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新近看到一尊十分精美罕见的宋代石雕僧伽和尚头像，在欣赏之余，也欲借此机缘浅谈一下历史上曾经在全国风靡一时的僧伽和尚与僧伽信仰。
这尊头像系用上等青石灰岩雕刻而成。僧伽头戴软风帽，重眉，鼻梁直挺，颇有西域人高鼻深目的面容特点；双目合闭，薄唇紧抿，仿如超凡人圣的一霎。面容清癯，轮廓分明，表情坚毅，体现出极高的写实雕刻手法，把一位威严而不失慈祥的老者的神态描绘得栩栩如生。石灰岩石质呈铁灰色，坚致细腻，皮壳醇熟温润，尚有残余的红黑彩。
僧伽和尚的生平
泗洲大圣僧伽和尚，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自从他由西域来到中土直至在长安圆寂，一直受到等同佛陀一般的崇敬。而僧伽信仰与崇拜，自从唐初开始流行后，历经宋、元、明各朝，上至宫廷，下至庶民，风靡全国，但历来研究佛教史及佛教文化之中国学者，似乎很少论及这一段历史，倒是日本学者曾对此有专门研究，如牧田谛亮在其《中国佛教史》一书中就辟有专节讨论唐宋的僧伽信仰，常为学者所引述。
2003年11月28日，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省江阴市青阳镇悟空村的悟空寺塔基遗址处挖掘出一个千年地宫，地宫内出土一石函，函盖上刻有七行铭文“常洲太平兴国寺善聪伏睹江阴郡江阴县悟空院僧应云同行者沈惟素募缘四众建造泗洲大圣宝塔以善聪收得众合利特制石函银瓶盛贮安藏于塔下永充供养大宋景德三年岁次丙午正月日记”。在石函内的一个北宋影青点彩净瓶内发现了数十粒合利。考古专家对石函上的铭文进行考证后，认定其为“泗洲大圣”僧伽大师的真身合利。这是首次发现僧伽和尚的舍利，与陕西凤翔法门寺地官出土的佛指合利具同等重要性。也因为这个发现，有关泗洲大圣信仰的传说与历史，再度成为佛教界谈论的对象，也成了佛教史家研究的课题。
泗洲大圣，法号僧伽(628－710年)，是唐代的著名高僧之一。根据《神僧传》中记述：释僧伽，原是西域何国人，因其国名，俗姓何氏。西域何国，就是今日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尔别希姆。他少年出家，30岁时来到中土，先至凉洲，后游历江淮，手执杨柳枝与净水瓶，到处说法。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僧伽和尚与弟子慧俨等来到泗州临淮县信义坊(泗州城在现今的江苏境内，为900余年历史的繁华古城，曾经是汴河漕运中心，在康熙十九年，被黄河夺汴人淮的洪水所淹没，部分沉入洪泽湖)，在借宿山阳令贺跋玄济家时，对主人说：“吾欲于此建立伽蓝。”并示现十二面观音相。玄济极为惊异，僧伽又说：“此地旧佛宇也。”玄济忙让仆人在院内掘地，果然挖得古代齐国的一块古碑，碑上题名“香积寺”，又刨出一个金像，像衣上刻“普照王佛”字。贺跋氏遂让其居所地作为寺院，周围民众闻此神异，也争相施舍财物，僧伽遂于此建起了普照王寺，开始传经布道，并屡现神迹，为民治名口隆。
唐景龙二年(708年)，唐中宗派特使迎接僧伽大师到京城，召入长安居荐福寺(即今小雁塔)。此间他因成功为驸马治病而声名鹊起，享有观音大士化身的盛誉，被尊为国师，皇帝亲笔题写了其住持的佛寺“普光王寺”(因避太后武则天讳，故改照为光)的匾额。景龙四年(710年)三月二日，僧伽大师端坐而逝，享年83岁。他在圆寂前曾上书唐中宗，要求死后归葬泗州。唐中宗为其敬漆肉身，送回泗州临淮其弘法之地，于普光王寺起塔供养，奉其为“泗洲大圣”。而泗州城也为迎接僧伽大师，在南门与西门之间又特意开辟了一座城门，成为中国古代唯一一座五门城。此门又因迎接僧伽圣体时铺满鲜花，得名“香花门”。
僧伽信仰的形成与传播
僧伽和尚从一个西域来华的僧人变成万民崇敬的观音菩萨化身，其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而僧伽大圣的崇拜信仰，能从泗州地区开始，迅速扩展几至风靡全国以及所有社会阶层，这与经典的描述、神迹的传颂、皇室的封敕、高僧的推崇及文人的宣扬都有莫大关系。
手执杨棚枝与净水瓶行走民间，弘法治病、镇妖伏魔，是僧伽和尚最初的形象，后来唐宋之际流传开来的观音菩萨的画像，就是以僧伽和尚的这个形象为创作原型。现存在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写本《僧伽六度经》中说到僧伽“分身万亿救度众生”，故佛教界普遍认为他是观音化身。僧伽和尚圆寂后，唐中宗仍然思念不已，问另一位高僧万回：“僧伽者何人也?”万回对答曰：“观音菩萨化身也。经可不云乎，应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现沙门之形。”可见僧伽和尚就是观音菩萨化身的说法，在皇室就已经得到了认同。唐代宗大历十五年(780年)，令人将僧伽的画像带入内府供养；唐长庆二年(822年)，皇帝加封僧伽为“证圣大师”；唐乾符中懿宗(874－879年)又谥赐“证圣大师”；五代末年(954－959年)，周世宗取泗州后，钦命天下：“凡修精合者，必立僧伽真相。”榜曰“大圣僧伽和尚”。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诏重修泗州大圣寺，增至十三层，赐佛台利藏于塔下，并籽寺名普光王寺改回原名普照王寺。宋雍熙元年(984年)，太宗又加谥僧伽大师“大圣”二字，封“大圣文佛”之号。宋徽宗也加号赐“大圣等慈普照明觉国师菩萨”。这些来自历代皇帝如此隆重的礼敬和封敕，极大地推动提高了僧伽和尚的地位。
僧伽和尚在中土的一生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灵异故事，在民间广为传颂，为僧伽信仰的产生与传播创造了巨大的群众基础。这些神奇的事迹，在宋代天寿寺通慧大师徒赞宁编撰的《高僧传》卷十八《唐泗洲普光王寺僧伽传》和明成祖朱棣编撰《神僧传》卷七《僧伽传》中都有生动的记述。比如，可以洒净瓶之水而使天降甘霖以解京城之旱；可以留衣殿梁使废寺重兴；可藉盗之财施而使之免于刑狱；可以“澡罐水”驸马都尉武攸暨而使其病痊愈；或以柳枝治愈病人；或令人洗石狮子而使疾病痊愈；或掷水瓶，等等，众多灵验的例子不胜枚举。使僧伽和尚能得到民间崇拜最重要的神奇事迹，其实是来自与人民百姓生命生活最攸关的治水与降雨传说。泗州位处水陆交通枢纽，唐宋时期的大运河都经过这里，而泗州以下的淮河，素以风涛险恶著称，舟楫多有沉溺之忧。北宋时候有一段时间，这里有每年沉舟170艘的记录，可见水势之险；稍后又发生黄河夺淮，淮域水灾渐盛，特别是明中后期，黄河不时倒灌洪泽湖，湖底日高，严重地威胁明朝皇帝的祖陵和泗洲古城，而洪泽湖西岸的民田也不断地遭到湖水的吞噬。在民间，有宋初泗洲大圣僧伽以佛索降伏淮河水母，免使洪水泛滥淹没泗州城，因而有太宗十三级浮图之建的传说。南宋王象之著《舆地纪胜》在第44卷《淮南东路盱眙军》中也云：“水母洞在龟山寺，俗传泗洲僧伽降水母于此。”这种传说流传的结果，致使往来淮河的舟楫必登泗洲大圣
塔拜祭，人们慷慨解囊，敬香施财不惜重赀，并相沿成俗，也随商旅香客迅速传播四方各地。北宋初年，有关僧伽的寺、庙、塔、庵、堂遍布江南江北，数量已多达200多所。甚至有寺院特意建造了僧伽殿，专门供奉僧伽的形象。至此，僧伽和尚的崇拜信仰与他的观音菩萨化身的形象，已经从民间地区而遍知全国。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1045－1105年)就曾说：“僧伽本起于盱眙，于今宝祠遍天下。”其炽盛之况可见一斑。
除了朝廷的重视与民俗的崇拜外，唐宋以来诸多著名的文学家与大居士，以及许多高级官僚，都是僧伽信仰的追随者。他们在诗词、文章、传记、书信之中，纷纷为僧伽和尚著书立传，绘声绘影地记述神异故事与现象，广泛地宣扬“泗洲大圣”的信仰，极大地推动了僧伽崇拜在士大夫之间的传播。唐代大诗人李白可能是最早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僧伽和尚的。他有一首著名的《僧伽歌》：“真僧法号号僧伽，有时与我论三车。问言诵咒几千遍，口道恒河沙复沙。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意清净，貌棱棱。亦不减，亦不增。瓶里千年铁柱骨，手中万岁胡孙藤。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一言散尽波罗夷，再礼浑除犯轻垢。”大文学家韩愈也有诗赞云：“僧伽晚出泗淮上，势到从佛尤魁奇。”至宋代，中国的佛教发展进入了更加世俗化的时期。欧阳修、王安石等都曾为僧伽祭典写过文章。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晁补之，吕公著、赵卞等一大批文人均为佛教徒，都是僧伽信仰的关注者、追随者和宣扬者。大文豪苏东坡不但多次瞻仰泗洲大圣塔，写了《泗洲僧伽塔》一诗，还在元祐七年三月，因为“浙右大荒，无所仰食”，干旱无雨，民不聊生，写了《僧伽塔祈雨祝文》。元代大名臣书画家赵孟頫也曾奉敕撰文记实碑文《重建大圣寺灵瑞塔碑记》。
除了文人雅士外，很多高级官僚也为僧伽信仰的传播推波助澜。例如，北宋元裙年间，时任江浙荆淮等路制置发运副使、朝奉大夫蒋之奇，就以类似史记的形式与手法编写了《泗洲大圣普照国师传》。南宋名臣宰相李纲与国子监祭酒李祥，也是虔诚的僧伽信仰者，前者写了《书僧伽事》一文，太谈亲身经历的僧伽神迹；后者则撰文记述僧伽《大士灭度后灵异事迹》故事十八则。这些社会精英人士控制并影响着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发展，通过他们的着力渲染与宣扬，更强化了僧伽信仰的深度与广度，而僧伽和尚俨然已经从一位西域僧人演变成为了一个中国化的能治病、镇妖、平乱、护航、祈雨的神僧，是万民崇拜的观音大士化身。
僧伽信仰的衰落
在皇室的礼重、士大夫的宣扬与民间传说的三重推广下，僧伽信仰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至北宋年间达到了顶点。有宋人笔记载：“宣和末，有巨商合三万缗装饰泗洲普照塔焕然一新泗洲。”《太宗实录》载：“民燃顶及焚指断臂者数千人，吏不能禁。”宋僧赞宁撰《高僧传》中也记录了僧人怀德来到泗州，礼僧伽塔像后，“预构材楼，自持蜡炬，焚身供养”。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北上开封途中，亲眼看到祭拜泗洲大圣塔的盛况，在其著述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有“途中十万人满路敢无隙，买卖食物如杭州市”的描述。南宋李祥则描述每日有千余士民燃顶臂香供养，其盛况简直不亚于唐代凤翔、长安居民对法门寺佛骨舍利的崇拜。
泗州僧伽塔寺自从建立以后，就成了僧伽崇拜信仰的中心，历经唐、宋统治者的大力支持，虽屡经焚毁而一再重建。至宋太宗时立十三级浮图，奉安“释迦舍利”于其真身塔下，其声望达到鼎盛。直至南宋金人入侵遭焚毁，泗州普照王寺住持宏智正觉南下普陀山，禅宗也开始在南方各地迅速发展，僧伽大师的影响力才渐渐消退。而相距不远的普陀山观音菩萨灵感道场在元丰三年(1080年)由宋神宗赐额“宝陀观音寺”后，逐渐兴旺起来，泗洲大圣的信仰也因之逐步衰弱。反而是流传至南方沿海如福建、台湾、广东等地区的僧伽信仰，与当地的庶民信仰特点融合而产生了变异，因之获得了新的活力而继续兴旺至今。
古代泗洲大圣的雕塑作品
由唐中宗下令在泗州普光王寺起塔供奉僧伽和尚的真身开始，炽烈的修庙建塔画像造像活动随着僧伽信仰的广化和深化而逐渐在全国各地展开，但随着帝国朝代的更替、天灾人祸的濒临，无数古代的僧伽信仰建筑与雕塑作品也逐渐湮没在滔滔的历史洪流中。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知道比较清楚的僧伽和尚的石窟雕塑作品包括：(1)敦煌莫高窟五代末宋初第72窟西龛上方，有头戴风帽、着圆领袈裟之僧伽像，禅坐于深山精台中，榜题作“圣者泗洲和尚”。(2)甘肃天水仙人崖西崖现存的最早佛窟喇嘛楼内发现北宋时期塑造的泗洲大圣及其弟子像。泗洲大圣内着斜领宽袖袍，外披袈裟，结跏趺坐于山形座上，结禅定印。(3)四川台川涞滩摩崖石刻造像第172号泗洲大圣像。(4)陕西富县石泓寺第六窟下壁右上方龛内刻有戴风帽的僧伽和尚像。(5)四川夹江县千佛岸第9l号窟刻有僧伽、万回、宝志三高僧台龛像。全计5尊像，正壁3尊：僧伽、万回、宝志，均戴帷帽。(6)四川大足县北山石窟第176窟、177窟两个相邻的窟内，刻有僧伽和尚像。由宋代匠人伏元俊父子雕刻，窟外壁上题记为“伏元俊男世能镌刻弥勒泗洲大圣”。
出土与传世的单体僧伽和尚造像作品比较多。北京故宫博物院、陕西博物馆、洛阳关林、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处都有记录；在泉州开元寺佛教博物馆展出了大批宋元之际的泗洲大圣石像；浙江温洲白象寺、浙江瑞安慧光寺、苏洲瑞光寺、上海兴盛桥寺、浙江宁波天封塔塔基均出土过僧伽大师的像。两尊来自苔华斋的青铜铸僧伽坐像可以作为这些出土造像的代表。这些造像都有非常相似的艺术特征：面容丰满的老者，深情肃穆，头带风帽。这类艺术风格也可以大足北山石窟的僧伽和尚像作为代表。澹泊轩珍藏有一件尺寸较大的单体僧伽像，面相与衣冠也大概如是。现存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石灰岩雕僧伽造像，是迄今最精美也是最重要的传世单体僧伽像。该像为青石灰岩雕成，高88厘米，体量巨大，雕工精美生动，僧伽和尚头戴软风帽，闭目思定，结禅定印跏趺坐在莲花台上，姿态与衣饰风格与大足石刻非常相似。
笔者看到的这件僧伽和尚石雕头像，在雕刻技术与艺术风格上，则与以上所述作品有很大差别。头像准确生动地呈现出僧伽和尚的气息神态与高度写真的面容。清癯瘦劲、高鼻深目的面相应该更接近僧伽和尚的西域人的人种面容特征。僧伽大师的面容特征，其实在民间早已有深刻的印象。清末时，在浙江泗洲大圣比较信仰的地方——嵊县(今嵊州市)，出了个名人吴殿扬(1880－1974年)，就是由于外貌奇异，颧高目深，下巴翘起，与民间认知的泗洲大圣的形象一致，故被当地群众称之为“泗洲堂菩萨”。在荷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珍藏有一件精美的石雕迦叶头像，其高超准确的写真式雕刻风格与这件僧伽头像可谓同出一辙，前额深刻的皱纹以及脸颊上微妙细致的肌肉起伏与质感，通过极其准确的观察与娴熟的雕刻手法，被栩栩如生地呈现了出来。
从这尊石雕头像开始，掀开了一个西域僧人被逐步神异化成观音菩萨的演变过程。而从隋唐演变到宋代，中国雕塑的艺术气质却是从神性过度到了世俗化的人性。
这尊动人心魄的僧伽头像，即完全体现出了一种呼之欲出的凡人的气息，然而中国式的写实主义终究浸透了一种理想，一种人性的理想。这种理想的感染力直接传递给观者，使之产生敬意，这就是中国的造像的本意。
大圣不言而威慑，刚毅清癯的轮廓与线条完全体现了他的修持的坚韧与执着，即人性中最值得敬仰的典范。坚致细密的青石灰岩与流畅丰润的刀工——天然与人工；刚硬与柔顺，说明了在艺术里，任何极端的事物都能够统一。在这看似一尊来自无名的工匠之手的石雕上，我手刻我心，未必真是因为虔诚，也许仅仅是因为一种4000年传承下来的记忆，却已经暗合物我之道，使区区一块石头，在千年后醇熟润泽了的皮壳上，微妙地泛着温润而亲切的光辉，是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