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在《不过如此》里，有一段费神锤炼过的语言：
小人书造就了这么一代人：他们揣着支离破碎的知识，憧憬着灿烂辉煌的未来，装着化解不开的英雄情结，朝着一个大致的方向，上路了。
他也是这一代人里的一员。
其实，小人书不光小孩看，大人也看。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也看小人书，至少看过《三国演义》，而且看得津津有味。贺龙、周恩来也看。1963年3月，连环画《雷锋》出版前，负责审批的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曾向这本小人书的作者之一姜维朴说：这是一部好作品，我们已批准出版。他还表示要在军中下达通知，将此书列入学习书目之中。《雷锋》后来累计印了200万册。
当然，小人书的基本读者队伍，是孩子。除了《小朋友》之类的儿童杂志，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孩子，读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书，都是小人书，那还是不识字的年纪。而大看小人书的时段，应该在一到四年级之间。
“文革”前，北京有不少租小人书的路边地摊，前面码几个小板凳，后面琳琅满目。租一本一分钱，有个毛儿八分的，就能在书摊上耗一个下午。后来破“四旧”，小人书在被扫除的“毒草”之列，劫后幸存的，都转入了地下。那时的小人书，只要剩下来，今天都成了藏品，价钱翻了几十倍乃至上百倍。收藏者之间的关系，曰“连友”，渐成一个行当，曰“连界”。不知有多少当年的小人书拥有者，至今还在吃后悔药，他们长大后，把成筐的小人书当废品卖了。
到了崔永元这茬孩子看小人书的时候，已经轻易见不到整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敌后武工队》了。我们院有个大我几岁的孩子，有一回把我叫到他家，搬出了一个大纸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套崭新的《三国演义》。我当时大概连小学都没上，对古装小人书不感兴趣，一本一本地翻篇儿，眨眼的工夫，就把那六十多本书翻完了，印象中他还说了一句：看得够快的。二十年后，我从一个同学的弟弟那里又借了一套重印了不知多少遍的《三国演义》，这一回，竟看了几个月。
60年代的这拨孩子，对老小人书，只存有零散的记忆。有《千万不要忘记》、《南海潮》、《柳堡的故事》这样的电影小人书，也有《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红岩》、《飞刀华》、《王子复仇记》这样的手绘小人书。大多处于一种“过手”阅读状态，传来传去。有的孩子家里藏着整套的小人书，也大多秘不示人，而是他自己看了以后当故事讲，顶多你可以到他家现场观览。为本书作插图的王艺小时候就存有几箱子小人书，不出借，也是把孩子招到家里，现从铺底下拉出箱子，现场阅览。在孩子手里借来借去的都是一些单本的，或一套中的几本，没头没尾。看套书中的一本，其感觉若现在看一部电视连续剧的一集，到了较劲的时候，戛然而止。只是少了下回分解的盼头。倘若有幸寻觅到了下一本，那是万一的事情，感觉上就是绝处逢生了。
有时候，小人书也作为一种地下商品，在孩子之间流通。通常是交换，用《敌后武工队》换《水浒传》，用《以革命的名义》换《战上海》，用电影的换手画的，大体是等价交换，各取所好。有的孩子为了配齐一套《岳飞传》，就得作出点牺牲，花上三四本别的小人书换一本，这也是愿打愿挨，没违反交换的游戏规则。也有的时候，小人书成为一种赌注。一般是在玩冰棍棍或烟盒时，挂小人书，有高手靠玩的本事能攒出一摞小人书。曾听黄亭子新华社院里的一个孩子说起，他们院有个玩三角的高手，尤擅“固定掉一”，赢的烟盒都夹在《红旗》杂志里，令不少孩子垂涎，有输急了的，搬来家里的一套《说唐》作注，全赔了进去。还有的时候，小人书成为一种货币。2002年“十一”前后，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做了一道说玩的节目，当年住东单西堂子胡同的一位现场观众回忆说，他曾经用《夺印》、《暴风骤雨》这些小人书“买”过别人的桑叶，用湿毛巾包回来喂蚕。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蚕养到半大，脱了几层皮，眼看着就要吐丝了，代价再大，也得让它们熬到“春蚕到死”那一天。
小人书正文前没有目录，但老版小人书，开头往往有文字的内容提要及画面的人物介绍，特别是古装套书，每集有几页，并排画着出场的若干人物，大意是说明一下人物的形体打扮，好人坏人分列。有的小人书，画面下面的文字是手写体，楷体书法不逊于今天的电脑体，凡生僻的字，还用拼音标出。人物对话一般反映在画面上，用线框住，箭头对着说话的人物，行话叫“口白”，次序要由读者自己判别。初版的《水浒》，看上去较普通小人书长出一截，文字部分竖排，置于每面的右侧，通篇由董立言先生手书而成。成套的小人书，画面出自多人之手，风格不一，甚至同一套书里的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集里大相径庭，对照着看，成了两个人。电影小人书，画面分黑白和蓝白两种，直接把胶片印在纸上，其实就是一部部电影的一个个定格。
70年代以后，周恩来为改变小人书“断档”局面，多次直接过问小人书出版，曾在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问：“有人编小人书吗？”此后，新小人书开始上市。八个样板戏、《小英雄雨来》、《一支二十响驳壳枪》、《滚雷英雄罗光燮》、《海岛女民兵》等陆续出版并走俏。1972年，根据高尔基三部曲改编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一时热销。那年暑假，很多孩子跑到开张不久的王府井新华书店二楼北侧的小人书专柜排队买这套书。有时候得跑个几趟才能配齐。这套小人书为董洪元所绘，构图线条比一般小人书复杂，显得灰暗一些，看上去很有特点，把俄罗斯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文字上也较少政治化的流行语言，说的就是高尔基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高尔基仁慈的外祖母，贪婪和缺少人情味的外祖父，给那时的孩子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后来没有读过这套名著的字书，但别人提到它们，并不感到陌生。说一句外行的话，这套书，应该是“文革”期间出版的无数小人书中最成功的作品。放在“十七年”间的小人书堆里，它也称得上是佳品。
“评法批儒”时期，大概在1974年到1975年间，出了一批儒法斗争题材的小人书。古装画面的再现，让一些孩子对《杨家将》这样的小人书的开禁有了一丝盼头。因为这茬60年代的孩子，看过成套古装小人书中零星几本并且念念不忘的，不在少数。他们总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把它们成套地堆在家里。若干年后，这些小人书果然再版，尽管这拨孩子早结束了看小人书的年纪，后来也不再对收集它们有所关注或行动，但是，念想还在。
小人书对孩子的冲击力，比不了电影。但小人书也有自身的优势，它体现的是一种私人化阅读，小人书故事的载体（书）比起电影故事的载体（胶片），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就在身边，在桌子的抽屉里，书架上，铺底下的纸盒子里。至今四五十岁的那拨孩子，看见鞋盒子，也许就会想起里面盛过的小人书，想起戴瓜皮帽的地主、短打扮挎盒子枪的狗腿子、戴墨镜的特务、戴大檐帽、扎腰带的国民党军官、帽子后面耷拉着屁帘的日本兵、一身盔甲手握长矛的马上古代将军的画面，想起省下几天的冰棍钱买了哪本小人书，或谁借了自己的哪本小人书一直没还的往事……
小人书给了一代孩子什么呢？
崔永元是当年的小人书迷，今天的连环画收藏者。前两年他曾到我的一个朋友家，一次购入数千块钱的小人书。他说：
小人书带我们遨游远古，触摸历史。有趣的是，孔孟之道进入我们的视野都是从画页上丧魂落魄的孔老二开始的。
小人书还告诉我们，秦始皇是个暴君，宋江靠的是小恩小惠，曹操是奸臣。
看着《小英雄雨来》、《鸡毛信》、《小马倌》总是恨自己生不逢时。我焦急地对父亲说，蒋介石什么时候打回来呀，也让我们过把枪瘾。
在孩子们的眼中，小人书里的战争少了几分惨烈和残酷，取而代之的是几分俏皮，几分浪漫。
他的体会，仅是一个方面。同是看小人书，孩子和大人的视角自然不同。比如《三国演义》，孩子们不会像毛泽东那样，对先人的韬略心领神会，感悟着政治风云的潮起潮落。孩子眼中的《三国演义》，是谁和谁战了多少回合，谁的武艺最高，谁用的是什么兵器。北京孩子常凑在一起聊小人书，像聊电影那样。聊的是吕布“单枪匹马，纵横天下”，张飞“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有的孩子能倒背《说唐》里所有条数的好汉，有的孩子把三国人物按武艺高低排了座次：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黄八魏九姜维。其实除了吕布高人一筹，其他人单挑着练，本事都差不多。我们院的一个孩子曾语出惊人，他认为，关羽最没本事，斩颜良、文丑、华雄，都是措手不及间建的功，有点像后来丁松这样的乒乓球运动员。还有的孩子不解，《三国》里动辄大战一百合，扬言三百合，到了《水浒》里，怎么四五十合就是极限了？也有的孩子练画画，拿小人书当范本，如《铁道游击队》里日本鬼子的歪把子机枪，不少孩子都临摹过。
以此类推，孩子从小人书里得到的，就是这些东西。不错，小人书时代留给孩子的记忆，是永不褪色的，但倘若痴迷在小人书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出不来的孩子，书看的再多，也长不大。
2003年深秋，叶落的时节，我受一家杂志委托，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宿舍采访连环画界前辈姜维朴先生，写成了下面的文字。自1953人民美术出版社有连环画编辑室以来，姜先生就是这个编辑室的负责人，以后又成为连环画出版社首任总编辑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迄今五十载有余。本书的读者也许不识姜维朴其人，但一定都看过出自他的手的小人书。那么，不妨来认识认识这位早该认识的老人，以及他脑子里的往事，你们会知道，小时候看的那些小人书，是怎样编出来的。
回到“小人书”时代姜维朴的记忆
姜维朴先生从二十多岁起投身连环画事业，屈指恰好五十年。就是说，他见证了新中国“小人书”起步、兴衰的全过程；也可以说，姜先生的工作史，与解放后连环画的发展历程几乎同步；还可以说，70年代、60年代、50年代甚至40年代———这些年龄段的“孩子”，是看着姜先生编的或主持编的“小人书”成长的。如今的姜维朴，已是往八十去的老人，当年痴迷“小人书”的孩子，也早已长大成人，甚至步入了老年。那么，回过头来听听姜先生叙谈往事，应该是一件很有价值也很有意思的事情。
从《鸡毛信》、《东郭先生》说起
在姜维朴看来，新中国第一代连环画的优秀代表作，当属1950年出版的《鸡毛信》，那时，姜先生还是上海《华东画报》的记者。这本书的文字作者蔡若虹（笔名张再学）后来告诉姜先生，解放初，国家还处于百废待举之际，毛泽东就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找去，专门就连环画问题谈了一次话。毛泽东对周扬说，连环画小孩爱看，大人也可以看；识字的人看，文盲也可以看。他指示周扬，要成立一家专门的连环画出版社，出版一批连环画。周扬回去马上把毛泽东的指示落实到时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的蔡若虹身上。随后就有了大众图画出版社，《鸡毛信》是第一批大众版连环画中的一种。
《鸡毛信》的原作者华山，曾是延安鲁艺美术系的学生，蔡若虹则是系主任，彼此自然很熟悉。改编《鸡毛信》，可谓师生间的一次合作。绘画者刘继卣当年还是个三十出头的知名度有限的年轻画家，蔡若虹选择他，是认准了他既擅人物也擅动物的绘画功夫。刘继卣不负重托，把作品里的各色人物和海娃赶的那群羊表现得惟妙惟肖。说到这里，姜先生顺手翻开《鸡毛信》，指着画面上的羊群说：“你看，简直生动极了。把羊的精神状态都画了出来。”《鸡毛信》一炮打响，走在了同名电影的前面。以后几十年里，连连再版或重印，经久不衰，总印数至今已超过400万册，并有多种外文版在世界各地发行。
接着，钟惦斐、贾芝、蔡若虹三人合作，以董聚贤的笔名，编写了《东郭先生》。刘继卣再接再厉，画完了羊又画狼。姜先生同样用“把中山狼画传了神”，来称赏刘继卣的画技。不用说，《东郭先生》和《鸡毛信》一样，成为家喻户晓的传世佳品，也成了几十年间一茬接一茬孩子的启蒙读物。
刘继卣后来成了画界的名家，钟惦斐、贾芝、蔡若虹也都是名噪文坛的艺术家。“小人书”在某些“艺术家”看来，也许不过是哄孩子玩的雕虫之技，不屑为之。但是新中国的连环画事业，确是在毛泽东的直接过问下，由这样一批文坛的名家奠基而起的。毛泽东当年关注连环画的出版，固然是着眼于下一代，然而事实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不少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后来都成了连环画的热心读者。
再说《水浒传》、《岳飞传》
两年后，大众图画出版社归并到人民美术出版社，这时姜维朴已从上海调到北京，在人美所属的《人民画报》做记者。人美的社长萨空了听说毛泽东很关注连环画的出版，自然也格外重视这项工作。195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连环画编辑室，姜先生随即被萨空了点名调到这个编辑室做副主任（当时无主任），实际主持工作，想不到从此与连环画结缘，直至今天。
姜先生说，连环画编辑室成立后，确定了一批以革命斗争和传统文化为题材的1953年重点工程，《水浒传》即其中之一。《水浒》的上马，开了改编古典文学名著的先例。
改编这套名著，姜维朴和他的同事们事先进行过翻来覆去的讨论和研究。姜先生操刀先编出第一本的脚本。他说，原打算把王进的故事单列出来，作为第一本，后来考虑王进是个“引子”式的人物，不在《水浒》故事的主人公之列，便和史进的故事合二为一，作为第一本，这就是后来读者看到的《九纹龙史进》。第一本编好以后，送给萨空了看。萨十分满意，批道：编得很好。打印供作者参考，并请专家提意见。以后，就铺开干了起来。人美的创始人之一朱丹（笔名瞿昙）也欣然“入伙”，编写了好几本。
《水浒》的六位绘画者———徐燕荪、卜孝怀、任率英、陈缘督、吴光宇、墨浪，已经相继离世。姜先生谈起他们，不时流露出叹息之情。这六位画家之间，有一种师承关系。徐燕荪是京派人物画的前辈，享有盛名，其他五人是他的学生。他们画风接近，合作默契。但创作《水浒》，也非一路坦途。徐燕荪以前画过戏装的《水浒》人物，改编为连环画，要一改原来的套路，更为贴近历史。此外，器物（宋代）、山水（以北方地理环境为主），都是反复斟酌、讨论，几易其稿后确定的。《水浒》的精彩画面，给孩子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中渗透了六位画家的不知多少心血，也显示出他们深厚的绘画根底。
姜先生特别提到董立言———一位为《水浒》贡献过特殊才能的“无名英雄”。董立言在编辑室内专司连环画口白和脚本的书写，他的小楷书法造诣极深，工整而不失韵味。那时人美版许多“小人书”的文字部分不用铅排，由董立言逐字抄写。26本《水浒传》的文字，也全部出自他的手笔。董立言早年开过画店，和齐白石很熟，60年代，他调到荣宝斋工作。令姜先生扼腕的是，“文革”初期，因害怕受冲击，他在厕所里悬梁而去。
自1954年起，《水浒传》陆续出版。原计划出30本，1959年，出到第21本（《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来又出版了五本，到“文革”前，共出版26本。姜先生说，后四本已经改编完毕，但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只能任其流产。
《水浒》的成功问世，也激起了姜维朴的干劲，他决定上马《岳飞传》。姜先生回忆说，50年代，各兄弟单位的合作气氛很好，每年开一次碰头会，互通计划，彼此支援。北京出了《水浒》之后，上海在1955年出版了《三国》，后来又出了《红楼梦》，天津出了《聊斋》，河北出了《西游记》。人美社因出版《水浒》和其他作品，画手吃紧，再开发别的选题，有点拉不开栓，姜先生便回了趟“娘家”，到上海找老搭档、新美术出版社总编辑黎鲁求援。一见面黎鲁就痛快地问：“你说说要什么吧。”姜维朴说：“别的不要，就要画家。”黎答：“没问题。”马上通知连界名家赵宏本，召集画家们来了一次动员。就这样，姜先生不虚此行，带回了一批一流的画家，把十五本《岳飞传》包了下来。那几年，《水浒》和《岳传》交替出版，到60年代初，《岳飞传》全部出齐。它的累计印数，已超过了450万套。
姜先生边回忆，边从书柜中取出一套80年代重印的《岳传》。我打开封套，看到了一本本久违了的书名：《岳飞出世》、《枪挑小梁王》、《岳云》、《牛头山》……全套（15本）定价：3.50元。
连环画的背后
连环画的背后是什么呢？不言而喻，是创作者的劳动。
“小人书”创作，类似于拍电影，起自脚本的编写。姜先生向我出示了一张连环画出版社的文学脚本专用稿纸，上面96格，即每面的文字不能超过96个字，下面是一栏“绘图参考”，由编写者向绘画者提供参考意见或建议。
大量连环画是根据字书改编的，编写者不仅要熟读原著，而且要吃透和消化，转化为“小人书”版。这个过程并不轻松。据姜先生说，当年蔡若虹改编《鸡毛信》，因为白天要坐在机关里处理杂事，每天的夜车都开到后半宿。他家的保姆煮好面条端上来，凉了，回锅热，再凉了，再热，如是反复多少遍。毫不夸张地说，蔡若虹是以一种废寝忘食的创作热情，改编了这本书。有些原创作品，需要文字作者和画家深入生活，作实地调研和考察。姜先生提到《穷棒子扭转乾坤》和《焦裕禄》这两本60年代出版的现实题材的优秀连环画，作为编写者，他曾多次到遵化和兰考采访、体验生活。姜先生还用上了画报记者时的老本行，拍过许多照片。《焦裕禄》从确定选题到完成创作，仅仅用了20天。而脚本的初稿，是姜先生和两位同事在一夜之间赶编出来的。
绘画是连环画创作的重头。多卷本连环画往往是多名画家集体创作，风格要融为一体，这对早已形成个人画路的画家们，说来也并不容易。《水浒》的人物造型，就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姜先生回忆说，当时先从不同视角画出四个宋江，一幅正面，一幅侧面，一幅全身，一幅特写。然后张贴出来，请编创人员和专家们观摩、讨论，画家再作修改。反复多次，最终确定统一的造型。刘继卣画《穷棒子扭转乾坤》时，也多次到“穷棒子社”体验生活，画了大量的铅笔速写，又把铅笔稿拿到农村征求意见，经过多次修改和加工后才定稿。
这种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与合作精神，直接造就了画家们的艺术素养，让他们的绘画境界拾级而上。后来美术界的名家如刘继卣、王叔晖、程十发、任率英、墨浪、贺友直等等，用姜先生的话说，是“以画连环画起家的”。而《山乡巨变》、《十五贯》、《渡江侦察记》、《东郭先生》、《西厢记》、《我要读书》等等，也成了今天的收藏者眼中的精品。
（选自《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刘仰东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