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少数民族“非遗产性”文化，是此次课题提出的新概念，与“遗产性”文化相对立，特指没有被评为遗产、国家政策保护外的民族文化。“遗产性”文化保护工作，的确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但取得成绩的同时，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并不一直是科学健康的，已经出现畸变，功利性、等级性愈发突出。已经升入遗产殿堂的“遗产性”文化也没有笑到最后，出现了衰退或变异的情况。而广阔的“非遗产性”文化因不是遗产得不到重视，正普遍面临着消亡的命运。
关键词：“遗产性”文化；问题；“非遗产性”文化；现状
一、少数民族“非遗产性”文化概念的提出
少数民族“非遗产性”文化是此次课题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与“遗产性”文化相对立，但两者又相伴相生，共同构筑起一个民族文化整体。固对“非遗产性”文化概念的界定，必须先从“遗产性”文化概念说起。
“遗产性”文化包括各民族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称无形文化遗产，它是人类在对传统文化遗产不断认识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目前，我国学者在这个公约的基础上，又结合国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进行了一个具体解释：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与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种传统文化实践、表演、知识、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场所（ 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含戏曲、音乐、舞蹈、曲艺、杂技，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 或其他文化空间。①
我国是在2001年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浪潮。这一年我国的昆曲艺术成为首批19个“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的项目，且名列榜首，围绕着这一项目的申报，国内有关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和社会团体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有关媒体跟踪报道，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针对“遗产性”文化，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建立遗产名录体系，划拨专项资金，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等。在政府如此的厚爱关照下，诸多濒临灭亡的“遗产性”文化得到了抢救性的保存并传扬光大，保护“遗产性”文化的观念更是深入人心，获得了社会普遍性的关注。总之，“遗产性”文化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普遍性重视。但是，我们在带给给予“遗产性”文化厚爱的同时，也带给它孤独。因为，我国拥有十分丰富的民族文化项目，而国家现在的保护模式是将一小部分文化从民族文化整体中划分出来，列为“遗产性”文化进行单独保护，这无疑是将它与民族文化整体割裂了，与它原生环境中所有的文化伙伴也断绝了关系。因此，它是孤独的，被割裂的。
在“遗产性”文化的对立面就是广阔的“非遗产性”文化了，是指在国家政策、法律保护外的那部分文化。这些文化亦是少数民族世代相传、与民族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原生文化。相比“遗产性”文化的精英大牌，它更贴合民族群众的生活实际，具备生活性、生态性、细节性、草根性的特点，是地道的百姓文化，既是民族智慧的凝聚又是民族特色最典型的体现。但现在诸多“非遗产性”文化因没被评为遗产，所以就得不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爱，正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
二、“遗产性”文化保护的成就与问题
近十几年，我国的“遗产性”文化保护工作的确是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在这里，笔者尝试简述遗产文化保护工作取得成绩，并在反思遗产文化保护实践的基础上，来探讨当下遗产文化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遗产性”文化保护取得的成就
近十几年我国政府的“遗产性”文化保护重心就放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中，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易逝、依赖口传心授的特性有很大关系。所以，论“遗产性”文化保护取得的成就事实上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就。
从2001年我国掀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浪潮至今，国务院先后批准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219项。至此，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项目列入国家级遗产保护名录，所占比例也很突出。而且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十个项目类别均有少数民族的文化身影，尤其在国家最初公布的一、二批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在每个文化项目中都占有很高的比重。
可见，我国十几年的遗产文化保护工作，让诸多优秀却又濒危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被抢救性的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且伴随着遗产保护工作的持续开展，遗产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并逐步完善，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遗产文化保护模式，即遗产文化甄别、评价和保护的体系已初步形成。
2、“遗产性”文化保护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遗产保护模式已初步形成。那这套模式如何运转？在当下，这套保护模式还一定是科学健康的吗？而那些早就被列在保护范围内的“遗产性”文
（1）遗产保护模式的畸变
功利化。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是通过给不同性质、类别的文化打上不同级别的遗产标签，纳入不同名录体系，然后政府就根据文化的遗产级别高低来决定该划拨多少资金、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去进行保护。这种保护方法可以优先去抢救一部分濒危文化，降低文化损失。但随着保护工作的持续开展，这种模式的弊端也尽现。很明显，遗产级别越高，国家给的钱越多，地方政绩就越“显赫”。于是，各地方政府便使出浑身解数去抢报遗产。在申遗成功后，地方政府就认为，遗产评上了，政绩完成了，于是就召开各种庆功会、文化节，国家给的钱是没少花去，可没有几分是用在了具体的文化保护上。
等级化。正如表三所呈现的，文化被人为的由低到高打上不同级别的标签，虽没有指明这些文化孰优孰劣，但却给大众造成误导，人们在心里就会按遗产文化的级别来将文化从优到劣排了队，把把文化分了等级。这就等同于行政单位的的官品划分级别越高，权力越大，越受人尊重，而级别越低，越被忽视、冷落。那更不用说没混上“品”的 “非遗产性”文化了。
（2）“遗产性”文化的衰退与变异
不可否认，“遗产性”文化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复兴的现象。但毋庸讳言，与这种复兴相比，衰退是更强烈的。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代化的冲击首当其冲，但深层次原因则是它与民间生活的持续脱节。
“遗产性”文化，会有不少对外展示、演出的机会，让其名利双收。但这种展演活动有着与本民族实际生活脱离的强烈功利主义色彩，无论人们给它裹上多么亮丽的外衣，都掩盖不了它对金钱、效益的赤裸追求。所以，在功利的诱导下，“遗产性”文化随着展演次数的增多而逐渐脱离开本民族的实际生活，也即它的原生土壤，渐渐衰退、没落。比如举世闻名的纳西族“东巴文化”，成为遗产后，在媒体曝光度上，在国际国内的研究、出版或演出展示等方面实在是达到了“无人能及”的程度，但就是这样一种“繁华”也仍未抵挡它在纳西族民间的失落。现在所剩无几的东巴文化传承者已多至耄耋之年，且身后更无人传承。如照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十多年之后，将不复有东巴文化活动存活于民间，它将只存在于博物馆、研究所变成死去的文化，那时我们也只能钻故纸堆了。东巴文化的曾经繁荣与现实衰落在遗产文化队伍里是典型但绝不是唯一，事实上还是很普遍的现象。
“遗产性”文化衰退的同时，还出现了变异，且这种变异大有“更上一层楼”的趋势。如我们身边的“花儿“，成为遗产后，被盲目加入所谓学院派的元素，再经过各种舞台包装，推向市场展演，最后变得不伦不类。国家的确是倾财力、人力去保护这部分文化，保护工作的初衷也是很好的，就是要留住并延续民族文化中最淳朴、特色的东西。但结果事与愿违，越来越多的“遗产性”文化，已经变味，离原生状态越来越远，变成“四不像”。我认为，这除了现代化推进导致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因素外，亦与文化的盲目的功利性追求有根本关联。文化被发掘成为遗产后，迫不及待的要与现代社会接轨，着急让商家做媒，与市场联姻。无所谓虚假、浮肿的包装，只要能有望换回钞票，便也心甘情愿与商业同床共枕、卖力展演。②最后结果是，落入百姓口袋中的黄金白银少的可怜，但自己原汁原味的文化却被撕成碎片，难以再找见。诚然，现代化的背景下，民族传统文化必须与现代社会积极结合、创新，才能存续，但这种盲目的、功利性极强的虚假包装，只是部分人出于商业利益的肆意歪曲，并不是站在文化保护的角度上去创新发展的。若还不警醒，任文化为功利而随波逐流，那异质化只能更上一层楼，最终恶果就是慢慢背离民族文化的本质，丧失掉民族灵魂。
三、“非遗产性”文化的总体状况
一个民族是因为有了民族特色才有了生命，民族特色却并不是仅靠一点遗产文化就能保持住的，它更需要依赖“非遗产性”文化的源源不断的供给才能永葆鲜活，生生不息。但在遗产保护等级化、功利化愈演愈烈的当下，“非遗产性”文化的命运究竟如何？
少数民族传统技艺是各民族科技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前有一个贵州省传统技艺调查报告显示，该省传统工艺中，濒于失传的项目约占15.6%，已知失传的项目已经达到51.6%，报告里就列举出了诸多处于无人问津状态的民族传统技艺，如大方的毛布、黔东南数县的棉、毛、麻混纺布、金沙的烟火架、沿河土家族的乐器、盘县的雕版印刷、三都的马尾帽、贵阳的雄精雕等等已濒于失传。曾享誉一方的梓桐毛毡、遵义油绸、仁怀沙酒、赤水竹篦、思南丝线、黎平树皮布等项目则已经失传。③虽然这里所述的只是贵州一省的情况，但窥斑见豹，各少数民族的情况基本相似，大批的“非遗产性”民族技艺正普遍处于一种湮没无闻、无人问津的状态，且伴随着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渗透，诸多“非遗产性”传统技艺只能是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而日渐衰落、走向消亡。
浙江西塘镇，是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也早已被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预备清单。西塘有着江南六大古镇所有的共同风貌：古民居，水乡风情，石板小巷，石桥，乌篷船。但更令人瞩目的是，西塘有着具备千年历史的“非遗产性”文化—漆雕工艺。如杨茂所创的戗金戗银漆雕工艺，至少南宋或元代就著称于世。杨茂是元代著名的髹漆艺人，西塘人，现在故宫藏有一件元代杨茂的“剔红花卉尊”，他的雕漆技术对明代髹漆工艺有着很大的影响。除了杨茂，西塘还造就了张成的漆雕工艺，固使嘉兴（所属的嘉善）成为元末明初漆雕工艺两大流派的发源地之一。那么现在西塘漆雕工艺传承情况如何？根据近期旅游者在网上发布的文章，我们便能窥知一二。他写到：“当今西塘，还有一家名为“漆园”的展厅。但进去之后才发现二楼是客栈，一楼摆了几排展示柜，里面陈列着若干漆器。我眼尖，看见一个小圆盒，刀法圆熟，藏锋不露，甚是面熟，再看落款，依稀有‘千里’二字，不禁试问客栈的主人这款漆器可是江千里的大作。那男子本在与友对弈，听此言，竟一时愣住，然后待我如同知己，把他收藏的宝贝从密处一一搬出，这件是剔红的， 这件是剔犀， 还有一件我闻所未闻的剔象牙白！”至此，我们或许就能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收藏者的陈列馆，而非漆雕作坊的手工艺。可见，即使西塘的千年漆雕工艺还未全部失传，但可以肯定的是传承情况很不乐观，若我们还不管不顾任其自在发展、自生自灭，那么剩下的将只是历史的记忆和收藏的雅趣了。当然， 西塘珍贵的“非遗产性”文化项目并非漆雕一项， 比如燎亮悠长的田歌、城隍庙会和护国随粮王庙会等，也是堪为西塘文化标志的文化内容。④但现在仍然是处于未被发掘、湮没无闻的状态，那么照此发展，最后的命运也只能是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走向消亡。我们喜爱西塘，不是只因为它的那些古民居、石板街巷，还有它所蕴藏的存在已久的建筑之外的种种形态的珍贵文化项目。这些“非遗产性”文化项目对于一个古镇的历史文化内涵还有古风古韵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比古建筑来的逊色。因此，我们在留住西塘石板街巷的同时，也应该把这些建筑类外的“非遗产性”文化项目挖掘出来，予以保护，如此才能呈现出一个完整美丽的古镇西塘。
由此，我们对“非遗产性”文化的存在状况有一定了解了。诸多珍贵的“非遗产性”文化正普遍处于未被发掘、湮没无闻、自生自灭的状态，甚至还被人说成是说成是“封建糟粕”，应予以丢弃。再加上不可避免的现代化冲击，导致“非遗产性”文化的消亡速度正在加快。虽然遗产保护模式让一部分遗产文化获得了保护，降低了文化损失。但事实上，我们失去的要远多于取得的。因为“遗产性”文化毕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批珍贵的“非遗产性”文化因为文化保护的遗产性要求，正被人有意、无意的忽略，这样它最后的命运就只能是走向消亡了。
总之，“非遗产性”文化的保护形势非常严峻，许多珍贵富有价值的“非遗产性”文化正处于湮没无闻、自生自灭的困境中。尽管如此，这种已有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也仍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并且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亦不可避免。所以，我们是时候去思考，保护思路、保护模式该如何“存在”？由于笔者能力有限，尚不能提出一个有效的改善方案，期望能够通过此文微的探讨，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对“非遗产性”文化保护工作的关注。
注释
①覃志鹏，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前沿，2008年第11期
②谷家荣，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状及其前景，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总第71期）
③张建世、杨正文，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源的保护，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3期
④刘锡城，非物质遗产保护中的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