、英、法、苏、印、缅等国际友人来院参观访问。如1939年8月，蒋介石、宋美龄、宋霭龄、孔祥熙等陪同印度总理尼赫鲁来歌乐山保育院参观。国内的社会名流、专家学者经常到歌乐山保育院，如周恩来、邓颖超常来此与师生相见谈心；发起、推动儿童保教工作的冯玉祥、李德全夫妇住处与保育院一墙之隔，更是常客；邓颖超、李德全、安娥、王昆仑等常来保育院做时事、抗战演讲……由此，歌乐山保育院成为保育总会的保教工作实验及示范场所和对外宣传展示保育事业的窗口。
保育院里的妈妈们
孩子们常会在早晚唱《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去了老家……”能够关怀和照顾孩子们的，是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和战时儿童保育院的妈妈们！
然而，当时保育工作者面临的困难很多。院长曹孟君在《克服困难，迈步向前》（见于1940年8月《妇女新运》第二卷第八期）一文中写道：“经费困难：米价暴涨时，孩子们连饭也吃不饱……固定的预算应付不来日在高涨中的物价；孩子们难于管教，来源复杂……语言都不易一致，教育程度不齐……工作人才难于寻找，而且流动性太大……”其中，最让人震撼的一句话是：“多少个负实际工作责任的人在工作过分重负下，损失了健康，多少人在叫苦、灰心，有些甚至因辞职不准，而困难又无法克服，竟想以自杀来解决问题……”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妈妈们不求回报地付出着。
早年投笔从戎参加青年远征军、后又参加解放战争的原增鑫在《一碗阳春面》里深情回忆了他在歌乐山保育院的一件往事。当年，他因一个恶作剧没能及时承认错误以得原谅，赌气以一天不吃饭来赔偿盘子摔坏的损失。晚上，曹孟君院长知道后，把他叫到了宿舍，心疼地拉着他的手说：“你才12岁吧？在家时有爸爸妈妈疼你吗？……要是你妈妈一天见你不吃饭，该怎么想啊？……现在我就是你的妈妈……”当原增鑫抬头看见曹妈妈面颊上挂着泪珠，并双手把桌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捧到他面前时，这个在保育院生活了1年成为“硬汉子”的孩子，强忍的泪水禁不住簌簌长流！
曹孟君是1929年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常务理事，1938年9月担任歌乐山保育院院长，孩子们亲切地称她“曹姑姑”。她于1939年7月在反共高潮中被迫离院。后来成为散文作家的院童魏福茂在纪实文学作品《风雨故人情》中这样描述当时离别的场景：
同学们可怜兮兮眼巴巴地痴望着即将离去的曹院长……在曹院长即将走近站在队列一侧的李梅时，突然，李梅同学从队列里冲出，扑向了曹院长的怀抱，她大声地嚎啕着：“好妈妈呀！是您把我从敌人狂轰滥炸的瓦砾堆里救出，没有你们亲自到徐州前线抢救我们，哪有我们的小命啊，哪有我们今天的一切啊！？”……引发队列里的孩子都大声痛哭起来……李梅边哭边哀求着，“曹姑姑！你再抱我一次吧！”……曹姑姑弯下腰，展开双臂，将李梅紧紧地抱在怀里……就在曹院长一只脚踏上汽车之时，只见马健德（在曹院长的启发下以后上战场参加远征军，成为美术家、散文作家——作者注）举起了手臂，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挤进车门，大声的叫喊：“曹姑姑，请您给我写下几句话吧！”……（曹姑姑）郑重地在小本子上写下了“马健德，在你的图画中有祖国完整的地图吗？！曹孟君1939.7.”
曹院长的离院欢送会是由新到任的刘尊一院长主持的。刘尊一也是早期共产党人，曾担任北大救国会宣传部长，1927年春被捕入狱，在刑场上获救，后赴英国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尊一回国积极投身救护训练等抗日救亡工作。当曹孟君院长迫于在歌乐山保育院使用《抗战建国读本》（由“生活教育社”地下党员孙铭勋、戴伯韬、陆维特为保育会编写，1939年蒋介石来院视察后，禁止使用该读本——作者注）的压力不得不撤离时，保育总会常务理事邓颖超推荐刘尊一继任歌乐山保育院院长。她在歌乐山保育院积极推行“抗战教育”，将全部薪俸捐给了保育院。同时，1938年底由党派到院里任教导主任的地下党员酆道淳继续留任。酆身任歌乐山地下党支部书记和歌乐山保育院地下党小组长，继续推行“抗战教育”，直到1940年10月刘尊一、酆道淳均以“异党嫌疑”再次被迫离院。
此后，非党的原总务主任姜榆之暂代歌乐山保育院院长，保育总会派遣教育界民主人士徐篆充任总务主任遗缺。徐篆带上她在川七院共事的密友搭档、地下党员傅淑华到歌乐山保育院就任，虽因异党嫌疑受监视，不久即趁病离院，但对保育院的情况有了了解。1942年1月歌乐山保育院由“川一院”改为保育总会直属的“直一院”后，面临办院的艰难时期。1944年11月，由保育总会邓颖超、李德全推荐，再次任命徐篆接任歌乐山保育院院长，南方局妇委派地下党员傅淑华继续辅佐徐篆，出任总务主任。徐同时带去了直三院共事的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教职员工。中共在歌乐山保育院新建了地下党支部，扎下了深根，直至解放。
当年的院童吴珊1968年去看望徐篆院长，以谢养育之恩。1945年只有两岁的她从贵阳托儿所转到歌乐山保育院，当时她患了火巴眼，眼睛又红又肿，耳朵也聋，还不会说话，可怜兮兮的样子让徐篆非常心疼，便将她放到自己身边亲自料理饮食起居。后来吴珊健康长大，参加了工作。在再见徐篆的一瞬间，“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立即投入到徐妈妈的怀抱里，不停地喊着徐妈妈，徐妈妈，泪水也不住的流淌。徐妈妈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别哭了，别哭了”。尽管那时她已是二十几岁的大姑娘，但住在徐篆家，“半夜里徐妈妈还要起来给我掖被子，一股暖流，使我感到好像又回到童年时在她身边的日子，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湿透了枕巾……”
在歌乐山保育院还有一位“男妈妈”叫刘力生，孩子们叫他“刘妈妈”。刘妈妈严格而又和蔼可亲，他知识渊博，说话诙谐风趣。当年的院童冯秋群回忆说：“刘妈妈个子比较高，经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布长袍，走起路来步子迈得很大，长袍后摆会飘起来。有一次两位女同学走在他的后面，看到飘起来的长袍后摆便顺势一人抓住一个衣角，嘴里调皮地喊着：‘刘妈妈！给你牵纱。’刘妈妈回过头来幽默地说：‘还等10年！’”冯秋群还提到，刘妈妈教过国文、算术、常识等等，他备课认真、教课深入浅出，为了帮助同学们记忆28个省名，自编歌诀：“吉辽黑热察绥，晋陕甘冀鲁豫，苏浙闽赣鄂皖川湘，滇黔粤桂青宁新康。”直到解放之后，孩子们才知道他们敬爱的“刘妈妈”是歌乐山保育院地下党组成员之一，也是歌乐山保育院最后一任院长。他参加过顺泸起义，曾担任中共泸县、内江、乐山县委书记。1939年进入战时儿童保育战线，先后在川七院、直三院、歌乐山直一院、社会部第六育幼院（1946年秋，战时儿童保育会结束，直一院移交社会部）任教。重庆解放后，他参加了人民政府对第六育幼院的接管，并于1949年12月1日接任院长。1950年5月1日，保育院正式挂牌恢复“歌乐山保育院”院名。1951年10月，由于院址用作抗美援朝负伤归国志愿军的疗养院，在院幼童移交重庆市儿童教养院，刘力生调任重庆市政府机关文化学校副校长、南开中学政治教员兼教职工支部书记。
在歌乐山，还有一位不是院长却胜似院长的傅（淑华）妈妈。在红岩村，周恩来、邓颖超亲自交代给她的任务：一是以总务主任身份全力辅佐进步儿童教育家徐篆任院长；二是一旦独山失守将全部儿童转移大巴山。傅妈妈对孩子的爱，试举一例：歌乐山保育院后期改为“社会部第六育幼院”，在孩子们升学路绝时，她开办“初中班”教育未能升学儿童，压下了教育部“不照保育生办理”和社会部“让毕业学生回家”的文件，当不能升学儿童怪罪于她、之后又得知真相时，个个抱头痛哭！
保育院走出的人才
大约是1939年六七月间，歌乐山保育院来了4位客人：帅昌书、魏东明、常学镛、皮晓芳。原来，他们是受陶行知所托，为创办育才学校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39年7月20日，36名从重庆歌乐山保育院个挑个选出来的儿童在北碚北温泉参加了育才的开学典礼。不久，陆维特、孙铭勋、张望、章泯等人在四川境内的直一院、川二院、川五院、川七院、直三院等多所保育院、教养院、慈幼院选拔的特长儿童已达168名，于8月初转移到育才新校址——合川草街子古圣寺。
歌乐山保育院选拔进育才学校的儿童前前后后有40多名，他们被分进文学组、音乐组、戏剧组、绘画组、自然组、社会组、舞蹈组等。翦伯赞、贺绿汀、郭沫若、夏衍、田汉、阳翰笙、刘白羽、沙汀、任光、艾青、安娥、范继森、丰子恺、陈烟桥、章泯等名家都曾到校无偿授课或作专题讲座。
在老师的精心培育和自己不断努力下，歌乐山保育院走出了不少在各行各业有突出建树的孩子，如：中国电影剪辑“第一把剪刀”傅正义，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教育家王为，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伍必端，中央乐团副团长、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杨秉孙，地貌专家龚国元，核工业动力专家黄利富，冶金高级工程师张楚骧，等等。
（作者邱月杭系四川省棉麻集团公司退休人员，1940-1945年曾在北泉慈幼院接受过战时抚育。相关资料及图片来源：《战时儿童保育会歌乐山保育院纪念·研究专集》）
（责任编辑：杨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