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立及组织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是实施社会教育的综合性机构，是各地推行社会教育的中枢。其前身是通俗教育馆，最早设立的为1915年的江苏省立南京通俗教育馆。1927年7月江苏首先改设民众教育馆，其后各地纷纷改设或创办。按照教育部和省政府颁发的有关规程、法令规定，民众教育馆以“增进全民之意识道德与健康，提高国民文化水准，改善人民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发展”为宗旨。在抗日战争期间，则以“集中力量培养民族意识，增进抗战智能，加强机构自治，促兴生产事业”为其实施方针。
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2年2月公布了《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要求全国各省、市、县分别设立民众教育馆，以推行社会文化教育，使民众教育馆的开办与活动开展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全国各地的民众教育馆数量，也急剧的增加，从1928年的185所激增到1934年的1249所；1935年的1397所；1936年达到了最高峰，多达1509所。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使得全国各地民众教育馆的数量迅速下降，低至828所。贵州由于处于军阀统治时期，政治混乱，经济落后。无暇顾及此事。1935年4月，国民政府改组贵州省政府后，教育经费确定，在省教育厅第三科下设立第二股，专管社会文化教育。同时，贵州省教育厅为推动全省社会教育工作，于9月在贵州省警察教练所和贵州省法政学校原址(位于今中华中路)，成立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是为贵州省建立最早的民众教育馆之一。新馆址建筑在1943年由梁思成的同学、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童离设计建造。童离(1900年-1983年)，字伯潜，早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建筑学硕士学位，是我国近代造园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和建筑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初创时，依照《贵州省立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的规定，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分设教导组(负责馆内外民众学校的指导，公民训练，乡村建设，礼俗改良，音乐、戏剧、电影及幻灯之放映，通俗讲演及辅导示范等)、阅览组(负责书籍、杂志、报纸、图表、标本、模型等馆内阅览及馆外借阅，办理巡回文库及各种展览会)、健康组(关于体育的有馆内外运动场所、器械设备以及运动事项的指导；关于卫生的有疾病治疗、防疫指导等)、生计组(负责园艺、畜牧及其他关于农工技术的传习，组织合作社等)、事务组(文书、会计及其他不属于各组之事项)等5组，全馆共有职员14人，全年经费10895，33元，各项业务亦随之逐渐展开。1940年遵照教育部颁发的《民众教育馆规程》之规定，改设为总务、教导、艺术、生计、研究辅导5部及会计1室。其中总务部和会计室负责馆内日常事务。
先后担任馆长的有：傅梦秋、黄国祯、伍静远、汪瑞年、伍伯夫、杨光庭、许承宁、肖作凡等人。
二、主要活动掠影
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成立之初，即依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和省教育厅公布的《贵州省立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的规定，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1938年以后，该馆又根据当时贵阳地区的实际需要，结合馆内人力财力等具体条件，举办“民众服务”业务，寓教育于服务之中。其内容为：
1、办理问字、代笔、法律顾问、科学指导、旅行向导及礼堂出租；
2、指导公共食堂、宿舍、茶园、理发室、浴室、厕所及公共电话；
3、办理托儿所、施诊所、游泳池及卫生顾问；
4、办理荣誉军人、抗战军人家属服务工作和空袭时期各项服务工作。
1940年下半年，为了增进民间说书艺人的知识技能、改良说书资料，以加强社会教育，制定颁发(贵州省立民教馆办理说书人员训练班暂行办法》。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据此举办了一个“说书人员训练班”，集中贵阳地区40多名说书人员进行培训，每日授课两小时，为期二月，班主任由馆长兼任，下设总务、教导、编审3组，组长由馆内职员兼任。训练科目有常识、改良书词、民族英雄故事、抗日歌曲、社会教育意义及演说技术等项。教员则多在一些中学中聘请。
据贵州省教育厅1941年制定的《贵州省民众教育馆中心工作及细目》，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较长时期所开展的活动有普及失学民众教育、办理职业补习教育、举办抗敌宣传、社会教育研究及辅导等项。而1942年的《贵州省民众教育馆中心工作及细目》。其所开展的活动则有下列九项：办理民众补习教育、公民教育、健康教育、家事教育、生计教育、电化艺术教育、战时展览及宣传工作、战时工作、研究辅导工作。
1944年又加强了馆内阅览室、参考室、卫生室、眼病诊疗室、卫生教育图书室等固定业务。并于每周二晚放映“民教电影”，每周四晚播放京剧及抗战歌曲。每周六晚放映科普幻灯，每旬发行《民众报》及画报各一期。每周日举行一次“星期篮球赛”，历时6年，共有200多个球队参加活动。
“黔南事变”发生后，贵阳地区难胞麇集，此时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的主要工作，是集中全馆的力量办理难胞收容及救济等工作，大部分馆舍都开辟作难胞的住所；所有馆员都放下手中的工作，专事难胞救济与收容。后由于时局趋于稳定，随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难胞收容工作告一段落，遂重新维修馆舍，开始正常的工作。1945-1946年，馆内各部门随即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属于教导部开展的工作有：办理民众教育，开办识字班，办理书报杂志阅览，办理通俗演讲，办理学术讲座；艺术部开展的工作有：办理电影教育，办理播音教育，办理戏剧表演，办理歌咏演奏，提倡正当娱乐；生计部开展的工作有：加强康乐活动，增加体育设施等；研究辅导部开展的工作有：举办各县市社会概况调查及统计，视导公私立民众教育馆及其他社会教育机关，出版社会教育人员进修刊物、发行《民教通讯》，发行《民教壁报》以作民众教育馆的通俗教材，举行技术人员训练，辅导协助公私立社会教育机关及中小学兼办社会教育事宜。
该馆所组织辅导的民教剧团、民众歌咏队以及每两周举办一次的近代名人书画展览，均持续开展到解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馆所组织辅导的“民教剧团”，是半职业性话剧团体。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艺术部曾组建过“民众剧团”，参加者大多是爱好文艺的中、小学教师。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排演话剧，是业余性剧团。1944年底，大批文艺名人因桂林失陷来到贵阳。戏剧家田汉排演了剧作家吴祖光的新作《少年游》，翌年公演后，反响强烈，遂以《少年游》演剧队与原“民众剧团”为基础，改建成由职业演员和业余演剧人员组成的半职业性的“民教剧团”。民教馆原无演出场地，是租借剧场、戏
院演出，后修建了“民教剧场”，才有了专门的演出场地。剧团通过演出，不断努力，得到充实、发展。该剧团演出之剧目在当时剧团演出中是最多的，主要有：《少年游》、《嘉陵江畔》、《林冲夜奔》、《离离草》、《小人物狂想曲》、《春寒》、《财魔》、《少奶奶的扇子》、《雷雨》、《国家至上》、《朱门怨》、《喜相逢》、《茶花女》、《重庆二十四小时》、《草木皆兵》、《梁上君子》、《桃花扇》、《夜店》、《长夜行》、《天国春秋》、《夜光杯》、《寄生草》等。由于该剧团演出进步话剧，不断遭到当局的迫害，演职员历尽艰辛，坚持演出，一直维持到1949年贵阳解放。“民教剧团”是我省继“沙驼剧社”之后活动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剧团。
1946年7月，中央与省级财政分开。由于贵州各项财政开支多依赖中央政府，划分后，贵州财政出现困难。省政府委员会决定裁撤省立镇远、安顺、独山、遵义、铜仁、大定、兴仁7所民众教育馆，其业务并人各馆所在地之县立民众教育馆，只保留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1所。此状况一直维持到1948年。1949年初，省财政更加困难，省政府又决定将省巡回施教车及第一、第二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裁撤，其业务并人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办理。1949年底，贵阳解放，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贵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接管，并改建为贵州省贵阳人民教育馆，馆内多系原民教馆人员，业务活动和原来几乎一样。
三、简短的评价
民众教育馆是民国时期推行社会教育的重要载体，是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32年2月颁布的《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中规定“各省市及县市应分别设立民众教育馆，为实施社会教育之中心机关”。同年9月的《关于全国社会教育实施概况报告》中就指出民众教育馆“为实施民众教育之中心机关之一”。曾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的陈礼江也认为民众教育馆“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制度，它是综合的民众教育实施的中心机关，又是社会教育事业中最合理想的一种设施”。今人王雷在其大作《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中专节论述民众教育馆时，也称其为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可见，民众教育馆的产生与创办，使得民国时期我国名目繁多的社会教育事业有了一个“中心”。根据当时贵州省政府和省教育厅所划分的民众教育辅导区域，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所辅导的区域为“第一民教辅导区”，共计15县市。在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存在的十数年内，为此辅导区内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的推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为增进贵阳全民的意识道德与健康，提高市民文化水准，改善人民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据统计，仅在1945-1946年间，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所开办的征属子弟小学参训人数达162人；民众学校培训人数143人；成人识字班培训人数108人；通俗演讲听讲人数640人；学术讲座听讲人数250人；民教电影院观看人数达144000人；另外，其参加民众茶室、民教剧团、民众歌咏队、星期球赛、技术训练等活动的人数无法得到精确的统计。在经费极其缺乏、时局极为动荡的恶劣环境之下，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能开展如此丰富多彩的活动，实为不易。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当时所开展的一些活动，如举办训练班、放映电影、演出话剧、举行歌咏表演等，在今日看来，都已经成为了贵阳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二三十年代的贵阳，像这样的一些文艺活动，要在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成立之后才得以逐渐开展，这不能不说它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的。它不但在民国时期贵阳文化艺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也为解放初期贵阳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熊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