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束缚，在发展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馆藏医家墨迹手稿有清代名医何鸿舫、赖嵩兰、曹沧洲、陈莲舫处方;清代名医王孟英手抄重庆堂随笔稿;清末民初上海名医张骧云脉案和膏方底本;近代名医恽铁樵、章太炎、丁甘仁、石晓山及其子石筱山、金子久、夏应堂、陈筱宝、朱子云、王仲奇、谢观、施今墨、秦伯未等的脉案及处方等。这些名医墨迹都是我们了解名医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的原始资料。这些处方组方严谨，配伍得当，蕴含着医家诸多精辟的学术理论与丰富的临床经验。它将医者的独特见解、诊断要点、用药经验融汇于一炉，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且对后世有很大的启迪。通过研究有助于岐黄传人拓展治疗思路，丰富治疗方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处方、墨迹，不但在医学上为我们留下了宝贵财产，还因其书法成就成为艺术珍品。
此外，馆藏有丰富的古今名医的部分书画作品，如明末清初傅青主的行草立轴，清代何鸿舫的行书对联、薛福辰的信札、陆润庠的行书对联、何其超的行书横幅，现代秦伯末行书对联、上海中医学院首任院长程门雪七言五尺联及严苍山五丝斋诗稿等。国画作品则有清代幼科名医黄叔元山水图轴、中国红十字会缔造者沈敦和临摹北宋李成萧《江干七树图》等。这些作品表現出医家高超的艺术造诣和文学修养，表明中医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体。
馆藏反映医学内容的艺术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古代医学史实和医学成就。馆藏的《铜人明堂之图》是清康熙四年（1665）林起龙重刊图系统版本。林起龙重刊图是依据赵文炳《铜人明堂之图》所刻绘。这套图有经有穴，以阴图、阳图以别脏腑，保存了珍贵的经穴资料，为《铜人明堂图》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了贡献。明鎏金孙思邈坐像、清苏长春绘《医和、医缓像立轴》、清沈禄昌绘《神农像立轴》、清陆九芝先生60岁课孙小景图、清骆桂生绘《吴尚先画像立轴》、清汪英福绘《苏东坡画像》、清光绪十五年的药师佛绣像、清伏羲象牙雕像、清神农象牙雕像、清神农尝药牙牌、清黄帝象牙雕像、当代著名画家程十发绘的《濒湖问药图》等，都展示了中国医学史上著名医家的具体形象。这些画像与文献记载相符，但更直观，更具立体效果。馆藏的《明葛仙翁移居图》《明吕祖炼丹图》、清刘汉章绘《炼丹图》、清甲申僧绘《纯阳炼丹图》、清蔡嘉绘纯《阳炼丹图》等都与炼丹术有关。炼丹术作为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术与中医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许多炼丹家如东晋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唐初的孙思邈等，同时又兼为医药学家。另一方面虽然炼丹长生不老的目的注定要失败，但炼丹实验技术的发明与无机药物的应用都促进了制药化学的发展。炼丹家所炼制的外用丹药，如红升丹、白降丹等在治疗外科疾患上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博物馆还藏有为数不少的医学内容的拓片。拓片是将古代金属、石碑上所刻的文字通过拓印流传下来纸质资料。对它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可从中探寻传世古医籍的源头，梳理中医经典的脉络，还可从中发掘古代医学的成就，充实、改写中国医学史。许多金石因自然、人为等原因都已有不同程度的毁坏，早期拓片则保留了部分或全部的原始资料。馆藏的金石碑帖中，一类是古代医书、药方等医学内容的碑文，如《龙门药方》D、E段清早期的拓片，宋《换骨丹药方碑》清代拓片，清代《内经图》拓片等，均是珍贵的中医药史料。另一类是古代医家的墓碑拓片，如北齐徐之才墓志清代拓片、清雷允上墓志拓片、清徐大椿墓地墓门对联拓片等。这些资料对于后人了解有关医家的生平事迹、医学成就等有重要意义。
2 馆藏的中药文物
馆藏中药文物主要涉及出土药物及古代药物标本、制药工具、煎药与服药用具、盛药贮药器、炼丹用具五大类。
博物館收藏了多种历史悠久的出土药物及古代药物标本。出土药物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茅香、辛夷、桂皮;1965年在南京北郊象山王丹虎墓出土的晋代丹丸;1973年福建晋江地区泉州湾宋沉船出土的木香、沉香等药物。另外还有清代的大灵芝标本、“月中桂”的琥珀摆件、雕成荷叶与螃蟹的犀角、雕有人物与山水的象牙和雄黄山子摆件等。这些用中药制成的具有颇高艺术价值的工艺品都属难得的古代药物标本，对了解古代药物有重要意义。
馆藏制药工具有汉代陶质研体和青铜药臼，宋代瓷质龙泉窑乳钵，明代铜春筒，清代瓷质、玛瑙、象牙等各种质地的药臼、研钵、药碾，清代各种质地的切药刀，民国石研钵等，都是中药加工的必备用器。其中研钵因主要用于研磨钟乳石等矿物药，故又称乳钵，形如臼而小。药臼是用来捣碎药物的。捣药的历史有多长，药臼的历史就有多长。它在迄今所见最早的古代医学文献《五十二病方》中就有多处记载，表明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将杵臼用于药物加工。通过馆藏药臼使我们更直观地了解了其器形特点。药辗适于碾磨多种药物。明代文献中将它列为药室必备器具，清代使用更为普遍。馆藏的清铜药碾主体像一条独木船，槽内有一只圆铁饼，穿过铁饼两边各有一支柄。碾药时滑动手柄，铁饼来回碾压药物从而粉碎药物。切药刀可将药物切成饮片，是植物类中药加工的一种主要用具。馆藏清代切药刀有铜质与檀香木两种不同质地。铜质切药刀有架，使用时可将药材固定在专用的架凳上，刀宽而大，刀刃锋利，适于加工成束药物。檀香木切药刀以名贵中药材檀香木制成，可代替铁、铜制刀具加工某些不宜与金属接触的药材。
馆藏盛放贮存中药的器具有汉陶质“丸”字双口药壶，壶颈外壁有一阴刻“丸”字，表明此为贮藏丸药的容器。晋瓷质四耳壶，据《支那青瓷史稿》载，日本法隆寺发现的越窑药壶与此相同，故此壶当也用于盛放药物。高98厘米的明葫芦形特大黑釉药坛，坛身刻有“内府”两字，应为御用之品。明“福寿康宁”青花葫芦药瓶、清青花加彩大药坛和形制多样的药葫芦和药瓶，为药用文物之大宗。其大小各别，形制多样。其中大型药瓶、药坛适合放置各种原药材，而形体较小的则适合放置加工后的各种药丸、药粉等。
馆藏煎药服药用具有明铜药炉、清药匙等。药炉是煎药药具。中药煎药有文火、武火之分，有先煎后下之别。古代上层社会设有专用熬药炉，以适应煎药的需要。馆藏清药匙有玛瑙、象牙等不同质地，其功用都是用来调药量药。
馆藏炼丹用具主要有汉陶风炉、明铜炼丹炉、清阳城罐等。古代炼丹炉称鼎或匮，是药物受热的反应器。阳城罐由半圆形盖和圆形罐底组成，盖上有3圆形孔，是山西阳城（今属山西晋城市）为炼制丹药特制的陶瓷罐。
3 馆藏古代卫生防疫文物
馆藏古代卫生防疫文物分为环境卫生文物和个人卫生文物两类。环境卫生文物有秦代五角形下水管道、汉代陶质的井圈、汉代绿釉瓷质井栏（明器）、汉代圆形下水道管、西汉陶猪圈（明器）、晋代青瓷骨灰罐、清代铜灭蚊灯等。个人卫生文物有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水罐和彩碗，西汉的博山炉和鎏金透雕香熏，晋代青瓷唾壶和香薰，唐代铜唾壶，明代透雕镂空床熏、帽熏、麒麟熏炉和獬豸熏，清代各式瓷质唾盂等。这些都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重视。其中香熏由古代宗庙香火祭器演变而来，是古人用来熏香、洁室、杀虫、清洁衣被的卫生用具，有避秽消毒、除湿杀虫的功效。馆藏的香熏有兽熏（图4）、熏筒和球熏等不同类型，多是古代社会熏香活动的真实遗物。这些文物工艺水平高，制作精良，可以说是艺术价值颇高的工艺品。香熏器体现了古代“防病于未然”的预防学思想方法，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是科学和艺术的结晶。
4 关于中医药文物作用与意义的一些思考
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为中华民族健康和繁衍昌盛做出了和正在继续做出重要的贡献，在传播到海外的历史过程中也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医药文物作为历史文化实物，既是中医药历史发展的实物佐证，又是中医药文化知识的具象体现，是体现传统医学科学价值取向的载体，蕴含着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医学形态以及实践“天人合一”观念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信息。中医药文物具有印证中医药文献记载的作用，并且提供的信息更为客观与丰富。如原始医疗工具砭石，早在《黄帝内经》中已有记载。但通过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砭石实物，能使人更直观、形象地感知历史。文物能不断补充文献中没有提到的内容，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如南朝洗眼杯，作为眼科史上的一件重要文物，在中医文献中未见记载。它的发现，提示我国早在一千多年前已有冲洗眼球的方法，这在世界眼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通过对中医药文物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还能佐证、修正甚至更改对历史文献和医学文献的释读，改写某些阶段的历史或拓展某些理论研究新领域。如通过对西汉人体经脉漆雕研究，修正了经络起源的某些假说。对医药文物的深入研究还可以延伸对中医药历史的了解，发现一些学术特点。如通过整理发现，馆藏中医药文物中直接用于行医治疗的用品不多，具有技术含量的医疗器械更少，这与西方医学极大地依赖显微镜、手术刀、听诊器和体温计等器械有着明显区别，体现了中医“重道轻器”的特点。这是由于中医与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文化母体的产物和科学理论体系。崇尚自然，顺应自然，达到天人合一，是中医学始终贯彻的思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价值命题渗透到中药医学术，形成了中医“重道轻器”的方法论特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一个主要的价值取向。
中医药文物就是古代中医药实践活动的实物见证，是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中医药文明的物化结晶。因此，我们必须有效地保管、收藏、研究、展现这些中医药文物，充分发挥它们的鉴古、育人、存世的作用，面向社会、面向世界弘扬中医药文化，以更好地继承、发展、创新中医药，推动实现中医药现代化、标准化、国际化的步伐。■
参考文献
[1]和中浚，吴鸿洲.中华医学文物图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