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渔业：国民政府渔业银团的创设及运行（1936-1948）

介绍性文本，鲜有专文论述。①本文主要利用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渔业银团档案以及近代报刊资料，对抗战前及抗战胜利后渔业银团筹办、创立、复业，再到贷款业务变动等整个过程进行考察，揭示民国时期渔业金融的特殊面相。

一、渔业银团构想的提出

民国以来，中国渔业发展之路并不顺畅，与周边国家、地区特别是日本相比，难称进步。[1]11-12进入20世纪30年代，沿海渔业呈现出严重衰退景象：鱼价跌落、生产萎缩、渔民生活难以为继，一时间，渔业“衰落”、“危机”字眼屡见报端。

①代表性成果包括：李士豪、屈若骞：《中国渔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李士豪：《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张震东、杨金森编著：《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美）穆盛博著，胡文亮译：《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丁留宝：《南京国民政府早期渔业经济建设路径及其困境》，《兰台世界》2016年第7期;刘利民：《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武装护渔政策初探》，《民国研究》2015年春季号;刘利民：《试论1927-1937年国民政府制止日人侵渔政策——以中日渔业交涉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

部长后，对于渔业提出了“消费整理”与“生产推进”两大方针。1936年5月11日上海鱼市场的成功开幕就被视为前者成果的体现，而“消费整理”所关注的在于渔产品销路的扩展，对渔业生产设备的改进，特别是渔业资金的融通难以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2]

众所周知，由于海洋渔业生产的特殊性，渔民每逢渔汛出海，须筹备众多生活、生产物资，常需大量资金。但并非所有渔船主都能够负担全部开支，于是向外借贷成为渔民弥补资金不足的重要手段。民国时期渔民获取贷款的方式包括纠会纠会，为我国旧时一种含有互助性质的经济组织。其成员往往由亲朋故友组成，常见方式为会头1人，会友7人不等纠合而成，称“七星会”“十贤会”等。会中除会头外，其余会友应付会款数目不定。会头除循例宴请会友作为利息，并偿还其本身应付会款外，如有会友不能照期付款时则由会头完全负责。李士豪：《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0-181页。、私人放款、鱼行鱼行实际为一种贩卖鱼产品的店铺，作为渔民与消费者间的转运机关，遍布于沿海各渔业口岸，它一面管理渔获物的集散，一面又贷借给渔民资金，从而获得渔获物的专买权进而攫取高额利益。

放款、银行钱庄放款等，其中鱼行放款最为多见。[3]176上述贷款方式中，除银行、钱庄外，其余放款大都存在利率高、剥削重的特点。以烟台、上海两地鱼行放款为例。两地渔民每年7月开始向鱼行贷款至来年3月，期间每月利息为1分3厘。借款渔民须将所捕渔获售于鱼行，鱼行售鱼后除扣除渔民所欠本息外，还要扣除4分的佣金。渔民捕鱼期间所有米粮水料等物资，报关及出入口單等亦由鱼行代购代办，所购物资多属质劣价高，鱼行又可从中获得不少收益。[3]176-180就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渔业放款而言，由于渔业经营深受海洋环境影响，贷放风险高，导致参与渔业放款的银行并不多见，放款的数目有限，对象且集中于鱼行、渔产品加工企业等渔业机构，鲜有向渔民贷放。[4]89-90在此情况下，“渔民借贷无门，即欲在重利盘剥下挣扎图存亦不可得，其生活困苦，乃积日加甚。”[5]为此渔民只得向政府寻求救济。如1935年即有浙江省定海渔民，因秋季渔汛缺乏资本，向实业部及浙江省政府主席分别请愿，请求借款。后经浙江省政府议决，决定以渔民动产、不动产及明春黄鱼收成为抵押，向浙江地方银行、上海中央银行、中国银行贷款60万元。[6]此后又有浙东渔民代表陈满生、史锦纯及沈家门商会等分别呈书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寻求救济。[7]然此种政府救济都仅是一时举措，事过之后再遇到同等情况时难免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