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隐逸思想 表现 原因 影响
摘 要:孔子是提倡积极入仕的,但他在仕途遭受挫折后也产生了要归隐的思想,其隐逸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生活中时时流露出对古今隐士的崇敬与向往;二是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流露出要归隐的思想动机。其隐逸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仕途遭受挫折,本质原因是主昏世浊、洁身自好而不愿同流合污。孔子的隐逸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众所周知,孔子是主张出仕的,虽生于“礼崩乐坏”的时代,但他却从没有放弃恢复周礼的努力。所以,我们并不怀疑孔子是一个积极入世主义者,但我们也不能讳言世道的坎坷给他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这种影响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他常常流露出欲归隐的思想。下面就从隐逸思想的表现、形成这种思想的原因及其影响三个方面来探讨一下孔子的隐逸思想。
一、孔子隐逸思想的表现
孔子的隐逸思想集中反映在《论语》中,其它典籍较少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概括说来其表现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孔子在生活中时时流露出对隐逸者的崇敬与向往。在孔子的心目中,古代的伯夷、叔齐、蘧伯玉等可谓是高洁的隐逸者,受到了他的极力赞许。伯夷、叔齐乃殷末人,他们不食周粟而归隐于首阳山中直至活活饿死。对此二人的这种气节孔子给予了充分肯定:“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蘧伯玉是卫国的贤臣,因卫灵公昏庸而弃职归隐,孔子称赞他:“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从上述这些对隐逸者的评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对他们的隐逸行为充满了无限的崇敬之情,尤其是蘧伯玉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不苟且为官之举,与孔子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为人准则正相契合,因而赢得了他的称赏与羡慕。不仅如此,孔子对现实生活中的隐士也十分崇拜。其对楚狂接舆的宽容与尊敬,对荷 丈人的称许与赞叹等,无一不显示出他对隐逸生活的理解与向往。
第二,孔子在生活中常常流露出想归隐的思想。人生的坎坷不但使孔子对那些过着平静生活的隐者产生了羡慕之情,而且在他的内心深处也直接产生了要归隐的思想。他曾对弟子们说:“予欲无言”,意即自己再也不想对自己的学生谈什么政治理想了,他想就此放弃,其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溢于言表。当他的弟子子贡反问他“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时,他便进一步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种解释显然是十分牵强和无力的,其目的无非是想借“天无言”的现实来掩盖自己内心的脆弱和对生活的无奈,而透过这句苍白无力的解释,我们却直接窥视到了他内心深处向往归隐的隐秘。
如果说“予欲无言”仅仅是孔子内心隐逸之情的间接流露的话,那么其欲离开鲁国远逃天涯则是他内心隐逸之情的直接表白。《论语•公冶长》篇曾载有孔子的这么一句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意即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因而想乘桴逃到海外去。另外,他还说:“予欲居九夷”,意即想逃到边鄙之地去居住。从这两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的孔子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实现已不抱希望,虽然他最终并没有“乘桴浮于海”,也没有远“居九夷”,但这诸种想法背后所透露出的欲归隐的思想却是十分明显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孔子的这种向往归隐的思想还被带进了自己的课堂教学中去了。据《论语•先进》载:有一次,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侍坐于侧,孔子令他们各言己志,子路、冉有和公西华皆大谈各自的政治理想,只有曾点描绘了一幅暮春游于山水之中的隐逸之乐图,这时孔子对其他三弟子均不以为然,唯独赞同曾点的这种想法,他不无感慨地叹道:“吾与点也。”此一事例证明,孔子欲归隐的思想是随时流露的,并非偶一见之。
总之,无论是对隐逸者的称许和羡慕,还是各种隐逸之情的日常流露,都反映出孔子并非时时刻刻都是主张积极入世的,他也有消极遁世的思想,并且这种思想一直伴随着他的后半生,使他在矛盾的思想斗争中痛苦地前行。
二、孔子产生隐逸思想的原因
孔子产生隐逸思想的原因,大致说来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周游列国的处处碰壁、政治理想的难以实现是导致孔子产生归隐思想的直接原因。
孔子对西周的礼制十分欣赏,认为西周的礼制远较夏、商的社会制度要成熟,他曾不无自豪地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此,面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毅然肩负起了挽大厦于既倾的重任,到处奔走呼号,以期重新恢复到周初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的社会秩序中去。尽管这种理想大而无当且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但他却并不以为然,明知其不可为而偏偏要为之。孔子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和能力满怀自信,他曾豪情万丈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事实证明,孔子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在群雄力征的社会环境下,提倡仁政和恢复周礼是没有出路的。因此,他到处碰壁也就成为了必然。孔子在其五十一至五十六岁这段时间里曾一度在鲁国出过仕,但好景不长,很快鲁国污浊的政治空气使他不得不毅然弃职离鲁而去,从此走上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征程。怀着对其他诸侯国统治者的希望,孔子带领弟子们踏上了游说列国之路,结果却事与愿违,到处碰壁:到齐国,“齐大夫欲害孔子”;到卫国,“卫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即派兵在孔子的住所周围出出进进以胁迫他;在自卫适陈途经匡地时,遭到了匡人的围困而“拘焉五日”;到宋国,“宋司马桓 欲杀孔子”;到了郑国,窘迫得“累累若丧家之狗”。这样在列国间奔波了十四年后,孔子最终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到鲁国,过上了继续教书授徒的生活。这十四年的颠沛流离,使孔子终于认识到天下之大已无推行其道之可能了,他甚至在临死的时候还怀着深深的遗憾流着眼泪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其对当权者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这十四年的冷暖人生,对孔子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就不可能不对他产生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的直接后果就是他对隐士的理解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这就是为什么他内心推重隐逸者和要“乘桴浮于海”、“欲居九夷”的直接原因。
第二,主昏世浊,洁身自好而不愿同流合污是导致孔子产生隐逸思想的本质原因。
在鲁国的从政失败和周游列国的碰壁还不能对孔子产生退隐思想作出全面解释。客观地讲,这些失败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蕴藏在此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孔子坚持操守、不愿同流合污,因为如若不坚持操守,凭孔子的才能和影响,他是不会仕途如此狼狈的。鲁国的陪臣阳货欲巴结孔子,孔子避而不见就是其不愿同流合污的最有力的证明。因为在孔子看来,阳货的专权属于“陪臣执国命”,不符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秩序。孔子理想中的“有道”秩序就是君要像君、臣要像臣,君不能荒淫无度,臣不能飞扬跋扈。基于此种认识,故孔子虽渴望出仕,但却不肯随随便便地出仕。他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认为得到富与贵应有道,脱离贫与贱也应有道,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此他对那些不讲操守,一味追求荣华富贵的出仕者十分鄙夷,他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正因为对“道”的坚守,所以成就了孔子安贫乐道的人生观,他教育弟子们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他赞扬一心向“道”,处“陋巷”,“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他说自己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
总之,安贫乐道的人生观,不肯随随便便出仕的处世原则,另加上昏庸的当道者和污浊的世风,使孔子宏大的政治愿景化为了泡影,这样,他产生了“隐居以求其志”的思想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三、孔子隐逸思想的影响
孔子积极入世的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其在无可奈何中所流露出的隐逸思想对后世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实,孔子的隐逸思想在先秦时期就对后学产生了影响。如其弟子原宪,在其卒后不久便“亡在草泽中”,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其他如闵子骞、漆雕开等也都有着浓厚的隐逸思想而不愿出仕。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对孔子的隐逸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他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很显然,孟子的这种思想与孔子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之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明显受到了孔子的影响。其后的荀子同样受到了孔子的影响。荀子在论述士人的去就时说:“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到了汉代以后,孔子的这一影响因儒术的独尊而愈益加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的地位空前提高,其言行举止成为封建士大夫们仿效的楷式。因此,其隐逸思想虽然有一定的消极成分,但同样为许多士人所接受,并效而行之。如东汉的隐士戴良自视甚高,当同郡友人问他“子自视天下谁可为比”时,他竟然说:“我若仲尼。”这一事例说明,自汉以后,孔子已然成为部分隐士的榜样,这足见其隐逸思想在后世的生命力。
我们若仔细分析一下孔子的隐逸思想便不难发现,“道”在其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其进退去就,皆以“道”为准则。如上文所引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等思想便是最有力的证明。很显然,这种以“道”为进退的隐逸,实际上是一种人生手段,而不是目的。换言之,这种隐逸,是在政治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借隐逸而相机、待时,以期东山再起,并非完全消极遁世。因此,它对后世那些追求人格完美而又不愿彻底隐去的士大夫们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其具体表现就是:部分儒士们每逢世乱之时便遁隐而去以求保持名节,在治世或条件成熟之时便复出为社会效力。这种情况若就个例来说,则诸葛亮和刘基的仕与隐最为典型:诸葛亮在汉末动乱时归隐于山林之中,当刘备三顾后便又复出;刘基在元末动乱时也曾一度归隐,当朱元璋求访时便亦复出。若就群体而言,则汉代士人们的仕隐情况最为典型:西汉末年,大批儒士本来是出仕的,当王莽篡位时便隐逸而去;后来东汉光武帝刘秀当政时又复出;东汉中后期,大批儒士本来也是出仕的,待到东汉末年外戚与宦竖当政时便亦隐遁而去。对此现象,《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有精要的论述:“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自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另一值得我们重视的情况就是,孔子在“道不行”时的隐逸是“隐居以求其志”,即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因此,其隐逸是在借机磨砺自身品格,并非全然无所作为。汉以后不少隐士不慕荣利以品格相尚便是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思想影响的结果。另外,孔子对古今隐士的崇敬态度对后世帝王的尊隐也起到了示范作用。
以上是就孔子的隐逸思想对后世的积极影响而言,实际上其消极影响也是无庸讳言的。上面已经论述过,孔子的隐逸是“天下无道则隐”,即在政治不清明的时候才出隐。而客观情况是,天下“无道”之时,却正是需要有才者出来救世之时,而孔子却提倡士人们在这时隐去,这是一种不敢面对现实的消极态度和做法,对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因而其消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简介:朱明勋,文学博士,内江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经学文献与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参考文献:
[1]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2] 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 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4] 章诗同注.荀子简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5] 范晔.后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