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整理者按 受访人张礼（1925—），原籍安徽祁门，出生于天津，理论物理学家。1946年从辅仁大学毕业，先后在山东大学、辅仁大学任助教。1948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1949年回国赴解放区，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1953年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做理论物理研究生，1956年获数理科学副博士学位。1957年到清华大学工作，参与创建工程物理系。1963—1964年赴丹麦哥本哈根理论物理所研究；1980—1981年和1987—1988年两次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进行研究。1982—1984年担任恢复的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任主任。现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担任研究生量子力学前沿问题讲授工作。从事理论粒子物理及量子力学研究。
受访人：张礼
访谈及整理人：王作跃，尹晓冬
访谈时间：2011 年12月17 日
访谈地点：北京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
一 从辅仁、康奈尔、列宁格勒到清华
王作跃（下称“王”）：张先生，我们现在正在做中国近现代物理学史以及丹麦哥本哈根玻尔研究所和中国物理学交流史，从这些角度看，您的经历很有意义，请您先讲述一下您出生的地方、求学的经历。
张礼（下称“张”）：我祖籍安徽，1925年天津出生，我的父亲是个中医。我1931年进小学，跳了一班，所以我12岁小学毕业，1937年上南开中学。当时学生非常爱国，我们脑子里想的全是不做亡国奴。我进了南开日本人就打进来了，南开搬到重庆，通知我到重庆去报到。那时我太小了没敢去，后来转到天津的耀华中学，1942年毕业后到北京辅仁大学上学。因为我当学生的时候喜欢科学，所以尽管我的父亲是天津比较有名的中医，我并不想学中医，觉得“中医不科学”。我父亲倒也没有勉强让我去学中医。
王：上辅仁学的什么？
张：物理，我就是喜欢物理！为什么上辅仁？那个时候在日本占领的地区，可以上的大学，北京有北京大学，但这是日本人办的，原来的北大到昆明和清华、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大了。日本人办的北大，文、理、法、农、工、医，很全，就在原来的地方办学，教授有少数是留校的，从外面也招了一些人。那时我们想都没想去北大，因为日本人办的学校我们不能去。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也是日本人办的。原来还有燕京可上，但是我晚了一点，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日本人就把燕京给关了。辅仁的背景和燕京不一样，燕京是纯粹的美国背景，辅仁是一个教会——圣言会——办的。这个教会很聪明，在日本人把北京占了以后，就把学校主要行政人员从美国人换成德国人，日本人对德国人要另眼相看。好处是辅仁可以不教日文、不学日文。
王：所以爱国学生愿意来上辅仁？
张：那当然。但有些人也没办法，就上了日本人办的北大。但因为我原来在天津时学校的环境很爱国，所以觉得不能跟日本人合作，就只能上辅仁。我1946年辅仁毕业，这已经是战后了。
王：那毕业以后，1946—1949年做了什么呢？
张：我1946—1947年在山东大学做助教，1947—1948年在辅仁做研究助教，1948—1949年到美国去了，考取的是自费留学，用的是官价外汇。1948年8月份去的康奈尔（Cornell）大学，但后来国内一解放，在美国的一个地下党员就把我给动员回来了。实际上他犯了错误，他在美国没有接上地下党的关系。当时地下党的政策不是要赶紧动员人回来，而是团结当地的留学生，发展影响。他没接上关系，于是他就和国内的党组织联系，国内的党组织——北大医学院——就告诉他“你动员人回来，你也回来吧”！这不是中央的方针，中央的方针是团结教育留学生，例如用组织读书会的方法。但是他不知道，结果他就把我动员回来了。
王：哦，您在康奈尔只呆了一年？
张：不到一年。可惜啊，真不想回来啊！可那是党的动员。他向我暴露身份，说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代表党来动员我回来。我那时候也很热情，一定得回来，尽管不愿意，也没办法。
王：您在康奈尔也是学的物理？
张：费曼①！他当时在那里，已经是教授了。他脑子快极了！我后来之所以一直热爱物理，甚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么没有办法的时候，我还抱着一个希望：“我将来还要干物理！”就是因为费曼。那时候上他的课，太精彩了！像变戏法一样，黑板一晃，“你们对什么过程感兴趣”？比如下面学生说对轫致辐射感兴趣，他就马上在上面画一个费曼图，然后马上就能把那几个跃迁矩阵元写出来，太神了。
尹晓冬（下称“尹”）：当时这个课叫什么？
张：叫高等量子力学，实际上讲的就是场论。我原来是喜欢物理，再听他这么变戏法一样，那简直喜欢得不得了。我听了整整一学期，我笔记现在还留着呢。
王：那贝特②是系里的元老？
張：对，可惜我没有听过他的课。贝特有好多部著作。后来他的合作者杰瑞·布朗③说：“跟他合作时，起初他快得不得了，跟着他非常费劲，到他80岁了我才能跟他一样。”我要是不回来，下个学期就要听他的课了，“量子力学应用”。
王：这位请您回来的先生叫什么名字？
张：李自然。这个人极为聪明，记忆力非常好，很了不起。他是学生物的。但是最不能让人理解的是，他那么聪明，记忆力那么好，为什么到了美国把和党接关系的接头暗语忘掉了？所以他接不上头了。到现在我也不理解。
尹：您后来问过他这些关于暗语的事情吗？是什么原因接不上头？
张：他就是忘了，想不起来了。人家找他联系，他知道，就是答不上来，就错过了。他后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天津的一个军医大学工作。他太聪明了，又锋芒外露，最后到了1957年“鸣放”，他大概“放”了一顿，被打成右派了。后来给摘帽了。1952年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我就碰见过他，组织上也预备派他与我一块儿去苏联学习。他的俄文比我棒多了，他是早就自学，学的程度已经很深了，我是从头学。结果，出国前的一次政审他没通过，可能是因为历史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