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王鹤寿、赵毅敏、曹瑛等6人纪念张浩的文章《忠心为国 虽死犹荣》，并指出共存社：“它的性质是共产主义小组式的组织。”文中的共存社，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恽代英等，经过长期的革命探索、实践后创办的。
创办互助社等进步社团，领导武汉地区的五四运动
1914年，19岁的恽代英在中华大学读预科二年级，写文章《义务论》就刚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发表见解，在上海的《东方杂志》发表。此事轰动中华大学。从此，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社会，针砭时弊，成为青年领袖。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后，他经常和陈独秀、《新青年》编辑部通信。
1917年10月，恽代英学习基督教青年会的办法，和黄负生等4人创办互助社，并订立6条章程，主要内容是：一、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二、社员每日开会一次。三、每次开会，每人报告一日经过。四、每会将所议事记录之。五、自助方面，戒约如下：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六、助人分两种，一为公共议决的，一为个人临时的，临时助人的事，可于开会报告之，以便讨论或传播其方法。
互助社是全国成立最早的进步青年社团。互助社在中华大学校园里发展开来，仅两个月的时间，就由最初的4人发展到19人，大部分成员是中学部的学生，有林育南、恽代英的内弟沈光耀、刘仁静等。为了“自觉觉人”，林育南先后创办了《新声》《向上》等研究和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在恽代英的带动下，武汉地区的各校学生纷纷成立青年社团，这些社团的成立与活动为五四运动做了组织与舆论的准备。
1918年6月，恽代英大学毕业，担任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校长）兼国文、英文、自修课的教员，声望日隆。在他周围集合着一大批革命青年，如林育南、李求实、唐际盛、吴华梓、廖焕星、陆沉等。他们一起讨论研究新思想、新文化。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学生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6日，消息传到武汉，恽代英印制《四年五月七日之事》传单600份，于第二天在中华大学的运动会上散发。9日，连夜作《武昌学生团宣言书》。17日，武汉18个学校的代表在中华大学开会，成立了武汉学生联合会学联领导武汉市26所大中学校学生3000多人，于18日举行示威游行。5月31日武汉学联开会，决定声援和策应北京、上海的总罢课，于6月1日举行武汉全体学生5969人总罢课。6月1日，军阀王占元下令军警严阻，学生们越墙而出，冲破军警的包围，如期举行示威游行。王占元逮捕学生，发生流血事件。同学们忍受着饥饿和酷暑，在都督府前静坐一夜。由于学生们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又得到市民的支持，王占元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王占元釜底抽薪，宣布从6月3日起学校放假。武汉学联让学生们回乡参加或推动当地的爱国运动。
恽代英提倡新村主义，创办浚新小学、利群书社
1、一办浚新小学
无政府主义在1905年前后传入中国，在知识阶层中影响很大。恽代英将自己组织的社团起名为互助社，也是受此影响。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介绍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和他于1918年在日本九州的日向地方组织的新村。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青年接受新村思想，并力求实践。
恽代英在1919年11月1日的日记中讲得很清楚：
我与香浦（即林育南）谈，都很赞成将来组织新村。我们预备在乡村中建造简单的生活，所以需费不多。村内完全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举一人做会计，专管对外金钱出入的事，举一人做买办，专办向外处购买或出售各事。村内衣服都要一致，能男女都一致更妙。会食在一个地方。设图书室、工作厂。对内如有女子儿童的教育事业，应该得很注意。因为是新村全体幸福所托。对外鼓吹文化，改造环境的事业，亦很要注意。我想，我们新村的生活，可以农业为根本，兼种果木，并营畜牧。这样做法，必然安闲而愉快。
1919年冬，林育南正是带着试验新村生活的计划回到家乡。张浩成为他志同道合的“唯一的工人朋友”。
1919年冬，张浩、林育南、林乐浦等根据恽代英在乡下办一个小学校的建议，经过积极筹备，取得同族长辈的支持，在黄冈白羊山下八斗湾家庙里办起了宣传新思想的浚新小学和通俗讲演社。这是他们试验新村生活和实施农村教育的重要场所。不久“因经济困难，中途废辍”。
2、利群书社
因领导、支持武汉地区的五四运动，引起反动派的仇视，1921年恽代英被迫辞去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一职。2月l日，恽代英、林育南、李书渠、廖焕星等人创办的利群书社成立。利群书社是在中华大学书报经理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取“利群助人”之意而命名。由大家集股，从北京、上海买进宣传新思想的报刊、书籍，在武汉推销。书社设在武昌察院坡横堤街18号，楼下是书社，楼上是会址。大家轮流在书社服务，或上街推销书刊。同时出版内部油印刊物《我们的》。
不久，张浩也参加了利群书社的活动。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长沙路过武汉住在利群书社的楼上，和恽代英会见，商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的问题。随后易礼容回到长沙任文化书社经理。
返回长沙后，易礼容与毛泽东、何叔衡创办长沙文化书社。1980年，新华书店同志找到易礼容，说“文化书社”是新华书店的始祖，请他写回忆文章。易礼容郑重地回答：“不对，利群书社才是真正的始祖。”
3、二办浚新小学
1921年春节，张浩到武昌向恽代英建议恢复停办的浚新小学，得到了恽代英的大力支持，并介绍唐际盛到浚新小学任教。张浩和林乐浦又动员八斗湾庙里徐敬太和尚“积德留名”，捐出田产、山地和庙宇，使学校有了常年经费。恽代英、卢斌、唐际盛商议：“春季始业且信用一立，将来可得到一些方便，较好地发展地方事业。”
经过张浩和林乐浦近一个月的紧张忙碌，浚新小学又重新恢复了。
浚新小学的宗旨，就是“为我们的运动——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培养有力的生力军”。因此，学校教育注意实地观察、野外生活、自治互助和乡村实用。
浚新小学不收学费，教师不发工资，深受贫苦农民的欢迎。
他们以学校为基地，在农村开展革命活动。恽代英创办的共存社是第一个进行农村工作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因为有此基础，共存社成立大会在浚新小学召开。
4、创办利群毛巾厂
张浩在恢复浚新小学的同时，在恽代英、林育南帮助下，在武昌太平试馆（后迁武昌大堤口）办起了利群毛巾厂。这是由张浩与林乐浦等集资开办的，共有10多乘织毛巾的铁木机，男女工人20余人。这个厂和利群书社都是互助社进行社会改革活动的据点。
利群毛巾厂因为资金少，开销大，入不敷出只存在了一年多时间。但它为革命提供了资金和活动场所，起过掩护革命同志、宣传进步思想的作用。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利群毛巾厂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办公地和共产党的联络点。恽代英、陈潭秋、萧楚女、李求实、项英、许白昊等常来这里开会讨论问题，商量工作。
共存社成立大会及“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的宗旨
五四运动后，中国有志于改革的人转入新村或工读互助团等社会运动。随着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改革的思想由空想的社会主义推进到科学的社会主义。
1921年7月16日，恽代英、林育南（林毓兰）、张浩（林毓英）、李求实、唐际盛、廖焕星、卢春山、景钟、卢斌（陆沉）、汉儒、浚孙、（郑）遵芳、（郑）兴焕、士希、易礼容、克友、镇山、李书渠（李伯刚）、百言（中华大学附中学监）、（杨）行健、沈兴耀、林洛浦（乐浦）、刘光起（中华大学学生）、刘茂祥（中华大学学生），等24个青年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黄冈浚新小学开会。他们大部分是互助社的成员和社友，从河南、陕西、安徽、武汉等地赶来相聚一堂，分外高兴，畅谈了各地改革活动的情况。1921年8月10日出版《我们的》对此次大会做了详细报道，转抄如下：
15日晚7时到8时，临时动议聚会，讨论会议规则、议事日程及对学生讲演事，8点到9点非正式讨论工厂和学校。
16日，卢斌主席，上午（6至9），议主义及宗旨，下午（2至4）讲演，（5至7）议主义及宗旨。
17日，光耀主席，上午（7至10），议分股委员。下午（2至3）讨论书社继续问题，及镇山、克友个人问题。
18日，书渠主席，上午（7至10）议社友资格及权利，下午（1至4）讨论代英、焕星、濬新、茂祥、光起个人问题。（5至8）议总务股委员职权。
19日，毓兰主席，上午（7至10）议社员经济及戒约、教育股、实业股、宣传股委员职权。下午（1至5）代英、毓兰起草未完，（5至9）议大会期、社友表决权。
20日，代英主席，上午（7至10）议社友表决权。下午（1至3）议大会各办法及总务股委员产生法（3至6），代英起草（6至8），审查草章。
21日，代英主席，上午（9至12）审查草章、选职员，讨论最近半年书社、学校经济事项。下午（1至4）讨论工厂，（6至12），讨论工厂及定名。
议决的事大略：定名为共存社。宗旨：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完满的人类共存之目的。但违法（反）现行法制的事，非经大会公决，不得以团体名义行之。
组织：设总务股委员，举书渠；负有行政全权，须熟悉社员友一切情形。教育股委员，举代英；实业股委员，举遵芳；宣传股委员，举焕星；各掌一方的报告计划等。
总务股下设有经济干事，约为负生；编印干事，约求实、鸿儒；系委员指任。书社委员约为昌群；学校委员约为光起，或际盛；系股务人公举，只社员能任之。工厂组织较为特殊，定（王）尚德为营业委员，毓英（张浩）工作委员。社员须守戒约：不嫖、不赌、不烟、不酒、不纳妾、不奢侈、不作有害社会事业、不有害团体、以及非不得已不作社会不以为怪之恶事。
社员经济关系：（一）自由支配银钱财产，应该捐入，须向经济干事报账，申明理由。（二）无支配银钱财产，应尽量多捐；至少每年三元，但亦得申明理由减免。（三）完全为团体服务的，最少限度生活费用，由团体供给。社友无前两项；有选举权，不能介绍人为社员或社友；非委员负责介绍大会，不能发言提议表决；加入我们事业，须守社员所定基本规约，但余事社员、社友公决，总务股委员，由前任举三人，再由社员、社友投票，此因怕举人不等故。余各股委员，由加入各股社员、社友公举。社员社友，至少加入以上，应常有报告于总务股，及所加入之股。《我们的》改为《共存》，每月出两期；但《我们的》还选出一张报告柳林尾声，大会概况，以及余事。
草章六十条左右，两星期内，由代英编好且逐条说明附后，末附社友社员愿书，以接到愿书为正式入社。
以上是大会概况，颇有些与众不同的特点：（一）组织极严密，俨然一国家；（二）分社友、社员，不致因社友有不健全而失败了任务；（三）注重个人修养，又不避免破坏事业（推翻社会），不做无准备的破坏。（四）总股委员，用袁氏金匮投票法。总之，我们是人格互信的团体，不作无准备的破坏，亦不作无目的预备团体。
从这份原始文件中可以看出当时起的名字就是“共存社”。
五四运动后，经过两年的探索、寻求，他们的思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认为互助社旧的宗旨、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现时的要求了。经过6天的讨论，决定新成立苏俄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定名“共存社”，取社会大同、人类共存之意。
16日，在讨论共存社的宗旨时，大家辩论得很激烈。有的互助社老成员不同意成立共存社，有的不同意共存社的主张。所以恽代英起草草章，末尾附社友社员愿书，以接到愿书为正式入社。特别申明：“分社友、社员，不致因社友有不健全而失败了任务。”
据没有参加会议的吴化之回忆：“那时，恽代英和多数社员思想还是觉得最好不要流血，尽量用和平手段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也就是说，在政治上、理论上接受了马列主义有关阶级斗争的思想，但有时也还认为革命斗争太激烈了，对流血牺牲还是力求避免为好。”
但是，在《我们的》报道中并没有用“力求避免流血牺牲”这样的词，而是在戒约中增加“不作有害社会事业、不有害团体、以及非不得已不作社会不以为怪之恶事”这样中性的词语。在规定“但违法（反）现行法制的事，非经大会公决，不得以团体名义行之”的同时，又特别申明：“又不避免破坏事业（推翻社会），不做无准备的破坏。”从特别申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要推翻社会，建立新国家，只是“不做无准备的破坏”，态度比较谨慎。
共存社是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的。共存社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这些青年人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报道中特别提到社员经济关系：（一）自由支配银钱财产，应该捐入，须向经济干事报账，申明理由。（二）无支配银钱财产，应尽量多捐；至少每年三元，但亦得申明理由减免。（三）完全为团体服务的，最少限度生活费用，由团体供给。恽代英属于第一种，他将收入几乎都捐给社团。自己刻苦俭朴，节衣缩食。第二种是吴化之这样的学生。第三种是李求实、唐际盛一类，完全为团体服务。
出席浚新小学会议的24个青年中，有一个是来自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的代表，即易礼容。毛泽东知道利群毛巾厂的情况后，向易礼容作了介绍，要易礼容到黄冈购买铁木织布机，学习办厂经验，聘请技师，在长沙筹备办织布厂。所以易礼容也参加了大会。
会后，张浩和林乐浦及一姓邓的工人接受毛泽东、易礼容的聘请，带着购买的铁木织布机，随易礼容到长沙参加织布厂的筹建工作。张浩、林乐浦等在协助筹办织布厂的过程中，从集股建厂，原料购进到生产组织，产品销售等，都提出了积极建议，特别是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染织技术和生产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湖南的工人兄弟。1923年，张浩第二次到长沙，担任麓园织布厂技师、党支部书记。
和恽代英一起发起成立互助社的黄负生与董必武、陈潭秋有联系，一起活动。恽代英认识陈潭秋，知道他从事革命活动，但是与其没有联系。
大部分共存社成员加入共产党，成为共产党早期重要干部
不久，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来了。1921年下半年，恽代英直接与上海方面联系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带动下，共存社成员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存社停止活动。1921年秋，恽代英到四川泸县川南师范任教，在四川建立、发展共产党组织。
1921年林育南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冬天又参加远东劳动大会，加入共产党。
1921年秋，李求实随恽代英到四川泸县川南师范附读，因闹学潮，1922年初回到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原名李国纬，为了表示革命的决心，此时改名为李求实。1924年担任《中国青年》编辑、团中央宣传部长等职。1931年2月7日牺牲于上海龙华。
1922年春，张浩回到武汉，在武昌模范工厂做工。这时林育南从苏联参加远东大会回来了，共存社的成员大多数已分别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2月，张浩经恽代英、林育南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从此，他改名林仲丹，表示丹心永向共产党，革命到底志不移。
唐际盛1922年加入共产党，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赴河南做国民党工作，1926年赴广州参加国民大会，在惠州任第六军政治部党务科长。因劳累过度，患肺病于1926年病逝。
卢斌（陆沉），大革命失败后叛变。
卢春山（陆春山，1901-1925）陆沉弟弟，后牺牲。
廖焕星又名雯初，湖南衡阳人，1922年经毛泽东介绍加入共产党，后担任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在德国、苏联工作。1951年回国，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工作，1964年病逝。
李书渠（李伯刚）1921年秋，经包惠僧介绍加入共产党，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脱党，1947年冬重新入党。
1979年3月12日，吴化之回忆参加共产党的还有：
吴学钟，当时是中学生，到安源，担任工人夜校校长。去苏联学习后叛变。
万士希，牺牲。
镇山，牺牲。
刘昌群（刘诗恒）曾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投靠桂系。
没有来参加会议的黄负生（1922年病逝）、萧楚女（1927年4月牺牲）、王尚德、雷纪堂、陈学渭、肖鸿举、谢远定（1928年牺牲）等均加入了共产党。
为什么恽代英没有参加一大
恽代英等强调个人修养，这种做法当时为一些人不理解。包惠僧认为他们只是正人君子，只注意个人修养，是清教徒；只是办书社，搞新村运动，不是改造世界，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小家子气成不了大事。
解放后包惠僧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利群书社的组成人员一共也不过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人，除萧楚女外，都是中华大学附中、一中、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他们差不多都是布衣布裳布鞋布袜，像一群清教徒似的，对人都是冷冰地叫人不可向迩。我想这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流派，不会成什会么大事”，包惠僧回忆，1922年“约在7月中，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在郑州举行全路筹备大会，张国焘带着林育南、许白昊两同志出席，我认定林、许两同志是小组织分子，我即利用工人作武器不准林、许参加”。
互助社的人认为包惠僧是新闻记者，并不是真正搞革命的，对他很有看法。事隔18年后，1939年张浩在延安写的回忆录《两个先进的青年——“二七”回忆之一》，描写包惠僧是“一个神气十足的青年，戴着金丝眼镜，进门便把皮包放下”。钢铁厂开除了领头的7个工人，他反而认为罢工已解决问题。因此受到林育南、许白昊的批评。张浩这样评价包惠僧：“他是一个以不知为知自命天下第一的角色。他常说：武汉只有两个半共产党员，他自己是一个，湘浦（林育南）算半个，还有谁算一个呢？我忘了！”
历史事实证明，正是恽代英这一批严于律己的同志，坚持了革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指责他们的人，当革命的形势一变，反革命扑过来时，马上倒戈投降。包惠僧说自己在国民党时期、在共产党执政以来各当参事18年，他唯一希望是死时能在悼词中写上“共产党员包惠僧”。他于1979年7月2日病逝后，未能如愿。
恽代英及其同志们主张个人修养，在社团内多年一直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培养了大家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坚韧不拔的斗志，这些品格正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必备的。所以共存社社员们不仅纷纷加入共产党，而且许多人成为共产党重要干部，在二七大罢工、安源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曲折艰巨的历程中，无论是遇到艰难险阻，还是受到不公正待遇，他们一直坚持信仰不动摇，或流血牺牲，或奉献终生，实践了他们最初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