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诸侯纷争，新兴士阶层崛起，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面对无道的社会现状，立志弘道的士阶层产生了仕与隐的矛盾，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最为典型。本文以《论语》和《孟子》中有关“士”的论述为依据，详细阐释了孔孟儒学中的仕隐观。
关键词： 孔子 孟子 儒学 “士” 仕隐
殷商周时期，“士”是社会等级中最低级的贵族。到春秋中后期，伴随着中国封建贵族政治的接近尾声和礼乐制度的迅速崩溃，“士”的处境开始发生了剧烈变化，逐步偏离了作为一个社会等级的概念，向“古代知识分子”过渡。时代赋予了“士”以新的内涵。在百家争鸣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士”提出了新的理解，认为“士”是道的承担者。儒家经典《论语》和《孟子》中就保存了大量关于“士”的论述，从中亦可窥见孔孟的仕隐情结。
一、仕隐矛盾的产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诸侯纷争的时代。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篇》）处于这样一个无道的时代，新兴士阶层虽然有了相当程度上的人格自由，但也常常会出现君主倚仗权势欺压士人、以势压道的现象，因为在古代社会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余英时先生言：“在理论上，知识分子与君主之间的结合只能建立在‘道’的共同基础上面。”［1］这就是说，君尊道，是士与君结合的必要条件，否则现实中的士君关系就难以维持。面对无道的社会，士人是“仕”还是“隐”？作为“道”的坚决捍卫者和有强烈使命感的士人心中是极为矛盾的。这种矛盾在孔孟儒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篇》）又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篇》）孟子也说：“仕非为贫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下》）可见，孔孟是把能否行道作为仕与隐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唯“道”是依。这样看来，士人出仕从政还是不仕而隐似乎不难抉择——“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篇》）。其实不然，依孔子言，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无道的时代。面对无道的天下，按照唯“道”是依的理论，士人应该不仕而隐。但是，孔子又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论语·微子篇》）意思是说，正因为天下无道，他才积极参与政治变革的。
关于士人出仕的情况，孔子的弟子子夏提出：“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篇》）孔子则声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篇》）孔门弟子更是参政者众多，如子路、冉求、子贡、漆雕开等。孟子说得更加明白，据《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孟子在回答周霄“古之君子仕乎”时，毫不犹豫地说：“仕”，并且以孔子为例加以说明：“孔子三日无君，则皇皇如也，岀疆必载质。”又用“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和“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来作比，认为士人出仕就如诸侯掌国、农夫耕田，是天职。他甚至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可见，出仕是士人行道的基本途径之一。孔孟还身体力行，孔子“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2］1909据《孟子》记载，孟子学成之后，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曾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先后到过魏、齐、滕、鲁等国。
这样看来，孔孟的身体力行，岂不是在无道之世积极求仕？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篇》）的执着，岂不与“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篇》）的主张自相矛盾。
在这里，首先应该承认的是，这个矛盾是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解决这个矛盾是正确分析孔孟仕隐观的关键所在。世人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多有为圣人回护之嫌。其实孔孟不是圣人，尽管后世奉之为“二圣”。他们与同时代的其他士人一样，也面临着仕与隐的矛盾。
二、仕与隐的抉择
前文已述，孔孟二圣在面对无道之社会现实时，同样面临着仕与隐的矛盾，需要作出抉择。
其实，“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篇》）是无奈之下不得已的选择，是孔孟行道的下下之策。只要天下有行道的可能，即使可能性微乎其微，也要积极入世，弘道以救世，这是由“士”的本质——道的承担者——所决定的。正如孔子所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论语·微子篇》）而行道可能性的有无是需要身体力行去尝试的。孔孟是积极的入世者，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孔孟都曾周游列国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社会现实是残酷的，“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2］1934的求仕态度与“合则留，不合则去”现象的经常发生，虽是当时士人人格独立、个体自由的突出表现，但同时也反映了道之将废的现实。但凡有行道的机会，士人又何必到处奔波、遭人白眼。春秋战国战火纷飞，崇尚仁义之道的君主极为罕见，而士人，尤其是儒士，作为道的坚决捍卫者，常常会遭到尚权势的君主的轻视。于是，便出现了孔子“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2］1909和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2］2343的现象。
面对残酷的现实和长年的不得志，即使是被后人称之为圣人的孔孟也难免会疲乏，产生厌世情绪。孔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高专诚先生认为：“实际上，在其去世前的约十几年中，孔子的思想已从积极干世逐渐向消极厌世转变了。”［3］孔子曾无奈地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篇》）残酷的现实和长年的不得志，一点一点地消磨了孔子的出仕热情。无奈之下，孔子只能退而求其次——不仕而隐。可是，“士”的本质又决定了其不能做真正的隐者，孔子的“隐”只能是一种怀道而隐，晚年的孔子便“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2］1914孟子对孔子的隐大为赞赏：“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并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晚年也“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2］2343
怀道而隐是儒家无奈之下的一种变通。有学者称这种变通为“中庸”，“当仕与隐发生冲突时，他能以灵活的方法处理，这就是‘中庸’”。［4］关于“隐”的地位，孔子曾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论语·季氏篇》）在此，孔子将“隐居”与“行义”并举。在孔子看来，若能“志于道”，隐与仕同样必要，都是行道的重要途径。孟子对孔子的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可见，孔孟儒士的“隐”并不像老庄之流遁迹山林，两耳不闻窗外事。这种“隐”只是无奈之下的一种灵活变通，是暂时地不仕，入世行道永远是儒家孜孜不倦的追求。隐居不仕并非避世，乃是避无道之君。当然，其中也夹杂着一丝无奈和厌世的悲凉情调。儒士是“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篇》），他们修身养性，收徒传道，著书立说，并时时关注时政，只待时机一到，便以更大的热情入世行道。怀道而隐，俟机而出，这就是孔孟儒家“隐”的真谛。
总之，孔孟的基本仕隐观，一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篇》），“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这是对“道”的恪守；二是“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是对仕和隐的双重肯定。其仕隐观的核心是因时而异，“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篇》）。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1.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高专诚.孔子·孔子弟子［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81.
［4］孟庆茹.凤兮凤兮何去来——从《论语》看孔子的仕隐情结［J］.北华大学学报，2004，（03）：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