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其成书与作者问题一直是学术史上聚讼的热点问题，但很少有学者从版本流传、文献采辑和文本的思想重建入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乐记》在先秦并未成书，而是经河间儒学集成以往文献成果，进行创造性的思想重建而完成。作为河间古文经学核心，其与河间诸经一样被长期禁抑，不能被公开授受，以致流传线索或隐或现，存在着中秘本、河间王禹本和礼学博士私授本等多个版本流传，虽不尽相同，但基本保存了河间“天礼之学”的儒学重构体系。
关键词：《乐记》；版本流传；文本重建；成书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2.01.010
一、《乐记》的成书与作者之争
《乐记》作为中国音乐理论史和儒学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其成书与作者问题一直是学术史上聚讼的热点问题。据《汉书•艺文志》：
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因为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一句有不同的解读，争论随之而起。据这段文字，主张《乐记》为河间所作的学者认为这里“与禹不同”，实传本的不同，内容上仅是篇章略有不同；但反对的学者则据此认为河间所作《乐记》，实为《王禹记》，与现存《乐记》无关，现存《乐记》实为刘向所得，《乐记》作者应是公孙尼子。
学者认为刘向所得《乐记》是公孙尼子所作，主要的依据有：一是保存在《隋书•音乐志》中的梁沈约《奏答》，这里沈约首次把《乐记》与公孙尼子联系了起来；二是《史记•乐书》张守节正义：“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但考沈约《答奏》所论亦甚为模糊，并不能直接得出《乐记》为公孙尼子所作的结论。据《隋书•音乐志》：
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至于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向《别录》有《乐歌诗》四篇、《赵氏雅琴》七篇、《师氏雅琴》八篇、《龙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晋中经簿》无复乐书，《别录》所载，已复亡逸。
案：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防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礼既是行己经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补缀以备事用。
从上述文字看，诚如刘心明所指出的，这段引文中关于《乐记》的论述部分，含有比较明显的两层意思：“一、沈约并不否认河间献王等人‘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的事实；二、沈约认为河间献王等人在编辑《乐记》时曾取材于《公孙尼子》一书。”但以往学者引用沈约的这篇奏章时多断取案语部分，径以“《乐记》取《公孙尼子》”立论，事实上，“即使仅就第二层意思立论，也不能以‘《乐记》取《公孙尼子》’一语为前提，必然地推导出《乐记》作于公孙尼子的结论。”［1］刘心明此论可从同样是沈约所作且成书在《奏答》之后的《宋书•乐志》中得到佐证：
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著《乐记》，献八佾之舞， 与制氏不相殊，其内史中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记》二十四卷。刘向校书，得二十三篇。然竟不用也。”
显然，从沈约的这段话看，沈约不但不否定《乐记》为献王所作，且认为刘向所校与王禹所传之本只是传本不同罢了。
由于受沈约、张守节等古代学者的影响，郭沫若先生在《公孙尼子及其音乐理论》一文中明确地认为《乐记》主要为公孙尼子作。虽然郭沫若这篇文章也留有余地，一方面承认《艺文志》中的《乐记》二十三篇与《王禹记》二十四篇的“不同”，只是传本篇数和部分文字的出入而已，［2］但另一方面又几乎将《乐记》全部置于公孙尼子名下加以讨论，给人造成《乐记》的实际作者乃是公孙尼子的强烈印象。郭沫若以后，杜国庠、杨荫柳、杨公冀、董健、冯吉轩、周来祥、金钟、吕骥等学者则更进一步，多认为现存《乐记》与献王无关，而是公孙尼子所作。其中吕骥持公孙尼子说最为坚决和彻底，他在《关于公孙尼子和〈乐记〉作者考》一文中说：
最重要的， 我以为他们（持刘德作《乐记》学者）似乎有意不提， 或者不愿读者知道《汉书•艺文志》还有另外的一段记录。就在这段话之前， 明明有这样几句话，现全录：“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这样的记载难道不清楚么?《乐记》二十三篇， 排在前面，为了与前面《乐记》相区别，将另一种与乐有关的书《王禹记》二十四篇列于其后，最后说：“凡乐六家，一百六十五篇。”最清楚不过，《乐记》是一家，《王禹记》是一家。我以为史学家班固这样写是经过思考的，不是任意乱写的。如果不看这个记载，我们是不容易搞清楚谁是谁非，看过这个记载，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乐记》既不是河间献王刘德领一班儒生所编撰的，也不是王定所传的；而王禹所记的二十四篇，大概也就是河间献王刘德所编撰的，不过并不是刘德的著作，也不是他写定的，所以《汉书•艺文志》写作《王禹记》二十四篇。班固并不是没有看到河间献王的著作，在儒家著作目录中，除了记明《公孙尼子》二十八篇之外，后面还记下了《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三篇。如果关于乐的二十四篇文论确是刘德所记、所编，班固决不会把这笔帐记在王禹名下。……公孙尼子的《乐记》和王禹记乐事的书性质根本不同。《乐记》不可能是刘德所写。［3］
对于吕骥等人的观点，力主今本《乐记》为献王所作的蔡仲德给予了回应。蔡仲德认为，按《汉书•艺文志》体例：1）“《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的著录方式，如果指作者不同的两种《乐记》，按《艺文志》其他各类体例，前者应写明作者“刘德记”或“刘德乐记”，《艺文志》没有这样写，而且还称后者为“王禹记”，更说明这里只有传本之异，不存在作者之别。将之与《艺文志》著录《论语》、《孝经》方式相比较，《艺文志》中《论语》类所著录的有《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篇、《鲁》二十篇，孝经类所著录的有《孝经古孔氏》一篇、《孝经》一篇，二者都是一书的不同传本；又《论语》类只称《论语古》二十一篇为“论语”，而对《齐论语》则只称“齐”，对《鲁论语》则只称“鲁”，其体例正可作为“与禹不同”不是作者之别而是传本之异的旁证。2）《艺文志》著录《论语》类书后说：“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即将《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三篇、《鲁》二十篇各算成一家，这又足以说明尽管“《乐记》是一家，《王禹记》是另一家”，“与禹不同”也仍然是传本的不同，而不是作者的不同。3）《汉书•艺文志》并无公孙尼子作《乐记》或《乐记》取自《公孙尼子》的记载，《乐记》二十三篇之下不注明作者，读者怎么可能想到它是“在总数二十八篇”之内，它的作者是“七十子弟子”或“公孙尼子”？显然，如果《乐记》作者真是公孙尼子，这个“重复”是决不可“免”的。4）《艺文志》对所有著作，凡作者、传者已知者，均在所录书名上下或在每类著录后的短文中予以注明，无一例外。根据这一体例便可断言，既然“《乐记》二十三篇”之上并无“公孙尼子”四字，之下又未注明“七十子弟子”，乐类后边的短文也无公孙尼子作《乐记》之说，《乐记》便不可能是公孙尼子所作。这里只提刘德作《乐记》，未提别的作者，如从整体理解这段文字，而不割裂文意、断章取义，自应得出这一结论。据此，《乐记》作者便只能是河间献王，而不可能是公孙尼子。总之，蔡仲德通过对《汉书•艺文志》体例分析，有力地说明了《刘向》所校《乐记》实河间所作《乐记》，“与禹不同”只是版本、卷数的不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