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说者：洪斯文，江苏省镇江丹徒人，著名连环画家。曾创作出版连环画80余部（篇），代表作有《洪宣娇坚守金鸡岭》、《海瑞》、《金田起义》等。2010年获十大当代广东文化人称号，其传略被收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美术家传》等十余种大型辞书。
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总是在不断想起，想起年轻的时光，如同画面一样总是不断地浮现，尤其是在广州度过的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更是让我感觉我、画画与广州之间早已是尘缘不变了。第一次来广州时，广州刚刚解放不久，那年是1950年，我是在春天来的。来时我刚刚二十岁。我是在上海出生的，七八岁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画画。那时候父亲藏了很多古典书籍，如四大名著、古文观止之类的书。这些书里面都有很多的人物插图，我一看到就喜欢用纸张贴在上面临摹。所以当时家里的墙壁上都贴满了我临摹的得意之作。村里面的人都说洪家出了一个小画家，于是他们经常上门叫我画一些画。到了十几岁时，因为家里面没钱，读不了画画的大学，于是托上海姨妈的一个朋友，把我带去了一个画画师傅家，跟着他学画画。
上海解放之后，师傅便带着我们来到了广州。我就这样，在还没有满三年的情况下，跟随师傅背井离乡，长途跋涉，来到这片全新的土地上，呼吸着这里新的空气，看着这里新的面孔。那时候的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就是这个城市见证了我半个多世纪以来走过的每一步。
来到广州之后，我们在一个书店里面落脚，同时在里面教学。为了能赚取一些生活费，师傅就给我们发了戏票去戏院看戏，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看完戏之后，要把这部戏画成一套连环画，时间限制是在一个星期之内。所以那时候满大街都有连环画卖。解放后不久，师傅就被打倒了。因为他在上海的时候是一个画霸，经常欺压同行。解放后被同行和弟子告了。被抓之后，师兄弟们便各自谋生去了。有几个师兄弟跑到香港寻出路，有一些回到了上海，而我却决定留在了广州。
之前来广州，是因为关书所规定的期限未满，才来到广州。如今，期限满了之后，恢复自由身，我仍旧决定留在广州，没有去香港。当时的想法是觉得自己已经背井离乡了，再过去香港就更加遥远了。而在多年之后，这不得不归结于冥冥之中我与广州之间结下的尘缘。当时身无分文，所以我决定画画投稿，赚取一些生活费。那时还没有《广州日报》，而是叫作《联合报》，是《广州日报》的前身。《联合报》有一个漫画的栏目，属于报纸的《珠江副刊》板块，叫作《每周漫画》。主要是根据时文要事和各种社会现象而画的。当时恰值抗美援朝，整个社会都处在为抗美援朝出钱出力，不断忙碌。于是，我便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画了一幅关于抗美援朝的漫画，寄了出去。一个星期之后，我人生中第一次投稿的漫画被刊登在《每周漫画》里，这令我感到非常地不可思议。也给我很大的动力，继续向报纸投稿。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结识了以后的人生中很多的师友，给了我在广州画画的生命历程上添加了各种色彩和调味。稿件发表之后，《联合报》召开了一次作者座谈会。年仅二十一岁的我也参加了，那时仍旧是一个失业青年。当时的编辑部主任有两个人，主任是吴紫风，是大散文家秦牧的夫人，副主任是漫画界的翘楚、大画家廖冰兄。也是这次的会面，我和廖冰兄还有其他出席的许多著名的漫画家们成为师友。虽然有一些人已经离开，但是对他们的印象依旧雕刻在我血液和骨骼中，怎么也挥散不去。
不久，年轻的我便异想天开地给当时的新闻出版处文化局（当时在中央公园那一带）写了一封自荐信，希望政府能够给我介绍一份工作。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我便收到了新闻出版处的回信，叫我过几天到新闻出版处谈谈相关的事情。接待我的是当时的新闻出版处副处长。他说，经过我们讨论，决定把你推荐到《南方通俗联合出版社》。当时的《南方通俗联合出版社》是属于公私合营性质，是广州五十多家出版社之一，隶属于新闻出版处，后来改名之后，没有了“联合”二字，变成了《南方通俗出版社》。1955年，《南方通俗出版社》和当时的《华南人民出版社》合并，变成了现在的广东人民出版社。旧址在大南路，现在在大沙头。也是那一年，我从助理编辑提升为美术编辑。1956年３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即广东美术家协会）创立，我当时作为代表和第一批会员，见证了这个历史的时刻。搁在五年前的我，这一切都似乎是空中楼阁。广州似乎成了我的福星城市一样，在我的事业上给予我最大的拥抱。
1958年下放到粤北的连山，户口也要迁到那里。到了之后，因为县里面经常搞宣传和展览的缘故，我劳动的时候特别的少。后来不到八个月，我便又调回广州。回来没多久，又被下放到韶关的一个县修铁路。我并没有被分到工地，而是分到了政治部，和三个人负责办一份铁路报纸，叫作《先行快报》。铁路还没有修完，我又被调了回来。就这样，来来回回，我这叶被划走的舟最终还是回到广州这个港湾，并且给了我这个颠沛过后的继子一个最大的安慰：我将在下放的那段时间听到的有关洪宣娇打清兵的故事画成了连环画，投给了《羊城晚报》，大概有五六十幅。《羊城晚报》开始连载，第一次在报纸上连载连环画，登了差不多一个月。成了我的代表作。
1980年春天，我接到当时的上司黄文俞先生的指令，创办了《周末画报》。黄文俞是《南方日报》的总编辑，《羊城晚报》的创始人。《周末画报》因为开始时仅仅是一个小报，所以当时的新华书店并没有订货。黄老总说，我们自己来。于是便发动了退休职工的家属、待业青年等人到大街上去卖。卖掉一千份便可以拿到七块钱的报酬。七块钱的报酬已经是很多了，当时的猪肉才五毛钱一斤。所以，那天满大街都是叫卖《周末画报》的男女老少的身影。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整个中国的文化非常的枯竭。杂志不多，报纸不多，再加上《羊城晚报》的停刊，所以《周末画报》成了抢手的报纸，一售而空。
上海张乐平先生笔下的三毛家喻户晓。后来有一次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也谈起了广州的乐叔和虾仔。《乐叔和虾仔》是我当时主编的《周末画报》中的一个漫画题材。乐叔是茶楼的一个退休工人，一个老广州，喜欢打抱不平。虾仔是他邻居的孩子，喜欢和乐叔在一起。《周末画报》刊登出来之后，风靡广州，成为广州老百姓非常喜欢的人物。后来广州电视台把它拍成了电视小品，在《万紫千红》当中就有《乐叔和虾仔》的栏目。别人就开玩笑对我说，这是《乐叔和虾仔》的老豆啊。三毛是上海的三毛，成不了广州的三毛，因为广州有乐叔和虾仔。
从二十岁到现在，我在变，广州也在变。我和广州拥有了共同的足迹和岁月。我在年轻时拜读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我现在依旧能够背读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在他临死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当他临死的时候可以说，我整个生命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共产主义而终身奋斗。”为我的画画生涯，为了广州这片土地，我应当鞠躬尽瘁。
采访后记：
洪老的学生卢延光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称老先生为“洪教头”。先生弟子很多，都是在中国的画界作出很大贡献的，成为教头，当之无愧！当之无愧啊！老先生虽年过八旬，却依然神采奕奕。出去跟先生一起吃饭时，先生喜欢用广州话跟服务员说话。初以为先生不是广东人，应该不怎么会讲广州话。后来才知道，先生已经在广州这个地方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正如艾青的诗句那样：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不然，他也不会学那个被非广东人认为最难学的语言。老人说，他人生里面的几乎所有第一次都和广州这座城市有关：第一次发表作品，第一次出版连环画，第一次拿到一百万的稿费（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块）,第一次见到廖冰兄……先生住的房子不大，在四楼，是一栋比较旧的楼。他说当时那里是很繁华的，不过现在市中心转移到天河。这里算是繁华落尽，虽是繁华落尽，但沉淀下来的是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个老人的年轻岁月，一段难以言说的有过辛酸、有过快乐的往事，无论是一座城的，还是一个人的，都那么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