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天津艺术学院院长、著名中国画画家陈冬至教授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艺术追求者。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二十刚出头时他便创作出了风格雄浑，造型准确生动的反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主义巨幅中国人物画《满仓》、《移山志》等作品，一时震动画坛；80年代其风格迥异、线条独特的连环画盛传海峡两岸；90年代以来，从容大度、苍茫高古之大写意古典人物画又誉满神州。全国有影响的多家报刊，均以大幅版面予以刊载和评介。继而，最具权威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在全国范围认真遴选，分别将陈冬至先生界定为“中国画领军人物”，先后出版专集或合辑进行推介。
陈冬至先生祖籍山东曲阜，1941年生于石家庄一个贫寒的搬运工家庭。父母没有文化，对子女也无过高期望，前面四个兄、姐均未能读书，至于老小，也不例外，只要能识俩字就不错了。没想到，小冬至格外聪明，越级完成小学学业进入中学，同时自小养成一个泡书店的嗜好，除了完成学校作业、给父亲拉小袢（在大人拉的车腿上拴根绳子帮大人拉板车）和捡煤渣等任务，他的空余时间大都泡在当时石家庄仅有的两个书店里看书和画报。诸如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等都是站或蹲在书店里看完的。也就是那时，点燃了他对美术爱好的火焰。每逢年节，当书店及胡同小摊上挂满年画时，他便把自己少的可怜的压岁钱买了纸笔、颜料用来临摹图画。怎么临？先站在书店或年画摊儿前对着图画认真看、使劲记，然后跑回家把纸铺在炕上赶紧画，画着画着，记不清了，又跑去看……就这样临摹过很多作品，如徐悲鸿的奔马、双鹅，刘奎龄的雄狮、猛虎等。看见儿子的举动，父亲格外高兴，便把那粗劣纸张上的图画挂在屋子中央，沏上茶，将一起干活的工人师傅们请到家中欣赏品评，夸赞不已。这些赞扬，对一个贫苦人家的少年是多大的鼓舞和动力啊！1957年中学毕业，15岁的陈冬至知道家庭条件不允许自己再上学，为了检验一下自己的成绩，他背着父母报考了河北天津师范学院美术系（该校自1958年后历次更名为：河北美术学院、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天津艺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想不到竟很顺利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但他拿到手后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清楚：父亲60岁出头了，患有心脏病，为了维持全家生活仍然干着重体力的搬运工，实在太劳累了。于是，他抱着侥幸心理悄悄向母亲透风：“我考上了天津一个师范大学，那里不要学费和书本费，还管饭……”谁知母亲听后为难地说：“咱家可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光去天津的火车票钱咱也拿不起呀！”他含着泪哑然了。凑巧在街头支着理发棚子的小姨路过，看见母子神态，问清原因及车票价钱后，拍着他的头说：“孩子，有出息！车票钱我出了。”于是，这个少年有幸跨进了这座历史悠久、名家荟萃的高等艺术学府。
在天津美术学院，陈冬至师从孙其峰、张其翼、王颂余、付乃琳诸名师，格外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天早起晚睡，课堂认真听讲，课余抓紧练笔，即使到了星期天，有的同学劝他做伴出去逛逛公园、溜溜马路，他却淡淡一笑谢绝，不是留在教室画画，就是钻进图书馆读书，不仅尽情领略了古今中外艺术流派的艺术风貌，在人物造型、线条刻画、墨彩渲染诸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又从众多技艺精湛的名家身上受到了启发：人生的价值，要有追求；事业的成功，在于拼搏。现已步入美术行列，就要树雄心立大志。在上学期间，他利用多数假期因缺少路费不能回家的一段宝贵空隙，除出去打工挣些必备的花销钱外，便集中精力学习和创作，其中《春耕》、《田间》、《五谷丰登》、《田螺姑娘》、《给小燕搬家》等人物画作品，分别发表于《河北日报》、《河北画报》等报刊，并已引起广大师生的关注。1962年，年仅20岁的陈冬至，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是学院最年轻的授课教师。
1963年，为提高和展示大都市的艺术实力，天津市文联、美协成立了建国后第一个为期一年半的重点美术创作班底。陈冬至作为年龄最小的一个成员抽调至该班，有幸同著名画家秦征、王颂余、孙克纲、张德育、吴燃、邓家驹、张希玲、安明阳等先辈聚集一堂，共同研讨，进行创作。对于一个刚步入社会的青年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群星灿烂的艺术殿堂！1965年，他又从“四清”前线被抽调参加河北省文联、美协组建的为期一年的重点美术创作班，与众多成就卓著的师友共同从事创作活动。陈冬至清醒地意识到这两次机会之难得，把它看成是自己艺术旅程伊始的加强、冲刺基地。其间，他曾跋山涉水到太行山区之平山、灵寿、邢台、涉县、左权诸县及沧州地区交河等地深入生活，与老农、羊倌、水库工人同吃同住，画出大量人物写生。还随同邓家驹先生拜会了李苦禅、蒋兆和、董希文、叶浅予、侯逸民、邓澍、钟涵诸名师。通过这两次紧凑相联跨时三年的创作活动，使陈冬至的艺术表现能力大大提升，于是，他结合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现实主义统治画坛的背景，以及当时文艺创作遵循“讴歌新时代生活，颂扬战天斗地精神”的原则，大胆采用了既唯美又夸张的写实主义造型手法，精心塑造了太行山区几位体魄壮硕、憨厚质朴的农民喜获丰收的雄浑大气的巨幅水墨人物画《满仓》，既表达了特殊时期百姓渴望丰衣足食的共同心理，又巧妙回避了三年灾难性饥饿给全国人民造成的痛苦现状。紧接着，受到太行山区广大干部、群众摆脱贫困落后面貌的壮志感染，又创作了群策群力、兴修水利、营造梯田、共同奋斗的巨幅工笔人物画《移山志》。这两幅作品先后被选入第二届、第三届全国美展和华北美展，《天津画报》、《河北画报》相继以整版篇幅刊登，随即被选入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火热的生活》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画新作选》，一时轰动画坛。可惜那个时代参展作品还没有实行评奖，更没有现在流行的“明星”、“新秀”之说，但年仅22岁的陈冬至在初涉全国大展的佳作中，所彰显出坚实的构图造型、不凡的笔墨功夫、昂扬的磅礴气势、质朴的绘画风格，已在人们心目中赢得了年轻有为画家的称号。
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正当陈冬至先生风华正茂、大显神通之际，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命运之神将他卷入急骤的波涛，使其遭受了诸多打击、痛楚和煎熬。相当长时间的生活窘迫，连同十几个年头艺术实践的中断，可说跌宕沉浮，前途迷茫，一片暗淡。但打击和挫折没有将他击倒，冷寂中，他集中精力进行文化补课，徜徉于二十四史及儒、释、道诸典籍之中，即便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处境中也未放弃。人生沉浮，世事沧桑，使他领悟到一个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应秉持的人生态度。在一次诸多师友相聚时，大家谈到他的不幸。他反而笑着说：“成长中的小树也得剪枝呀！人也是一样，不挨骂，长不大。跌打跌打，结实。”还说：“对于一个搞艺术的人，这岂不是难得的生活体验？也算是一笔财富吧。”
就是在这人生旅途最低谷时期，多地出版界朋友伸出友谊之手，纷纷向他约稿，希望他参与连环画创作。从此，他关起门，开始画小人书。当他画到司马迁为了完成千古《史记》而甘受大辱之“宫刑”时，他释然了，他说：“我之困厄与迁公相比，毫毛也！”当他画到《镜花缘》中唐敖、林之洋、多九公遨游列国那惊诧离奇、玄幻幽默之际遇时，他愉悦了，那镜花水月般的艺术想象，那创作中莫名的冲动，将那争名夺利的蝇营狗苟和宗派倾轧中的尔虞我诈驱赶到了爪哇国！
在我国，连环画这个艺术品种，是因世俗的需求由木版插图演变而来的文图并茂的通俗读物。上世纪50年代前后，因为革命宣传的需要，受电影和西画艺术的影响，吸收了素描光影及体积透视元素，以三维视觉空间的样式为主流，增强了写实性。初涉连环画创作，陈冬至先生即采用这种画法。然而，伴随时代的发展，广大观众已向连环画提出了更高的审美需求。陈先生自己也明确地意识到这种样式艺术性的不足，如果墨守成规，依然跟在别人屁股后边跑，永远超越不了前人，永远超越不了自己。
那么，如何突破这一现状呢？出路只有一条——创新。首先，陈冬至先生横向观览、品读建国后各家作品之优长和不足。然后，纵向审视、揣摩我国历代绘画，特别是人物画白描作品之风格程式和技法特征。同时对中西绘画做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认识到，西方绘画的传统是写实和再现，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将解剖、透视、体面、光影、色彩等科技成果吸纳其中，结果是写实到了逼真的程度。19世纪，摄影技术诞生了，绘画再真也真不过照相机和暗室技术。于是，印象派诞生了。印象派诞生的本质，就是由写实转向写意。而中国绘画包括雕塑、工艺美术、舞台美术等整个造型艺术之共同传统，即是写意和表现。艺术不是科技，东方人特有的审美情趣抒发出来了，要那么多科学技术约束干什么？中国画主要造型元素——线描及笔墨是写意的，中国画的造型是写意的，构图是写意的，泼墨写意画是写意的，工笔重彩画也是写意的。前人论画之“得意忘象”、“貌离神合”、“不似之似”、“得之象外”等正是此意。宋代苏东坡所谓“作画求形似，见与儿童邻”，当代齐白石所谓“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也正是此意。“写意性”，或称“意象造型观”是中国造型艺术传统之精髓和灵魂。这标志着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把握了艺术的真谛。近代以来，我们在美术创作和教学中，向西方学习好的特长，弥补我们的不足，这无可非议，但不论画种，不管要求，一味或过多地推崇仰视西方之素描，而有意或无意忽视乃至淡忘了传统之精华，这显然又进入一个偏激的误区。鉴于此，陈冬至先生决定，把连环画做试验田，开始大步向传统回归。构图采用二维或二维半空间，大胆吸收传统花鸟画、人物画元素；纯粹采用线描法，排除素描法之体面、光影诸因素；以阴阳、疏密、虚实、纵横、刚柔等相反相成之辩证关系梳理线条，组织画面；人物造型采用“以意写形法”，即根据不同时代人物之性格、情绪予以适度的夸张变形，以更生动地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于是，一个视觉崭新而又传统的、通俗而又高雅的艺术性很强的连环画风格诞生了。表现当代农村现实生活的《信任》、汉代故事《黄头郎》、古典名著《镜花缘》等十数套连环画新作问世，在连环画读者中，在美术界和收藏界均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欢迎。多部作品在《连环画报》等画刊连载后由天津、河北等美术出版社出版，或出版社出版后由画报转载。其中，《信任》于1982年被选入第二届全国连环画大展，并荣获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二等奖；《镜花缘》于1986年被选入第三届全国连环画大展，并荣获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创作二等奖及优秀封面奖，转年，又荣获天津市鲁迅文艺奖金与奖章，1989年创作的白描长卷《离骚》再传佳音，荣获天津市鲁迅文艺奖金和奖章。为了弘扬和推广陈冬至先生所独创的既有传统精神又具时代风格的线描画法，2003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特别从陈先生所创作的连环画及插图作品《三国志》、《信任》、《黄头郎》、《秋胡戏妻》、《鸽异》、《智斩萧太师》、《镜花缘》诸作品中筛选出76幅精品，汇集成册，重点推出《陈冬至线描选集》。2008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采用《名家线描范本》形式，以上、中、下三册线装版再次出版《镜花缘》、《黄头郎》。1987年，台湾收获出版社也以大开本精装版再版《镜花缘》。在20多年后的201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又以精装版再版推出《黄头郎》、《曼陀罗花》、《镜花缘》等作品。
在跨越30年的时间中，陈冬至先生的连环画作品几度获奖、几度再版，特别是精选作品几度以线描选集和线描范本出版的现象，在当今以来连环画艺术领域中是不多见的。这种现象，全面审视，有三点是值得记取的：一是，厚积薄发。早期坚实的绘画基础，60年代初历时数年的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及单幅画创作经验的积累，加之长期的文史思想储备，多方聚合，洇蕴生发，使丰富的资源得以在这为大众所喜爱，而被多数专业画家所忽视的通俗画种中实践并迸发。二是，天赋和见识。在陈冬至初涉连环画接手《司马迁》脚本时，也是依照惯常的样式进行创作。尽管得到了出版单位的肯定，而陈冬至自己却很不满意，认为艺术品味不高，在接受新脚本后迟迟不画。他面对古今中外，冷静纵横审视和比较，憧憬并孕育着崭新的连环画样式。这种不满足，这种想象和憧憬就是天赋，是率真的对艺术的忠诚；这种寻觅、比较和审视，就是见识。没有这种孜孜以求的寻觅、比较和审视，绝不会产生而后的《黄头郎》、《镜花缘》等出类拔萃的杰出作品。陈冬至先生有一方闲章所刻词语“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是此意。三是，天道酬勤。连环画虽小，但画起来却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它与小说、戏剧有共同之处，大到时代背景、历史事件、山河树木；小到服装道具、发型饰物、鸡飞狗跳；更不要说众多的各色人物及几十乃至几百幅的场景构图。还有，众多角色的主次安排、情节的起承转合及高潮过场的艺术处理等等。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一切，都要通过实地写生、翻找资料、反复琢磨、丰富联想，以及无数遍的否定和修正。说实话，没有对艺术追求的虔诚和执着，没有无数个夜烛朝晖的辛勤劳作，决不会取得这骄人的艺术成就。
天津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杨志刚看了陈先生构图新颖、人物鲜活、意趣横生的连环画作品，受到强烈感染，很快写了一篇《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文章，发表在《连环画艺术》杂志。评论道：“陈冬至先生在探索的道路上进行了较多的思考和尝试，他将绘画语汇与创作形式主体相结合，超越了连环画固有的形态特征，诞生了一种新的创作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不是在简单地画连环画，而是借助连环画这一创作形式来试验自己的艺术追求。他在连环画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到来，使后来者能够循着这条轨迹走下去。”的确，陈冬至先生完全是以一种新的思维、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新的技法，将绘画的审美意识注入连环画创作之中。不仅给连环画创作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同时，也为连环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艺术天地。杨教授的评价是准确而透辟的。
当数百、上千幅连环画完成后，过去在单幅画创作时构思构图的艰涩变为轻而易举；人物、动物造型和场景布局时之前又对模特儿又写生的困窘变为信手拈来的默写能力。这种能力，不是课堂教学和仅凭几件单幅创作所能获得的。这种功夫，正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功。
劳动是有报酬的。现在看来那微薄的稿酬，当年却是陈先生的救命钱，它使得老人和妻儿安然度过了多年的经济困境。
陈冬至先生在闲谈中曾经对我说，连环画创作，从心灵上、经济上、艺术上拯救了他。他说，连环画是他的“诺亚方舟”。
是的，对于陈冬至先生来说，困厄逼出了连环画，连环画又提升了陈冬至。正是这七八年的连环画创作历程，为他今后的艺术创作夯实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将他中断多年的艺术旅程牢固地焊结在了一起。
流年阅岁，俯仰今昔，面对世间人生百态，回望来程，坎坷料峭中的苍凉和苦涩，生活撞击中的失落和冷漠，伴随他披阅玄览，吟咏感叹。考量成败得失，洞察人间万象；究天之旨，开拓胸襟，涵养性情，澡雪精神；变苦涩为营养，历坎坷知古今。于是，豁然而通。广博的学识丰厚了他的艺术底蕴，连环画的锤炼积蓄了其画风突变的内在力量。
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20世纪90年代初陈冬至先生推出了迥异于《满仓》、《移山志》等作品的大写意古装人物画。这些作品，笔墨潇洒淋漓、凝重厚朴、浑然一体，人物造型体态诡奇、容貌冷漠、夸张变形，画中多长跋，书法或草、或简隶，书画相映，郁郁乎文哉。呈现在观者面前的，是一种从容大度、苍茫高古的画风。面对这些脱胎换骨般的画风巨变，令人感到突兀和惊讶。有的人不免脱口：他可是当今名校造型准确、功底深厚、擅长人物画的有名导师呀！然而，细细品读后，又如梦初醒：这些穿越时空、跨越时代的作品，没有为追风而玩弄笔墨，不是为悚人而夸张变形，有的是坎坷沧桑后对社会人生的感悟，对历史和现实的观照，对民族和人民的责任；有的是博学广览后的厚积薄发和深入浅出；有的是对中华传统艺术之灵魂——“传神写意”的彻悟和对“得意忘象”、“貌离神合”、“似与不似”等词意得心应手的应用和挥发。其中，我最看重的是，这些作品是陈冬至先生心灵的外化和人格的寄托。
当这些超旷脱俗、内涵深刻的新作，相继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展出，立时轰动了画坛。随之冲击波又传到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等国。国内不少专家看后均给予高度评价，一致称赞陈先生的作品映显着传统文化和历史影像的理解与彻悟，是审慎思虑与寻觅后的自由挥洒，是认识了生活本来面貌之后的深度挖掘。陈先生颇能把握表达感情的尺度。他的画尽管感情充沛，张力弥漫，但绝无恣意宣泄和突出外强气势的霸气，而是将气势和激情包容于深沉之中，他探求用特殊形象、空间氛围、笔墨韵趣、诗词歌赋、书法题跋的有机配合，充分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使其达到“立象以尽意”的目的。在观看陈冬至先生的独特佳作时，除了图画的高超，确实也体味和享受了诗词文字中浓郁的文气和那似隶非隶之简隶以及遒劲行草的书法之美。不由使我想起了前辈国画大师潘天寿说过的话：“画画的人，不能局限于画画一面，对诗文、书法、画论、画史等方面的学识必须很好研究。学识要博、见闻要广、注意多读书、多鉴赏，否则，就不懂艺术的雅俗高低，难以深入。”显然，陈冬至先生这一创作形式，就是实践潘大师教诲而卓有成就的突出典型。
可是，1993年秋，又一次更大的灾难降临到陈冬至先生家里。在上海政法学院学习，即将毕业的大儿子外出实习途中遭遇车祸。他和夫人得知这一不幸消息，很快赶到医院抢救室，只见儿子鼻孔插着输氧管，右手输着一组消炎药和血液瓶，昏迷不醒地躺在病床上。医生说：病人为严重颅脑损伤，前景是植物状态等待死亡。这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陈冬至夫妇无法接受。从此，他们日夜守护在儿子身边，开始了一场与死神的争夺战。一方面依靠医院，一方面到各地民间寻访医者，进行各种方法试验。四个月后，终于把儿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虽然有了意识，一个健硕硬朗的青年竟变成了一个不能说话、不能活动、不能吃饭、不能自己大小便的残人。
为使心爱的儿子尽快康复，陈先生夫妇像对待婴儿一样，给儿子把屎把尿，掰开嘴喂水喂饭，翻身按摩……当儿子稍有起色，陈先生又四处求医，不管路途多么遥远，总是不知疲倦地抬上1米8高的儿子，或乘火车，或乘汽车，穿越多个省市往返跋涉。也许陈先生和妻子之坚之爱的崇高博大精神感动了苍天，在经过三年生命之钟几近停摆的艰难岁月里，终于让他俩看到了希望，儿子支撑着半边瘫痪的身体能够坚强地站起来了，在别人的搀扶下还能走上一里多路。然而，命运之神是冷酷无情的，最终，儿子定格为二级重残。这对陈冬至先生来说，心理上无疑留下抹不掉的阴影，肩膀上也压下了永远不能卸掉的沉重负担。同时关于陈冬至夫妇顽强拯救残疾儿子的感人事迹，却惊动了很多媒体，天津电视台分别拍摄了专题片《父爱》、《家的故事》等，《中国青年报》、《深圳青年报》、《中国铁道报》和《知音》杂志等，也对此相继进行了专题报道。
常言道：“灾难宛如一座大山，既能毁灭人，又能磨练人。”在灾难面前，意志薄弱的人，从此一筹莫展，甚至被压垮；而意志坚强的人，则通过这一洗礼，意志更坚。陈先生就是一位百折不挠的坚强斗士。随着儿子病情的缓解与稳定，他又重振精神，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到大写意人物画的创作之中。
他的创作主要为四方面内容。一是追颂贤哲，推动道德回升和社会发展。如《老子》、《孔子杏坛讲学》、《涸辙之鲋》、《庄周梦蝶》、《谭峭》、《王阳明格竹图》等。老子在世界上最早提出天地万物由自然生成，并将万物的产生归结为万物之“道”的运动，精辟地阐述了天、地、人之间的内在关系，教育人类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和人性，对中国和世界哲学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可是，近代有些人对老子思想进行曲解，这让有识之士不能接受。陈先生于1990年创作了《老子》。画面上慈眉善目、白发婆娑的老子身穿长袍，气度轩昂地骑在牛背上瞭望远方，他的目光好像穿透了千古。画完老子，画家意犹未尽，于是饱蘸浓墨，洋洋洒洒，挥毫长跋，画面左侧题曰：“老子者，道家之创始者也。著玄玄道德五千言，为芸芸众生开众妙之门，真千古之奇书也。吾今为老子造像，以寄仰止之意。”左上边又题曰：“孔子谓弟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青天。吾今见老子者，其犹龙也。’子之言甚是也，千秋万代能透解老子者，几人耶？”由此可见，陈冬至先生不止一次精读过《道德经》，写出如此感言，显示出陈先生对道家创始人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再如《谭峭》，谭峭是五代时一位道士，但却出家不避世，关注社会百姓疾苦。读史至此，陈先生有感而发，挥毫画出了这位哲人静思之像，并在图中题曰：“谭峭，五代道家学者，亦称紫霄真人，神仙家者流是也。倡言‘非民诈，吏诈也’，‘慎勿怨盗贼，盗贼唯我召’，主张‘能均民食者得天下’。乃一人哲人是也。”虽然画的是古人，当我们品读图画和款识时，分明感知了画家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大众的心迹。
二是通过文士、豪杰的事迹和遭遇，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及政治斗争的残酷，彰显华夏精英的高风亮节。如《橘颂》、《五柳先生》、《韩愈兰关阻雪图》、《柳宗元江雪诗意》、《辛弃疾鹧鸪天辞意》、《陆游卜算子•咏梅辞意》、《东坡赏竹图》等作品，分别以情趣盎然的画面、新颖动人的形象讴歌咏叹了屈原、陶渊明、韩愈、柳宗元、辛弃疾、陆游、苏东坡等博学多才、忠贞耿介之骚客文士。通过图画和题跋表达了画家对这些先贤超拔作为和高洁人格的崇敬，对他们坎壈多舛命运的同情，寄托了画家本人的情怀。这类作品中，我以为《柳宗元江雪诗意》更有代表性。柳宗元是一位具有远大抱负的进步诗人，因参加永贞革新遭到众多贵族反对派抵制而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这里人烟稀少，偏远荒僻，柳宗元心中无限压抑和愤慨，写下了不朽诗作《江雪》。陈先生根据诗中佳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创作了一幅令人同情和心酸的《寒江独钓》作品。画面天空阴霾，大雪纷飞，左上角飘动一束枯芦，芦苇下边有一位头戴竹笠、身披蓑衣的老翁，手持竹竿，独坐船头默默垂钓。叫人称赞的是，作者在如此简单的构图中，还要惜墨如金，既让观者看不到鱼线，更让观者看不到鱼篓。这种以简代繁、以少胜多、寓意含蓄的构图和虚无空灵的手法，更能引起观者的无尽想象，为了增强画面的思想冲击力，作者又打破众多画家惯用渔翁钓鱼必盯“鱼漂”的固有模式，改为瞬间扭头，而让主人公展露出犀利的目光和冷峻的神态，无疑使宁静凄凉的画面由静变动，进而提升了绘画效果。为进一步抒发情怀，陈先生又写下了如下题跋：“柳宗元因仕途风云南放边涯，《江雪》一诗作于永州，鸟飞尽，人踪灭，六合之内，何等寂静，独钓之翁何等孤单，然而孤独与寂静之中压抑着波澜。大抵古今骚客多此况也。”不仅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专横跋扈，而且也歌颂了柳宗元不畏强权、蔑视屑小的超然风骨。
三是弘扬先辈刻苦求知精神，激励后人不断奋进。如《李贺觅句图》，刻画的是唐诗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之一的唐才子李贺游历山川寻诗觅句的情景；《贾岛推敲图》，反映的是唐代诗人贾岛骑着小毛驴仍然刻苦钻研，反复锤炼诗句的不懈追求；《怀素书蕉图》，歌颂的是唐代僧人自幼苦练书法，终成正果的著名“狂草”书法家怀素；《李清照漱玉图》，颂扬的是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虽颠沛流离、屡遭挫折，但创作激情不减的坚毅精神。如此诸多作品，陈先生均以独特的构思，浓重的笔墨，简约的背景，诗一般的意境，深深打动着广大观者。只要提起这些人，陈先生都能滔滔不绝地讲起一大段故事。比如对怀素，他侃侃而谈：因出家为僧，买不起纸张，就找来一块木板涂上白漆书写。漆板光滑，不易着墨，就又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上种了上万株芭蕉，芭蕉长大后，就在芭蕉叶上挥毫。无论冬夏，苦练不已。怀素这种矢志不移的精神，使我从小就受到很大鼓舞。比如另作《薛涛牡丹诗意图》，提起薛涛，一般品评多为唐代女诗人、美女、乐妓，以姿色侍人者。然而陈先生画完牡丹丛中的薛涛后，长题道：“每读唐诗至薛涛处，不禁披卷赞叹。该女早年失怙，不幸沦为承欢卖笑之乐妓，然天理不泯，赋其聪慧，以卑微之身读书不辍，竟使诗名垂之千古！……”陈先生看到的不只是美女诗人，更是一个卑微生命的自强不息！从中透出了画家的悲悯情怀。
四是取材神话传说，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陈冬至先生创作范围极为开阔，不仅和古代圣贤精英豪杰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还把画笔涉入神话传说之中。如蒲松龄所著《聊斋》中的阿宝，屈原《九歌》中描写的山鬼，曹植词作《洛神赋》里塑造的洛神，民俗中捉鬼镇宅的钟馗，中华先祖炼石补天的女娲等。这些图画陈先生均是别具慧眼，有感而发。如画女娲，他没有像他人那样画女娲腾空飞举、托石补天的娇美身姿，而是将女娲置身于天崩地陷的烈焰中，在那危难关头，女娲双肩紧抱，二目圆睁，披肩长发乍起，亮丽修长的脸上充满了焦灼、惊恐而又果敢、冷静和奋发的神态。这是另一版本的美丽神话，它不只美丽，广大观众看后领悟到的是我们的先民面对巨大灾难时的坚忍、无畏、拼搏和牺牲精神。又如《阿宝》，这是聊斋中的一个爱情故事，图中画一鹦鹉站立枝头与阿宝姑娘玩耍对话，图左题云：“《聊斋志异•阿宝》篇，乃写情之佳作也。书生孙子楚钟情阿宝姑娘，幻化鹦鹉，依依心上人于膝头床畔，坐卧不离，真情痴者是也。然人皆称痴。孰不知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性痴者志必凝。世之落拓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此所谓慧黠而过之真痴者也。彼孙子楚何痴乎？”性痴者，诚也。固痴者不痴，不痴者痴。透过一段爱情故事，尽显朴实而又深邃之理。
有一次，我与陈冬至先生相聚。在谈到他那构图独特、笔墨郁逸、意象变形、简约高格、诗书组合、内涵丰富、画风出奇的历史古装大写意人物画时，他谦虚地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画家，想不到评论家们对我太褒奖了，弄得我心里着实有些不安。至于我的大写意水墨人物画，大都是在生活中或读书时有感而发，情动而发的。无非是抒发情思和感怀而已，没有想如何画会讨好谁，是画我所想画、画我所愿画，首先是画给自己看的。”另一次，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与著名山水画大家白庚延教授相聚。他说，他看到陈冬至先生画了一批古典题材写意人物画，感到很惊讶，称赞道：“好！这种变形，是真正的貌离而神合，神遇而迹化。”而后特意写了一篇《陈冬至其人其画》的文章，1993年刊发在《国画家》杂志创刊号上。
我看过白庚延教授这篇文章，写得实在，分析透彻。其中一段论述印象颇深：“在造型艺术中，形式美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前的画坛重形式者多，这可能是对过去只重内容不讲形式的庸俗功利主义所造成的倾斜的补偿。但过于注重形式，只求画面形式的精巧有趣，甚至在画面上去追求什么设计意识、制作意识，势必造成精神的褊狭、空洞和萎靡，与此共生的便是笔墨的纤弱无力，虽不失优美，但难称上乘之作。这，也是一种倾斜。相对来讲，博大的、崇高的、具有阳刚之美的作品太少了。这类作品无形式，因为任何人为的形式都难以容纳，因为所要表现的是一种自然的博大。这类作品之所以少，是因为这些作品的产生需要深厚的功力、博大的胸怀和高深的修养，其难度比之前者要大得多。陈冬至先生的人物画追求的正是这种画面境界的崇高，这是他个人心境的崩发与放纵，是心灵碰撞的产物。”我觉得白庚延教授的独到见解很精辟。这大概和陈冬至先生的坎坷经历、渊博学识、善于思考、勇辟新径、不画不快有关。他的“不是为讨好谁，而是画我所想画”的创作思想，体现了胸有主见、不被干扰的良好心态，否则，何来从容大度之风？同时，也体现了对传统的发展。我们试看《山鬼》、《涸辙之鲋》、《李贺觅句图》等作品，那清峻冷漠的容貌、那沉郁朴厚的笔墨、那苍茫神秘的意境，仿佛带领我们穿透千秋岁月的时空隧道，看到了这些古人的阑珊身影。画家以自己的灵性激活了这些人物，使他们活脱地逼视我们有所省思。
时下，很多人画古人不像古人，或者像对古人所画的临摹，而陈先生的这些画作，绝对是前所未有的，独一无二的。为什么？因为陈先生所画之古人，是对人物充分理解后进行艺术夸张和变形的，此变形非为变形而变形，是有感而发的“情动而形移”，是似醉非醉之组合，是“难得糊涂”之“糊涂”。正是这些冷漠的面孔，这些貌离神合的身影，这种萧疏荒远的意境才营造出了苍茫高古之风。陈冬至先生的这些大写意古典人物画，的确堪称“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它们的艺术风貌，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它们的艺术语言，是民族的又是独特的；它们的艺术品位，是超旷脱俗的。其承载的是道义和责任，是乐而不淫，是真、善、美，它充盈着的是浩然之气。
陈先生说：“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百花齐放是我们伟大祖国所倡导的一贯文艺政策。古人均说‘质以代兴，妍因俗易’，‘不拘一格降人材，各领风骚数百年’，何况我们现代人呢？要学习传统，更要师法自然和社会，要有时代精神。只有这样，中华文化的精华才能发扬光大。”他还说：“做人要有准则，搞艺术却要异想天开。”他还讲了佛家的“慈悲为怀”和空寂的“禅境”；道家的“道法自然”和“反者道动”的规律；儒家的“仁爱”、“礼义”，士子的“文质”关系和“见则用世，不见则用身”的原则……也许，这就是陈冬至先生思想升华和取得成功的秘诀吧。
陈冬至先生的作品，受邀在国内外参加各类展览，遍及北京、上海、重庆、山东、四川、广东、海南、香港、澳门、台湾、美国、韩国各地。参展作品除汇集成册出版外，一部分还被《人民日报》、《现代画报》、《画廊》、《艺术家》、台湾《艺术家》、香港《收藏天地》等报刊发表；另有一部分作品分别被中国画研究院、中国军事博物馆、上海美术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台湾隔山画院及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有关机构和友人收藏。
陈冬至先生的大写意人物画也引起众多媒体的重视。天津电视台首先拍摄播放了专题片《陈冬至先生的笔墨风神及思古幽情》。伴随电波的传播，又招来出版界的推介。如新华出版社《世纪末中国画名家画集•陈冬至卷》，河南美术出版社《当代中国名家小品集•陈冬至卷》，北京摄影美术出版社《中国画二十家•陈冬至卷》，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国画十家•陈冬至卷》等。最具权威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为推动书画艺术蓬勃发展，以书画界艺术领袖为对象，在全国数百名专攻人物的国画家中，经过认真研究，推选出陈冬至、冯远、何家英、刘大为、刘文西、苗再新、施大畏、田黎明、吴山明、杨之光十位著名画家，汇集出版了《中国当代人物十家》。另外，中国文联出版社、上海美术出版社、《美苑》、《水墨研究》、《书画名家》、《中国青年报》、《中国书画报》、《中国艺术报》、《文艺报》和香港《文汇报》等40多家媒体，均给予重点推介和高度赞扬。2006年陈冬至先生被《中国美术报》评选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60名画家之一，同年又荣获全国《笔墨在当代展》终身成就奖。国务院科学奖励工作办公室还授予他优秀人民艺术家称号。
陈冬至先生很关心对学生的培养。在担任院长期间，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总要挤出时间到教室去了解情况或进行辅导。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天津美协常务副主席、天津画院院长、著名人物画家何家英，至今提起陈冬至先生，总会透露出尊敬和感激之情，他说：“正直善意，爱惜人才，这就是陈先生的品格。他刚直不阿，从不昧着良心说话，哪怕在他遭难的日子里也从不低头迁就，仍然不忘帮助后进未学。很多年轻人都得到了他的关照和提携，我就是一例，在我毕业时，是陈先生千方百计举荐我留校。再有就是李孝萱，毕业后脱离了心爱的专业，导致生活工作很不如意，陈先生想方设法调他回美院任教，现在事业有成，已是全国闻名的大画家……应该说没有陈先生的帮助，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是的，经过我的多方访问，了解到诸如著名花鸟画家霍春阳、王文杰、郭明志、贾广健，著名人物画家李文侠、赵国经、刘泉义、杨志刚、徐展、宁彬彬，著名山水画家韩石、王慧智、武羽竞等很多人都曾得到过陈冬至先生的帮助和教诲。他们如今或为画坛名将、领军人物，或为著名教授和编审，皆事业有成，声誉日隆。
陈冬至先生也很关注困难群体和各种公益事业。1998年，当得知南开大学一位同学不幸患了骨癌，便和白庚延、杜滋龄两位教授一起捐画救援。同年5月，又从同学那里得知，有两位异地同行的亲属因病导致负债累累，主动寄去画作。1999年，天津市为弘扬传统文化艺术，筹建已故著名曲艺家骆玉笙研究会，他又赠画数幅。2002年，天津市“倬云轩”倡议为下岗职工创造再就业的机会，他又慷慨捐画。至于大型抗震救灾及助残活动，他都积极参加，足见其助人为乐的崇高宽广胸怀和慈悲博爱之情。
不久前，陈冬至先生告诉我一个好消息，2010年7月8日，91岁的恩师孙其峰老先生不顾年迈体弱，特从天津市乘车行程240里，赶到蓟县盘山探视了正在山居潜心创作的他和杨德树教授。90多岁的老师去看70多岁的学生，可见师生情谊之深厚，真堪称画坛佳话。孙老谆谆告诫他们：艺无止境，活到老要学到老。并且还针对陈冬至一生的际遇，特摘录《庄子•秋水》篇中“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之句，当场写成遒劲篆书相赠，以示勉励，再创辉煌。
常言道：“看似寻常却奇崛，成如容易最艰辛。”陈冬至先生的成功之路，道出了要获得超旷脱俗的丰硕成果，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如今，陈冬至先生已届古稀，依然饱含深情，乐观处世，不懈地挥汗砚田，泼墨丹青。我们看到：夕阳的光辉更加美好灿烂。
责任编辑 洛 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