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决定要在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创办一份新刊物，以便把该馆不容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刊布的科学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因此，本文开头对东方博物馆作一个介绍是必要的，以便告诉大家这个机构的由来和现状。
首先，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我的那些科学活动才最终导致东方博物馆的诞生，这可以追溯到我对采集自然历史标本的热衷。它肇始于学生时代我对瑞典古生代地貌的考察，随后1898年，我参加了由纳梭斯特（Nathorst）组织的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zbergen）和查尔斯王岛（King Charles’land）的考察。1899年我自己组织了熊岛（Bear Island）考察，1901～1904年，我又参加了奥托·诺顿斯基德（Otto Nordenskjöld）发起的南极探险。在这些考察活动中，我的研究工作全部集中在地层学和化石采集方面。
1906年，当我被任命为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我的主要兴趣之一就是调查瑞典的铁矿石资源，当时它是一个棘手问题，因为政府在出口瑞典高品位铁矿石的政策方面存在激烈讨论。有关技术方面的调查工作委托给了年轻能干的地质工程师丁格兰博士（F.R.Tegengren），他的名字在下文中还会再次出现。
1910年，第11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我被任命为大会秘书长。按照惯例，也为了使这次大会更具持久价值，我们邀请各国合作进行国际性的铁矿资源调查活动。邀请一经组委会发出即得到大家全力支持，结果就是皇皇两巨册的《世界铁矿资源》和一本地图册，它代表了全世界顶尖铁矿研究专家的成绩。
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我是这次铁矿调查活动的组织者，所以中国政府邀请我与刚刚成立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调查矿产资源——主要是中国境内的铁矿和煤矿。我在中国的工作伊始，即得到了我的瑞典朋友和合作者丁格兰博士的支持，也得到了其前第一次受雇到中国工作的瑞典地质学家奈斯特罗姆教授（E.T.Nyström）的帮助。
1914年5月我抵达北京。置身于这个方兴未艾的地质学研究的沃土之中，我感到非常高兴。
早在1911～1912年革命爆发时，章鸿钊先生就建议在矿政司设立一个地质科，他被任命为科长，这是中国政府建立的第一个地质机构。
随着中央政府迁往北京，矿政司地质科科长一职改由丁文江博士担任。
当章先生和丁先生计划开始广泛的野外地质研究时，他们遇到了一系列困难，主要是缺乏经验丰富的地质学家。
当中国计划开展系统的野外地质工作时，章先生即建议创办一所学校用于培养从事地质调查的地质学家，这所学校于1913年9月开办，章先生任校长。
学生是从各个中学挑选出来的。开创这项事业的目的是让这些年轻人经过三年的集中学习和训练，使其成为一名地质学家。值得注意的是，这所“地质学校”对当时大学的培养方式进行了大胆改造，这种尝试取得了显著效果，可以推荐给其他有兴趣的、试图通过不同方法以解决地质学家培养难题的国家。
地质学校的教师大部分是农商部职员，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坚持自愿授课且没有任何薪水。在这个常常被外国作家以轻蔑口吻提及的缺乏爱国情怀的正式课堂里，这份耐心而朴素的工作无疑是一份了不起的爱国行为。对我而言，记录下这些新中国知识精英多年来默默无闻而又充满热情的教导年轻一代如何开拓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地质事业，是一种荣幸，向地质学校的教师们表达敬意使我感到极大的欣慰。地质学校在完成了最初的目标后即停办了，它为中国地质调查所培养了第一批能干的地质调查人员。
我清楚地记得那些在随后的学期中开设的课程，上课地点就是现在的地质调查所，我在那里也有办公室。每小时铃声响起，老师轮换。当我到学校开始工作时，会遇见一两位中国同事，他或者刚刚结束当天的教学任务，正在赶往农商部办公室开始日常工作的路上。
除了地质学校的创建者章先生、地质调查所的首任所长丁先生，在所有的老师中，我要特别提到的是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现任所长翁文灏博士。他是一位充满个人魅力的著名科学家，在过去几年极其困难的日子里，正是他凭借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一贯的机智灵活，才使调查所成功地渡过了很多难关。
地质学校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张轶鸥先生。他是矿政司的第一任司长，这是一个显赫的职务，若是放在讲头衔的欧洲，几乎很难想象担任如此职务的一个人愿意屈尊成为年轻人的老师。然而，在这个讲究礼仪和形式主义的国家，这位级别仅次于部长的高级官员，淡定低调地教授着他的冶金学。
课程设置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地质调查所培养地质学家。除了理论和应用地质学，还包括矿物学、岩石学和古生物学，以及一些生物科学方面的短期课程，内容包括化学、物理学、测量学和地形勘察、开采方法、冶金学基础及外语。
这样的培训不仅在教室里进行，也还有很多艰苦的野外实习。
当最后一学期的课程快要结束时，学校要求我负责22名学生的考试，大家一致同意这次考试采取到开平煤矿实习的形式，我们在那里呆了十天。前三天我们一起查勘整个煤田，之后给每个学生一周时间让他们到选定的区域进行具体考察。有的分配的是矿山，有的分配的是一组特殊的岩层，还有一些则是调查该地区以矿产资源为基础的各种工业。
检查完这次野外实习的考察报告后，我感到非常高兴，在与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磋商后，建议把大部分毕业生录取为地质调查所的实习员。
毫无疑问，地质调查学校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后来成为非常能干的野外地质学家，事实上，他们是地质调查所年轻一代的骨干。
二
我在中国工作的第一年里，有幸与埃里克森先生（C.F.Erikson）和奈斯特罗姆先生一起寻找宣龙铁矿并展开调查工作。广阔的宣龙铁矿位于北京北边的丘陵地带，后来证明它是中国最重要的铁矿产区之一。有关技术层面的考察由丁格兰博士记录在他的专著《中国的铁矿和铁矿工业》中，我也会以通俗的方式在即将出版的《中国史前史》中将其公之于众。