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2年，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先后领导召开一次劳大、团一大、中共二大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三个大会之间有相互因承关系。一次劳大、团一大的成功召开，考验了中共的领导组织能力，统一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认识，为召开中共二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个代表大会精神相承，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凝聚了当时共产党人的开创精神，有力推动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
[关键词] 一次劳大；团一大；中共二大；影响和作用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08-0009-04
1922年，国际国内局势风云激荡，变幻诡谲。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以工人运动、青年运动为支点，迅速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先后领导召开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5月1—5日的全国第一次劳动代表大会（简称一次劳大）、5月5日—10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团一大）和7月16—23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二大）。对这三次时间相距较近的大会进行比较研究，不难发现其间的因承关系。
一、为了给中共二大制定党纲、政纲打下基础，使工人阶级、青年群众在统一的政纲下开展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劳大、团一大
1921年9月，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正式履行党的领袖职责。他要带领年幼的党确定党纲、政纲，阐明党的政治主张。为此，他开展一系列的行动，并计划第二年7月召开中共二大。[1]而在二大召开前，他认为应先举行一次劳大、团一大，“以确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治任务”，“目的是要将中共的全体党员和它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和青年群众，在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政纲下展开活动。”[2]为了一次劳大、团一大成功召开,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一）精心选定开会时间。一次劳大选定5月1日劳动节纪念日开幕，团一大选定在紧接一次劳大之后的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开幕，都极具纪念意义。
（二）谨慎选择开会地点。当时中共中央和团临时中央所在地在上海，但近200人参加的一次劳大和1500余人参加的团一大，在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当政的上海或其他北方城市召开都不合适，而广州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广州政治环境自由、宽松。1920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后，实行开明民主的政治，工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都是合法、公开的。广东还有不少工人组织，举行多次罢工并取得胜利，群众基础良好。广东国民政府也主动欢迎大会在广州召开，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陈独秀此前领导创建了广东共产党、青年团，并与陈炯明的关系良好。因此，综合各方面条件，他决定在广州召开这两个大会。
（三）召开多层次的筹备会议。为确保大会顺利召开，4月底陈独秀、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亲赴广州，并在广州举行一次总筹备会议。参加的人员有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及陪同他前来的张太雷、蔡和森，[3]还有参加这两个大会的各地共产党的负责人，共20余人。当时“全党几乎有五分之一的党员已在这里”。开会目的是讨论党对于一次劳大和团一大应遵循的路线问题，以及对待孙中山政府及国民党的态度问题。会上达林作了报告，说明根据莫斯科远东代表大会精神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会议为一次劳大、团一大统一了精神基调，对中共二大确定民主联合战线有一定影响。一次劳大、团一大也各有筹备办事处，召开多次筹备会议，作了认真细致的筹备工作。
二、通过准确判断一次劳大、团一大召开期间广州的政治形势，中共中央确定二大在上海召开
中共二大召开的地点，起初在上海和广州之间选择。陈独秀、张国焘到广州的目的，除了指导一次劳大、团一大外，还要考察当时广州的政治形势，察看是否适合召开党的二大。陈独秀与陈炯明会谈后，知道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自己无法居中调停，很快率同其他青年团代表返回上海。
离开广州前，陈独秀“鉴于广州局势的严重，觉得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适宜的，因而决定仍在上海举行。”[4]中共二大召开后的一年中，中共中央机关有上海—北京—上海—广州—上海共4次搬迁经历，1922年9月陈独秀连续两年第二次被上海租界当局逮捕，可见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非常严酷，中共中央对于大会地点的选择只能慎之又慎。
三、一次劳大、团一大成功召开后，中共二大按预定的时间举行
中共二大是早有计划要召开的会议，1921年11月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签名的第一份文件中就计划第二年7月召开代表大会。有人根据中共二大是早期党代会上唯一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党代会，认为它是中共中央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不在中国而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5]本文认为这种说法缺乏直接证据。成功召开一次劳大、团一大后，召开中共二大顺理成章，因为各方面条件已具备——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思想在党内、团内、工人代表中得到一致的认可，明确的党纲、政纲已经成形；与革命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政治主张达成初步共识。虽然就国共合作的具体方式，马林和陈独秀有很大分歧，马林因而于4月初回莫斯科共产国际商谈国共合作具体事宜。但陈独秀自信马林在莫斯科商谈国共合作之事不会有重大变动，“因此决定不必等他回来，就采取具体步骤开始进行”。[6]就在马林回莫斯科４个月期间，中共接连开了这三个重要的大会。
四、一次劳大、团一大的成功召开，为中共二大召开奠定了组织基础
早期党团工作不分，党又全力推进工人运动，因此这三个代表大会的领导者基本上是同一批人。主要是团一大上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的5人和中共二大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的5人。除2名同时兼任委员外，实际是8人，即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施存统、张太雷、俞秀松。其余如广州党、团负责人谭平山等也作出重要贡献。
这些人中，在1922年前后革命经历丰富，有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远东会议）者，有一次劳大、团一大或中共二大的组织领导者，有工人运动领导者。他们对国内外革命形势认识清晰，革命经验和思想都得到锤炼，为中共二大的召开奠定组织基础。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中，除高君宇没有参加一次劳大和团一大外，陈独秀和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前往广州指导劳动大会和青年团大会，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自始至终参加青年团大会，邓中夏作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会代表和北京青年团代表参加两个代表大会。他们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与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以及在三个大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相关。
陈独秀作为中央局书记在这三个代表大会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发挥了核心作用。三个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原则、代表、议题都与他密不可分。一次劳大以他的提议“应避免卷入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力求各地工会不分党派，团结合作，使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为原则。[7]虽然参加大会代表成份复杂，但总体顺利进行。作为团一大的指导者，他不仅多次参加筹备会议和正式大会，还参与大会文件的起草，“一切规范也多出自他的手笔”。[8]根据团一大原始档案明确记载，他亲自参加筹备会议，并分工起草“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案”。团一大的开幕会上，他作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演说，提倡青年以实际行动参与中国革命。他主持召开中共二大，执笔起草二大宣言。二大上通过的党纲、党章以及建立民主联合战线都与他的心血密切相关。中共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委员长，继续领导共产党探索前进。
张国焘是中共中央局分管组织的委员。年初，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远东会议，向大会祝词，并向大会提交长篇报告。一次劳大由他领导下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直接筹办。大会召开那天，他以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身份宣布召开大会。团一大的召开，他是前期决策者之一，在团一大的开幕式上作为一次劳大的领导发言。在中共二大上，他报告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的经过和一次劳大的情况，他还被推举为二大宣言起草委员会小组成员。因他的贡献和作用，中共二大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继续分管组织工作。
蔡和森1921年12月从法国回国后，被陈独秀留在党中央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参与编辑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2月至4月上旬是团临时中央在上海筹备团一大时期，他代表中共中央指导青年团工作。4月底他陪同达林到达广州，参加两个代表大会。他参与团一大召开前的3次筹备会议，被推举为总务委员会委员，参与大会文件的起草，尤其是团纲的制定。他作为中共二大3人组成的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团一大上他被选举为团中央委员会委员，掌管宣传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主管宣传工作，负责创办中央机关刊物《向导》。
邓中夏在一次劳大上提出工会组织原则案。他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对一次劳大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和论述，是珍贵的工运史料。在团一大的筹备会议上，被推选为总务委员会委员，负责提案征集。在团一大开幕式上，他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呼吁青年学生和工人联合运动。在中共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8月，劳动组合书记部遭上海租界当局查封，由上海迁至北京，他任书记部主任，领导劳动立法运动，起草《劳动法大纲》19条，成为各地工人斗争的纲领。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中，高君宇是唯一没有出席一次劳大和团一大的委员。团一大上他被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二大上当选为第二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他是五四学生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是北京共产党、青年团的创建者之一，也是山西青年团的创建者。他和邓中夏以京汉铁路长辛店为据点，领导了早期北方的工人运动。他出席远东会议，并在第四次会议上以少年中国学会代表作报告。1923年直接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中，施存统参与上海共产党、青年团的创建。他以临时团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广州参加会议。他主持召开团一大的三次筹备会议，被选为总务委员会委员，负责文牍工作。团一大上他作临时团中央报告，被选为团中央第一届委员会主席。他作为团中央代表参加中共二大，并在二大开幕式上汇报团一大情况。
张太雷领导了1921年11月青年团的重建工作，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此次作为临时团中央代表兼达林的翻译参加大会。一次劳大上，他代表团中央致词。他是团一大筹备总务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团章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各团体关系的决议案》。团一大上，他成功主持大会开幕式，并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二大上，他可能以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因为从第一届团中央执委会会议原始记录看，7月他还在上海参加了第14次会议。①
谭平山作为广州党团的负责人，为两次大会的召开立下汗马之功。一次劳大上，由于语言隔阂等原因，他实际上是大会的执行主席。团一大上，他作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主任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言。他作为广州党代表，参加中共二大。[9]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参与国民党改组。
五、一次劳大和团一大成功召开，为中共二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社会基础
一次劳大与团一大“这两个会议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盛典，是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声。”[10]其成功召开，考验了中共的领导组织能力，统一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认识，增强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必胜信心，为中共二大的召开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社会基础。
中共二大讨论通过的11个文件，其中有第一部党章、中共二大宣言和9个议决案。这些文件显示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清晰地阐明了党的纲领和原则，对于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客观、准确，态度坚决。中共二大宣言鲜明成熟，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这些都与一次劳大、团一大成功召开有密切的关系。
一次劳大、团一大营造的会场气氛和口号，使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一次劳大会场的布置，完全赤色，“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三大口号的提出，“各派均无异议”。[11]五一节游行有“反对帝国主义，支持苏俄”、“反对国内反动派”等政治口号，游行人手中红纸做的小旗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八小时工作日万岁！” “五一劳动节万岁！”等，游行现场还散发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小册子。在五一节庆祝大会上，陈独秀即席演说《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团一大的开幕式上，主席团上方悬挂着马克思的大幅肖像。[12]陈独秀作《关于马克主义两大精神》的演说。张太雷在会议的主持词中明确说，这次大会的标语是“帮助劳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13]
一次劳大、团一大各项决议的主要起草者，基本上也是中共二大通过的各项决议的起草者。因此它们之间不仅精神一致，结构也有相似之处，凝聚了当时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
一次劳大，各省代表提出议案很多。经审查委员会审查结果，或归并、或注销，认为可以成立者10余案，最终议决提案9种：罢工援助案、八小时工作制度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订定中国劳动歌及劳动旗帜案、湖南劳工黄庞二君被杀及香港罢工沙田海员被杀案、组织全国人力车夫联合会案、尊重劳动节及惩戒工界虎伥案、规定第二次全国大会案、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案。全国工人代表第一次一起就一些急切关心的问题达成初步的共识。这些都为中共二大制定宣言和第一部关于工人运动决议——《关于劳工运动与共产党决议案》提供了基础，这个决议态度鲜明地提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肯定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先锋和领袖作用。
团一大各项决议案政治鲜明，态度坚决，文笔老练成熟，表现了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团一大讨论通过第一部团纲、团章，关于青年工人农民生活状况改良、政治宣传运动、教育运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等6项决议案。团纲阐明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目标是要“建设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奋斗的道路并非直径的”，现阶段的主要目标是“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14]与中共二大提出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的提法相似。第一部团章，分团员、组织、纪律、会议、报告、机关、经费、机关报和附则共9章34条，严明团组织和纪律。中共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与团章的结构相似，稍加简化，共六章29条。第三项到第六项决议案说明青年工作的重点、政治态度和方针。中共二大是以团一大的决议案为基础，制定了中国青年运动的第一个决议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
而妇女工作，因为共产党当时还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发动，因此中共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相比以上两个决议案，要简单许多。只提出根据第三国际决议的要求成立妇女部，在党报上开辟妇女专栏等措施。
三个代表大会的精神相同，都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以及远东会议的精神，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亮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在风云激荡的社会中散发耀眼的光芒。三个大会的成功召开，保障工人运动、青年运动都在统一的纲领和政策下进行，推进了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总起来在第二次大会后始有政治的策略，并且实际上做了许多成绩，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在思想界亦有很大影响。”[15]中共二大后，共产党完成了创建任务，一个伟大、鲜明的政党屹立在中国的舞台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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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7][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214.229.213.223.229.
[3]李永春，暴宏博.蔡和森起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考.[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1).
[5]朱洪.中共二大：陈独秀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一次紧急会议[J].党的文献，2012（1）.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10]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纪略(1922.7-1《新青年》)[A].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一集)[C].19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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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1.88.94.
[13]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及其筹备会议和第一届团中央执委会会议记录
[14]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A].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一集）1982.78.
[15]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1927年）[A].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央档案馆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38.
注释：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36页记载“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2007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名录》中，他被列入“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人员名单”中。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二大研究会副编审
■ 特约编辑：胡中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