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观国《学林》对汉赋的艺术结构、修辞手法、名物、异文、用字等方面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其引证之丰富，观点之独到，思维之缜密，语言之精炼，皆令人叹服。《学林》最能代表宋代学者研究汉赋的特点和水平。
[关键词]王观国；《学林》；汉赋研究
[作者简介]踪凡，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100089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01—0150—04
王观国，字彦宾，潭州长沙(今属湖南)人，北宋徽宗时进士，累迁祠部元外郎。所著《学林》10卷，是一部以辨别字形、字义、字音为主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引据详洽，辨析精核”，在宋代诸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特出”。就该书对汉赋语词的考释看，此评不诬。但王氏的汉赋研究并不局限于语词考证，其创获是多方面的。
一、论汉赋的艺术结构
《学林》卷七“古赋题”条，对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的艺术结构有一段详细的考辨：
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虽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贯通一意，皆《子虚赋》也，未尝有《上林赋》。而昭明太子编《文选》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为始以为《上林赋》，误矣。盖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乌有先生，鸟有此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空藉此三人为(辞)，因以风谏。奏之，其赋日：“楚使子虚使于齐，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畋罢，子虚过诧乌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其末日：“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日：‘乃今日见教，谨闻命矣。”’此《子虚赋》始终一意，不可析其半以为《上林赋》，则意遂中绝，不可读矣。
认为《子虚赋》本来假设子虚、乌有、亡是公三人问答而铺陈成文，前后呼应，实为一篇，《文选》却将后半部分割开，取名为《上林赋》，致使文意中断，不可通读。这种见解合乎作品实际，也与《史记》《汉书》的记载相合(据《史记》《汉书》，赋题应为《天子游猎赋》)。自《文选》之后，人们一直把《子虚》《上林》当成两篇赋来对待，直到今天仍有人这样认为，可见《文选》影响之深。王观国是第一位从作品内在结构出发来考辨赋题、揭露《文选》之谬的学者，见识卓越，令人叹服。元祝尧《古赋辨体》、今人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龚克昌师《汉赋研究》皆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阐发①。在此基础上，王观国又对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的赋题作了详细论证，认为它们的体制结构与《子虚赋》相似，文意前后连贯，不可分割。王氏认为，赋题是一篇赋的纲领，“纲领正则文意通”。《文选》对以上各赋的分割，实际上伤害了原文一以贯之的文意和气势，是不可取的。
汉代散体大赋常常以主客问答开篇，交待主客相见情况及询问的问题，因而多用散句；中间回答之语大肆铺陈，多用整齐的四言句；结尾说明问者疑团已解，结束全文，因而又用散句(若附以诗歌，则又用诗句)。对于赋体文学的这种结构，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是“述客主以首引，极穷貌以穷文”，“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以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祝尧《古赋辨体》说是“首尾是文，中间乃赋”，“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辞”，“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便，而专于理”(《子虚赋》题解)。要言之，所谓的赋首之“序”，赋后之“乱”，都是赋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非是作者或他人勉强贴上去的标签。《文选》所录赋多有赋序，但这些“序”的来源很复杂，不可一概而论。王观国《学林》卷七经过细密深入的考辨，发现《文选》中傅毅《舞赋》、宋玉《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赋的“赋序”都是赋的开头部分，与《子虚赋》《长杨赋》的开头一样，本来并没有什么赋序，是昭明太子编《文选》时强行分离出来的。扬雄《羽猎赋》开头的两篇“赋序”中，第一篇为扬雄之序，第二篇乃赋之正文，五臣注的二序之说也是错误的；至于《羽猎赋》中的“颂日”部分也应是赋之正文，与其他赋作中的“辞日”、“歌日”、“乱日”同类。此外，《文选》所录的贾谊《鹏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扬雄《解嘲》《甘泉赋》、祢衡《鹦鹉赋》皆有“序”，其实皆非作者之序，而是“史辞”，即史学家介绍该赋创作背景的文字。王观国的这些论析，除了《羽猎赋序》是否作于扬雄一说尚有争议外，其余大都是精辟可信的。像王观国这样从汉赋的艺术结构人手来全面清理《文选》在赋题、赋序处理上的错误，在汉赋研究史上还是第一次，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二、论汉赋的修辞手法
汉赋中大量使用了夸张与虚构的艺术手法，以表达对帝都的颂扬，同时也增强了赋的气势和艺术感染力。晋人左思对此很不理解，他在《三都赋序》中说：“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在批评马扬班张的基础上，左思又创作了《三都赋》，自称“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以实践其赋须征实的创作思想。自此，汉赋中的夸张与想象几乎成了人们批评汉赋、否定汉赋的口实。王观国《学林》卷七专列“三都赋序”条，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十分透彻的分析：
司马相如赋言上林之盛，曰：“于是乎卢橘夏熟，黄柑橙楱，枇杷燃柿，亭柰厚朴，樗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奠棣，答遢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盖橘橙、枇杷、杨梅、荔枝，皆南方之物，非西北所产。然而上林者天子之宫苑，四海之嘉木珍果，皆能移植于其中，不但本土所生者而已。又赋之所言奇禽异兽、明珠香草、天台仙乐、青琴虐妃之类，亦非上林之所产，有以见上林之富丽，四方之物毕致也。而左太冲责以“卢橘夏熟，生非其壤”，亦过矣。扬雄《甘泉赋》日“翠玉木之青葱”，颜师古注：“《前汉书》日：‘玉木者，武帝所作，集众宝为之，用供神也。’非谓自然生之。”盖玉木者，犹金莲玉蕊之义，以金玉为之，以象生物也。左太冲意谓真有玉木，玉木非秦中所产，则误矣。《史记·封禅书》日：“古之封禅，鄗上黍、北里禾所以为盛，江淮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盖王者登封告成，则四海珍异之物毕萃焉，以言其感格之所致也。……盖亦观其意之所主如何耳，若但责其辞而遗其意，固不可也。
在王观国看来，上林作为天子的宫苑，四方各地的嘉木珍果、名花香草皆能移植其中，未必皆长安所产；东西南北的珍禽异兽、明珠珍宝皆可运抵京都，未必皆本地所生，这正如今天的北京动物园、植物园有全国各地甚至异域他国的动植物一样，正见出
首都的政治、经济之发达以及物质交流之畅通，应是合情合理的。这些都应该是赋(乃至其他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内容，是无可厚非的。所以，《上林》《甘泉》《两都》《两京》的种种铺陈夸饰，恰好表现了王者所居之地的“文物之富盛”，“四海九州之物无不毕聚”，是大汉帝国蒸蒸日上的国势的反映，并无不实之处。至于赋中的“假称神怪，虚而无验”，即大量出现传说中的玄鹤、孔雀，乃至玉女、宓妃等仙界人物，实际上不独四赋为然，《长门》《思玄》《长笛》《鲁灵光殿》诸赋皆有类似笔墨，这正是古人拥有丰富想象力的表现；而且这些描写也并非虚设，而是为赋家的创作主题服务。所以，研读汉赋，应该重点考查“其意之所主如何”，亦即赋中所蕴涵的丰富思想内涵及文化观念，而不能“责其辞而遗其意”，仅仅计较其文辞而忽略其深厚的意蕴。可见，王观国对汉赋中夸张、想象的浪漫主义手法是别有会心并高度赞赏的，同时也在阅读方法上为读者指点迷津。
三、汉赋名物考辨
司马相如《子虚赋》日：“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对于“勺药”一词，历来有不同看法。服虔注曰：“勺药以兰桂调食。”颜师古注曰：“勺药，药草名，其根主和五脏，又辟毒气，故合之于兰桂五味，以助诸食，因呼五味之和为勺药耳。”王观国提出了第三种观点，“乃以鱼肉等物为醢酱食物也”，即今天所说的鱼酱或肉泥。其根据皆来自古赋：(1)《南都赋》称“归雁鸣鵽，香稻鲜鱼，以为勺药”，乃是以雁、鵽、稻、鱼做成的鱼肉酱；(2)《七发》有“熊蹯之濡，勺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鲙”之句，既然熊蹯、薄耆(兽类里脊肉切成的薄片)、鲜鲤(新鲜的鲤鱼肉)皆为动物肉，勺药亦当为鱼肉酱而非药草或调味品之名；(3)《七命》“味重九沸，和蒹勺药，晨凫露鹄，霜鵽黄雀”，此处勺药当指各种野鸟做成的肉酱。王观国从文学作品的实际内容出发，推断出勺药乃是“以鱼肉等物为醢酱食物”，与《诗经·溱洧》中的勺药(香草名)完全不同。此外，王氏还认为两“勺药”读音不同，《子虚》《南都》《七发》中的勺药当读为酌略。这一观点未必能成定论，但取材丰富，足以自立一说。
四、汉赋异文比勘
《抱朴子·遐览篇》云：“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汉赋在传钞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错、讹、衍、脱等多种现象，影响阅读和理解。王观国在阅读汉赋作品时，并不迷信文本，而是将不同版本加以对照，找出异文，再通过精湛的考证来确定取舍。例如扬雄《甘泉赋》有“翠玉树之青葱兮，壁马犀之瞵”之句，后半句《汉书》作“壁”而《文选》作“璧”，意思绝不相同。古注随文释义，故颜师古释作“殿壁”，李善则释为“璧玉”。究竟何者为是?王观国《学林》卷七云：
《前汉·艺文志》有扬雄赋十二篇。雄有文名，当时传雄之赋者，帙不一，故其用字不妮无讹。至班固作史，萧统编《文选》，各以其所得雄赋而集录之，故其赋用字有不同。今读其赋日：“仰挢首以高视兮，目冥晌而亡见。正浏滥以宏惝兮，指东西之漫漫。徒洄洄以徨徨兮，魂渺渺而昏乱。据卓令轩而周流兮，忽块虬而亡垠。翠玉树之青葱兮，璧马犀之瞵。金人仡仡其承钟簇兮，嵌岩岩其龙鳞。”凡此赋句，皆以下句释上句，则璧马犀为璧玉之壁，其上下文句通矣。其日“据卓令轩而周流兮，忽块丸而亡垠”，然后言玉木金人者，盖谓依栏槛而回顾，见广大而无际畔，但见庭中玉木之青葱，金人之岩岩耳。玉木植于殿庭，金人捧露盘亦在殿庭，此皆言望见殿庭中物，不应反言殿壁也。赋句之义，于此判矣。
经过研究发现，《甘泉赋》中的这段文字皆为承接关系，即每两句皆在文意上前后相承，以下句解释上句。如“据(車令)轩而周流兮，忽块虬而亡垠”句，是说依靠着有窗格的轩宇四处眺望，忽然感到视野开阔，无边无际((車令)，同“棂”，窗格。周流，周转流观。坱圠，广大弥漫貌。亡垠，无边)。显然，“忽块虬而亡垠”句是解释“据斡轩而周流”句的，说的是四处观望的结果或感觉。同样道理，“翠玉树之青葱兮，璧马犀之瞵”中亦前后相承或相关，是说以翠玉装饰成的宝树呈现葱茏的绿色，用璧玉装饰的马和犀牛色彩斑斓。翠是一种青绿色的玉石，此处用作状语，表示装扮玉树的材料；璧是一种环形的玉，也作状语，表示装饰马和犀的材料。这样理解才能文从字顺，“上下文句”通而无碍。然后，王氏又细品此一语段的含意，发现“翠玉”句、“金人”句皆为“据斡轩而周流”的结果，即作者依靠轩宇张目远眺所望见的庭中景物，中有玉树、璧马、璧犀、金人、钟簇等物。如此，“璧马犀”之“璧”绝不作“壁”，因为庭中绝无殿壁可言。综上，王观国采用了对校、本校、理校三种校勘手法：先比较《汉书》《文选》二种版本，确定异文，是为对校；从这段文字的句法(“皆以下句释上句”)来推断，“璧”与上句“翠”皆当为美玉，而非“壁”字，是为本校；又从句段意思考察，得出本句理当写庭中之物，而“不应反言殿壁”，是为理校。显然可见，王氏的考证缜密细致，逻辑严明，令人不能不信服。
五、语言文字研究
《学林》卷九“雕”字条对“雕”、“碉”、“肜”、“凋”诸字的异同进行了一番比较：
字书曰：“雕，都聊切，鹗属也。籀文作鹏。”观国案：字书偏旁从佳，与从鸟者多通用。故雞与鷄同，雝与(邕乌)同，雇与鳸同，(如／隹)与鴽同，雁与鴈同，然则雕与鵰同也。后世乃用雕字为雕刻之字。盖字书自有琱彫凋三字，硐者硐琢也，肜者彫镂也，凋者凋落也。三字虽分三义，而与雕字并通用之。琱肜二字皆刻镂之义；而凋乃凋落也，雕乃鹏鹗，此二字无刻镂之义，乃假借用之。是故《前汉·郊祀志》曰：“赐尔黼黻硐戈”，颜师古曰：“琱与凋同。”《王莽传》曰：“起九庙，饰以金银硐文。”颜师古曰：“琱与彫同。”《顾命》曰：“硐玉仍几。”《郊特牲》曰：“丹漆雕几之美。”《明堂位》曰：“玉豆雕纂少，仪车不雕几。”《论》曰“松栢之后肜”，又曰“朽木不可雕”，《史记》优孟曰：“请以雕玉为棺。”扬子曰“童子彫虫篆刻”，又曰“彫刻象形”，又曰“玉不雕，玙璠不作器”，《长杨赋》曰“除雕琢之巧”，张平子《西京赋》曰“彫楹玉磶”，又《东京赋》曰“肜弓斯张”，司马相如《子虚赋》曰“乘肜玉之舆”，左太冲《蜀都赋》曰“雕鹗鸩其阴”，杜子美诗曰“雕鹗在秋天”，凡此正字与假借互用之，其来久矣。
四字音同形异，而在意思上不尽相同，各字之义项如下：
雕：①猛禽；②雕琢(玉石)；③雕饰(图案)；④凋零。
鹏：猛禽。
琱：雕琢(玉石)。
彫：彫彫饰(图案)。
凋：凋零。
不难看出，其中“雕”字义项最多，包含了其他各字的功能。这组字在文字学上被称为包含式异体字。造字之初，从隹者与从鸟者无别，故“雕”与“鵰”皆指猛禽，音义全同，是狭义异体字；后
来，“雕”字又被假借以表示雕琢、雕镂、凋零诸义。王观国指出碉肜凋三字“虽分三义，而与雕字并通用之”；雕本指鵰鹗，另外三义乃“假借用之”，其基本观点乃至所用术语都与今天的文字学家十分接近，可见其文字学素养之高。而其引证之博洽，论述之独到，用语之精炼，皆令人钦佩。其下又云：
枚乘《七发》用“彫弓”，相如《子虚赋》用“雕弓”，其义一也。《七发》曰：“右夏服之劲箭，左乌号之雕弓。”《子虚赋》曰：“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此二句同者。案：枚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作《七发》以谏之。武帝即位，以蒲轮迎乘，死于路。司马相如事景帝，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邹阳、枚乘、庄忌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居数月，乃著《子虚》之赋。会梁孝王卒，相如归。久之，因狗监侍上，武帝读《子虚赋》，而后召相如。则《七发》在前，而《子虚赋》当在后。相如窃《七发》之文，而颠倒其句耳。
考察枚、马共侍梁孝王的历史事实，《七发》当在先，《子虚赋》当在后，相如对枚乘赋有借鉴之处。这又从文字学的研究扩展到文学史的梳理，从微观考辨上升到宏观探讨，立论坚实，远非一般泛泛而论者可比。
此外，王观国在《学林》卷五中还曾对史书、汉赋中的“庸”字进行研究，而通过大量资料得出结论：“盧者字母也，加金则为鑪，加火则为爐，加瓦则为 ，加目则为盧，加黑则为 ”。又说《汉书》多用省文，即“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这已涉及到文字学史上的源流问题，其见解很有启发性，但尚缺乏分析。王观国所谓“省文”、“但用字母”，其实是假借字，反映了早期用字多假借的事实。后来又给这些假借字添加了意符(形旁)，形成了后造本字(分化字)。《汉书》出自大儒班固之手，受人推崇，流传中改动小，所以多保留假借字；《史记》《文选》在流传中改动较大，所以多使用后起字。
王观国并无研究汉赋的专书，其相关研究成果皆散见于《学林》一书对汉字的考释中，数量也不很多。但每一条研究成果都非常精湛，以引证丰富、观点独到、思维缜密、语言精炼为特色。并且见微知著，以小见大，涉及面较广。与朱熹相比，王观国并无道德论赋的偏激，却有博洽融通的风范，所以更能代表宋代学者研究汉赋的特点和水平。在学风浮躁、空言屡出、研究语言文字者不懂文学、研究文学者又轻视语言文字的今日，王观国的学术视野、研究方法、治学品格尤其具有不可忽视的经典价值与示范意义。
[责任编辑：戴庆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