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大街北端与解放大路的交汇处，竖立着一块碑石，上面刻着“中国历史文化名街——长春新民大街”这是2012年6月由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批准的第四批历史文化名街中的一条，也是吉林省第一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新民大街南起新民广场，北到解放大路，全长1446米、宽54.4米，1933年建成。这里曾是伪满洲国的政治中心。大街的两侧矗立着伪满时期的6处旧址，2013年已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为伪满国务院、伪满军事部、伪满经济部、伪满司法部、伪满交通部、伪满综合法衙，而其中又以新民大街北端与解放大路交汇处，东北角和西北角的两座建筑旧址尤具特色，这里是长春沦陷时的历史缩影，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一、伪满洲国国务院旧址
伪满洲国国务院旧址是伪满建筑群中的主要建筑，位于长春市新民大街北端与解放大路交汇处东北角，北与地质宫相望，西和伪满军事部相对。建成于1936年，建筑外观呈“王”字型，屋顶有一高大的塔楼。中间塔楼为6层，高度达48.8米，它成为当时最高建筑。占地面积为49465平方米，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工程造价达250万元，在当时伪满政府办公建筑中面积最大、耗资最多。伪满国务院旧址是一幢造型奇特，风格迥异的建筑，岁月的冲刷荡涤虽使其外形斑斑粼粼，但冲刷荡涤不掉它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屈辱与苦难。作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中枢机关，掌理伪满洲国的一切行政事务，在东北沦陷十四年中，伪满洲国国务院成为日本侵略者奴役东北的重要机构。1932年3月9日，溥仪以教令第一号，发布了伪满洲国《政府组织法》。依此设置国务院及所属民政、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交通、司法7部及总务厅、兴安局、法制局、资政局等组织机构。同时颁布了执政教令第五号《国务院官制》，设国务总理、总务厅长官、各部总长等。官制规定：国务总理承执政命指挥监督各部总长掌理“国家行政之任务”。各部总长承国务总理命掌理其主管事务。在国务院内设国务院会议，“由国务总理主宰之，以各部总长、总务厅长官、興安局总长、法制局长、资政局长或其代理者组织”。国务总理掌理关于机密、人事、主计及要务等事项，由总务厅处理之。1932年12月，据教令123号增设国务总理秘书官。1933年1月，据教令第132号设立国务顾问制。
1934年3月1日，为适应日本殖民统治的需要，伪满实行帝制，溥仪也由“执政”变成了伪满洲国皇帝。随即对伪满国务院官制也进行相应的调整，将国务总理改称国务总理大臣，各部总长改称大臣。对伪满国务院各部也作了调整，增设了蒙政部，专门掌管内蒙古旗务及一切行政。
1937年7月1日，为了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伪满洲国政府实行了重大的机构改革，将原有的9个部调整为6个部，即治安部、民生部、司法部、产业部、经济部、交通部。撤消了原来的外交部，成立处务局，同样直属伪满国务院。在这次机关调整中，变化最大的就是在伪满国务院各部实行“次长制”。即在各部大臣之下，增设了“次长”，而“次长”皆由日本人担任。重大事项均由总务厅长官主持召开由“次长”参加的“火曜会”决定，大力加强了总务厅中心地位，使各部大臣彻底成了空架子。根据同年6月修正的组织法，废止国务顾问制，将国务总理大臣秘书官改为总务厅秘书官。此后，伪满国务院也多次进行了小的调整。如1940年将伪满产业部改为伪满兴农部，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撤消了外务局，恢复了外交部。1943年又恢复了文教部，将伪满治安部改为伪满军事部。1945年3月，为适应战时体制撤消了伪满民生部，增设了伪满国民勤劳奉公部和伪满厚生部。伪满厚生部主要负责医疗卫生和禁烟等事宜。
第一任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1932年3月9日-1934年2月28日）。第二任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1935年5月22日-1945年8月15日）。在伪满国务院存在的十四年里，先后由郑孝胥、张景惠两人担任伪满国务总理，一个是妄图借助日本侵略者的力量达到复辟的目的，一个是死心它地投靠日本侵略者，他们目的不同，作法也不一样，但他们都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成为千古罪人。日本侵略者为达到牢牢控制伪满政权的目的，在伪满国务院内设置在日本政府和关东军直接领导下，由日本官吏组成的日本政府驻伪满洲国的派出机构——总务厅，通过这种极其隐秘而高效的“总务制”，把日本国策反映到伪满洲国的中枢，通过这一机构，能够迅速的把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意图直接下发到伪满洲国，并加以贯彻执行。总务厅是关东军在伪满洲国的代言人。通过总务厅的内部指导，关东军司令官实现其对伪满洲国所有的重要内部控制权。在伪满内部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统治体系，而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政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傀儡。在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伪满洲国的14 年中，伪满国务院从“总理”到“大臣”一切听命其日本主子，均受日本次长的控制。不敢有半点主张。它们在日本主子面前只有点头称是、举手赞成的份，充当着日本侵略者卵翼下求得苟存的傀儡货色。是一个完全受命于日本关东军控制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务院，名义上是中央中枢机关，但自伪满洲国成立伊始，即在伪满国务院下设总务厅，各部设总务司，厅长和司长都清一色地由日本人担任。其职权范围是其它部局无法比拟的，实际上它们分别控制着国务院及所辖部的行政大权。1937年行政机构改革时，“在军部掌握下推行总务厅中心主义，强化总务厅的人事统治权“，并将总务厅长改称总务长官。伪满国务院官制规定，总务厅是伪满国务总理的幕僚机关。主要处理伪满国务总理主宰的“部内的机密人事，主计及需要的有关事项”。总务厅长官辅佐伪满总理大臣，但实际上总务厅完全控制国务院，是国务院的核心，总务厅长官控制伪满国务总理大臣。驹井德三、阪谷希一（代理）、远藤柳作、长冈隆一郎、大达茂雄、星野直树、武部六藏等先后出任总务厅长官。
伪满洲国颁布的法令、政策必须经过总务长官在每星期二主持召开的“火曜会”（1937年以后正式定名为次长会议）上裁决后，才能拿到伪满国务会议上无条件通过。“火曜会”是以总务长官为议长，以总务厅次长、各部次长、警务总局长、兴安局参事官、总务厅八大机构的局处长为议员的具有绝对权威的国务会议。日本关东军第四课长（一般由关东军参谋兼任）出席并监督会议进行。拟定的议案要绝对贯彻日本侵略者的意图。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所派的用场是主持召开的“国务会议”，参加者为伪满总务长官和各部大臣。但实际上是在日籍总务厅长官的监督下，通过“火曜会”所制定议案。由于所有提到这个“国务会议”上的议案，都事先经过总务厅长官批准，关东军司令官认可的，一经在“火曜会”上确认，就绝不能再作更动。伪满政府的一切重大决策皆出自于此。由总理大臣主持国务会议对“火曜会”提交的议案、决策，几乎全都是原封不动地举手通过。因此说，总务长官成了伪满国务院实际上的国务总理。伪满国务院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制造傀儡政权的产物，它是伴随着傀儡政权的出笼而存在的，随着伪满的垮台而解体。伪国务院成立初期，办公地点设在吉长道尹公署。1937年迁到此处办公。1946年后，该建筑由国民党励志社及国民党第一兵团政工、副官、军需处使用，东北剿总第一兵团团部也曾设在此。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先后由长春解放大路小学、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基础学部使用。1958年由吉林医科大学使用，1978年由白求恩医科大学使用。1983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旧址成为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1983年被公布为吉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伪满洲国军事部旧址
新民大街北端与解放大路交汇处西北角座落着一个三角型风格迥异的老建筑，岁月的流逝给它披上了更加神秘的色彩。它就是东北沦陷时期1938年建成的伪满军事部旧址，现为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医院。
伪满军事部最初称“军政部”。1932年3月公布的伪满国务院各部管别设立军政部，设军政部总长、次长、军事顾问及参谋司、军事司。其主要职能是“掌管国防及用兵事项”规定的是冠冕堂皇，实则就是配合日本关东军镇压及反满抗日运动，这从伪满军政部的组织条例等相关规定中便可一目了然。
以伪满洲国执政溥仪的名义特任马占山为伪军政部总长。但马占山重新举起了抗日的义旗。马占山的再度反满抗日，給刚刚建立的伪满傀儡政权以沉重的打击。致使日本人精心设计安排的伪国务院各部的人事格局遭到破坏，“军政总长”位置出现空缺。日本侵略者未能找到合适的人选，只好推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兼任“军政总长”之职。1932年8月3日，又选中了伪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兼任此职。伪满军政部总长，授上将衔。负责管辖伪满全部军队，维护伪满洲国的国防，维持伪满洲国的地方治安，也是统辖伪满国军的最高首脑机关。这些纸面上的规定掩盖不了日本关东军控制操纵的实质。因为在《日满议定书》中早已确认了伪满的国防、治安“委诸”日本管理。在伪满军政部内设立了以日本陆军大佐多田骏为最高顾问的21人军事顾问团操纵掌控着该部一切军令政务、补充编练、调动指挥等实权。所有军事顾问部的顾问均为关东军现役军人，凡伪满的一切军事活动、给养和装备等，这些顾问直接批示，即可生效。因此，这些顾问们权力之大，可谓无以复加。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实行帝制，改军政部总长为大臣，置军政、参谋二司，附设马政局，新置官房长和军事调查部长。伪军政部大臣先后由张景惠（兼），于芷山充任。与此同时，各地的警备司令官改称军管区司令官，实现了军管区制度。先后在伪满境内设置了11个军管区，均设立由日本人组成的军事顾问部，指挥监督约8万人的伪满国军，配合关东军镇压东北地区反满抗日武装力量。第一军管区所辖奉天、安东两省，于芷山充任司令官；第二军管区，所辖吉林、间岛两省，吉兴充任司令官；第三军管区，所辖黑河、龙江两省，张文铸充任司令官；第四军管区，所辖滨江、三江两省，于琛微充任司令官；第五军管区，所辖热河、锦州两省，张海鹏充任司令官。1936年在牡丹江增设了第六军管区司令部，由王殿忠充任司令官。。1939年在佳木斯增设了第七军管区司令部，由张文铸充任司令官。通化增设了第八军管区司令部，由王之佑充任司令官。重点“讨伐”通化和吉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1941年，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日伪当局颁布了“国兵法”，以补充因侵略战争的失败而造成的减员。同时撤消了兴安军管区。兴安东、北两侧设第十军管区，乌尔金充任司令官。1941年又在密山设立第十一军管区司令部，于治功充任司令官。伪满军政部受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直接指挥，各地军管区司令部要听从当地日军防卫军司令部的指挥；同时，在军政部、军管区司令部和各教导队中都设日本顾问部，部队各团设有日本军事教官，各营、连、排都配备有日系军官。这些日本人名义是顾问和军事指导，实际上在操纵着部队。
1937年7月1日，伪满洲国中央机构改组，将军政部与民政部警务司合并，改称“治安部”，将警察纳入军事机构，并将原满铁的路警一并接收作为铁路特殊警察，实现军警统一指挥。把原军政部的日本顾问改称伪满国军顾问，掌握实权，其目的是为了所谓的“国内治安的确立”，即实现其对抗日武装的镇压和巩固对人民的法西斯统治。部内置大臣、次长、参事官和官房长官，参谋、军政、警务三司及保安局、指纹局。伪治安部大臣先后由于芷山、于琛澄、邢士廉充任。1943年4月1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每况愈下，为了稳定其作为战争基地的东北局势，改军警一体的治安部为军事部，将“治安部”的中警务司升格为警务总局，并直辖于伪国务院总务厅领导，从而建立起政警合一的体制。因此，日伪统治当局即可以通过警务总局，直接对全东北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法西斯镇压，又可以通过军事部调集伪满国军充当其对外侵略的炮灰。伪军事部大臣由邢士廉充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每况愈下，为稳定作为其战争基地的东北局势，日伪当局又对“治安部”进行了重大的改组。于1943年7月，把“治安部”内设的警务司分离出去，成立了军事部。在军事部内下设大臣官房、秘书室、人事科、庶务科，伪军事部大臣为邢士廉但听命于次长真井鹤吉。伪军事部从它建立的那天起，一刻也没有停止它的罪恶活动。它积极配合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进行疯狂、野蛮的军事围剿，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使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伪军事部，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十四年间，追随其日本主子疯狂至极、作恶多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伪军事部也顷刻土崩瓦解。
1945年8月11日，伪满政府在关东军的授意下，迁往通化，伪军事部也随同前往。时任伪军事部大臣的邢士廉命令将与作战有关的机密材料带走，其余部分文件于当天烧毁。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见大势已去，邢士廉下令将带到通化临江的档案材料统一烧毁。伪军事部逃往通化后，以军事部次长真井鹤吉中将为总指挥，各科留下高级科员共约20名组成了前线指挥所，防守长春东南部地区，准备负隅顽抗。8月13日，留守的伪军事部前线指挥所对在长春的防御系统布置就绪后，伪军事部次长真井鹤吉也预定于8月14日夜逃往通化。就在他还没有来得急动身的8月14日下午，接到了由日本东京大本营传来的命令：“明15日中午有重大命令发布，迄至该时为止待机行动”。所说的8月15日有重大命令发布，就是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诏书。这一命令的发布，宣告逞凶一时的日本侵略者彻底失败。此时的军事部“只见人去楼空，满目凄凉，留守人员神色惶恐，室内杂乱无章，到处散乱着文件，因为仓惶中来不及烧毁，军事部大楼西侧文件堆积如山。办公已经停止”。这剩余的文件也同样逃脱不了化为灰烬的厄运。伪军事部从它建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它必将迅速灭亡。因为它是一个殖民统治的傀儡机构。因此，它的日本帝国主义主子无条件投降，它也就随之崩溃。 解放大路与新民大街交汇处西南角座落着一个三角型风格迥异的老建筑，岁月的流逝给它披上了更加神秘的色彩。它就是东北沦陷时期1938年建成的伪满军事部旧址，现为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医院。伪满军事部最初称“军政部”。1932年3月公布的伪满国务院各部管别设立军政部，设军政部总长、次长、军事顾问及参谋司、军事司。其主要职能是“掌管国防及用兵事项”规定的是冠冕堂皇，实则就是配合日本关东军镇压及反满抗日运动，这从伪满军政部的组织条例等相关规定中便可一目了然。以伪满洲国执政溥仪的名义特任马占山为伪军政部总长。但马占山重新举起了抗日的义旗。马占山的再度反满抗日，给刚刚建立的伪满傀儡政权以沉重的打击。致使日本人精心设计安排的伪国务院各部的人事格局遭到破坏，“军政总长”位置出现空缺。日本侵略者未能找到合适的人选，只好推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兼任“军政总长”之职。1932年8月3日，又选中了伪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兼任此职。
伪满军政部总长，授上将衔。负责管辖伪满全部军队，维护伪满洲国的国防，维持伪满洲国的地方治安，也是统辖伪满国军的最高首脑机关。这些纸面上的规定掩盖不了日本关东军控制操纵的实质。因为在《日满议定书》中早已确认了伪满的国防、治安“委诸”日本管理。在伪满军政部内设立了以日本陆军大佐多田骏为最高顾问的21人军事顾问团操纵掌控着该部一切军令政务、补充编练、调动指挥等实权。所有军事顾问部的顾问均为关东军现役军人，凡伪满的一切军事活动、给养和装备等，这些顾问直接批示，即可生效。因此，这些顾问们权力之大，可谓无以复加。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实行帝制，改军政部总长为大臣，置军政、参谋二司，附设马政局，新置官房长和军事调查部长。伪军政部大臣先后由张景惠（兼），于芷山充任。与此同时，各地的警备司令官改称军管区司令官，实现了军管区制度。先后在伪满境内设置了11个军管区，均设立由日本人组成的军事顾问部，指挥监督约8万人的伪满国军，配合关东军镇压东北地区反满抗日武装力量。第一军管区所辖奉天、安东两省，于芷山充任司令官；第二军管区，所辖吉林、间岛两省，吉兴充任司令官；第三军管区，所辖黑河、龙江两省，张文铸充任司令官；第四军管区，所辖滨江、三江两省，于琛微充任司令官；第五军管区，所辖热河、锦州两省，张海鹏充任司令官。1936年在牡丹江增设了第六军管区司令部，由王殿忠充任司令官。。1939年在佳木斯增设了第七军管区司令部，由张文铸充任司令官。通化增设了第八军管区司令部，由王之佑充任司令官。重点“讨伐”通化和吉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1941年，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日伪当局颁布了“国兵法”，以补充因侵略战争的失败而造成的减员。同时撤消了兴安军管区。兴安东、北两侧设第十军管区，乌尔金充任司令官。1941年又在密山设立第十一军管区司令部，于治功充任司令官。伪满军政部受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直接指挥，各地军管区司令部要听从当地日军防卫军司令部的指挥；同时，在军政部、军管区司令部和各教导队中都设日本顾问部，部队各团设有日本军事教官，各营、连、排都配备有日系军官。这些日本人名义是顾问和军事指导，实际上在操纵着部队。
1937年7月1日，伪满洲国中央机构改组，将军政部与民政部警务司合并，改称“治安部”，将警察纳入军事机构，并将原满铁的路警一并接收作为铁路特殊警察，实现军警统一指挥。把原军政部的日本顾问改称伪满国军顾问，掌握实权，其目的是为了所谓的“国内治安的确立”，即实现其对抗日武装的镇压和巩固对人民的法西斯统治。部内置大臣、次长、参事官和官房长官，参谋、军政、警务三司及保安局、指纹局。伪治安部大臣先后由于芷山、于琛澄、邢士廉充任。1943年4月1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每况愈下，为了稳定其作为战争基地的东北局势，改军警一体的治安部为军事部，将“治安部”的中警務司升格为警务总局，并直辖于伪国务院总务厅领导，从而建立起政警合一的体制。因此，日伪统治当局即可以通过警务总局，直接对全东北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法西斯镇压，又可以通过军事部调集伪满国军充当其对外侵略的炮灰。伪军事部大臣由邢士廉充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每况愈下，为稳定作为其战争基地的东北局势，日伪当局又对“治安部”进行了重大的改组。于1943年7月，把“治安部”内设的警务司分离出去，成立了军事部。在军事部内下设大臣官房、秘书室、人事科、庶务科，伪军事部大臣为邢士廉但听命于次长真井鹤吉。
伪军事部从它建立的那天起，一刻也没有停止它的罪恶活动。它积极配合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进行疯狂、野蛮的军事围剿，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使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伪军事部，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十四年间，追随其日本主子疯狂至极、作恶多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伪军事部也顷刻土崩瓦解。
1945年8月11日，伪满政府在关东军的授意下，迁往通化，伪军事部也随同前往。时任伪军事部大臣的邢士廉命令将与作战有关的机密材料带走，其余部分文件于当天烧毁。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见大势已去，邢士廉下令将带到通化临江的档案材料统一烧毁。伪军事部逃往通化后，以军事部次长真井鹤吉中将为总指挥，各科留下高级科员共约20名组成了前线指挥所，防守长春东南部地区，准备负隅顽抗。8月13日，留守的伪军事部前线指挥所对在长春的防御系统布置就绪后，伪军事部次长真井鹤吉也预定于8月14日夜逃往通化。就在他还没有来得急动身的8月14日下午，接到了由日本东京大本营传来的命令：“明15日中午有重大命令发布，迄至该时为止待机行动”。所说的8月15日有重大命令发布，就是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诏书。这一命令的发布，宣告逞凶一时的日本侵略者彻底失败。此时的军事部“只见人去楼空，满目凄凉，留守人员神色惶恐，室内杂乱无章，到处散乱着文件，因为仓惶中来不及烧毁，军事部大楼西侧文件堆积如山。办公已经停止”。这剩余的文件也同样逃脱不了化为灰烬的厄运。伪军事部从它建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它必将迅速灭亡。因为它是一个殖民统治的傀儡机构。因此，它的日本帝国主义主子无条件投降，它也就随之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